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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经过10余年的动荡起伏和近两年的恢复发展，中日关系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作为东亚地区的两个大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双方能否持续推动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实现世代友好合作，不仅关系到中日两国的命运，而且关系到地区与世界的未来。
一
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在此后20余年的时间内，中日关系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虽然双方也存在着分歧与摩擦，但友好合作一直是两国关系的主流。
然而，自90年代中起，由于国际形势和两国自身情况的深刻变化，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动荡期。在此期间，双方的分歧与摩擦逐步升级，愈演愈烈。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中日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争议全面爆发，涉及历史、台湾、领土及海洋权益、能源、日本军事力量发展与日美同盟、中国军事力量发展、中国潜艇进入日本水域、日本要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双方的战略猜疑①也进一步突显。2005年底，随着双方高层接触完全中断，②中日关系跌到了两国恢复邦交以来的谷底。③
导致两国关系不断恶化的原因很多，其中最突出的是双方在历史、台湾、领土及海洋权益三大问题上的严重摩擦。然而，这些问题在双方建交时就存在，为什么当年并未阻碍双方恢复邦交，在后来较长一个时期内也未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严重障碍，但在90年代后却全部突显出来呢？
笔者认为，这是有着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深刻背景的。其主要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上升和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衰退与停滞；两国老一代领导人退出历史舞台和日本进入“国家转型”期；④中日两强并立的局面在东亚出现，⑤两国民族主义明显上升；“台独”势力的膨胀与台湾问题的突显；现代传媒工具对双方摩擦的推波助澜与放大效应等。
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冷战的终结和中日关系在历史上首次出现“强强关系”的特征。对此重大变化及其带来的深刻影响，两国都准备不足，认识滞后，缺少在新形势下控制、解决分歧的有效办法。结果，双方友好气氛日益下降，摩擦逐步加剧，相互间的战略猜疑不断加深。自上世纪90年代中起，两国关系从友好合作为主、摩擦竞争为辅发展到两者并存，在进入21世纪后又逐步形成后者超过前者的局面。其中最突出的则是双方政治安全关系的全面恶化。
中日关系的持续恶化不仅损害了中日双方的战略利益，而且对东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带来了重大消极影响，引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
二
在两国的共同努力下，以2006年10月安倍首相的“破冰之旅”和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的“融冰之旅”为标志，中日关系终于出现了期盼已久的重大转折。
2006年10月8日至9日，安倍首相应邀访华，中日双方达成了诸多重要共识：共同克服政治障碍，全面推进两国关系；恢复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交往与对话；正确评价两国的发展道路；坚持共同开发方向，加快东海问题磋商进程；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⑥这次访问打破了中日两国持续多年的政治僵局，为双方关系的改善与发展开启了大门，被称作“破冰之旅”。
2007年4月5日至9日，温家宝总理回访日本（这是中国总理在时隔7年之后访问日本）。访问期间，双方就妥善处理两国间的主要分歧进一步统一了认识，并就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精神、内涵及将采取的实际步骤达成一致。⑦温总理在日本国会的演讲受到了广泛好评。这次访问还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拉开了帷幕。温总理此行使中日关系改善的成果得以巩固，两国关系朝着建立战略互惠的正确方向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被称为“融冰之旅”。
中日关系的重大转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双方就消除两国关系发展的政治障碍达成共识，打破了因小泉首相连续6年参拜靖国神社而形成的政治僵局。日方决定对靖国神社问题采取“模糊政策”，⑧中方则不再坚持要求日本领导人公开承诺不参拜靖国神社。双方在10月8日《中日联合新闻公报》中使用的措词是：“妥善处理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问题，让政治和经济两个车轮强力运转。”这是两国领导人在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断。中日双方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分歧难以在短期内彻底解决，避免因其突显损害两国关系全局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当时，中日两国都有一些人认为这一共识非常脆弱，形势可能很快再次逆转。但事实证明他们错了。2007年，除一人外，安倍及其内阁绝大多数成员均未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对历史问题采取的务实和向前看的态度，也使日本国内存在的错误舆论的影响明显下降。⑨
