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中国国际教育援助

陈莹

[摘要] 国际教育援助作为跨国性、文化性、公益性的国际公共产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题中应有之义。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框架下，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国际教育援助的内在逻辑联系，探讨中国国际教育援助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角色定位，进而分析如何在扩大中国国际教育援助规模的同时,创新中国国际教育援助的方式，提高中国国际教育援助的效率，探索中国特色的国际教育援助体系。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际教育援助; 中国

当今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文明间冲突此起彼伏，全球性问题集中爆发，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博弈日趋激烈，伴随着蔓延全球的这种脆弱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去全球化”声音和“逆全球化”思维开始泛滥。当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无法回答和解决“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个问题时，中国向世界提出了“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关系中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和生态等多维度去构建共建共赢共享的价值导向。国际教育援助是现代国际援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跨国性、文化性、公益性的国际公共产品，国际教育援助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题中应有之义。《2010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指出：“2000年联合国提出‘千年发展目标’和世界教育论坛提出《达喀尔行动纲领》后，受援国家和援助方都重视国际教育援助在减贫济困中的作用，国际教育援助逐渐成为对外援助的重点投入领域之一。”(1) UNESCO,EFA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2010—Reaching the marginalized[R].Pairs, 2010,p.218.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宏大的理论体系下，赋予中国国际教育援助更宽广的实践空间和更重要的使命担当，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框架下深入研究中国国际教育援助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在国外研究方面，由于国际社会开展国际教育援助的起步较早、实践经验较多，国外学界对国际教育援助的发展理念、援助方式、项目运行和效率评估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国际教育援助的理念、动因等方面的研究，如法国学者米歇尔·卡登(Michel Carton)从教育援助与全球化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国际教育援助、教育国际贸易和国际教育合作的关系。(2) Michel Carton,“Ald,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Globalization:Trend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in Kenneth King and Lene Buchert eds., Changing International Aid to Edueation ,Paris:UNESCO,1999.哈贝特(Aklilu Habte)则认为国际教育援助是彻底解决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的必备条件。(3) Aklilu Habte,“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Aid to Aducation:A Personal Reflection”,in Kenneth King and Lene Bucher eds.,Changing International Aid to Eduction ,Paris:ENESCO,1999,pp.46-55.二是对国际教育援助机制、效果等方面的研究，如阿瑟度(Elizabeth Asiedu)探讨了国际教育援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逻辑关系，认为国际教育援助能够促进受援国和援助国双方的经济增长。(4) Elizabeth Asiedu and Boaz Nandwa,The Impact of Foreign Aid in Education Growth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2007,p.3. 美国学者阿诺得·扎克(Arnold M.Zack)论述了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在教育援助上的不同侧重及效果评估。(5) Arnold M.Zack,“Developing Human Resources:A New Approach to Educational Assistance in Africa”，in William Y.Elliott eds.,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Role of U .S .Foreign Aid ,New York/Washington/London: Frederiek A.Praeger,Publishers,pp.176-181. 三是对国际教育援助的区域研究或国别研究，如斯雷特(J.E.Slater)对美国国际教育援助概况进行了系统梳理，并进一步探讨未来发展趋势。(6) J.E.Slater,“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Policies and Programs for the 1960’s:Philosophy,Objectives,and Illustrative Programs”,in William Y.Elliott eds.,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Role of U .S .Foreign Aid ,New York/Washington/London:Frederick A.Praeger,Publishers,p.345. 日本学者理惠木岛通过分析19世纪20年代的数据，研究了日本教育援助的独特性及其原因。(7) Rie Kijima,“Uniquely Japanese? Strategic Approaches to Education Aid. 1991-2001”，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Education School of Educ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No.5,2003,pp.34-36.四是主要发达国家或主要国际组织的各类报告，如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自2001年起每年发布《全球全民教育监测报告》，2009年在《预期》杂志(prospects)专题发表了国际教育援助的有效性问题；(8)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国际教育局：《有效教育援助》，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世界银行则通过定期发布《教育展望》和《国别战略》的方式评估和调整国际教育援助政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06年至2011年六年间开展了三次国际教育援助调研。美国每年也定期发布《国际教育援助及其效果》。

后路组：均在全麻下常规后正中入路，采用颈后路单开门椎管扩大成形术。根据病情选择开门侧，在C3～C7的每个椎体开门侧行椎板离断，于铰链侧打磨椎板至内层皮质留下“V”形缺口，然后小心掀起椎板以间接减压。将术中打磨下来的骨碎拼成骨条植于铰链侧，并将Z形钢板固定于开门侧。

