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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论》和《矛盾论》发表于1937年的7月和8月，是毛泽东同志对我党成立16年历史经验的哲学总结，是对长期危害党的事业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哲学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样一条道路所作的哲学论证。可以这样说，没有“两论”，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成功结合，就不可能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一、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1〕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我们党才集合了队伍，并且领导群众，开始了中国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但是，这个全世界无产阶级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为我们提供的是指导原则，而不是解决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只有在一般原理、原则的指导下，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形成适合各国具体情况的具体理论，它才能变成现实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列宁说过的一段话：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运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它在每一个表现中都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点，也就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但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1935年遵义会议之前十几年的时间里，我们结合得不好，运用得不好。20年代末30年代初，教条主义在党内盛行，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统治时间长达4年之久，所造成的危害最为严重，所产生的影响也最为恶劣。教条主义的主要特点就是拒绝研究中国的实际，一味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照搬共产国际的决议，照搬苏联的经验。这样，就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挫折和失败。所以在遵义会议之后，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重点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哲学上总结历史经验。毛泽东在《哲学批注集》中有一段话：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所以要真正纠正一切大的政治错误，也就必须从哲学高度找出它的根源，从哲学高度总结出必要的经验。大家知道，毛泽东1935年写的那篇《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总结政治路线方面的经验，批判王明“左”倾关门主义的政治策略的，同时批判“左”的政治错误的哲学根源，这就是他们所认为的《圣经》上载了的都是对的，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进行政治批判的同时，结合着进行哲学批判。一年之后，1936年12月，毛泽东又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军事斗争的经验，批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在这种军事批判的同时，毛泽东也进行了哲学的批判。特别是其中的第一章，就是一个哲学题目：“如何研究战争”。毛泽东强调研究战争问题的方法论，指出研究战争“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2〕强调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走上胜利的途径。在1937年的7月和8月，毛泽东又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论”是对中国革命16年的历史经验所作的系统化的哲学总结。《实践论》的基本思想是讲认识和实践的统一，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认识的目的，是检验认识的标准，我们应当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矛盾论》的基本思想是讲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认为这是矛盾问题的精髓，强调在矛盾普遍性的指导下，注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进而找到解决矛盾的特殊的方法，强调了列宁的一句话：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这两篇著作的基本思想给我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哲学根据，或者说是为这种结合作了哲学论证，对王明教条主义否认这种结合所作的哲学批判。因此，也可以说这两篇著作给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两论”发表之后，毛泽东强调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1938年倡议成立延安新哲学会，动员、组织大家学哲学。1941年，为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在我们党内成立了高级研究组、中央研究组。毛泽东讲，为了总结历史经验，要学理论，学理论要以研究思想方法为主。在他的倡导下，当时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思想方法》一书，随后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彻底地批判了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在我们全党真正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样就为召开“七大”作了很好的思想准备。在“七大”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结晶——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高举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把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革命不会胜利；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也不会胜利。当然，历史在不断发展，这种结合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到了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们又面临着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的任务。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把一个不发达的国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中国的又一次革命。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任务要求我们实现新的结合，创造出新的理论。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做的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话：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家，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毛泽东提出了实现新结合、创造新理论的任务，领导我们继续探索，取得了不少的胜利，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写出了一些很好的著作，像《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等。但是总的说来，没有完成创造新理论的任务，没有真正找到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自己的道路。一直到“文革”之前，尽管有一些正确的思想，但我们还不能说找到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真正找到这条道路，形成新的理论，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在新的形势下，总结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总结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总结国际的经验，才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的科学体系。江泽民总书记在讲这个理论的历史地位时说，在我们党领导的两次革命过程中，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两次飞跃，形成了两个理论，造就了两个伟大人物。所以，如果说在第一次革命中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的话；那末，在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马克思主义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思想是第一次结合的结晶，邓小平理论是第二次结合的结晶。这两次结合的哲学基础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特别是《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基本思想。
二、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新阶段”这个提法是江泽民总书记在1997年5月29日讲话中第一次讲的。十四大报告对于邓小平理论的规定讲了三句话：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次又加了一句话，这句话加得非常有分量，把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讲得更加明确，对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是“新阶段”阐述得更深刻。为什么是一个“新阶段”？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是用“四新”来回答的：第一个叫做“新境界”，第二个叫做“新水平”，第三个叫做“新论断”，第四个叫做“新体系”。这“四新”是我们讲“新阶段”的主要根据。
第一，关于“新境界”。江泽民总书记讲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我认为，这一新境界的开拓，主要是实现了五个方面的破除和五个方面的坚持：即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破除苏联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坚持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破除超阶段的“左”的思想和政策，坚持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我们制定一切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破除离开生产力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坚持把发展生产力、把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作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各项工作的根本标准；破除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著作、某些原理教条化的倾向，坚持根据新的形势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五个方面的破除和坚持，是邓小平领导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断实现思想解放的基本内容，这是从逻辑上进行的概括。就历史的过程来说，从1978年邓小平同志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新时期解放思想的宣言书，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自始至终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使我们的理论和事业能够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的思想保证。
