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科技文化与史学的创新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创新精神论文,文化与论文,民族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023(2006)04-0001-11
讨论史学创新，应该扩大视野，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要看到自然科学对史学发展的重大影响。当然，史学发展对自然科学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这些涉及许多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近年来对其中的某些问题做了一些思考①。这里结合最近读书心得，谈谈自己看法。
一、优良的传统
中国史学史上，一个重要传统是史学家是把“天”的自然与人事社会的“人”，结合在一起，构建自己的史学体系，因为对天人关系有不同见解，从而产生不同的史学流派。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把“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为他从事修史的根本思路。司马氏的先世是以司天司地为己任的，《太史公自序》开篇即交代了世代相承的职任世典周史。父亲司马谈在临终前，还说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1] 太史公自序。历代史官的察天文地理，是分内的职责。正是这种的职业的特点，积淀成为史官的学术上的内在素质。这里我们不回避史官有重人事与重天命的区别，但事实是，他们修史不满足于记时书事，而是把“天”与“人”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讨论历史的走向与社会兴衰变动。
重视自然科学是中国民族史学一个优良传统，从司马迁到戴震，从太史令到后来的史学家，大都重视星历天象之学，通晓水利以及舆地之学。
《史记》与《汉书》创立的纪传体，不只是有纪、传，记人事，还有“八书”、“十志”，述天地，叙典章制度。一幅完整的社会史呈现在人们面前。这种体裁本身就决定了史家不但要有人文素质，还要有自然方面知识的修养。“修史之难，无出于《表》《志》”，难就难在写这样的内容，史学家要写出优秀的史着，就必须有自然科技知识和专门领域的知识。
有的科技史家又是史学家，但在史学上的成就，却不受重视。有的是史学家又是科技史家，而他的自然科学方面的贡献，却没有引起科技史研究者的重视。
东汉的张衡(78—139年)，一位伟大的自然科学家、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也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史学思想家。东汉安帝、顺帝时期，他是太史令。《后汉书》本传中收进他的《应闲》篇，实际是一篇史论。安帝元初中，刘珍等写《东观汉记》，曾拟请张衡定汉家礼仪，由于刘珍等去世，未果，但他仍想完成此事。《后汉书》说到他此后从事的史学工作的经历，“及为侍中，上疏请专事东观，收捡遗文，毕力补缀。又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又以为王莽本传但应载篡事而已，至于编年月，纪灾祥，宜为元后本纪。又更始居位，人无异望，光武初为其将，然后即真，宜以更始之号建于光武之初。书数上，竟不听。及后之著述，多不详典，时人追恨之”。他对司马迁和班固的史书作了考订，考出十余条差讹。主张在汉代的史书中，应当写汉光武帝初年的史事，应以“更始”作年号，等。这些主张可以看出他的史学上的见解。其中以“更始之号建于光武之初”的主张，和正统的史学观念相冲突，因此，他拟出的史法不能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也是意料中的事。
《后汉书·张衡传》把他视作反谶纬的勇士，说：“初，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张)衡以图纬虚妄，非圣人之法。”他指出《春秋谶》、《诗谶》、《春秋元命包》等书中宣扬图谶的内容出自虚伪之徒所作，说：“一卷之书，互异数事，圣人之言，势无若是，殆必虚伪之徒，以要世取资。往者侍中贾逵摘谶互异三十余事，诸言谶者皆不能说。至于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势位。情伪较然，莫之纠禁。”他请求“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张衡对谶纬说的批判是深刻的。
还应该指出，张衡对谶纬的批判建立在科学认识基础之上，他制造出候风地动仪，科学地解释了地震发生的原因，对天人感应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提出的宇宙论，以及对月食天体运动现象作出的说明，都是以事实揭露天人感应说的虚妄。
宋代的郑樵所著《通志》，特别是其中的《二十略》，在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会有疑问的，梁启超称他是中国古代三大史学思想家之一。但他在科学史的地位，一直未受到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者的重视。倒是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对他有过很好的评价。称他的《七音略》的《音韵表》有数学的坐标思想，实在是独到的见解。我们再举他自然科学上的见解与史学相关的几条材料。