在国内研究方面，近年来国内学界越来越重视国际教育援助研究，关注点主要有：一是对国际教育援助理念和政策的研究，如马健生在20世纪90年代较早系统论述了国际教育援助的动因及发展趋势；(9) 马健生：《国际教育资助的发展趋势》，《比较教育研究》1997年第2期。靳希斌较全面地介绍了国际教育援助的内涵、意义和理念等；(10) 靳希斌等：《国际教育援助研究——理论概述与实践分析》，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1月版。赵玉池系统阐述了国际教育援助的历史发展、援助动因、政策实施和类型划分等；(11) 赵玉池：《国际教育援助研究》，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袁本涛的专著《发展教育论》用独立一章对国际教育援助进行全面论述。(12) 袁本涛：《发展教育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二是对国际教育援助机制和有效性的研究，如熊淳以基础教育援助为着眼点，探讨建立协调机制促进受援国的基础教育发展；(13) 熊淳：《国际教育援助的人文理性：基础教育援助的价值取向》，《教育发展研究》，2012年第12期。宋鼓深选取美国“非洲教育计划”为分析案例，对美国国际教育援助项目特别是基础教育援助项目的影响进行评析；(14) 宋鼓深：《美国对外教育援助的战略与实践》，《世界教育信息》，2009年第10期。张鹏从孔子学院的视角，思考华文教育在中国国际教育援助中的作用发挥；(15) 张鹏：《中国教育援外进程中的孔子学院：历史缘起、参与模式与国际特性》，《世界教育信息》，2016年第11期。陈美招以国际非政府组织为观察对象，分析国际NGO教育扶贫行为的路径和方法；(16) 陈美招、杨罗观翠：《理性选择与贫困缓解——基于国际NGO教育扶贫行为的分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程伟华以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式，对中国在非洲教育援助项目的有效性进行分析；(17) 程伟华、刘爱军、董维春：《中国教育援助非洲项目有效性研究》，《高等农业教育》2015年第3期。胡小娇分析了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国际教育援助的效果和影响因素。(18) 胡小娇：《国际教育援助及其效果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三是对国际教育援助进行国别或区域研究，如顾新建系统梳理了国际社会对非洲的教育援助；(19) 顾新建：《国际援助非洲教育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西亚非洲》2008年第3期。沈雪霞介绍了日本国际教育援助的运作体系、典型项目、重点领域和主要特点；(20) 沈雪霞：《日本国际教育援助的发展现状》，《世界教育信息》2009年第10期。王发龙从不同时期美国和日本对外教育援助政策的不同，论证了两国对外教育援助与国家整体对外战略的关系；(21) 王发龙：《美国和日本对外教育援助比较研究》，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牛长松通过比较中国和日本在非洲的援助项目，提出中国国际教育援助应更注重可持续性和创新性。(22) 牛长松：《教育援助与国际社会责任——中日在非援建学校项目的案例比较》，《比较教育研究》，2014年第5期。

综上所述，学界研究中国国际教育援助的成果并不丰硕。从研究议题上看，或关注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教育援助，或聚焦中国在某一方面的零散案例分析；从研究内容上看，主要探讨历史沿革、政策发展和比较分析；从研究领域上看，或在教育国际合作上综合论述，或在对外援助研究上偶有涉及。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框架下，立足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对中国国际教育援助进行深层次的分析还比较不足。当前，中国国际教育援助进入了历史转型期，由国际教育援助的接受国逐步转化角色为国际教育援助的输出国，如何在扩大中国国际教育援助规模的同时,创新中国国际教育援助的方式，提高中国国际教育援助的效率是管理部门和学界共同面对的课题，因此准确理解和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国际教育援助的内在逻辑联系，对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教育援助体系，确立中国自身的国际教育援助理念，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国际教育援助方式具有研究意义。

按照齐全、配套、实用原则和“三分四定”标准，完善“四室三库”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好战备器材库和资料柜。指挥器材库、战备库室的建设，应根据指挥所人员的编成和应急队伍的规模和主要任务，合理配备。专业器材库的建设，应根据每年初战备方案修订情况，因地制宜，合理调整装备器材，确保库室建设满足遂行任务需要。

二、概念辨析与逻辑关系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立足于“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时代主题的这一科学判断，于2011年9月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中，最初以对外战略的角度提出“命运共同体”；(2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2012 年 11 月召开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4)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一次写入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件中；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在国际舞台上以全球治理的角度向全世界传递“命运共同体”理念；(25) 《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人民网，2013年3月25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0325/c40531-20902911-2.html 2015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活动中，发表主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在联合国大会上向世界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框架和实现路径；(26)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人民网，2015年9月29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929/c1024-27644905.html。 2017年2月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同年3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人权理事会先后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载入联合国决议。(27) 《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首次载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新华网，2017年3月24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3/24/c_129517029.html。 2017年10月18日召开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概括了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五大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8)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内成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方略；对外成为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众多国家积极响应的共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包涵了开放、合作、包容、共享等价值内核，涵盖了相互依存的利益共同体、和而不同的价值共同体、共建共享的安全共同体、同舟共济的行动联合体等多个层面。(29) 郝立新、周康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6期。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顶层设计下，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大实现路径，即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五个维度。在政治领域树立国际义利观，坚持对话协商，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在安全领域树立新型安全观，坚持共建共享，消除生存危机和冲突隐患，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在经济领域树立共同利益观，坚持合作共赢，促进互联互通和利益共享，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在文化领域树立多元文明观，坚持交流互鉴，增进文明理解和文化交流，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在生态领域树立和谐共生观，坚持绿色低碳，推动保护自然和绿色发展，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由此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一种世界观，又是一种方法论，为解决全球性问题和避免国家间冲突提出了一种解决范式，即以平等互助为基础、以开放包容为导向、以合作联动为路径、以共享共赢为目标，在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原则下，倡导因地制宜、因国施策，增强各国协调发展的内生动力和自身推力，建设适应全球化时代全人类整体利益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二)国际教育援助概述

