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观到初级社会主义观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民主主义论文,社会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从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诸方面比较全面地描绘了未来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蓝图，其后，他又就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任务及其历史地位作了深刻的研究和论述，形成了他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观。这一理论对指导和鼓舞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毛泽东的社会观也有了新的内容，对未来社会有了新的设想和构思，这促使他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观不断向前，产生了实质上的初级社会主义观。特别是经过一段社会主义实践后，他更深刻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可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不同阶段，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个伟大的创见，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重大贡献。尽管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这一伟大的设想和理论被忽视，但它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所逐步形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成为我党初级阶段理论的思想基础和渊源。
（一）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未来社会的构想还是相当零碎的，尽管在一些文章和讲话中已有涉及，但未形成明确的社会观。
抗战爆发后，由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毛泽东开始考虑在抗战时期内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可能性。他认为在抗战时期内，主要经过国共合作，在中国建立起“民主共和国”。沿着这条思路，“共同建国”的思想就逐渐产生。所以，我们看到，1937年12月25日的《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曾首次提出：“共产党不仅诚意在抗战阶段中与国民党并肩携手地共同救国，而且决心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和衷共济地共同建国。”（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81页，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86。）到这时，毛泽东的思想中开始生成了其新民主主义社会观的雏形。
1938年7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会见了世界学联代表团，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首次从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诸方面比较全面地描绘了未来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蓝图，开始提出了他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观的基本思想。他提出：“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一句话，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共产党愿意联合全国的一切党派与人民，大家努力建立这样一个国家。”“这样的任务，不但是共产党的，也应该是国民党与其他革命党派的，同时是全国人民的，这是中国的历史任务。”（注：载1938年7月2日《解放周刊》第45期。）从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知，毛泽东认为民主革命完成后所建立的国家，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在毛泽东年来，中国很需要这样一个国家或社会，中国民主革命完成后，必须经过了这样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在其经济文化均已大大发展了的条件下，才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而决不应在民主革命完成后直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从1938年到1948年，毛泽东作了大量的理论工作，先后写了《论新阶段》、《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文章，基本完成了他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观的理论体系。
（二）
1948年9月毛泽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其所作的报告、插话和结论中，对未来社会的认识有了一些新的构想，尽管他仍将这一未来社会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但从其实质看，无疑与过去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观有了显著的不同，实际上，他这时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中国的初级社会主义社会。毫无疑问，在毛泽东建国理论发展史上，这是一次划时代的巨大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
毛泽东建国理论的这一巨大转变，是由他的一贯的实事求是思想方法和当时的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巨大变化所决定的。因为，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走上什么样的社会发展道路，取决于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而在中国，自1924年以来，真正在整个政局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就是国共两党的相互关系。因而，国共两党关系的变迁就不能不成为决定着中国命运、也决定着毛泽东建国理论变化的最重要的“具体历史条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抗战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在国共两党关系空前亲密的形势下，毛泽东以“国共合作，共同建国”的主张为基础，进一步提出了建立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新理论。这时共同建国要建立的只能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不可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随着抗战结束，内战爆发，国共关系彻底破裂，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观赖以建立的政治基础已不复存在。因而这一社会观的改变和发展就势所必然了。
首先，毛泽东开始确认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和未来新中国的唯一领导者的地位。以前都认为是共同领导，或无产阶级参加领导，而1948年1月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12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就确立了无产阶级单独领导新中国的新观点。这无疑是一个具有关键性的重大变化。其次，“反对官僚资本”客观上有了新涵义。一方面，由于无产阶级单独的领导地位，没收的官僚资本所建立起来的国营经济，就将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另一方面，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国家手里就将有从官僚资产阶级那里接收过来的控制全国经济命脉的巨大的国家资本。最后，毛泽东曾讲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但自1947年底起，他又开始在反帝反封建之后，正式地加上了一个“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内容，从而将这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客观上包含在了这个“新民主主义革命”之中。这表明，尽管毛泽东这时仍使用新民主主义社会观的概念，但实际上他的革命建国理论已在客观上具有了相当的社会主义理论性质。所以，这一初级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尽管继续保留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外表但却不能不认为这开始实现了毛泽东建国理论上的一次新飞跃。
到了1948年9月，毛泽东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他关于社会观的新理论，其主要点是：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概念和新理论；否定了国会制和三权分立的政权形态；否定了“新资本主义”的提法。这些新的观点和论述使毛泽东对未来社会的构想更为清晰且富有了新意。
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按其共同点来说，都是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社会。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社会主义因素”还不居于主导地位，以至整个国家的性质，并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新民主主义的。然而，在初级社会主义当中不仅“存在”社会主义因素，而且这些因素还是“领导因素”。这样就使这个社会与新民主主义社会有了原则的区别，就使这个社会成为初级社会主义的社会。显然，毛泽东仍把这个初级社会主义称为“新民主主义”，是因为初级社会主义还够不上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种高级社会主义，毛泽东在这里把高级社会主义称之为“社会主义”。
