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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此世纪之交又值世界格局发生急剧演变时刻，今天我外交面临诸多新课题。此时，我最重要的近邻之一印度也处于全面转折时期。为了更好处理同这一伟大邻邦关系，我有必要去进一步了解它。本文从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和外交诸方面对印度的现状和前景作一概要的回顾与展望。
明年是印度独立50周年，又值世纪交替时刻，加之世界格局正向冷战后的新时期演变，印度国内也正处在一个历史性全面转折时期。[1] 对于这样一个伟大邻邦，对于这个文明古国和当代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发展中大国，我们有需要要进一步全面地了解它，以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处理好同它的关系，争取在21世纪的国际舞台上同它更好地合作共处，从而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印度是一个情况特别复杂的发展中大国，具有多方面的双重性格。印度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又面临诸多的严峻挑战。对我国来说，印度既是重要的友邦，又是一个需审慎地友好相处的邻国。总之，用简单的公式化方式是不足以全面认识印度这样一个国家的。下面试从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和外交等五个方面概述印度的现状及其跨世纪的发展前景。
一、政治上正走向权力分散化
印度自诩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美国则把印度作为向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展示推广的“民主橱窗”。印度自1947年获得民族独立以来多党议会民主政体从未间断，尽管社会矛盾的激烈斗争使许多印度的国家领导人如圣雄甘地、英·甘地总理和拉·甘地都惨遭恐怖分子之毒手。
在此世纪之交的时刻，印度政治舞台上出现了许多新的发展趋势，其中下列四种对印度今后的政治前途影响最大：
（一）多党联合体制正在取代国大党一党长期执掌中央（联邦）政权的局面。印度独立迄今先后举行过十届政府换届选举，其中除1977年和1989年两次大选外，都是国大党获胜，从而在全国执政长达45年之久。前后两届非国大党政府的四位总理的任职时间都很短暂，最长者也不足两年，而且究其背景他们本都是老国大党人。在邦级政府里，国大党的执政地位被其它政党取代则要早20年即始于1957年，而且取代国大党而执政的政党多系与国大党政纲不同的全国性政党。如印共和印度人民党，或者是代表本地民族利益的地区性政党，如德拉维达进步联盟和泰卢固民族党等。
从全国范围看，国大党第一次丧失中央政权在1977年即在印度独立30年之后。从1989年的第九届大选起，印中央（联邦）议会演变成为悬挂式议会，即已经没有哪一个政党能够单独地赢得超过半数的席位而稳定地执掌政权了。在邦级政权方面，目前国大党尚在掌权的各邦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约1/3， 许多有重大政治和经济影响的邦的政权都已落入反对党手里。这种局面是印度国内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发展激化和国大党党内权力争斗和不断分裂的结果。这一现象将成为印度政局中的主要走势进入21世纪。
（二）印度教教派主义情绪在明显增长。印度教徒占全印总人口的80%以上。他们感到生活受压抑的情绪已把代表印度教徒利益的印度人民党推上了印度最大反对党的地位。该党目前正在觊觎新德里的中央政府宝座。对于这一近七年来突出地展示出来的现象，人们普遍地认为是政治形势的消极发展，有可能导致对内排斥占人口少数（近12%）的社区或称教派即穆斯林，对外则加深与巴基斯坦对立的结局。但最近印舆论界出现了对此现象进行新的积极解释，即认为这种发展趋势只是对印度的政客们长期来为谋取一己之私利而推行过火的世俗主义的一个反动。它反映印度教徒中“沉默的多数”要求得到公正待遇的愿望。大多数印度教徒并不赞成印度教狂热分子对穆斯林采取极端主义行为。持这派观点者指出：印度教的本质和生命力在于能够兼容并蓄。他们援引辩喜大师（Swami Vivikanand）的话作为佐证。辩喜批评所谓印度教要“容忍”其他宗教的说法，指出这种说法的大前提是自认为正确而把人家看作是错误的。辩喜认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接受”别人的宗教。持这派观点者还指出，为了适应大多数印度教徒的愿望，印度人民党正在调整自己的政策、策略和领导人人选，向着中间派的方向转变。[2]