一是围绕新时代需求的生产升级滞后。新时代需求不断升级，对终端产品的使用价值、品牌价值要求更高，对中间工业品的定制化、智能化、服务化需求增长。对应的生产升级必须依靠创新，但是大连企业创新能力普遍不强。一些企业常见的创新举措就是引进吸收和拿来主义，缺乏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热衷通过上项目、搞基建、拼资源和更换生产设备来推进短期产出增长和挣快钱，对创新研发投入不够。从主要城市全社会R&D经费占GDP投入强度来看，大连为2.23%，青岛为2.81%，南京为3.05%，杭州为3.1%，上海为3.78%，深圳为4.1%，北京为5.78%，这也反映了大连社会创新投入的差距。

作为现代国际援助体系的组成部分，国际教育援助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70年的发展，国际教育援助从关注经济发展、单纯的资金援助、侧重硬件建设、以政府间双边援助为主的模式，逐渐转变为关注人的发展、援助内容多样化、注重软件投入、双边和多边并重的状态。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兴起“以人的发展为中心，关注人类基本需求”的发展理念，对外援助的重心转向教育等人力资源开发领域，国际教育援助的投入逐年增长，21世纪以来，教育部门等援助大概稳定占整个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12%左右；(34) 张鹏：《中国教育援外进程中的孔子学院：历史缘起、参与模式与国际特性》，《世界教育信息》2016年第11期。 2011年，国际教育援助在全球达到110亿美元，约占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8%。(35) 邝艳湘、陈静：《中国对外教育援助在公共外交中将大有可为》，《公共外交季刊》2017年第3期秋季号。 2018年5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发布了题为“教育援助：再次增长？”的全球教育最新监测报告，数据显示：2016年全球教育援助总额同比增长13%，达到134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其中2015—2016年增长了15亿美元。(36) 《2016年全球教育援助达历史最高水平》，中国日报网，2018年5月29日，http://news.hexun.com/2018-05-29/193100249.html

可持续发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涵之一，体现了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发展观，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民族国家与全人类之间的公平、协调、和谐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是“人的体力、智力、文化素养、道德操守、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发展与提升”(37) 李小云：《普通发展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因此教育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人类发展与减贫》中指出：“因缺乏充分教育而成为‘文盲’、因欠缺交流手段而丧失人的权利，同时丧失尊严和自信，被剥夺生存权而陷入“社会边缘化”状态都属于贫困范畴。”(38)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网页，http://www.cn.undp.org/content/china/zh/home/library/human_development/china-human-development-report-1997.html。 2000年世界教育论坛通过的《达喀尔行动纲领》，也重申了教育对消除贫穷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作用；2015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发布《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提出“教育应该以人文主义为基础，以尊重生命和人类尊严、权利平等、社会正义、文化多样性、国际团结和为可持续的未来承担共同责任。”(39)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17年版。教育权关乎生存权、发展权，也是消除冲突根源、保障基本人权，解决全球问题的出发点，由此可见，国际教育援助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的基础性力量，通过国际教育援助，保障和促进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机会均等，走向共同繁荣，凸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价值取向。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教育援助的逻辑关系

国际教育援助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有天然的内在契合性和紧密的逻辑关联性。“共商”、“共建”、“共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原则，分别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三个基本特征：“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可持续发展”。国际教育援助在平等对话、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共商教育发展大计，提升受援国的教育水平，同时也带动了援助国的教育、经济、人才的国际交流；国际教育援助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倡导和而不同、互鉴融合、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从而促进了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的文化理解和民心相通；国际教育援助在着眼全球问题和立足“人的全面发展”中，保障受援国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和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着力消除贫困、消除冲突根源，努力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

随着韩剧在中国的流行，剧中经常出现的部队锅在中国也变得耳熟能详，不少城市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了一家家主打韩式部队锅的餐厅。