1.《昆虫草木略》主张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要相互结合。他不满意中世纪学人的治学没有这样的思维。他说：“大抵儒生家多不识田野之物，农圃人又不识《诗》《书》之旨，二者无由参合，遂使鸟兽草木之学不传”[2]卷75《昆虫草木略·序》。他自己治学不只是研习经史之学，同时又努力通过实践，学习天文知识与动植之学[2] 总序。
2.学术方法的分类主张。他在昆虫动植学的分类思想，与他的文献学的“类例”主张是一致的。这是学术方法上十分值得注意的。他说：“善为学者，如持军治狱，若无部伍之法，何以得书之纪；若无核实之法，何以得书之情”[2] 卷72《图谱略·明用》。
所谓“部伍之法”，郑樵解释是：“古人编书，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袭”[2]卷71《校雠略·编次必记亡书论》；“类例，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例，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尔”[2]卷71《编次必谨类例论》。这样的学术分类思想相当宝贵。
3.对天人感应神意学说的批评。郑氏努力通过观察天象，以《步天歌》为材料，学习天体运动的知识，对天人关系，有自己的新认识，他批评前代史书以天人感应说、灾祥说解释历史，认为在史书中以“灾祥说”解说历史兴衰的变动，是一种“欺天之学”。
4.关于人类起源与历史社会的见解。他接触到一些真实。
论及人类的起源，郑樵在《通志》中谈到原始人的情形，说：
人与虫鱼禽兽同物，同物者，同为动物也。天地之间，一经一纬，一从(纵)一衡(横)，从而不动者，成经；衡而往来者，成纬。草木成经，为植物；人与虫鱼禽兽成纬，为动物。然人为万物之灵，所以异于虫鱼禽兽者，虫鱼禽兽动而俯，人动而仰；兽有四肢而衡行，人有四肢而从行。植物，理从；动物，理衡。从，理向上；衡，理向下。人，动物也，从而向上，是以动物而得植物之体。向上者，得天；向下者，得地。人生乎地而得天之道，本乎动物而得植物之理，此人之所以灵于万物者，以其兼之也[2] 卷35《六书略第五》。
这里指出了人与动物同源，又具有动物、植物两重优点，所以人为万物之灵。他的解说特别强调人的直立行走的意义。两宋的邵雍以及程颐与后来的朱熹，都有关于人的起源的论述，但是相比之下，郑樵不仅没有天理的说教，而且解析人灵于万物的依据，含有一定真理的因素。后来的王夫之同样地把“人”，说成是“植立之兽”。《读通鉴论》卷二十中有一段很长的文字，描绘中国历史的进程。唐虞以前，没有文字可以详考，那时，“衣裳未正，五品未清，婚姻未别，丧祭未修”，“人之异乎禽兽无几也”。人类就是这样从蛮荒世界中走出来的，人的历史是从“植立之兽”[3] 《外篇》开始进化来的过程。
其他关于初民社会的描述，关于历史发展的阶段、关于社会的兴衰等问题，他都有独到的论述，并以这些认识去评价过去的历史著作。自然科技史家应当总结郑樵的认识。
近代中国的历史学走向近代化中，史家的知识结构，对于促成他们的历史研究，是有重要的意义。王国维不只是史学家，他在日本时，学的是农学，郭沫若、鲁迅、陈垣不应当看成只是史学家，他们医学的修养，影响到他们对历史的思考，影响他们的学术方法论，陈垣的“类例之中求法则”与他的医学解剖学思维相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傅斯年在英国主要选修物理学、化学和数学，研究实验心理学；后在德国受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量子论和语言文学比较考据学的影响，这和他史学有直接的关系，也是明显的例子。傅斯年的史学直接影响我国台湾在二战后的史学。
应该说，自然科学与史学的关系，不只是从史家的素养上说明，还要从史学根本任务上作出说明。在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与史学的关系，可以从几个方面看出来，一是有关历史的理念，二是史学的价值，三是天人相联系的历史的认识，四是民族历史思维的特点形成。
——历史学最重要的是历史意识。而这与对自然变化的理解是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是史家提出这样的修史基本思想。这就是历史的通变思想、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兴衰论以及“会通”思想。而在在西方，不是史学家提出来，却是自然科学家提出认识。美国史学家鲁滨逊谈到西方史学时，有较多的论述，他说：
但是很奇怪的是，历史学家不但不是第一个理解到历史观点的重要性，反而让动物学家、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去发现。更糟的是，我们可以说：虽然自然科学家已经充分发展这个创见，但是历史学家却至今还是偶然地加以利用。因而历史学家至今还不能像比较解剖学和社会心理学那样有严格的“历史性”[4] 55。
最优秀的历史著作(这种书是很少的)同平常的历史著作的差别，就在于作者是否有历史眼光。历史眼光，将来一定会大大地发展起来，并且不仅局限于历史原始材料的收集，那么，都应该把历史眼光贯注于整个历史著作之中[4] 57。
与西方相比，中国史家很早就有历史的意识。回顾中国史学史，正是中国古代史家的知识素养，把自然与社会的认识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的历史见解，并产生了重大影响。应该说，这对今天的科学发展也同样有意义。
——历史学价值，历史学的社会功能的认识。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史学家就有完整的论述。司马迁提出过的“述往事，思来者”，“通古今之变”，是着眼于以历史推动社会发展。王夫之的