第二，双方就恢复两国高层交往达成共识并在短期内使之取得显著进展。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尤其是在大国之间，频繁开展高层交往是国家关系正常发展的基本要求。而主要领导人之间如能建立一定程度的相互信赖关系，对于国家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更能起到独特的作用。然而，在较长时间内，由于关系不断恶化，中日高层接触严重受阻，成为两国关系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以2006年底安倍首相访华为起点，双方高层交往迅速恢复，两国主要领导人不仅在国际场合接连会晤，而且很快实现了双方的第一轮互访。高层接触的恢复与加强是两国关系转折的一项实质性内容，对于巩固中日关系改善的成果和防止形势重新逆转，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第三，双方就建立战略互惠关系达成共识，把两国关系的基点重新置于共同利益之上。1998年，双方在《中日联合宣言》中曾明确提出，面向21世纪，中日共同致力于建立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但不幸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关系定位并未真正成为两国政府及人民的共识，为其所做的努力也很快被淹没在日益尖锐化的分歧与对立之中。共同建立战略互惠关系是对中日关系的重新定位，是观念上的重大转变。它表明中日两个大国决心抛弃“一山不容二虎”的陈旧观念，为实现合作共赢而努力。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精神体现了两个“超越”：一是对分歧的超越，即把相互获利和扩大共同利益放在首位；二是对双边合作的超越，即把双方关系的基础扩展到地区与全球合作的更广阔的领域。
伴随中日关系的重大转折，两国在诸多领域的交往与合作都出现了转暖与发展的势头。双方在解决朝核问题、维护半岛和平稳定上的合作加强；东海磋商进程加快；在两国政府主导下，双方学者共同研究历史正式起步；两军关系出现明显恢复与发展的势头；在继续举行战略对话的同时，双方决定建立经济高层对话机制与能源政策对话机制；两国的民间交往迅速增加。
中日关系出现重大转折并非突如其来，而是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第一，中日关系的持续恶化不符合双方的战略利益。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两国间的各种矛盾全面爆发，民众感情日益对立，相互战略猜疑越来越强烈。在2005年春中国一些城市发生大规模自发反日游行后，人们开始担心中日间“政冷经热”⑩的状况可能向“政冷经冷”发展；与此同时，东海地区发生“擦枪走火”的危险也日益上升。上述风险一旦成为现实，中日关系的前景将不堪设想。中日关系的恶化无论对中国“和平崛起”还是对日本谋求正常国家地位，都形成了巨大的障碍。尽快打破政治僵局，使分歧得到有效控制，使两国关系趋向稳定与改善，逐渐成为中日双方的共同愿望。
第二，中日交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切。中日关系的严重恶化不仅使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努力进展缓慢，而且造成了中美日三角关系的严重失衡。(11)东亚各国均不愿在中日两国间被迫做出抉择。美国企图在加强日美同盟的同时扩大与中国安全合作的政策受到严重挑战。此外，虽然美国政府一直对日本存在的错误历史观采取沉默态度，但随着靖国神社问题的突出，美国国会及战略研究界对日本的批评之声日益高涨。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都希望看到中日关系早日趋向稳定。
第三，从2005年起，中日两国政府、特别是中国政府一直在为消除政治障碍、改善中日关系做出尝试。2005年4月胡锦涛主席在印尼与小泉首相会见，(12)同年5月两国开始副外长级战略对话和恢复东海问题谈判，这曾给两国关系改善带来希望。在双方努力因小泉再次参拜靖国神社(13)受挫后，2006年双方通过执政党交流、外长会面、战略对话、(14)东海谈判保持了接触。其间，随着日本国内舆论的变化，(15)在靖国神社问题上，中国重新释放出积极信号，(16)日本一些重要政治家的态度亦出现了微妙的变化。(17)最后，双方抓住日本更换领导人的机会，经过艰苦谈判，终于就改善与发展中日关系达成一致，中日关系出现了重大转折。
三
以福田首相的“迎春之旅”和胡锦涛主席的“暧春之旅”为标志，中日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着新的重大发展机遇。
2007年9月，在自民党参院选举失败的背景下，安倍首相突然辞职，福田康夫继任日本首相。上任伊始，福田即强调日中关系是日本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决心把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继续推向前进。随后，他明确表示不参拜靖国神社，放弃安倍内阁推行的“价值观外交”，提出对亚洲外交应与发展日美同盟形成共鸣。福田内阁坚持改善与发展中日关系的大方向，推行更为积极的对华政策，得到了中方的高度评价和积极回应。
