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宝贵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八十年论文,宝贵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很多成功的经验。例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总结出革命的三大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又创造了很多成功的经验。这些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曾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外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
1991年，江泽民在总结建党70年经验的时候也明确提出：“在70年的斗争中，我们党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注：《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1633页。）
从1991年到现在的10年，同样证明了这条基本的经验。这就是说，不管是搞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那么，怎么才能把这条基本经验学到手，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呢？
一、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要做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首先就要对马克思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最基本的前提。如果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坚定的信仰，就根本谈不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现在，公开宣布自己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多，但许多人心里并不一定真正信仰，在思想认识上还存在着以下三种错误的倾向：
第一种倾向是怀疑主义和“过时论”，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了，没有必要再加以坚持。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确实和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人所处的时代不大一样了，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根据当时情况所作的许多具体结论已经不适用了。但是，它们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它们所提出的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并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正确指导。不能因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些具体结论已不适应现在的情况，就认为它们已经过时，不再加以坚持。现在有一些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著作并没有认真学习，就大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这种态度是极其错误的。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许多基本原理，我们并没有深刻领会，应该认真地加以学习，不能轻易地加以怀疑。邓小平曾多次强调“老祖宗不能丢”，这是很有道理的。
第二种倾向是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仅仅在口头上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而心里想的、行动中做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们口头上讲得呱呱叫，实际上却背道而驰，甚至连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都没有，贪污受贿，腐化堕落，欺压百姓，胡作非为。江泽民在一次讲话中，曾引用荀子的话批评那些言行不一的现象：“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注：原文见《荀子·大略》。其下还说：“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见《荀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9页。）像各地那些贪赃枉法、胡作非为的腐败分子，就是这种“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妖”，必须坚决地清除掉。
第三种倾向是教条主义，他们不从发展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出发，仍然还在坚持马、恩、列、斯、毛等人根据当时情况所作的一些具体结论，或者仍然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过去那种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之中，僵化地看问题，觉得这也不顺眼，那也不称心，以实践中、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来怀疑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甚至认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搞“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他们“唯我独左”、“唯我独革”，自以为只有他们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别人都脱离了甚至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他们这种态度才恰恰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在党的历史上，教条主义曾使党吃了大亏。党的领导人犯错误，大部分都与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有关。在遵义会议以前，党内的教条主义是非常浓厚的。对于苏联的经验和做法以及共产国际的指示，都把它神圣化，认为不能有任何怀疑，必须绝对地贯彻执行。王明等人自以为在莫斯科喝了洋墨水，吃了洋面包，看不起在国内搞实际斗争的人。对于毛泽东等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做法，他们不以为然，认为是违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讥笑山沟沟里怎么会有马克思主义？可是，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恰恰是在国内参加实际斗争的人，而不是他们这些脱离实际斗争、开口闭口“国际指示”的人。
对于王明等人的教条主义的态度和做法，毛泽东曾给予深刻的批判和讽刺。他说：“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注：《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36页。）这里所说的“臭的”，“死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教条主义。
可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又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教条式地理解和对待了马列著作中一些已经过时的或不符合中国实际的结论。直到现在，这种教条主义的影响仍然存在。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即必须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江泽民也在十四大报告中，提出三个不能“停留”，即决不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上。在十五大报告中，他又郑重地强调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学风问题，提出三个“着眼于”，即学习时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在新的世纪，我们更要强调这一点，坚决反对那种照搬照抄或空谈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做法，反对那种以固有的理论限制实践的错误做法，坚持三个“着眼于”，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更好地结合起来。
二、认真调查研究，认清中国国情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另外一个关键，就是必须认清中国的国情。如果对国情认识不清楚，要想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也是不可能的。
从党的历史来看，要认清国情是很不容易的，在这方面曾发生过多次曲折。概括起来，就是不懂得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中心应该放在农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革命的特点是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不平衡性，因此党的一些领导人先是犯了右倾错误，后来又接连犯了三次“左”倾错误。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党中央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规律性，才有了深刻的认识。
但是，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党的领导人对于中国国情的认识又发生了偏差。毛泽东虽然也认为中国“一穷二白”，经济文化都很落后，但又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缺乏认识。他脱离中国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的实际，不是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而是过于频繁地调整生产关系，大搞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而且急于求成，急于过渡，急于超越。1958年，他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企图在十几年甚至几年之内，就在主要生产指标方面赶上英国，向共产主义过渡，而且要求的时间越来越短。即使在“大跃进”遭到挫折的情况下，他还认为中国可以很快地过渡到共产主义。在后来的“五七”指示和关于学习理论的指示中，毛泽东又几次提出应该消灭城乡、工农等差别，使很多方针政策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