第二，关于“新水平”。江泽民总书记讲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所谓“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表明我们原来的认识水平比较低，问题比较多，不那么清醒。针对过去的“不清醒”，邓小平同志作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论断。他讲了许多“不是”，明确否定传统的错误观念，然后提出新的科学论断。比如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所以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最后，邓小平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一个结论，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这个论断的新意之处，在于它纠正了以往人们只讲生产关系方面不讲生产力方面的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片面认识；突破了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而不讲解放生产力这样一种传统观念；舍弃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不科学概念。所以，它是有所纠正，有所舍弃，有所突破的。邓小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的论断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给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指明了正确方向。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贡献就是搞清楚了中国国情，指出我们现在建设的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只能实行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的路线和政策，这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 点”的基本路线和经济、政治、文化领域里的基本纲领。
第三，关于“新论断”。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前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变化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邓小平理论的新论断很多，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是很重要的。第一个重要的新论断是确认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认为在较长的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世界战争是可能的，世界和平的维持是有希望的，从而纠正了以往的一个不正确的判断，即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因此，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加快自己的发展，搞好经济建设。我们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就是建立在这个判断的基础之上的。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理论是其理论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其实际根据，时代的特点和主题是国际条件方面的根据。第二个重要的新论断是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邓小平针对过去认为学习外国就是崇洋媚外的封闭保守思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现在国际方面有这个条件使我们更好地利用外资和外国的技术，学习外国先进的管理经验，作出了对外开放的伟大决策。第三个重要的新论断就是针对于当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正在经历深刻的革命，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强调发展经济要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觉得，邓小平关于国际方面的新论断很多，但时代的主题、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特点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三个论断尤其重要。邓小平的理论由于其宽阔视野和对国际问题的深刻洞察力，不仅使它能够适合中国的国情，而且适合时代发展的潮流。
第四，关于“新体系”。邓小平理论作为“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哲学基础，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首要问题，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个科学体系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是一个历史性贡献。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一个50年，即从1848年开始到1898年恩格斯去世，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为无产阶级革命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在第二个50年，即从恩格斯去世到本世纪50年代中期，列宁和毛泽东分别在不同的国度把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形态的东西变成现实形态的东西，但对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的问题，列宁没有来得及解决，斯大林没有解决好，毛泽东也没有解决好。从50年代中期至今将近50年，社会主义在曲折中发展。邓小平总结国际国内的经验，创立了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解决了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实践证明，邓小平的理论体系是科学的。一个是两个20年的历史比较。从历史上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0年，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得太少，经济发展速度不快，人民生活没有多大改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将近20年，经济发展举世瞩目，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快，国家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是建国以来发展最好的时期。再一个就是国际的比较。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改换旗帜的国家政局动乱，经济滑坡，人民生活困难。社会主义中国则经受了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考验，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因此，江泽民总书记讲，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三、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全面推进我们的事业，首先是一个高举旗帜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历来旗帜鲜明。江泽民同志到中央工作不久，在1989年建国40周年的国庆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经过10年检验而为亿万人民所认识和接受的科学理论，是指引我们继续前进的伟大旗帜。”1992年党的十四大系统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主要内容，提出了用这个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指出要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
第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全面推进我们的各项事业，就要牢牢抓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有牢牢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才能清醒地把握社会矛盾的全局。最近几年，我们已开始强调社会的全面进步。而社会的全面进步，归根到底取决于主要矛盾的解决，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发展生产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就要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突破性的进展，政治体制改革要深入进行，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总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不能因为强调全面进步而忽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第二，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这是邓小平同志的一个重要思想。《邓小平文选》中有20多处讲机遇问题。目前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既面临着许多方面的严峻挑战，同时也有一个很好的历史发展机遇。从世界范围看，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我们有条件集中力量搞建设；从经济方面来看，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这就使我们有条件更好地利用发达国家各方面的成果来发展我们自己；从国内情况来看，我们的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对外开放的格局基本形成，社会稳定可望长久保持，特别是积累了近2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我们完全有条件发展得快一点。现在关键是不要去搞那些抽象的无谓的争论，不要瞎折腾，而是扎扎实实地、聚精会神地把我们的改革和建设工作抓好。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现在都面临着新的考验。在新的发展机遇面前，在世纪之交，在十五大之后，谁能够抓住机遇，谁没有抓住机遇，将来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别。现在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若在困难和问题面前无所作为，怨天尤人，就会丧失机遇。
第三，开拓进取，而不要因循守旧。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特别是现在，要大力推进和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这两个根本性转变，更需要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勇于实践，勇于探索，在总结经验中把握规律，努力探索解决新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努力开创工作的新局面。江泽民同志在谈到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说：“改革的经验从哪里来？只能从实践中来。要鼓励探索，允许试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去试，大胆去闯，等是等不来的。回避问题，退缩不前，只能无所作为。”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要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的标准，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大胆利用一些反映社会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组建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竞争力较强的大企业集团，同时采取多种形式放开搞舌国有小型企业。
第四，高举伟大旗帜，推进伟大事业，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一步把党建设好。首先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坚定不移地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其次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把党建设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再次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充分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为了加强党的建设，必须从严治党，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1093页。
〔2〕《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3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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