缊生化的自然观和他的通变思想的历史盛衰论相通。他对历史学的价值有自己的看法。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5] 卷6《光武帝》王夫之认为，古人成功的地方可以借鉴，古人失败的地方也可以借鉴，“得可资，失亦可资，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然则治之所资者，一心而已矣，以心驭政，则凡政皆可以宜民，莫匪治之资；而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久”[5] 《叙论四》。据此，王夫之又提出“天下有定理无定法”，他说：“天下有定理而无定法。定理者，知人而已矣，安民而已矣，进贤远奸而已矣；无定法者，一兴一废一繁一简之间，因乎时而不可执也”[5] 卷六《光武帝》。要因时立法，才是善师古者。总之，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能脱离现实的条件，这也就是王夫之强调“时”的意义，要趋时立本。从《尚书》的殷鉴思想，到司马迁的“见盛观衰”的思想，再到司马光的鉴盛衰的编纂史书的主张，到了明末清初王夫之的通变和历史兴亡论，中国论历史兴衰的史学思想也发展到了自己的高峰。总之，历史学是一股积极的力量。
在西方，可以引用鲁滨逊的话作说明：
历史这个东西，自古以来就经常被一班守旧的人们利用来证实他们的主张；至于激烈派则往往不注意历史，他们或者认为这是守旧人的武器，就加以摒弃。就是到了现在，急进派人士还没有看出对历史的真实理解对于他们是有何等价值。实在说起来，历史应该是他们的武器，他们应该从守旧派手里把它夺取过来。历史的锋芒，在过去一百年中，磨砺得更加锐利了。我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说明如何去利用历史这个锐利的武器去击退守旧派[4] 169。
……假使把历史学家的新同盟军好好加以利用，那么，不仅历史研究的范围可以大大加强和深化，而且在史学园地里将会取得比自古以来的更有价值的成就[4] 70。
——还有是对历史整体思考。这也就是上面说到的“天”与“人”关系的认识，在西方，通常是自然科学家蕴含这样的观点，有的学人从牛顿的成就看到了这样的道理。[比]伊·普里戈金、[法]伊·斯唐热著有《从混沌到有序》一书，在这本书的后面，有《译后记：迎接新的科学革命，建立新的自然观》一文，译者作了回顾，说在这本书中，西方学人指出：
牛顿的一个伟大的功绩是把亚里士多德的天上世界和月下世界统一起来，揭示了天上和人间都是服从同样的引力定律和运动定律。经典科学给我们描绘的是一幅静态的、简单的、可逆的、确定性的、永恒不变的自然图景，形成了一种关于“存在”的机械自然观[6] 314—315。
……牛顿在300年前所完成的统一实质是把“地”统一于“天”，地成为“天”的一部分。经典科学不承认演化和自然界的多样性。这两点被亚里士多德看作是月下世界的属性，在这个意义上，经典科学把天带到了地。
今天新的统一不再把“地”统一于“天”，而是把“天”统一于“地”。
作者指出：宇宙早期的大爆炸，基本粒子不稳定性、非平衡热力学描述的混沌与有序的相互转化，从宇观、宏观到微观都说明自然界(“天”)不是永恒性不变的，而是同生物和人类一样，有其真实的历史。“现代科学观点上那种向非永恒性的过渡，向多样化的过渡的根本改变，可被视作是一种把亚里士多德的天带到地的逆转，而如今我们正在把地带到天”。这是一种新的“天人合一观论。”[6] 316
所以译者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物理学革命为先导，爆发了一场震撼世界的科学革命，这场革命使科学从经典科学进入现代科学，促使人们的自然观、科学观和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现在又值世纪之交，许多科学家正在讨论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是否又会产生一场新的革命。自然科学重大发展带来的是整个学科体系的变化，也会带来了历史学大发展。
中国古代史学有着明确的“究天人之际”自觉意识和史家的自然科学认识相联系。
——民族历史思维、民族史学的特点与自然科学思维的民族特点相通。中国古代史学重要特点，有两点可以提出来，一是经世史学的传统，二是在表述上，是寓论断于叙事之中。而中国古代科技思想史，也是具有这样的特点。朱家生的《数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谈到中国古代数学特点时，说：
长期以来，人们谈论数学，言必称希腊，这是不公平的。其主要原因是人们对中国传统数学与希腊数学迥然不同的风格认识不足。由于中国传统数学自身的历史渊源和独特的发展道路，决定了中国传统数学具有以下一些的特点[(1)追求实用；(2)注重算法；(3)寓理于算]。……由于中国传统数学以追求实用为主，明“法”隐“理”，一般数学著作只叙述一个个算法，而其算理常常隐而不显，这就难免要使人们产生这样或那样错觉了。
不只是在数学上，在其他科技方面，同样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如果不认识这样的学术上的民族特点，则不可能看到中国史学的精神所在。
中国史学家的理论与思想，往往不是集中表述出来，而是凝含在史著的叙事之中，司马迁写史，也是“寓论断于叙事之中”。这一思维上的特点，我们也要充分注意。总结中国史学思想，除了要研究刘知几、王夫之、章学诚等专门史学思想的著作外，还要分析各个史家在史著中凝含的观念和思想。中国古代史学和自然科学在思维上都显示出自己的特点。
中国传统史学由于史家重视对自然天地与人事社会的探索，从而促成中国史学一条独有的发展道路，在当时世界上，中国史学是占有特殊的地位[7]。
二、从梁启超的反思说起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最后一部分，检讨历算学一类科学不能发育起来，对中国学术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关键是不能创新。也就是梁启超说的“不复刻入以求心得”，他沉重地说：