12月27日至30日，在内部事务极为繁忙的情况下，福田首相打破常规，在新年前夕访华，实践了其“将尽快实现访华”的诺言。在一系列会谈中，两国领导人一致表达了加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共同开创中日睦邻友好与互利合作新局面的政治意愿，(18)并就保持领导人互访，妥善处理两国间的重大敏感问题，开展能源环保、金融等重点领域合作，扩大人文交流，探索东海共同开发，加强防务交流和政治安全对话等进行商讨，取得了许多新的共识。(19)会谈后，两国发表了中日关于推动环境能源领域合作的联合新闻公报。访问期间，福田首相在北大的演讲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其对孔子故乡山东曲阜的访问意味深长，有意彰显日中两国在文化上的共同历史渊源。
福田首相对中国的访问获得圆满成功，被称为“迎春之旅”。与此前两国领导人的首轮互访相比，这次访问让人更多地感受到了一股融融暖意和友好气氛，双方对未来也寄予了更多的期望。
经过充分、认真的准备，2008年5月6日至10日，胡锦涛主席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的根本目的是“增加互信、加强友谊、深化合作、规划未来，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20)在5天时间里，胡锦涛主席出席了50多场活动，会见明仁天皇，与福田首相举行会谈，会见日本各界领导人及老朋友，在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讲，与日本民众进行了广泛的接触。
访问最重要的成果有三项：一是共同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在继承两国原有三个政治文件(21)原则的基础上，根据中日关系的新发展，确定了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的指导原则，制定了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蓝图，为两国关系在新阶段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二是发表了《中日两国政府关于加强交流与合作的联合新闻公报》，全面提出了70项合作内容。三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以友好、务实的态度与日本各界人士及普通民众广泛接触，受到日方普遍好评，这对于改善双方的相互认知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胡锦涛主席访日取得重大成功，(22)被称为“暖春之旅”。中日关系经过“破冰”、“融冰”、“迎春”之后，终于进入了充满希望的“春天”。
从2007年9月至今，中日两国在发展战略互惠关系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各种对话机制全面恢复与发展；各种人文交流、特别是青少年交流得到有力推动；(23)双方在地区安全合作和区域经济合作方面的努力继续加强；两军关系全面恢复与发展；(24)汶川大地震后日本迅速伸出援手，后续抗震合作目前仍在进行；两国就东海油气田共同开发达成原则共识，朝着东海共同开发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25)双方在金融、能源、环境、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合作亦全面加强。
四
展望未来，中日关系长远发展的大势已经确定，前景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做出这样的判断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第一，经过多年剧烈的摩擦碰撞，中日关系已经走出冷战结束后互不适应的漫长动荡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6)10余年的曲折经历使双方共同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选择。”双方共同宣示的“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27)“共同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则是这一结论的符合逻辑的延伸。(28)中日全面加强双边、区域及全球的合作将会有力地抑制双方的分歧，使双方的利益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第二，中日间的三大分歧已经得到较好的控制，摩擦呈减弱趋势。双方在历史问题上的分歧仍难以在短期内消除，但其重新成为两国关系主导因素的可能性明显下降。中国决心对历史问题采取务实和向前看的态度及日本国内外环境的新变化都决定了这一点。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仍然存在，但日本不会轻易改变其“一中原则”和不支持“台独”的政策，加之今春以来台海形势明显缓和，两国因台湾问题发生严重摩擦的可能性大大下降。在东海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问题上，中日已就“使东海成为和平、稳定、合作之海”，并就东海油气田共同开发达成原则共识，尽管共同开发的愿望与实际进展之间仍有较大的差距，但双方因此发生军事冲突的阴云已经散去。
第三，除互补性很强的双边经贸合作外，近年来日益突显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包括金融、能源、环境、气候变化、传染病、食品、恐怖主义等，正在迅速扩大双方的合作领域。与传统安全问题相比，在这些问题上双方的共同利益明显大于分歧，在不少问题上更是同坐一条船。未来两国在这些领域合作的加强，将成为巩固与发展双边关系的新的纽带。