（三）地方势力进一步兴起并强烈要求在联邦体制中享受更大的权利。印度的邦级行政建制是以语言（即民族）为基础进行划分的。在印度的联邦体制中，邦级政权享有相当大的独立行使的权力。现在各邦日益要求享受更大的权力。此外，在县以下的基层政权方面，印度多年来一直在推行古老的传统——评议会制度，以实行进一步的地方分权。这种政治上的分权趋势，结合经济改革中的鼓励私人企业积极性的方针，正在日益削弱中央（联邦）政府的权力。对此现象，印度政论家认为只有实行分权才是解决印社会分离趋势和政治动荡，以稳定社会和联邦体制的出路。它是一种民主和进步的体现。
（四）低种姓阶层的呼声及其政治影响在不断提高。种姓是印度教社会结构中的特有现象。统治集团为了取得选票和实现社会正义一直对最底层的所谓“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在就业和教育上给予照顾。70年代老人民党掌权时期又提出要扩大照顾的范围，把“其他落后阶级（即种姓）”也列入受照顾的阶层之中。在此情况下，这一广大阶层的政治积极性得到了鼓舞。他们在人口数量上占有优势，在近些年的选举中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和个人夺得了北方邦和比哈尔邦的执政地位。这是印两个人口最多政治地位重要但经济发展滞后的邦。现在许多政党都在竞相讨好这一阶层。他们的政治份量今后必定日益加重。
二、经济改革已成为全国共识
自独立以来，印度一直实行公、私营并举的所谓“混合经济”体制，不过在不同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70年代以前侧重于通过国家干预以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集中发展公营重工业和基础工业，以替代进口和求得经济上的独立地位。进入80年代后则逐渐地转向鼓励私人企业积极性的西方模式。技术上则试图用西方先进技术改造苏式技术和装备。1991年拉奥执政后开始走大规模的经济改革道路，大大放宽甚至放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并大力引进外资。拉奥政府进行经济改革的前两年虽然扭转了印在国际收支方面的危机，但工业生产发展停滞。近两年里不但出口继续大幅度增加，国际收支开始比较宽裕，而且工业也恢复了增长，物价相对平稳，改革取得了显著成绩。印度国内过去在经济问题上历来争议较多，但目前社会各界对改革这一大方向在认识上趋向一致。而且在国际上各发展中国家也大体都是如此，因此，印度实行的经济改革估计到下一个世纪还会继续下去。当然，印度将探索自己的道路。
世界银行和西方国家高度评价印度的经济改革，甚至把印、中经济改革的前景比喻作龟兔赛跑，言下之意是印度将最终超过中国。作出这种论断的主要根据是：印度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资本主义的政治、法律和市场等等机制。从中印进行经济改革迄今所取得的成果看，印度尚不如中国。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达近7000亿美元，（1995年），印度还不足中国的一半（1994—95年度为2674亿美元）；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年均在10%以上，印度约6%； 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值达2800 亿美元（1995年），印度为550亿美元（1994—95年度）；
中国的外汇储备有700亿美元（1995年12月底），印度为163亿美元（1996年1月底）；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引进的外资的合同金额近3960 亿美元， 实际使用金额1350亿美元，印度1991—95年间分别为150亿美元和34.4亿美元。[3]1994年全世界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私人投资总额共840亿美元，其中中国获得340亿美元，占40%左右，而印度所获不足10亿美元。[4]
拉奥总理两年前提出印度要以“中间道路”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将这一思想的渊源追溯到佛祖释迦牟尼。[5] 印度独立后奉行的混合经济体制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都源于这一思想。“中间道路”思想强调改革的渐进性和对有关各个方面的平衡和兼顾，诸如鼓励私营积极性而不全盘否定公营部门；大力引进外资而不放弃自力更生思想；把提倡竞争机制同注意保障大多数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相结合；力行改革而不贬低过去40年的建设成就，声称过去的成就为印度今天参与国际竞争打下了基础，如此等等。