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教育援助亚洲和非洲国家，当时主要方式是建设学校，提供教学设备，资助少量发展中国家学生来华学习；60年代至70年代开始派遣援外教师，为发展中国家培训技术人员；80年代至90年代开始培训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管理人员和中高级技工人员，以促进中国在受援国技术合作项目的实施，(43) Yang,R.& Ma,J．,“China’s International Aid in Education:Development,Determinants,and Discord”，Cheng,I.& Chan,S.,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id in Developing Asia :Policies and Practices ,London:Springer,2015,pp.115-127.同时扩展援外志愿者项目和推动职业教育援助等。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教育水平不断提升，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18.67%的发展中国家于2011年通过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率先全面落实千年发展计划。2016年，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77.4%，小学初中教育毛入学率104.0%，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87.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42.7%，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和中高收入国家水平；2016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31 396.25亿元，首次超过3万亿元，占GDP比例为4.22%，连续5年保持在4%以上。(44) 周洪宇、付睿：《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从教育大国走向教育强国的必由之路》，《世界教育信息》，2018年第3期。随着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国际社会期待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参与更多全球教育治理，中国正逐步从接受国际教育援助的受援国转变为积极的国际教育援助国。

一百年前，自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在《归国杂感》中说：“我回中国所见的怪现状，最普通的是‘时间不值钱’。”[注]胡适：《归国杂感》，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28页。他认为“不值钱”的时间意识导致国人陷溺于不思进取、虚掷光阴的生活状态，不仅践踏了个体生命的尊严和价值，也将把风雨飘摇的国家带入更危险的境地。个体和国家衰敝的现状和期待“再生”的热望,引起他对时间和生命的多重思考。在他看来，时间造就生命，一种新的时间观将赋予个体生命以新的内涵和尊严，并引发文化的变革和社会的改造。

2.国际教育援助是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桥梁纽带

数控维修专业数字化课程的建设要需要遵循一定的艺术性，其中的图片、文字、声音和视频等都要合理运用，要能够将知识进行灵活生动地呈现，并且符合教学主题。数字化教学平台要合理设计与布局，导航要简单清楚，色彩搭配也要合理，风格和谐统一，让学生在学习时产生视觉享受。通过艺术性的建设可以吸引学生注意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其能够全身心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共商目标”、“共建认同”和“共享归属”是构建“共同体”的内涵要素，(40) 甄巍然、刘洪亮：《“民心相通”：基于文化交往的共同体图景——“一带一路” 中文化认同的困境与破解》，《出版发行研究》2018年第3期。在主权国家间成功构建“共同体”，需要建立国家间共同的目标导向，增强国家间的文化理解，最终形成文化主体的共同价值认同，因此“开放包容”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位一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文明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和源泉，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难免会因文化的差异而遭遇各种障碍，联合国2015年发布《教育2030行动框架》指出“教育应以人类个性的全面发展，促进相互理解、宽容、友好与和平为目标”(41) 《教育2030行动框架》，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官网，http://www.unesco.org/new/zh/general-conference-36th/single-view/news/the_global_education_community_adopts_and_launches_education/。。习近平总书记呼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4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国际教育援助是知识、人才和资金由援助国向受援国转移的过程，这一过程涉及政策对话、信息互享、项目合作、人员融通等方方面面，依靠国际教育援助这道桥梁，在世界范围内加强国家间的教育合作和人文交流，有助于促进文明理解和民心相通，减少误解和冲突，对于构建“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起着重要的先导性作用。

依那西普联合环磷酰胺对类风湿性关节炎合并间质性肺炎患者相关指标的影响 ………………………… 陈良敏等（2）：236

3.国际教育援助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选择

1.国际教育援助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中国国际教育援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展现了新的发展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教育为支点所撬动的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的必由之路。”(50) 习近平：《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总部的演讲》，2014年3月27日，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4-03/28/c_119982831.html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国际教育援助既是一种国际责任，也是世界文明交流的载体，通过国际教育援助，搭建对话和交流的桥梁，建立互助与合作的机制，汇聚共同利益，结成伙伴关系，共同面对和解决全球性问题。