第四，两年来中日关系的改善与发展，为中日关系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奠定了重要基础。除了上面提到的诸多进展外，还应特别指出以下两点：一是双方在恢复、发展有利于两国加强双边、地区及全球合作的各种对话机制方面成绩显著，势头良好；二是双方为改善与发展两国关系所采取的务实做法及取得的积极进展，得到了两国人民及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此外，中美关系可望继续稳定发展，日本国内“新保守主义”、“新现实主义”(29)抬头，亦将有益于未来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
正如胡锦涛主席所说，中日关系已经具备了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坚实基础，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中日关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具有战略性和全球性意义。中日双方要共同努力，不失时机地将中日关系推进到更高的发展阶段。(30)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中日关系仍然存在着不少困难和不确定的因素，发展不会一帆风顺。双方对此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首先，虽然双方的三大摩擦点或者说主要敏感问题已得到较好的控制，但它们仍将长期存在。对于这些问题，双方在认识与政策、解决的途径以及对对方的期待上，都还有较大的差距。在一定条件下，不能完全排除其重新突显的可能，尽管三者再次同时突显的可能性不大。此外，在日美同盟、中国军事力量现代化、日本入常、(31)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等问题上，双方的分歧也难以在短期内消除。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慎，亦可能给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带来较大的消极影响。
其次，中日关系持续恶化期间形成的两国民众感情严重对立的状况难以迅速改变。随着两国关系的转暖，两国国民的相互情感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但总的看，其变化仍落后于两国关系的改善与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两国关系的改善与发展形成了制约。今年以来，日本民间舆论对“饺子中毒事件”(32)的过激反应和部分传媒对“西藏事件”及奥运火炬传递中某些事端的炒作，(33)中国部分网民对日本拟用军机对华运送地震救灾物资及对两国达成东海油气田共同开发原则共识的消极反应，都是突出的例子。这充分反映了两国关系仍存在的脆弱性，一些重要分歧的解决尚需时日。
再次，由于上述两点，加之双方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不同，两国之间深层次的相互战略猜疑不会因双方在正式文件中对两国关系的新定位而在短期内消失。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这种战略猜疑仍将在两国的民众、战略研究界、一些政府部门中挥之不去，时隐时现，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带来种种潜移默化的消极影响。但可以确定的是，如果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不断取得进展，双方的政治互信将会随之增长，两国间的战略猜疑将会逐渐减少。
最后，日本政局的不稳定仍是一个较大的不确定因素。2008年9月1日，步安倍首相后尘，主张积极发展对华关系的福田首相突然宣布辞职，(34)日本政局再次陷入动荡之中。9月24日素有鹰派之称的麻生太郎当选日本新首相。上台伊始，麻生面临着使其前任败下阵来的种种严峻挑战，其执政焦点只能是内政与经济。无论是近期解散众院提前选举还是2009年秋按期进行大选，只要“扭曲国会”的局面得不到改变，甚至更进一步，出现执政党连众院绝对多数席位也不保的情况，日本政局将进入更加不稳定的状态。(35)日本这种政局不稳的状况如果持续下去，轻则可能延迟中日两国加强合作与解决分歧的进程，重则可能给日本的对外政策、对华政策带来较大的变数，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担心的事。
令人高兴的是，到目前为止，中日关系经受住了日本政局变动的考验。对于麻生取代福田担任日本首相，最初许多中日学者是有所担心的，认为其对华政策会与福田不同，可能向安倍执政时的“价值观外交”回摆。(36)有的中国学者更因麻生过去在历史问题上的“失言”，担心中日关系“或将回到小泉时代”。然而，麻生执政近三个月来，中日关系保持了平稳发展的态势。
当选即日，麻生首相就给胡锦涛主席捎来口信，表示对中日关系的高度重视。此后，在诸多重要场合，麻生对华频频释放积极信号，明确表示将继续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与中国实现互利双赢，共同致力于亚洲乃至世界的稳定和繁荣；提出希望日中领导人继续保持频繁互访和接触；称中国是日本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不论对日本还是对世界，都大有好处；对于历史问题，他表示将延续“村山谈话”的立场，对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37)针对当前世界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挑战，特别是金融危机，他认为中日两国尤其应加强沟通与合作，并对中国采取的经济应对措施表示赞赏；对于中日青少年交流，他声称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期待中日两国青少年摆脱历史包袱，开展积极交往，增进两国民间友好。向来口无遮拦的麻生，上任后虽又数次在内政问题上“失言”，但在对华问题上却谨言慎行，也未重提“价值观外交”的构想。他还调整国内紧张的日程安排，早日实现了与中国领导人的会晤。(38)可见，麻生继承了其前两任改善与发展对华关系的基本方向与政策。