综观印度独立近50年来的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它的特点是既平稳而又较缓慢。这同中国的大起大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40余年来，印度已经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民族工业体系，工业总产值已居世界前列。城乡中产阶级的人数达两亿左右，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所垂涎的世界十大新兴市场之一。但是，另一方面，印度仍然是全世界赤贫人数最多的国家。在全国九亿人口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据政府估计占19%，专家估计占39%。[6]因此，印度面临的脱贫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印度对自己的前途颇具信心和雄心。今年年初，国大党政府的年轻部长P·契丹布兰断言，印度可望在2020年步入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7]世界银行也预测印度通过参与国际竞争到2020 年可能发展成为居世界第四位的经济大国。[8]
三、科学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居于领先地位
印度的领导人历来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对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经济以造福人民的积极意义。开国总理尼赫鲁于1958年在印度国会通过科学政策决议，1983年英·甘地总理发表了技术政策声明，并采取了一系列的相应措施。印度政府加强了全国农业研究理事会，新建了许多有关科技的决策、规划和领导监督机构，诸如科学和工业研究理事会以及科技部、原子能部和空间部等等。1995年拉奥总理设立了技术开发基金。印度用于科技的预算拨款从1951—56年间的2亿卢比增加到1990—95 年间的1000亿卢比。1992—93年度用于科技研究和开发的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83%，同中国不相上下。印全国建立的各种科研所和实验室有2960个，印度在全国设有综合性大学183所，各类学院7513所（1992—93 年度统计数）。迄今培养的科技人员总数已达340万人，居世界第三位。[9]但按人口平均看，仍远远落后于美国和前苏联， 印每万人中仅有科技人员30名，而美国有126人。[10]
现在印度已经成了“发展中国家里的发达国家”，[11]在石油和天然气、化工和化肥、钢铁和有色金属以及电子等工业部门建立了高技术基础设施，并在粮食和农业、原子能开发、空间计划、电子和计算机科学、化工和制药、卫生保健、信息与生物技术、冶金与采矿以及重型工业等等经济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自力更生的目标在印度经济的许多部门里已经实现了。
印度在农业科技研究开发和应用推广上收到了卓著的成果。粮食总产量自1951年以来增长二倍，基本做到了满足本国的需求，还略有出口。其中小麦增产三倍多，总产量在1994年达5900万吨，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中国和美国。国际农业研究咨询小组预计，到2000年印度可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小麦生产的第二大国。同期印水稻增产一倍多，1996年可望成为世界第三位的大米出口国。甘蔗、长纤维棉花和土豆也有显著的增产。[12]
印度在发展尖端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发展中国家里处于领先的地位。
（一）原子能的开发利用：印1954年建立了原子能部，1969年建成第一座核电站。迄今，印已建成7座核电站，在兴建中的还有7座，计划到2000年还要再增建16座。这30座核电站的装机容量总共可达1 万兆瓦（1000万千瓦），可满足印全国电力需求的10%。[13]印度已独立地掌握了核电技术并能向国外出口。印度在这方面领先于中国。
（二）航天技术的开发利用：印在人造卫星研制方面起步也先于中国，但在火箭技术方面不如中国。印度从事航天研究始于1962年，1972年建立独立的空间部。1963年发射第一枚火箭，1975年造出第一颗人造卫星，1983年第一次用国产火箭发射了本国制造的卫星。[14]