呜呼！此非一门学术兴废之小问题，实全部学风盛衰之大问题也。厌繁重而怠探索，功课为机械的授受，不复刻入以求心得，唯喜摭拾时趋的游谈以自欺欺世。如此，则凡百学术皆不能唤起真挚之兴味，岂惟算学！结果非将学问向上之路全付蓁芜焉不止也。今之青年，有闻乾、嘉、道间诸先辈之学风而知奋者耶[12] 505？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是从整个学术发展的要求上，提出问题的。清儒能用科学精神以治学，但精力十之九用在考证古典文献上，这离开人文科学已经很远了，而以科学作清谈，更是让人生忧，梁启超说：“夫科学而至于为清谈之具，则中国乃真自绝于科学矣！此余之所以涓涓而悲也。”科学发展不起来有时代的原因，轻视自然科学，把人文科学、史学与科学打成两截，真是使人痛，使人悲。
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史学发展，其理论的变化与科学技术发展，有着重大的关系，物质不灭定律、能量转换定律以及生物进化理论，对于物质层面发展的意义看得非常清楚，对于思想理论的重大意义，也可以感受得到。历史学理论在这样的氛围中，孕育出新的思维方式，从而导引出新的史学理论。反观中国民族史学理论，在民族危机形势下，还是在传统的经史学范围内寻找思想武器，其意义自然也受到限制。史学理论只能在贩运其他民族国家的理论来求新，不能产生自己的民族的新的史学思想和理论，是让人生出许多悲凉来。年轻人对算学不感兴趣，引起梁启超的忧虑，说他们“反不如百余年专读‘线装书’之老经生犹知以此学为重也。”他说：“此非一门学术兴废之小问题，实全部学风盛衰之大问题也。”[8] 505梁启超不愧是时代的先觉者！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应当相互推动，自然科学的落伍带来的是包括史学在内的学术上的后进。
梁启超是在检点全部学术兴衰，自然科学落后，人文科学也没有新思路，历史学要更新，谈何容易。从十八世纪后半期到十九世纪，通过中西史学与学术作简单比较，就能让人产生很多想法。
从世界大范围看，章学诚生于乾隆三年(1738年)，卒于嘉庆六年(1801年)。他的学术活动在乾隆后半期。以公历而言，他是我国18世纪最后的伟大学人之一。正是在这时，西方史学出现了另一番情景。我们作一点比较，也许给人更多启发：在中国史学思想领域内，是章学诚撑起了半个天，当时的考据学的大家如王鸣盛(1722～1797年)、赵翼(1727～1804年)、钱大昕(1728～1804)，考史又论史，但总体上说，在史学思想、史学理论上，却是没有重大的建树，也没有大历史作品。
在西方，与章学诚生活年代大致相当的，历史哲学有重大进展，也有大历史作品产生，其中有广泛影响的，如：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年)、赫德尔(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年)、孔多塞(Jean Antoine Condorcet,1743～1794年)等。
章学诚的一生困苦，《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生前无法刊刻，是他的长子章华绂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付梓行世，这已是他辞世后30年的事了。章氏的呐喊是空谷回音，相当孤寂，他说：“朋辈征逐，不特甘苦无可告语，且未有不视为怪物，诧为异类，意气寂寞”[9] 卷22《与族孙汝楠论学书》。而与章氏同时代的英国吉本，是另一样的学术命运。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于1776年出版，立即轰动了英国学术界，很快被抢购一空，在短期内再版了三次[10] 106。
到了19世纪，西方史学更是另一番景象，西方史学史研究者称19世纪在西方是“历史学的世纪”[11] 170。
和章学诚同时的英国历史学家吉本。“吉本在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出版之后，第二卷出版之前，用了五年时间听解剖学、化学等课程，并学习博物学，以求扩展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显然，自然科学对吉本的影响之大是很清楚的。”
另一个是对西方19世纪史学产生重大影响的兰克。“多数西方学者认为，十九世纪自然科学对史学的重要影响在于，它使史学家认识到研究起源的重要性。他们认识到，科学胜利是通过追查事物的起源而取得的，……第一个认识到科学史的重要性的史学家是兰克。1839年他在《教皇史》中提出过这一观点。1858年他提出一件著名的备忘录，他向巴伐利亚学院历史委员会建议写一部德国科学史，由学者们集体写。次年兰克在致巴伐利亚学院的第二封信——《德意志科学史提纲》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思想”[10] 373—374。
我们近代史学的落后，有社会原因，但与自然科学落后，是有关系的②。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古代史学的发达和近代史学的滞后，都和当时的自然科学有关。
在历史思想上，历史思想推陈出新，如其时弥漫的历史主义思潮，可谓是人类历史思想发展进程道路上的一个重大的进步；又如德国哲人黑格尔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所作的辩证的论说，当是19世纪西方历史思想又一重大成就；再如日趋完整的历史进化思想，在达尔文的影响下，也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等等。
在史学上，西方情形是：史学流派，繁衍不绝，先是浪漫主义史学占据史坛，继而是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称雄，与兰克及其学派大体同时的巴克尔等人的实证主义史学风行，此消彼长，各领风骚，但德国的兰克史学百年来几乎一直奉为近代西方史学的正宗。以上是就史学流派的大势而言，此外还有丛生的各家各派，更不必说当时西方各国史学流派之纷争了。