有一种看法认为，麻生上任后采取务实的对华政策是由他组阁后面临的困境所决定的。他的主要精力不得不放在两件事上，一是应对金融危机，提振日本经济，以求重新赢得国民信任；二是带领自民党应对民主党的挑战，保住执政地位。面对上任后支持率不断下降的情况，在外交上采取强硬政策，使日本与邻国关系出现倒退，只会使其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换句话说，麻生这样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一旦地位稳固，他则可能从强硬立场出发，调整对华政策。
这一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若将其视为麻生对华政策的主导因素，则值得商榷。确实，麻生在日本属右翼政治家，其政治理念与福田有较大的不同，而与安倍相近。但恰恰就是安倍在2006年与中国领导人一起打破了两国间的政治僵局，开启了改善与发展中日关系的新进程。安倍这样做，既是出于日本的国家利益，也离不开当时的国际大环境和中日两国政策的互动。对此，笔者前文已做了详尽分析，这一分析框架对于分析麻生的对华政策走向仍然适用，只是当前还要加上一条，这就是2006年底以来中日发展战略互惠关系形成的新格局，它使两国人民得到了实惠，符合两国的共同愿望。因此，只要是有远见、想作为的日本领导人，都必须顺应和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而不是采取相反的做法。
综上所述，总的来看，未来的中日关系可能呈现一种相对稳定的发展前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风平浪静。未来的中日关系可能会像2001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双方的对话与合作不断积累与加强；分歧依然存在且此起彼伏，但却处于可控的范围；误解逐渐减少，政治互信逐步增加。如果中日关系能够沿着这一方向持续发展下去，双方合作的平台将会越来越宽广，两国人民的感情也会重新转向尊重与友好，两国之间最棘手的问题将可能逐步得到解决。最终，中日两个大国将可能成功地走出一条战略互惠、互利双赢的道路，成为多极化世界中具有重大影响的友好合作伙伴。
中日关系的这一发展前景不仅将造福于中日两国，而且将造福于东亚以至亚太地区，并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中日两国领导人及两国人民应为之做出不懈的努力。
注释：
①主要指中国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走军事大国道路”的担心和日本流行的“中国威胁论”。
②由于小泉首相不顾中国强烈反对再次参拜靖国神社，2002年起，中日两国首脑互访停止，但双方领导人仍在国际场合会晤。2005年10月小泉第5次参拜靖国神社后，中日高层在国际场合的会晤也中断。
③中日关系曾在1995-1996年陷入过一次低谷，但那时不曾同时出现这么多的摩擦，双方的争议也远未达到如此激烈的程度。
④其主要表现是：保守与革新势力相互对峙的“55体制”瓦解，日本政治、社会全面趋向保守，“新国家主义”抬头；日本内外政策出现重大调整，要求彻底摆脱战败国阴影，获得与经济大国相匹配的政治大国、甚至军事大国地位，做“正常国家”。
⑤在此情况下，双方都不愿看到对方在东亚的影响力上升，都担心对方的竞争，而日本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尤甚。但事实上，中国的复兴不可阻挡；日本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虽然受地理、人口、资源等条件的限制，其发展潜力不如中国。
⑥参见2006年10月8日《中日联合新闻公报》。
⑦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精神是：通过双边、地区及国际等各层次的合作，共同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作出建设性贡献；在此过程中相互获得利益并扩大共同利益，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到新的高度。参见2007年4月9日《中日联合新闻公报》。
⑧即不明确表态将来是否会参拜靖国神社。这与小泉声言将年年参拜形成了较大的反差。
⑨长期以来，日本国内一直有人宣扬所谓中国对日本“打历史牌”的观点，声称如果靖国神社问题解决了，中国还会用其他历史问题继续打压日本。
⑩2001年后，在政治、安全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下，中日经济关系仍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这种状况当时被称为“政冷经热”。
(11)二战后的历史表明，中美日关系的稳定与相对平衡发展才是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基石。
(12)在这次会见中，胡锦涛提出了改善与发展中日关系的5点主张。小泉表示，日方愿根据胡主席提出的5点主张的精神，积极推进日中友好合作关系。参见新华网雅加达2005年4月23日电。
(13)2005年10月17日，时隔一年零九个月，在中日进行第三轮战略对话的最后一天，小泉第5次参拜靖国神社。
(14)2006年2月至9月，中日连续三次进行战略对话。这一对话对于双方最终打破政治僵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15)2006年夏《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已故日本前宫内厅长官富田朝彦当年记录的昭和天皇话语的笔记，透露昭和天皇晚年对于靖国神社合祭甲级战犯表示强烈不满。与此同时，日本民意调查显示，50%以上的被调者对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持反对或不赞成态度。
