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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基本线索是：异化劳动——私有财产——共产主义。相比马克思的三段式，阿伦特《人的境况》提出了另外一个三段式：劳动——工作——行动。它们之间蕴含一种对应关系：阿伦特的“劳动”与“工作”对应马克思的“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阿伦特的“财产”与“财富”对应马克思的“不动产”与“动产”；而阿伦特的“行动”则对应马克思的“交往”。 一、马克思的异化劳动与阿伦特的劳动与工作 (一)异化劳动：管理活动与直接生产劳动的分离 在《手稿》中，马克思特别研究了异化劳动问题。劳动异化是劳动对象化、物化或外化的特殊表现形式，当劳动者不能支配自己生产的劳动产品，并反过来被自己生产的劳动产品所支配时，就是劳动异化。主体产生了异己对象(客体)的劳动，就是异化劳动。这就必须满足三个条件：(1)起码存在一个主体；(2)起码存在一个客体(对象)；(3)主客体间是异己的关系。 马克思从四个方面规定“异化劳动”这一重要范畴：(1)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2)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3)人同自己类本质的异化；(4)人同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异化。①这四个规定以第二个规定为核心。问题在于：异化劳动究竟属于何种劳动形态?我们必须得到明确答案。这种形态只有置于作为全部社会史的基础的劳动发展史之中，才能得到具体的、历史的规定。 我们可以从《手稿》中读到下列一些词句：劳动的对象化(物化、外化)——劳动的分化(分工)——劳动的异化——自由联合劳动。这些词句正好构成马克思的内在思维进程，这一进程是对于人类现实历史发展过程的深刻洞察。 首先，一个确定的事实是：自从人类以及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劳动以及劳动的对象化(物化、外化)就是不可或缺的了。财产本身就是劳动的对象化或者对象化的劳动。 其次，随着劳动自身的发展，必然出现劳动的分化(分工)：从自然分工到社会分工。所谓“自然分工”是按照人们的自然特性(如性别、年龄等)进行的分工，所谓“社会分工”是按照人们的社会特性(如身份、角色等)进行的分工，而这些社会特性又是不断地在分工中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分工的历史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我们通常讲到的“三次社会大分工”(即农业从畜牧业中分离；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商业出现)，以及更重要的：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等等。等级、阶级、阶层等等是分工固定化的表现。在历史上，分工的主要表现也就是固定性社会分工。 最后，消灭分工就是消灭固定社会分工，实现分工的非固定化，在非固定性的分工中，人类的自由联合的劳动成为现实。 但是，当我们谈到分工时，我们总是忽略了可能是一切分工形式中最重要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分工：管理活动与直接生产劳动的分离。必须指出：这种分工不仅在历史上实际存在，而且始终起着关键作用，是我们真正理解历史，打开社会奥秘的“锁钥”。 因此，“异化劳动”是这样一种特殊形式的分工：管理活动与直接生产劳动的分离。从而，劳动的异化也就是劳动的分化的特殊表现形式。也就是说，异化劳动一是指在管理活动支配或强制下的直接生产劳动；二是指管理活动本身。但是必须附加三点说明：第一，人对人的管理是指人对人的意志支配或强制，包括自然强制和非自然强制。自然和非自然的界限是由具体历史情境来确定的。譬如在某种重大自然灾害、重大社会灾难等情况下适度实行某种强制是合理的和必要的。为了避免更大的恶(害)的强制是合理的和必要的，因此导致更大的恶(害)的强制是不合理的和不必要的。但是，在不同政治哲学或政治意识形态的界说下，人们对于善恶或利害的权衡是有别的。总起来说，善恶或利害的度量不应以任何个人或集团为标准，而应以整个人类为标准。然而，也要防止以整个人类为旗号，牺牲任何集团或个人。总之，作为异化劳动的直接生产劳动和管理活动，应该是指受到非自然强制的直接生产劳动和作为非自然强制的管理活动，而不应该包括受到自然强制的直接生产劳动和作为自然强制的管理活动。第二，不论是自然强制，还是非自然强制，也都包括经济强制和超经济强制。奴隶和农奴所受到的强制，是超经济强制，他们没有人身自由，本身被视为奴隶主和农奴主的财产和工具，他们之间具有人身依附关系。既然劳动者不具有主体地位，也就不存在什么异化劳动；而雇佣工人所受到的强制，则是经济强制，他们具有人身自由，与资本家之间没有人身依附关系，但是他们除了自身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维持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他们可以摆脱个别资本家，但却不能摆脱整个资本家集团。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购买劳动力，用死劳动(物)来统治活劳动(人)。工人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剩余价值，也就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异己对象(客体)——资本家。这才叫做“异化劳动”。