历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跃居为人文科学之首。历史学专业化，高级专门人才不断地被培养出来；在国民教育中，历史课程的设置与教学，被放到重要的位置上。法国在历史学家担任教育部长时，把历史课列为国民教育的基础课。欧美各国创办了历史学会与杂志。德国的《历史杂志》(1859年)、法国的《历史评论》(1876年)、英国的《英国历史评论》(1886年)、美国的《美国历史评论》(1895年)。史学发展还影响到文化、文学，沃尔特·司各特的历史小说相当盛行。
需要指出的是，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历史学发展进程中的一次巨大的革命[11] 171。
我们引出上面的事实，只是为读者提供一个背景材料，对比一下，很使人发生感慨。要奋起啊，中国的学人！
中国历史学在局部方面有进展，相比之下，在总体上，是落后了。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历史学一方面要面对世界变动，面对中国民族危机加深的现实，做出反映，所以爱国主义史学思潮始终是近代史学的主潮。而史学理论、史学思想基本是在原有的学术天地里寻找出路。鸦片战争后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世界史的历史观念的发展。魏源的《海国图志》是第一部具有世界史观念的历史学著作。它把中国放在世界的变动潮流中，总结历史兴衰的变化；对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夷夏观”、“正统观”以及历史“盛衰论”作了一定程度的更新。
近代后期，中国史学的编年体、纪传体一类史书的编写以及文献考订、校勘等，有一定的成就，但只能看作是古代史学的余绪。
进入到20世纪，在西方影响下，近代史学学科产生了。在西方学术影响下，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了变化，但没有脱离民族文化的根基。而传统史学变化与外来的学术文化的影响纠缠在了一起。
一百多年来，史学理论发展深受西学的影响，史学走上近代化或者说现代化的道路[12] 第17页注，从世界范围说，近代西方学术处在强势的地位，他们在理论的阐述上，也是体现出一种“话语”的强权③，一百多来来，我们史家基本上是按照西方史学理论的命题、框架，发掘出新材料，重新解读古代传统史学，去思考，去争论、写作和研究。比如：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真实？历史学学科是怎样的一门学科？等等。
围绕这些问题，引发出相关问题就更多了。历史是进化的，还是退化或循环的？历史的主体是什么？历史可不可以提供借鉴？历史可不可以认识？历史学有没有存在的理由？等等。一百年来中国史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中，写出不少宏论，提出无数答案；思考是认真的，其中不乏精见。通过讨论，开阔了视野，深化了思维，对传统史学的解喻提供了新的切入点。由此又引发各种争论，形成各种史学流派、思潮，这些是古代史学不曾见到的景观。
中国史学家渴求新知，在这些重大史学理论问题上，竞相展示自己的才华，提出各种看法，这本无可议论，但另一个普遍现象是，中国传统史学原有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被冷落了，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些重大问题，同样是重大理论问题，但是在学术领域内没有机会得以系统地展开讨论，表现出民族史学话语权的失落。比如，究天人之际的思想；历史发展大势的论述；历史盛衰论的通变思想；实录、直笔论；史书的体裁、体例论，等等。
这些问题涉及到宇宙观历史本体问题，历史主体问题，历史运动问题，历史认识问题，史料学观点，史书编纂方法问题，史学社会功能问题，这些重大问题的讨论，难道没有意义吗？这些问题是在西方思维方式理论框架内很难展开讨论。
话语权失落，从根本上说是史学理论没有创新，没有自己独特民族史学理论，传统的史学思想没有更新，原因之一，是自然科学的落后，自然科学理论思考的不足。
但是一个多世纪来，有一些史家在自己的著作中讨论过，但总体来说，实在不相称。这不能不引发我们很多思考。
中国学人向西方学习很用功，也是相当谦虚的，一百多年来，中国学人走向世界，寻找思想武器，在输入西学上，做出的业绩相当惊人。
百年以来历史学科的发展史的讨论，希望能激发起我们进一步研究西学与传统史学的愿望，希望不但要输入外国史学，而且要在研究中国传统史学理论、思想上下工夫，会通中西，把中国丰富的史学，推向世界，进而在新的高度上建设我们民族的历史学。
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史学创新，重要的问题之一，是要关注当代科技发展，探索史学的创新之路。
三、全球化下的史学创新
应该说明，“近代科学高度发展以后，许多专门领域已非只有一般训练的史学工作者所能涉足，而且学科门类日益增多，一个史学家要想如同前辈那样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已势所不能。但是，天文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地理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学科的成长和发展，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13] 241。自然科学进展是推动史学发展的大事。西方史学家重视的自然科学的事，也能给人以启发。
自然科学对史学的影响，除前面谈到的以外，还可以再说几句。
——大大推进对人类历史进程、历史真相的认识；
——为历史学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论；
——经过哲学的升华，为研究历史开启了新的思维途径，成研究历史的新理念。这一点要有充分认识。