(16)2006年2月，胡锦涛主席在会见日本七个友好团体时提出：“只要日本领导人明确作出不再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的决断，我愿就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与日本领导人进行对话和会晤。”8月，他在会见递交国书的日本新任驻华大使宫本雄二时再次表达了这一意愿。
(17)引人注目的是，2006年夏，接任日本首相呼声最高的安倍官房长官一改过去对拜靖国神社全力公开支持的态度，对日本媒体报道他曾在春季悄悄参拜靖国神社采取了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态度。
(18)福田首相还明确提出，希望2008年成为“日中关系迅速发展载入史册的一年”及“日中关系飞跃的元年”。
(19)参见新华网济南2007年12月30日电。
(20)胡锦涛接受日本驻京媒体联合采访时的讲话。新华网北京5月4日电。
(21)指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1998年的《中日联合宣言》。
(22)访问前夕，由于出现“饺子中毒事件”、“西藏事件”和两国关于东海共同开发的磋商未取得突破，部分日本舆论曾担心此次访问难以取得成功。
(23)2008年被中日双方定为“中日青少年交流年”。
(24)其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继2007年8月中国国防部长时隔9年后访问日本，双方实现了首次军舰互访（2007年11月中国海军舰艇访问日本，2008年6月日本舰艇访问中国）。
(25)参见新华网北京6月18日报道。
(26)随着冷战的结束，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先后进入动荡期。在历时12年（1989年至2001年）后，中美关系率先走出动荡期，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中日关系的动荡期从1994年开始到2006年结束，亦历时12年。
(27)在《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中国对支持日本和平发展的表述是：“日本在战后60多年来，坚持走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通过和平手段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方对此表示积极评价。”中国的这一表述既是对日本战后所走道路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日本未来所走道路的良好期待。
(28)参见《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新华社东京5月7日电。
(29)前者以民主党党首小泽一郎为代表，后者以福田康夫为代表。参见王新生等：《近年来日本政治思潮变化与中日关系》，《中日关系史研究》2008年第2期。
(30)参见《杨洁篪谈胡锦涛主席访日》，新华网北京5月10日电。
(31)目前，双方已同意就联合国改革问题加强对话与沟通，努力增加共识。中方还表示重视日本在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愿意看到日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
(32)2008年1月，一些日本消费者因食用从中国进口的饺子发生食物中毒。经初步调查判定，这很可能是一起人为的个案而非因农药残留问题引起的食品安全事件。事件发生后，两国政府和警方进行了良好的合作。现调查仍在进行中。
(33)2008年8月4日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据其最近与一家中国刊物联合进行的舆论调查，虽然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有较大改善，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却由于上述事件再次恶化。
(34)据报道，福田辞职是他所面对的一个个执政难题步步逼迫的结果。除了小泉时代留下的众多“负遗产”和今年以来全球性油价、粮价上涨及金融危机带来的民生困难外，导致福田辞职的一个最根本原因是“扭曲国会”，即众、参两院分别被朝野政党控制，使执政党的许多政策举措因在国会受阻而难以施行。
(35)在面对失去政权的危险时，自民党是否会支持小泉一类的政治家重新走上政治舞台呢？尽管从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很低。
(36)麻生在安倍内阁任外务大臣时提出日本要建立“自由与繁荣之弧”，是价值观外交的主要推动者。
(37)据日刊报道，10月31日，日本防卫省航空自卫队幕僚长田母神俊雄撰文美化日本过去的侵略历史一事曝光，田母神的一系列言论引起日本各界及政府内部的强烈不满，也引起人们对日本自卫队内思想及教育状况的担忧。在野党表示要追究政府的责任。当晚，日本防卫大臣浜田靖一立即宣布将其撤换，麻生也马上对田母神的言论表示了不满。麻生还要求防卫省就田母神一事明确监督责任，处理相关人员，全力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38)10月24日，在参加亚欧领导人会议后，麻生与胡锦涛、温家宝在北京首次会晤，当晚还与中国领导人一起参加了纪念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签订30周年招待会。11月22日，在参加APEC峰会期间，麻生与胡锦涛在利马第二次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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