第三，管理，正像分工一样，是固定化、固定性的，出现了专门的管理者(集团)和专门的被管理者(集团)的分立。 马克思在描述了异化劳动的一系列表现以后，着重强调说：工人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②。“强制劳动”是什么呢?正是在生产劳动中所出现的：人对人的管理，也就是在这种管理形式下的直接生产劳动。当然，这种“强制”是指非自然的和经济的强制。 因此，第一，“异化劳动”这一范畴，作为它的核心规定——第二个规定，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也就是指：生产劳动中的人对人的管理，管理活动与直接生产劳动的分离，管理者与直接生产劳动者的分离。 第二，异化劳动作为它的第一个规定，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也就是指：由于生产劳动中的人与人的分离，人对人的管理，从而导致物与人的分离，物对人的支配。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③。必须破除这样一种传统观念，似乎财产占有问题先于以及高于生产劳动中的管理问题。事实恰恰相反，人们只有首先作为生产的人与物两方面的管理者，然后才能成为财产的人与物两方面的占有者。当然，二者并不等同。同样，人们只有首先作为生产的被管理者，然后才能成为财产的被占有者，成为财产本身。换句话说，人们只有首先作为工具被使用，然后才能成为工具被占有，成为工具本身。因此，所有者与劳动者的矛盾，根源在于管理者与劳动者的矛盾。 第三，异化劳动作为它的第三个规定，人同自己类本质的异化，也就是指：正是在人对人的管理中，人丧失了自己的“类特性”——“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④，亦即自主性，也就丧失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 第四，异化劳动作为它的第四个规定，人同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异化，也就是指：一些人成为管理者，另一些人成为被管理者，从而，一些人成为占有者，另一些人成为被占有者。 (二)劳动异化与工作异化 在《人的境况》一书中，阿伦特“用积极生活(vita activa)这个词，来表示三种根本性的人类活动：劳动(labor)、工作(work)和行动(action)。它们之所以是根本性的，是因为它们每一个都相应于人在地球上被给定的生活的一种基本境况”⑤。关于“劳动”、“工作”，阿伦特是这样描述的：“劳动是与人身体的生物过程相应的活动，身体自发的生长、新陈代谢和最终的衰亡，都要依靠劳动产出和输入生命过程的生存必需品。劳动的人之境况是生命本身。”“工作是与人存在的非自然性相应的活动，即人的存在既不包含在物种周而复始的生命循环内，它的有死性也不能由物种的生命循环来补偿。工作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自然环境的‘人造’事物世界。每一个人都居住在这个世界之内，但这个世界本身却注定要超越他们所有的人而长久地存在。工作的人之境况是世界性。”⑥如果用马克思来解读阿伦特，我们大致可以将阿伦特的“劳动”与“工作”，理解为马克思的“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当然它们之间并非严格一一对应关系。阿伦特的这一划分其实是非常模糊的。譬如，生产面包和水的活动是“劳动”，生产椅子、桌子、床和房屋的活动是“工作”。前者的产品不耐久，对应的活动是“消费”；后者的产品具有耐久性，对应的活动是“使用”。我们只要考虑一下，在消费社会里，某些耐久性用品如何用过就扔，而在环保社会里，某些非耐久用品又如何回收利用，也就知道这样一种划分是多么的任意。还有，技术发明，某些艺术创作(建筑、雕塑、绘画)属于“工作”，而其他艺术创作(音乐、舞蹈、表演)以及科学、文学、思想又属于“行动”。这样一种划分究竟根据何在? 当然，阿伦特的这一划分也有她的真知灼见。阿伦特批判马克思对劳动的定义，借用“洛克在工作的双手和劳动的身体之间所做的区分”，将“劳动”和“工作”定义为“我们身体的劳动和我们双手的工作”。⑦她的定义就是回到希腊古典时代，将劳动和工作的区分建立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事务和公共事务的区分之基础上。家庭是私人(家政亦即经济)领域，包括夫妇、父母子女、主奴三种关系。城邦是公共(政治)领域，是指公民之间的关系。劳动是私人事务，包括奴隶的苦役和妇女的生育，是自然性的，直接以身体和身体器官为工具，是“我们身体的劳动”。工作是公共事务，是指公民的活动，是非自然的，是“我们双手的工作”。 阿伦特说：“制作的实际工作是在一个模型的引导下完成的，对象按照模型来塑造。这个模型可能是心灵的眼睛关照到的一个影像，也可能是借助工作已暂时地捕获到了的物质化形态的一个蓝图。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引导制作活动的东西都在制作者之外，先于制作的实际活动，正如劳动者体内生命过程的紧迫性先于实际的劳动过程一样。”⑧如果我们明确阿伦特的这一划分标准，那么，以“需要导致劳动，模型引向工作”来划分倒是比较合适，当然这样一种划分是相对的。正是因为模型，所以工作可以批量生产，产品可以大量复制，活动过程的程序化和规范化，抹杀了人性和个性。 按照阿伦特的划界标准，人类普遍的劳动时代已经结束。随着机器和智能机器的出现，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无须承担这样一种劳动。奴隶的苦役即使没有绝迹，也只是极少数人在极个别情况下从事的活动。随着现代医学和现代医疗条件的改进，妇女的生育也无须付出繁重的体力。因此，人类已经进入普遍工作时代。这样一种“工作”可以说是一种程序化和规范化的劳动。