三、中国国际教育援助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角色

2005年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上承诺扩大发展中国家校长、教师来华培训规模，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妇女教育中心提供 100 万美元援助，为发展中国家援助 100 所农村学校，以及增加接收发展中国家来华留学生数量。国际社会称：“中国正成为教育援助的新兴力量。”(45) 《中国正成为教育援助的新兴力量》，网易新闻，2005年11月30日，http://edu.163.com/05/1130/09/23Q0SFS900290001_all.html。截至2012年中国共援建210多个教育设施项目，来自119个国家147 472名留学生获奖学金资助来华学习，派遣上万名援外教师，为受援国培训校长和教师1万余人次。(46)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11)》(白皮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近年来，中国对国际教育援助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2010年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加大教育国际援助力度，为发展中国家培养培训专门人才。拓宽渠道和领域，建立高等学校毕业生海外志愿者服务机制”(47) 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2016年《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通过发挥教育援助在‘南南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支持力度，加快对外教育培训中心和教育援外基地建设，积极开展优质教学仪器设备、整体教学方案、配套师资培训一体化援助，开展教育国际援助，重点投资于人、援助于人、惠及于人。”(48)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国政府网，2016年4月29日，http://www.gov.cn/home/2016-04/29/content_5069311.html 2019年，“健全对外教育援助机制”写入《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49)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国政府网，2019年2月23日，http://www.gov.cn/zhengce/2019-02/23/content_5367987.html。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中国国际教育援助通过主权国家双边和国际组织多边的援助项目，为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帮助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教育发展道路，为推动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关于对外援助，英国学者约翰·怀特(John White)理解为“一个主权国家(组织或私人)对其他主权国家(组织或私人)实际或计划提供资助和帮助的举动。(30) John White, the Politics of Foreign Aid , London: Bodley Head, 1974, pp.7. 美国学者罗伯特·沃尔特斯(Robert Walters)界定为“将一个国家的资本、技术、人力等资源，通过各种对外渠道，转移给另一个国家的行为”(31) [美] 罗伯特·沃尔特斯著，陈源、范坝译：《美苏援助对比分析》，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71页。。储祥银教授把对外援助定义为：“发达国家、部分先进的发展中国家，或这些国家的附属机构，社会团体、国际性组织等行为主体，以有偿或无偿提供设备、物资、资金、技术、信息等方式，支援贫困国家或落后发展中国家渡过灾难期、提高社会福利和发展经济等等的具体活动。”(32) 储祥银编著：《国际经济合作实务》，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95页。国际教育援助(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是对外援助的次级概念，是对外援助方式之一。徐辉教授认为：“国际教育援助是国际组织和富裕先进国家对贫穷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援助，以帮助这些地区和国家改善生产、经济、卫生、教育和公共福利。它是以外援、技术援助、发展援助和国际发展教育等名义进行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及技术上的援助和支持。”(33) 徐辉：《战后国际教育援助的影响、问题及趋势》，《外国教育研究》2000年第1期。综上所述，本文所论述的国际教育援助，包含以下特征要素：(1)援助的主体和客体大多为主权国家、国际性组织或非政府组织；(2)援助方式为有偿或无偿，如捐赠、低息贷款、技术支持等；(3)援助内容主要集中在教育领域或与教育有关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开发、援建和捐赠教育设施、教育贷款和奖学金等；(4)援助目的是帮助受援国改善教育等公共福利,并最终促进受援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解决全球性问题。

(一)援助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项目，保障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题中应有之义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数据，全球有1.15亿儿童没有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有8.62亿成人文盲。(51) 联合国官网，2019年5月14日，https://www.un.org/zh/development/progareas/global/education.shtml 201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全球教育监测报告显示，全球有2.5亿儿童未能达成基本的教育目标。(52) 滕珺：《教育治理的世界力量》，《中国教育报》，2014年3月26日，第九版。基础教育援助是减贫消困、促进人的发展的重要基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导向在中国国际教育援助领域的具体表现。2006年中非北京峰会，中国政府承诺援助非洲国家建设100所小学，至2009年实际完成107所，并为30所学校提供了教学设备。(53) 牛长松：《教育援助与国际社会责任——中日在非援建学校项目的案例比较》，《比较教育研究》2014年第5期。 2009年中非合作论坛达成“沙姆莎伊赫行动计划”，中国政府继续援助建设50所友好学校，至2012年实际建成54所，并培训1500名教师和校长。(54) 陈明昆、李俊丽、章剑坡：《中国对非教育援助与合作的发展阶段、成效和意义》，《非洲研究》2016年第1期。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在东南亚地区援建了包括老挝万象农冰村小学等多个基础教育援助项目。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宣布：中国将在未来5年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100所学校和职业培训中心，为提高贫困女童入学率推行100个“快乐校园工程”。(55) 《习近平联合国演讲：7项承诺及“6个100”项目支持》，人民网，2015年9月28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928/c1002-27642788.html。

青年的人文教育交流是促进民心相通的未来社会根基，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青年来华留学生提供更多的政府奖学金是中国国际教育援助的重要方式。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内，中国多次承诺加大来华留学生政府奖学金援助力度：2012年中国发布《北京行动计划》提出“非洲人才计划”项目，当年向非洲国家提供6 717个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同时承诺2013—2015 年为非洲提供1.8万个来华留学生政府奖学金名额。(73) 《中国将为非洲提供18 000个政府奖学金名额》，新浪网，2012年7月19日，http://news.sina.com.cn/c/2012-07-19/135324805617.shtml。 2013年提出在未来三至五年内，向东盟国家提供1.5万个来华留学生政府奖学金名额；(74) 《今后3至5年中方将向东盟提供1.5万奖学金名额》，凤凰网，2013年9月4日，http://finance.ifeng.com/a/20130904/10596857_0.shtml。同年，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承诺在未来10年向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提供3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75) 《中国将在未来10年向上合组织成员国提供3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人民网，2013年9月7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3/0907/c164113-22840657.html。 2014年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提供6 000个政府奖学金名额。(76) 《习近平出席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并发表主旨讲话》，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4年7月18日，http://www.gov.cn/xinwen/2014-07/18/content_2719861.htm。 2015—2018年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了3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77) 《三年对非提供3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人民网，2018年9月2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18/0902/c1004-30266162.html。 2017年设立了“丝绸之路奖学金”，每年资助 1 万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学生来华学习，近200所中国高校纳入此项目。(78) 《我国将设“丝绸之路”政府奖学金》，《中国教育报》，2017年4月7日。 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承诺向非洲提供5万个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79) 《习近平：为非洲提供5万个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中国青年网，2018年9月3日，http://www.sohu.com/a/251656251_119038。学生的全球化流动和青年的跨文化教育是不同文明间相互理解和联通的重要力量，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忽视的桥梁纽带。