有一个问题是，紧持唯物史观为指导，是否会阻碍史学创新？对这个问题应当作一说明，从根本上说，唯物史观是创新史学的根本指导思想。简单地说，在唯物史观看来，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变动的；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事物。这不正是创新的根本要求吗？所以讨论科技发展与史学创新，与坚持唯物史观，不是对立的。
如前所述，19世纪以后，中国自然科学上没有重大的突破，没有骄人的成绩，而且对世界科学进展基本上是不了解。学人只能在复兴今文经学中，在重新解读《易》学著作中，演绎新的历史理论，解说世界的大变动，通过世界一些国家的衰亡史的惨痛史实，后来又通过俄国彼得大帝改革、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寻找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把民族复兴热望，寄托在著述之中。公羊经学的进化论与达尔文进化论有相通之处，但前者还是经学中的一种理念，而后者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史学理论。
中国学人对西学的认识有一个过程[14]，从认识西方船坚炮利的西夷之“长技”之所在，到注意到西方的政治制度，特别是君主立宪制度的价值。到了后来，中国学人对西方认识进了一层。变法的失败，老是挨打的痛苦经历，使中国人认识到要寻求新的理论。19世纪末，出现了“学问饥荒”局面，西学传播，西学译介，出现高潮。西方的历史进化理论、史学研究方法论、经济学理论、社会学理论，有关声光电化知识和西方的史地方面的作品等传进中国，对中国史学产生重要的影响。20世纪中国新史学产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学术发展的结果。
当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对于社会进步不仅体现在生产力的提高，而且也通过改变人们思维方式，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
当然，史学理论不是套用自然科学知识，应当看到两者有联系也有区别。机械地套用自然科学概念，则可能进入歧途。以前所谓的社会静力学、社会动力学、社会达尔文主义，还有机械唯物主义，等等，对史学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应该记住的。计算机、网络是先进的，对包括史学在内的文化产生出重大震撼力，但这代替不了“人脑”。这一点也应当说明[15]。
注意自然科学进展，要讨论的问题很多。有从自然科学的中看到要转化研究社会的思维方式的问题，有从中提炼出对社会历史的理解和阐释的理论和方法，等等。当今研究自然辩证法的不大关心社会历史，而研究历史的也不太注意自然辩证法，就这一点而言，就应当改进。看看马克思的《数学手稿》，恩格斯、列宁写的各种自然辩证法、哲学等方面的笔记，我们就会有很深的感慨。
当代的信息科学中的丰富的联系链接思想、系统理论以及基因的理论为理解人类社会，为思考人类与生物的关系，提供了思路。这些可以为理解社会历史提供新思维；新的科学技术提供文献的考辨方法。辨伪方法先进了，但造伪手段也翻新了；辨伪与造伪都在发展，现代的文献考证，就不是二重证据法所能完全能解决的。又如，菜单式分类方法论比起归纳分类方法，有新的东西。我们要发展，就不能永远是模仿别人语言、贩运名词术语，不能永远在" copy" ，应当创造、创新，应当是" creativity" 、" innovation" ，创新是民族的灵魂，对于发展民族史学也是如此。
二次大战以后，特别是这20多年来，整个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是空前的。高科技发展对史学产生的深远影响，已开始显露，对此我们要有充分估计。有一点要说明，我们谈起高科技对史学发展的影响，往往从历史文献角度着眼，这本不错，当代信息大发展，说是信息爆炸也可以。每一天报纸的分量就相当于过去一周、一个月版面，这些都是研究当代史的史料，如果再用传统的手工方式进行整理、考证，是行不通的。再如通常所提起的历史研究者用计算机写作有诸多好处。文件的存储、修改，编辑，排版等各个方面，计算机的优越性是明显的。应该说这还是在浅层次上的谈论高科技对历史学的影响。我们不能老是停留在“代笔”一类问题上，谈论高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实惠，我们更要从理论思维层次上，认识高科技带来的重大影响。也就是说，不仅是凭借高科技作为加速研究进度的手段，更重要的是要注意科技发展对思维变化所产生的影响，进而影响对历史的思考，如同当年生物学上达尔文进化论对人文科学所产生的影响一样。这里再提出几点，进行讨论。
1.了解学术研究进展以确定创新的起点。还是在上个世纪末，我国8000多种期刊每年发表文献量约100万篇，400多个博士点和数千个硕士点每年产出博、硕士论文约4万篇，各种会议论文集数千本，公布的专利20万条，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更是浩如烟海。对这些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集成、资源化整合和电子化(包括网络和光盘等)传播，是这些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第一步。经过近几年的努力，知识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信息服务的市场也逐步形成了稳定发展的态势。这些都是历史研究的信息源，这是一。其二，其中史学杂志上发表的成果，更是我们在创新史学时不能忽视的。为避免重复研究、浪费资源，也为了在大量涌现出来的资源中筛选出代表性的成果，作为参考，作为创新的起点，而且还是动态的起点。这些，没有高科技的手段是难以办到的。