初级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政治制度，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只是其中含有社会主义因素，而初级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则不是含有社会主义因素，而是这种制度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毛泽东在1949年2月同米高扬谈话中曾明确指出：“首先，这个政权的性质简括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注：《党的文献》，1991(6)。）不言而喻，民主革命后所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既然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么，这种国家制度，自然也就不再是什么“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制度了。
初级社会主义的经济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是有原则区别的两种不同的经济形态。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是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混合经济。而初级社会主义的经济则因其不仅含有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而且这种经济成分还占据着决定和主导的地位，所以，它是初级社会主义性质的混合经济。毛泽东在1948年9月西柏坡会议上就明确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决定作用为依据，否定了“新资产阶级”的提法，实际上也就否定了这种经济的新民主主义性质。他说：“我们政权的性质已讲过，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社会经济呢？外面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城市私人经济在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注：《党的文献》，1989(5)。）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这时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显然已不是过去那种意义上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了，虽然他仍使用了“新民主主义经济”这个名字，也未说过初级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但他这时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已包含了初级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具有实质性的内容。他认为，我们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营经济、公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这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是起决定作用、居主导地位的，这也就决定了整个国民经济体系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至于这种国营经济在数量上所占比重之大小，不是关键性的。只要它在量上有一定规模，从而能够操纵国民经济的命脉，占据着主导地位，那它就能规定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社会主义性质。
初级社会主义的文化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也是有原则区别的两种不同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虽然其中也有占指导地位的共产主义的思想文化，但毛泽东却不认为这是新民主主义文化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他的理由是，文化反映政治经济，没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文化。但自从提出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后，毛泽东在文化上的观点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他在1948年9月会议期间就提到：“文化中有社会主义文化，就是马列主义”，文化上也有“社会主义因素”，“并且是领导因素”。（注：《党的文献》，1989(5)。）他认为，革命胜利后，我国在文化领域，也将具有居支配地位的“社会主义因素”，并将由此形成初级社会主义的文化形态。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1948年9月以后，毛泽东所主张的，实际上就是要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初级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和初级社会主义的文化形态，因而在总体上他所主张的也就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初级社会主义的社会。虽然他表述的还是叫新民主主义，这是因为他认为的社会主义就是高级社会主义社会，因此，这时只能还是叫新民主主义好，但这时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质上已是初级社会主义社会。
（三）
1953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想后，他开始在实践中放弃了实行初级社会主义理论的计划，主张立即开始向高级社会主义过渡。但当发现一些问题后，他又曾回到了他的初级社会主义理论。1956年12月他在与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中，又重提“新经济政策”，主张中国还应继续实行一段“新经济政策”。他说：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还有资本主义的，虽然没有资本家。上海地下工厂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它作对。现在合营工厂做衣服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毛泽东还表示，他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他认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二十年不没收。……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注：《毛泽东的艰辛开拓》，174、265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1956年底的中国社会，当然是社会主义社会，但毛泽东仍想要实行一段新经济政策，认为可以搞国营，还可以搞私营，还提到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更清晰地说明了毛泽东的初级社会主义观点。由此他还提出区别建立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两个不同阶段的思想。但遗憾的是，毛泽东在提出这一思想后，在实践中却未能向这一方向发展，他仍然向往那个“高级社会主义”，所以，不久他又急剧地向“左”转了。
1958年的“大跃进”，犯了超越阶段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和党中央很快就觉察到了。为了纠正“左”的错误，毛泽东和党中央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思想。特别是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并身体力行，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联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本书，以指导我们的经济工作。在这次读书活动中，毛泽东以超越阶段的“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为鉴戒，对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我国处于哪个阶段的问题，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提出了新的重要见解。毛泽东明确提出，要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富裕程度的状况，来考察研究建成社会主义的界限，即阶段特征问题。根据这样的认识，他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注：《毛泽东的艰辛开拓》，214、286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社会主义划分为“不发达的”与“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大创见。这是毛泽东在三大改造刚完成时所提出的区别建立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两个不同阶段思想的基础上，对正确认识的深化和发展。这种新的深化和发展，不仅仅在于概念的表述上更为鲜明、准确，而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过去所说的“建设”社会主义，实际上只相当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这一思想，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从实践上来说，它有效地指导了我国20世纪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使党的方针、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从脱离实际、脱离生产力状况的“左”倾错误中摆脱出来，使一段时期我国的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从理论上来看，这是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一个伟大的创新，是基本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中国社会主义现状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重大贡献。尽管这一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未能继续探索下去，但它却是我们党后来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和思想渊源。
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一些创见和可贵的思想，并未在实践中得以贯彻和实施。但沿着毛泽东社会观的发展思路，其初级社会主义思想脉络清晰可见。尽管毛泽东的这些设想和思路也许还仅仅是思想火花，但它的作用和意义却是巨大和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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