为什么会对国情的认识产生偏差呢？主要原因就是缺乏调查研究。像王明，只在青年时代参加过一段学生运动和反帝爱国运动，21岁就到了苏联，回国后又一直在上海党的机关工作，26岁就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没有亲身参加过工人、农民运动，没有进行过调查研究，对国情缺乏真实的了解，只能照搬照抄苏联的经验、共产国际的决议和马列的词句。接替王明的博古19岁就到了苏联，回国后24岁就担任团中央书记，同年担任党中央主要负责人，也没有亲身参加过工人、农民运动，没有进行过调查研究，对国情缺乏真实的了解，因而也只能照抄照搬，同样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正是针对当时那种照搬照抄的作风，毛泽东于1930年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有名的著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毛泽东的一生，可以说一直在强调调查研究，也一直在身体力行。到他的晚年，他也经常抽出时间到农村、工厂作调查。但是由于他职位高了，工作忙了，身体差了，调查工作没有早期那样深入，下边的同志也往往拣他爱听的说，使他了解不到真实的情况，调查的结论往往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他也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并对一些理论讲得看起来很精辟、很透彻，但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导致工作中的错误。例如“大跃进”之后，彭德怀、田家英、毛泽东等都曾到韶山调查研究，彭德坏、田家英看到的是“大跃进”后造成的严重后果，是老百姓包括老红军都在挨饿的凄惨景象，而毛泽东看到的却是“喜看稻寂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一片丰收喜人的景象。历史已经证明，彭德怀、田家英的调查结论是正确的，而毛泽东的结论是虚假的。他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与他这种错误的结论是分不开的。
这就说明，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中介环节，是不能缺少的，而且是不能一劳永逸的，这次的调查结论是正确的，并不能保证下次调查的结论也是正确的，必须反复不断地、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特别是现在，社会的发展和变动很快，要真正了解实际情况，正确地认识国情，必须反复不断地、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
现在，我国最基本的国情、最大的实际，就是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历史阶段，至少需要100年。应该充分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一切从这个实际出发。过去我们犯错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超越了各地的实际。现在，仍有不少地方的领导无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现实，无视本地的实际条件，在发展速度上盲目追求翻番，追求提前实现现代化，在基本建设上盲目追求全国第一，世界一流，在设备购置上盲目追求豪华和舒适，在学习外地经验上盲目照搬，严重脱离实际。这种脱离实际的做法，是根本要不得的。
三、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并不是坚信马克思主义和了解中国的实际就行了，还要去认真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特别是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果不去解决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就无法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地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
早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在解释实事求是的态度时，就提出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他说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而教条主义者只是把马克思主义拿在手里，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就是不把它射出去。后来他又说：“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15页。）要使马克思主义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发生作用，就不能空谈马克思主义，必须用它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正是由于我们党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才把马克思主义不断地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把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一步步推向前进。
后来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也提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很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
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就要大胆地解放思想。不解放思想，不打破旧条条、旧框框，就无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一切胜利和成就，可以说都是解放思想的结果。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即2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70年代末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三次思想解放运动，都产生了伟大的成果。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就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在新的历史时期，也有过三次思想解放，这就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党的十五大。这三次思想解放，也都产生了伟大的成果。第一次思想解放，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第二次思想解放，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第三次思想解放，又开创了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没有这三次思想解放，就不能冲破“两个凡是”、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思想束缚，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就更多，更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不断地解放思想，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党和国家的事业才能不断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不断推向前进。
四、认真总结历史经验
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认真地总结历史经验。
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之所以接连犯三次“左”的错误，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及时地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1927年的“八七会议”虽然总结了犯右倾错误的经验教训，可是没有防止“左”倾错误的发展，结果接连发生了三次“左”倾错误。经过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党有了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等人立即认真总结这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的国情、中国革命的规律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及时地实现了政治路线的转变，发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抗日战争开始后，党又吸取民族战争的新鲜经验，从而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使毛泽东思想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又接连犯了长达20年的“左”的错误，根本原因也是没有及时地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大跃进”受到挫折以后，毛泽东也提出要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左”的错误，可是他是在充分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来总结经验教训和纠正“左”的错误的，这就使他不能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致使“左”的错误越来越严重，最后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指导全党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认为“文化大革命”再不能搞下去了，老路再不能走下去了，必须寻找一条新的道路，这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主要就是这次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结果。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这两次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两次历史经验的总结，就没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的实现。因此，要做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必须及时地、认真地、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