(二)援助汉语推广和人才培养项目，促进文明交流与对话，加大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理解

2004年第一所孔子学院创立以来便开始承担汉语国际推广类国际援助项目，是语言学习领域国际教育援助的重要平台之一。截至2018年，全球154个国家(地区)建立548所孔子学院和1 193个孔子课堂，其中亚洲126所，非洲59所，现有注册学员210万人，中外专兼职教师4.6万人。(62) 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官网，http://www.hanban.org/confucio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l。通过孔子学院这个平台，中国提供了语言文化类的教育援助。在资金援助方面，主要是依托“汉语桥”、“理解中国”、“孔子新汉学计划”、“青年领袖”等品牌项目，向对外汉语教师、国外学生、开展中国学研究的国外科研人员、青年企业家等不同群体提供资助；自2009年起，广西、云南和贵州连续多年迎来了东南亚各国孔子学院的学生参加“汉语桥夏令营”，每年学生人数均达到300～500的规模，(63) 《百名中外学生结对“汉语桥”搭起友谊桥梁》，新浪网，2017年10月18日，http://news.sina.com.cn/o/2017-10-18/doc-ifymzqpq2144552.shtml。通过语言、历史、文化等交流活动增加青年学生对中国的了解。另外，派遣和培训汉语教师也是中国国际教育援助的方式之一，2003年至2009年向全球70多个国家派遣汉语教师累计7 590 人次，(6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截至2014年累计为上百个国家培训当地汉语教师20万人次。(65) 《前台湾大学校长：全球孔子学院可引入台湾师资》，中新网，2014年10月14日，http://news.163.com/14/1014/20/A8HUL04T00014JB6.html。各国的民众通过学习汉语、了解中华传统文化，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立足在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积淀基础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此外，中国国际教育援助还包括各类人力资源培训项目，培训内容涵盖农业、医疗、工业、贸易、环保、减贫等多个领域，培训范围覆盖各国政府官员和管理人员、各行业专业技术人员、中小学校长等。2010—2012年中国举办了1 951期培训班，通过官员研修、技术人员培训等多种方式提供国际教育援助，为发展中国家培训人员49 148人次。(66)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中国商务部自2013年至今在中国举办了各类各层次培训班5000多期，(67) 《积极开展对外援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商务部援外工作成就综述》，中国商务部官网，2017年10月11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zt_dlfj19/fbdt/201709/20170902653779.shtml。中国教育部举办系列“教育行政官员研讨班”，免费为贫穷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培养学校校长、教育行政官员和青年骨干教师。(68) 李保东：《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着眼于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2018年3月16日，http://www.sohu.com/a/225695531_118392。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11年以来累计举办20多期“应对气候变化”主题南南合作培训班，来自菲律宾、埃塞俄比亚、格鲁吉亚、巴基斯坦等120多个发展中国家环境保护领域的官员和专家1 000多人参加了培训。(69) 《中国首次举办“一带一路”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培训班》，国际在线，2017年4月21日，http://news.cri.cn/20170421/3dd13f03-ce29-996a-33fa-e150c7a8d7fb.html。 2008年首次设立“发展中国家硕士(MPA)项目”，上百名东南亚国家高级行政官员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参与该项目；2016年4月北京大学成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帮助发展中国家培养政府管理高端人才，当年招收了来自柬埔寨、埃塞俄比亚、牙买加等23个国家共48名博士硕士学员，(70) 《积极开展对外援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商务部援外工作成就综述》，中国商务部官网，2017年10月11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zt_dlfj19/fbdt/201709/20170902653779.shtml。截至2018年已培养各类毕业生总数达到1 067人。(71)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暨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2018届毕业典礼举行》，新浪网，2018年6月29日，http://news.sina.com.cn/o/2018-06-29/doc-iheqpwqz0165139.shtml。 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提出实施头雁计划，为非洲培训1 000名精英人才。(72) 《习近平：为非洲提供5万个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中国青年网，2018年9月3日，http://www.sohu.com/a/251656251_119038。通过这些教育援助方式，中国主动向发展中国家分享了中国发展经验和国家治理理念，在提高受援国自主发展能力的同时，增进发展中国家中高级管理层和高层次人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解。

(三)援助政府奖学金和海外志愿服务项目，促进青年交往和民心相通，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民意基础