（三）在导弹核武器研制方面，印政府的方针是与和平利用计划同步进行的。1974年进行了地下爆炸核装置试验，世界公认印若作出政治决策即能造出数十枚核武器。印已研制完成地对地中程弹道导弹，随时可交付陆军进行部署。中远程和洲际导弹的研制工作也已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四）印电子工业近10年发展迅速，软件生产每年以60%的速度增长。[15]印现有软件公司720家，专业人员14万人，其中300家经营出口业务。印软件出口收入从1987—88年度的2258万美元增至1994—95年度的49516万美元。印软件出口主要输向美国和欧洲， 分别占总出口额的61%和17%。[16]预计1995—96年度软件出口可达到7.4亿美元。 印度生产的软件质量较好，1995年在取得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质量认证书方面居世界第一位。[17]印度期望到2000年软件出口总值能达到25亿美元。印度有希望成为集成电路块的设计生产国，现在美国从事半导体工业的劳动者中，印度人占15—20%。[18] 印度电子工业中软件出口的飞速增长得益于下列有利条件：⒈印度技术人员能熟练地运用英语，这点大大优于中国；⒉印拥有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科技人员，生产的软件质量可靠；⒊劳动工资低廉，产品成本具有竞争力；⒋电信业的迅速发展为软件出口的快速传送提供了方便；⒌旅居海外的印度资本家和技术人员为国内的出口厂商积极牵线搭桥。
目前印度的科技事业发展还存在一些缺陷：⒈公私营企业直接参与兴办科研还只占1/5，这点远不及发达国家； ⒉丰富的科技人力资源尚未充分利用，除尚有10万名合格的科技人员待业外，实际上在从事科技研究开发工作的只占8.6%，而美国占32%，前苏联占14%； ⒊科技研究成果主要用于为富裕阶层服务，对乡村中小企业的技术改造被严重忽略；⒋尽管强调自力更生，实践上在许多方面仍在仰赖进口技术，结合本国国情研究开发有竞争力的“中间技术”做得很不够。[19]
四、保留核抉择是重要的军事和安全战略
印度现在有陆军110万人，[20]居世界第四位，仅次于中国、 美国和俄罗斯。印度认为常规军备优于中国但战略武器不及中国。印度的军工生产，在一般武器上已自给有余，并开始出口，以补军费之不足；但先进武器仍靠进口，同时引进技术在本国研究开发。印在研制开发先进军备方面下了很大力气，其开支居各项科研开支之首，在1992—93年度占19.2%高于农林（17.6%）和工业（16.4%）。[21]困难虽然不少但也取得了许多成果，如主战坦克已基本研制成功，研制轻型战斗机的工作也已经起步。印度已拥有两艘航空母舰，正在向建立远洋海军的目标前进，以期掌握在印度洋上的制海权。数十年来，印度通过和平利用原子能和航天事业，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核门槛国家。“地神号”中程导弹已试射完毕即将交付陆军进行部署；中远程导弹“火神号”已经过多次试验，正拟向洲际导弹发展。保留核武器的抉择权是印度政府的重点国防和安全战略及举国上下一致的共同愿望。印度主张裁军和销毁核武器，但坚决反对和抵制对无核武器国家的歧视性国际条约，如核不扩散条约，等等。
印度当前防务和安全战略的目标是对付巴基斯坦，印巴自分治以来已打过三次战争；其长远目标则是针对中国的，印度在1962年的边界冲突中败于中国。印度立意要发展战略核武器，除对付中、巴外，还有两点重要考虑：争取世界大国的地位和节约军备开支。印度认为中国的国际地位之所以高于印度，是由于中国和其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样拥有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印度还认为与其像目前这样耗费巨资进口西方价格昂贵的先进军备还不如制造导弹和核武器省钱。在印度，主张实施核抉择的呼声近年来在不断地提高。
五、印在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中仍具两重性
独立自主是印度外交政策的总原则。
在冷战时代，印奉行不参加两大阵营和两大军事集团的不结盟政策，是不结盟运动的始创国之一和带头国家。在实践上，则由于美巴结盟和后来的印中关系恶化，印度曾长期倚重于苏联，同苏保持着所谓的“特殊关系”。
印度的外交重点在南亚次大陆，近几年在有意识地将其扩大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所谓“南部亚洲”。印、巴长期不和与对抗是印度外交的症结所在；印同世界大国关系的亲疏也往往以它们同巴基斯坦关系状况为转移。美苏冷战结束后，印巴对峙局面并没有消失，甚至也没有缓和。用印度自己的话来说：“冷战在南亚没有结束”。估计这种状况会带进21世纪去。