2.建立起一种激活创新史学的机制。学术的交流与争鸣，是学术史学创新的根本要求。古代学术交流多是通过书信与面对面的辩论。一百年来，历史学走上近代化的历程，史学发展是古代史学所不可比的，其中有一条是学术交流、学术争鸣。举一个明显的事实，这就是近代学术期刊出现，它在促进学术的发展创新上，起了重大的作用。学术期刊是学术交流阵地，是学术争鸣的论坛，而它的周围聚集起来的一个学术群体，往往就是一个学派。应该说，这种学术交流、争鸣形成学术发展的机制。但到今天，在信息化时代，这种仅仅依靠定期出版的期刊，已经显得很不够了，为了加快学术创新，用高科技对建立起网络形式的学术创新机制是十分重要的。
直接的交流、探讨最能激发创造性的思维，通过思想的碰撞与交融，隐性知识信息资源才能得以开发和利用。知识信息的“源头”是人的创新活动，开发利用信息的目的应当是挖掘人的潜在智力的资源。这种资源存在于创新合作的过程中，因此知识信息资源的开发方向应当转向创新活动的过程。互联网上的学术网站，利用知识信息资源将作者、读者联系起来，提供读者与专家自由探讨的一个交互式网络平台，它必将强烈地吸引讨论者的研究兴趣，活跃创新的思维与气氛，激发人的智力的潜能，促成社会化的合作研究和成果的转化，其意义不可估量。④
网络是建立世界范围学术交流的工具，不同的民族思维对历史、对学术的思考可以在这里得到交流，得以展开争鸣，这比起传统的期刊的交流是大大前进了一步。网络，这个外来词逐渐成为当代人生活不可分离的怪物，无论人们意识到还是意识不到，反正当代高科技发展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巨大影响，是日益在扩大。我们想，还是早一点去注视、研究为好，这样可以少一点被动，多一点主动。网络对于中国史学、哲学、法学、经济学、文学等各个文化领域所产生的冲击波，只要不是盲者，都会体察得到。
3.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思维方式的变化，更是创新史学所要重视的。
中外文化发展史告诉我们，每一个时代自然科学的进展，对社会的产生的影响，不会只是停留在有形的物质生活上。我们古代的大学者很早关注研究自然方面的知识。“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一部《周易》是我们先民们在长期观察天地万事万物的变化后，体察出的一套道理。司马迁写史，却是要“究天人之际”，而司马谈、迁父子两代既通《易》又都担任着汉代历法制定的大任。正是这样的经历，造就出他们特有的文化素养，他们具有通变的思维，从而写出被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那种富有流变的史学思想、文有奇气的史著，如果没有那种层次文化的底蕴，如果不是从自然变化中获得启迪，得到智慧，形成独有的思维方式，他们要创新史学，写出史学传世之作，是难以想像的。历史上有大成就的学术思想家，他们能取得重大的成就，追本求源，都可以从这些方面找到某种答案。即或如清代考据家钱大昕，对天象地理的探索所取得的成就，一直是人们所称道的。如前所说，这是我们民族文化史优良传统。只可惜，这个传统不知从哪个年月后被丢弃了。
世界文化史证明了，人文科学的进展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远的不说，近一点，近代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不只是自然科学上的一件大事，它带来的影响还体现在社会历史理论上。就这方面，有必要多说几句。上个世纪末这一个世纪初，黄遵宪、严复以及早期的梁启超热情宣传进化论，并且运用于对中国历史的思考，一批新式的通史产生了。可以说，进化论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理论依据。至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更是离不开自然科学的进展。马克思恩格斯一直以最大热情关注自然科学的每一步进展。能量守恒定律、进化论和细胞学说以及其它自然科学巨大的进步，敲响了旧哲学的丧钟，唯物史观产生了。历史学有了新的科学理论的指导。这些是人们经常谈起的事，还要我们再说什么呢！
当代高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计算机的产生与运用。它所带来的影响，绝不只是物质层面上的东西。当代学人注意到这个问题。有趣的是，我们的科学家以及从事网络科技工作者，写出自己的看法颇让人受到启迪。1998年3月31日，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教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科学的历史与未来》文章，论述“科学与教育”“未来的科学建制与文化”等等问题。1998年12月3日的《中国计算报》上有一篇题为《信息技术与人性》的文章，作者体会到：“信息时代这种促进人与社会的融合型生产力，与农业时代天人合一的技术，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发展阶段有高低之分罢了。”1999年1月27日的《中国电脑教育报》上有一篇《浅谈因特网对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说：“因特网作为知识经济的典型代表，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及其他活动方式必将随之发生深刻变化。”《高校理论战线》1998年第11期有一篇文章专论高校网络建设对大学生道德状况的影响。而王选教授从历史角度，以唐太宗的《贞观政要》论说到高科技创业的问题。其中谈到事物发展的趋势在社会发展、自然科学发展上的不同表现。这实际上涉及到历史观一个问题[16]。自然科学工作者这样重视当代高科技之一计算机发展以及与之相伴的网络，对中国文化教育所造成的影响。作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研究者，又怎能坐得住呢？再要“风雨不动安如山”，那真是有点麻木不仁。