另外，职业教育援助是为贫困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青年获得就业机会和生存技能的重要途径。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青年失业率超过15%，(56) 牛长松：《教育援助与国际社会责任——中日在非援建学校项目的案例比较》，《比较教育研究》2014年第5期。贫困国家中25%的青年无法完整阅读一句话。(57) 滕珺：《教育治理的世界力量》，《中国教育报》，2014年3月26日，第9版。全球有近5.45亿成年妇女是“文盲”。(58) 联合国官网，2019年5月14日查询，https://www.un.org/zh/development/progareas/global/education.shtml。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通过职业教育援助，这些弱势群体有机会接受基本知识和技能教育，他们将有更多的均等机会去寻找摆脱贫困的道路。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提出为发展中国家培养50万名职业技术人员；在全球妇女峰会上承诺“邀请3万名发展中国家妇女来华参加培训，并在当地为发展中国家培训10万名女性职业技术人员”(59) 《习近平联合国演讲：7项承诺及“6个100”项目支持》，人民网，2015年9月28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928/c1002-27642788.html。。同年，中非合作论坛达成“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 ：“支持非洲国家改造现有的或新建更多的职业技术培训设施，在非洲设立一批区域职业教育中心和若干能力建设学院，在非洲当地培养20万名职业和技术人才，提供4万个来华培训名额，帮助青年和妇女提高就业技能，增强非洲自我发展能力。”(60) 《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的总结讲话》，新华网，2015年12月6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12/06/c_1117367230.html。例如，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在赞比亚建立海外职业教育基地，计划在仪表工等5个技术工种上培训1.2 万名当地人员，以帮助当地青年掌握工作和创业所需要的技能。又如，在利比里亚开展竹藤技术方面的职业教育援助，当地500多名民众系统学习了竹藤编织技能。再如，2016 年启动《埃塞俄比亚农业技术职业教育与培训项目战略规划(2016—2020)》，通过动物科学、兽医、植物科学、灌溉、自然资源、农机等六大领域课程，向1.3万名农业技术人员和普通农民传授了七十多门实用的先进技术。在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家建立了6个“鲁班工坊”的基础上，计划到2020年前在吉布提、赞比亚、柬埔寨、埃塞俄比亚等地设立“鲁班工坊”，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上进一步提出“在非洲设立10个鲁班工坊，向非洲青年提供职业技能培训”(61) 《习近平：为非洲提供5万个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中国青年网，2018年9月3日，http://www.sohu.com/a/251656251_119038。。

表 1 1999— 2018年来华留学生人数和获政府奖学金数

续上表

数据来源：历年数据整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官网，http://www.moe.gov.cn。

四、对中国国际教育援助的思考与建议

中国国际教育援助为世界极不发达国家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在受援国和受援地区发挥了扶贫、扶智、扶志的积极作用，获得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赞赏。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增进文化理解、扩大开放合作、直面共同困难、汇聚共同利益、勇担共同责任，中国国际教育援助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一)加大力度，调整援助结构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长，中国对外援助的规模也不断扩大。2005年中国的对外援助额超过接受国外援助额，首次成为净援助国。(80) 徐清军：《中国首次成为净援助国》，http://gb.mofcom.gov.crdam’licle/jmxw/200504/20050400051562.html。截至2012年底，中国累计对外提供援助金额达3 456.3亿元人民币。(8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11)》(白皮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从当前中国对外援助结构看，2009年之前中国硬性援助和软性援助的投入力度相距甚远(如表2所示)，一定程度上存在重硬件轻软件，教育援助占比较低的情况，2003年至2016年我国开展的750余项对外援助中，教育援助项目占比不足20%，(82) 康乐、李福林：《“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中教育援助可持续模式探析》，《高校教育管理》2018年第2期。不利于提升对外援助的效益。特别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宏大的视域下，中国国际教育援助的体量、质量和广度还无法完全担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使命。

表 2截至 2009年，中国各类对外援助项目数据对比

数据来源：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11)》(白皮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商务部对外援助司司长王世春曾撰文指出：中国的对外援助应坚持“硬援助”与“软援助”相结合的原则。(83) 王世春：《提供无私援助促进共同发展》，《中国经贸》2009年第3期。经济援助等硬性援助有助于带动资金、产品和劳务的流动，而教育援助等软性援助则更有利于促进文化交流和民心相通。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价值理念，需要被不同文明所理解，被世界人民所接受，通过国际教育援助这一方式，推动教育合作和文化交流，增强互信，消除文化隔阂和政治误解。目前中国面临的问题是要增进世界各国政府和民众对中国的了解和信任，提升国家形象，营造和平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在这种新形势下，单纯的硬性援助已经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国际教育援助等软性方式更贴近民生，更能深入到受援国的社会生活中，受援国民众对援助国的认识和理解能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加大中国国际教育援助力度，对于塑造中国和平、合作和负责任的国际形象，增强国家对外软实力等方面具有促进作用。从2012年的统计数据看，我国正在逐步调整对外援助的结构(如表3所示)，加大对教育等软性援助项目的投入。

表 3 2010年至 2012年中国对外援助成套项目领域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二)多管齐下，扩大援助主体