印度同其他南亚国家的基本关系可以归纳为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和对立。这后一方面对于印度树立世界大国地位的努力是个重大的障碍。当然，决定印度获得世界大国地位的根本因素还在于印度自身的综合国力。
印度对冷战后世界格局的认识方面，一会儿说现在是“多极世界”，从而把自己同美、俄、中、欧盟和日本并列为世界六极之一，并据此提出印度完全有资格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一会儿又抱怨说，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格局是美国一超在主宰，或者说是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支配的“一极世界”。
在此情况下，印度的对华政策继续具有两重性。印度在人权、知识产权等问题上，和中国有着较多的共同语言，面对西方国家的压力而互相支持。另一方面当印度同中国发生利害冲突时，又会以“民主国家”身份去借助于西方国家。[22]总结中印建交46年以来的双边关系史，中印有时是共同反殖反帝的盟友，有时则变成对手。46年来，中印关系的起伏跌宕就是印度在外交政策和对华态度上两重性起作用的结果和表现。在当今冷战后的世界新格局形成过程中，印度既是我国争取合作的重要伙伴，又是一个需要审慎友好相处的对象。
（完稿于印度第11届大选前）
注释：
[1]参见笔者1991年发表在社科院《世界经济和政治》月刊第10期的文章《印度进入了全面转折时期》。
[2]维尔·桑格伟论文《藏红色的议程》，载1996年1月21—27日的《星期日》周刊第18页。
[3]有关中国的统计数字是根据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叶震1996年1月5日向报界发表的通报（载1996年1月6日北京的《经济时报》）和记者李争平关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报道（载1996年1月26 日北京的《经济时报》）。有关印度的统计数字，系出自印度政府于1996年2月27 日提交给印度国会的《1995—96年度经济概览》，转引自1996年2月28日印度的《经济时报》。
[4]1995年12月20 日印度《经济时报》社论《全球资本》转引1995年《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以下所引《经济时报》均指印度出版的《经济时报》。
[5]关于“中间道路”问题详见笔者向中国南亚学会1994年10 月17日至20日在成都召开的“南亚国家政策走向”学术研讨会发表的论文《纳拉辛哈·拉奥的“中间道路”思想》一文。
[6]政府估计见《1995—96年度经济概览》，载1996年2月28日的《经济时报》；专家估计指设在新德里的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印度理事会主任S·P·古普塔博士的估算，见1996年2月14日的《经济时报》。 两种估算的年份均为1993—94年度。古普塔博士说，那一年印度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总数有3.46亿。
[7]1996年1月11日《印度斯坦时报》报道。
[8]1995年9月27日《经济时报》记者基隆·卡斯贝卡尔的商业札记《恐外仇外是没有出路的》。
[9]印度政府科技部负责技术情报、 预测和评估的所长帕万·锡卡博士文章《印度的科学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载伦敦出版的《科学与公共政策》杂志1995年12月号。
[10]参见鲁达尔·达特著《印度经济》1994年版第7章第111页。
[11]同注[9]。
[12]同注[10]，以及1995年10月27日、30日的《经济时报》报道和1995年10月14日该报记者哈里·拉马钱德兰的报道。
[13]印度政府新闻广播部出版的年鉴《印度1990》第141页。
[14]参见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各国手册丛书中的《印度》第315页和316页。
[15]见《经济时报》1995年9月27日记者阿吉特·贾殷的报道。
[16]1995年10月2 日《经济时报》转引印度电子和计算机软件出口促进会的统计。
[17]1996年2月6日《经济时报》转引全印软件和服务公司联合会的年度回顾报告。
[18]1996年1月4日《经济时报》记者L·R·赖嘉文德兰·拉奥报道。
[19]鲁达尔·达特著《印度经济》1994年版第7章第112—113 页以及帕万·锡卡文章，见注[9]。
[20]见1995年10月6 日《经济时报》载“南部亚洲的军事力量对比”图表。
[21]同注[9]。
[22]参见美国国防大学1993年7 月印发的美印第三次战略研讨会（1992年4月在美国举行）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