特别要指出的是，科学技术的每一步进展，都证实了唯物辩证法的正确，都在更高的层次上丰富我们对事物对历史的认识。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过：“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且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17] 228
4.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弘扬和传播民族优秀文化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我们要在网上，传播中国民族文化，让中国文化乘上网络的直通车，驶上高速公路，展示中华历史的风姿。我们不无自豪地说，我们中华文化有着永恒的生命力，通过网络向世界更快更好地宣传中华的文化，当然其中包括历史学这样十分重要的部分。
我们注意到中华民族文化在每一个历史大发展时代中，总是经受洗礼，获得新的动力，创造新的辉煌。新的世纪来临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在网络上将经受新的考验，经受种种挑战与冲击。我们认为，世界上不同文化的碰撞，是一件大好事，本世纪新文化的发展，不就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吗？
就目前来说，我们有不少困难。我们这些长期从事研究传统文化的人，不说全部，至少是相当一部分人，对高科技的了解是很不够的.那么我们有资格来讨论这些话题么？这要看从怎样的角度来认识。我们不是想成为第二个比尔·盖茨，我们所关心的是当代高科技对于传统文化研究、对今天文化的走向，会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今天我们可能被看成是“科盲”、“机盲”，但只要努力学习，我们就会从不懂到了解一点；从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古代史学家很多是精通天文舆算、重视学习动植草木的知识。近代不少史学家关注声光电化的科学。我们要发扬这样传统，要研究新知识，要思考高科技对我们生活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它将会对我们的历史思维造成怎样的震撼，要十分留意在高科技时代，中国传统文化怎样才能得到更新。
我们史学工作者应当发扬古代史学家重视探讨天人问题的传统，从高科技发展中获取营养和智慧，更新我们的思维方式，从而把历史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历史研究的方法的更新是全球化下史学发展的基本途径。学科交叉的方法在一定意义上说是近代史学的重要方法，在全球化趋向的情形下，这一研究的方法更重要。全球化问题使得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成为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历史学工作者研究历史上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及其影响，总结出前人在治理环境方面的经验教训。研究沙漠化、水旱、地震灾害等对人类历史发展造成的影响。把历史学、历史地理学、人口学、生物学、以及天文学等各种学科相互配合进行讨论。只是从人文历史或者局限在政治变动范围内研究就难以完成任务。
我们看到自然科学对史学发展的影响，但不能脱离民族文化的基地。史学创新是全球化下史学发展的目标。这不仅包括科技方面，还涉及人文科学，包括历史学方面的文化内容。全球化下的文化创新是要求吸收各民族的文化精华作为营养。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传统史学的民族。中华民族传统史学具有的凝聚力、亲和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发挥它的巨大影响，在全球化过程中，对人类历史产生影响将更为明显。它和世界各个民族的优秀文化成为人类文明重要因子。
新世纪，我们要重视对民族史学吸纳，对西方、对世界上先进的史学的吸纳，对自然科学思想的吸纳。但同时又是一种扬弃，只有吸收适应时代的史学遗产精华，史学才可能发展。吸纳与创新是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正是新世纪的史学发展的精神和史学创新之道。同样，我们也要说，自然科学创新，又要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更新相联系。
注释：
①参见《历史学百年》“总论”与“第十一章”，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的“总论”，黄山书社，2005年版。
②梁启超虽然说有清一代自然科学也“极发达”，间接影响于各门学术之治学方法也很多，但举不出来有力的证明，只能归咎于“做中国学术史，最令我们惭愧的是，科学史料异常贫乏。其中有记述价值的，只有算术和历法方面”(《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一科学之曙光》(朱维铮校注)，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50页)。
③关于“话语权”的问题，经济、外贸、网络、媒体方面人士议论得较多。近年来，包括史学在内的文化话语权问题也开始为人们关注。“话语”提法，与西方的话语理论有相似地方，但在对历史思维的途径，又不尽一致。
④以上引的有关数据及资料是据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中国知识基础设施(CNKI)项目规划及进展》(1999—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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