由国家职能部门统领对外援助，是中国的制度优势，在目前我国还属于发展中国家，国家对外援助的财政投入还非常有限的情况下，这种制度设计有利于充分利用资金，集中资源办大事，提高对外援助的效果。2018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主要职能是拟订对外援助战略方针、规划、政策，统筹协调援外重大问题并提出建议，推进援外方式改革，编制对外援助方案和计划，确定对外援助项目并监督评估实施情况等。(8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主页，http://www.cidca.gov.cn/zyzz.html。这是中国对外援助体制改革的里程碑，也是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举措，将会进一步提高中国对外援助的效率，增强中国对外援助的国际影响。

从国际教育援助的视角看，教育援助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同时教育领域也是大国战略博弈的敏感地带，既需要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也需要适应文化传播特点的工作机制。当前中国国际教育援助主体以官方机构占绝对比重，援助形式也以政府对政府的双边援助为主，社会团体和民间力量参与程度不高，发挥作用有限，中国国际教育援助缺少民间活力。社会团体和民间力量以其灵活性和专业化的特点，不但能拓宽资金募集渠道，补充官方援助在人力、财力和物力上的不足，还能有利于稀释政治性和淡化官方色彩，可以更灵活地深入受援国的基层社会，更便于切入一些官方援助不敢或无法接近的领域，更容易被受援国普通民众所接受，也更能高效完成援助项目和达成援助目标。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导向下，进一步扩大援助主体，培养国际教育援助的社会组织和民间力量，推动中国国际教育援助向宽领域、深层次发展，促进民心相通。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参与到国际教育援助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例如2018年共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的492 185 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全国31个省(区、市)的1 004所高等院校学习，其中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人数63 041人，占来华生总数的12.81%。(85) 《2018年来华留学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官网，2019年4月12日，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04/t20190412_377692.html。同时，在加大教育援助的多边国际合作方面也有较大的进展，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迎来中国“掌门人”，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当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7届大会主席。(86) 滕珺：《教育治理的世界力量》，《中国教育报》，2014年3月26日，第9版。

(三)精准施策，完善援助管理

中国国际教育援助的历史相对较短，援助的实践经验比较有限，早期的国际教育援助项目多数是援建学校、提供教学设备和资料、派遣教师、在华培训发展中国家教师和实习生，为发展中国家来华留学生提供政府奖学金等。(8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11)》(白皮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为发展中国家展示中国教育发展的理念，提供教育解决方案，增强受援国自身教育发展能力的系统化教育援助不多见。2016年实施的“中国援南苏丹教育技术合作项目”，是中国第一个一体化国际教育援助项目，这个项目的设计方案是帮助南苏丹制定国家教育政策制度、战略规划和课程等现代教育发展体系。

另外，中国国际教育援助的信息公开、效果评估和监督问责等管理机制仍需不断健全。一直以来，我国国际教育援助项目分布在商务部、教育部、发改委等多个职能部门，国际教育援助的统计口径不一致，也没有统一的数据汇总和信息公开，这将不利于统筹各方力量，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各方参与的国际教育援助格局，2011年和2014年发布的两份对外援助白皮书，均提及了教育援助的相关数据的内容，这是提高中国国际教育援助透明度的重要举措，未来可逐步过渡到发布中国国际教育援助年度报告和建立相关数据库。同时，中国国际教育援助的监测评估体系相对滞后，教育援助项目缺乏前期对接、中期跟进、后期评估的整体性管理机制，面对着复杂的外部环境和多元的援助诉求，当前的单线管理机制较难及时发现和解决教育援助中出现的问题，直接影响教育援助的质量和绩效。引入第三方社会组织对国际教育援助项目进行跟踪测评迫在眉睫。

(二)离合词“A了个B”与网络语“A了(嘞)个B”在不同的语体中使用。前者一般在书面语体中或是在正规场合的口语中出现。而后者则主要出现在网络即时工具聊天，网络游戏或者网络论坛中，不过现在也开始“入侵”到非正规场合的口语中，用以表示幽默和时髦。如：

综上所述，教育促进文化理解和民心相通的作用不言而喻，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视域下，中国国际教育援助不能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的合作，而是要寻求更多的价值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交流和理解，中国国际教育援助还有更多可以发挥作用的空间和机会，使中国成为国际援助体系中负责任的大国，全面提升中国的积极影响力。

China ’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ssist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HEN Ying

Abstract: As an international public product of transnational, cultural and public welfar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ssistance is the meaning of forging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Under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is paper first expounds the inherent logic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of mankind and China’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ssistance, and then discusses the role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ssista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analyzes how to innovate China’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ssistance while expanding the scale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ssistance. By so doing, the efficiency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ssistance will be improved, and a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id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th be developed with further exploration.

Key Words: The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ssistance; China

作者简介: 陈莹，暨南大学助理研究员；中国——东盟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 中国——东盟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科研专项和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联合资助项目(编号：CW201525)。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072(2019)11-0119-14

English Abstract

责任编辑王桃

责任校对李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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