所谓工作，就是按部就班，不仅体力支出有限，脑力支出同样有限。其根本特征是讲程序，重规范。这种工作已经替换劳动，成为当今人们获取生活资源的主要渠道，构成当今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环节。但是，正是在这样一种工作中，劳动异化在工作异化中被进一步强化。不断重复的工作日程、刻板统一的工作秩序消磨了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将人机械化为工作机器。即使机器和智能机器可以达到轻易定制个性产品的地步，它也很难恢复人性的充实和丰富。 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政治和社会的变革，缩短人的必要工作时间亦即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延长人的闲暇时间，是扬弃劳动异化和工作异化的现实途径。但是，当扬弃的历史条件尚未具备时，劳动和工作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就它们是创造人类和对象世界的根本源泉和动力而言，仍然是光荣的。异化可以扬弃，对象化、物化和外化不可避免。 劳动是人们为自身生理需要所强制的。在阿伦特的人的活动中，劳动是身体性的，主要满足私人需要，劳动异化是将人异化为动物；而工作则是程序性和规范性的，主要满足公共需要，工作异化是将人异化为机器。 二、马克思的私有财产与阿伦特的财产与财富 (一)私有财产的起源和本质 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和表现。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毋庸置疑：私有财产的起源和本质是异化劳动，而不是相反。⑨ 我们已经指出，私有财产是这样产生的：当生产中的管理成为必要和可能的时候，财产中的占有也就同时成为必要和可能的。生产的发展导致剩余产品的出现是阶级产生的一种必要性和可能性，而管理活动与直接生产劳动的分离则是实现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关键。前者只能说明存在被占有物的前提与条件，后者才能说明究竟谁占有物，且占有其他人的前提与条件。 马克思说：“私有财产的关系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关系。”⑩一方面，劳动者的私有财产也就是劳动力，换句话说，除了劳动力之外，劳动者一无所有。劳动者如果不出卖劳动力，不与资本亦即生产资料相结合，就不能够生产和再生产自身，就不能够生存；另一方面，资本是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换句话说，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资本家如果不购买劳动力，不使用劳动力，也不能够生产和再生产自身，也不能够存在。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就是活劳动和死劳动的对立，也是活资本和死资本的对立。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最高形态。这个最高形态就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端，就必然是整个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11) 马克思说：“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12)国民经济学经历了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和重工主义三阶段。重商主义只知道财富的现象——货币(特别是贵金属)，不知道财富的主体本质——劳动；重农主义发现了财富的主体本质，但劳动还被规定为自然的、个别的和特殊的农业劳动；只有以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重工主义才将财富的主体本质规定为社会的、一般的和普遍的工业劳动。“我们看到，只有这时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13) 私有财产不仅是财产的异化，而且，在私有财产支配下，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异化成为现实。“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14)所有的物、所有的事、所有的人都处于所有格之下，不是“我的”、“你的”，就是“他的”。主格、宾格附属于所有格。不是先有“我”、“你”、“他”，后有“我的”、“你的”、“他的”，而是相反。如果没有“我的”、“你的”、“他的”，也就没有“我”、“你”、“他”。人只有占有、拥有、使用、消费，才能自我持存、自我实现，甚至连富有和贫困都被简化为单纯物质的富有和贫困，精神的富有和贫困、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维度被舍弃了。对象化、物化和外化导致异化。“因此，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15) 还有需要。私有财产不是满足人的需要，而是刺激人的需要，这种需要不是人的正常的需要——正常的生理欲望和心理欲求，而是变态的需要，不是人自我持存和自我实现，而是对于物——商品、货币——的贪婪。人越空虚，越需要用物来填充。因此，私有财产不仅在物质上造成贫富两极分化，更根本和更重要的是它在精神上造成人的普遍贫穷。因此，只有扬弃私有财产，才能恢复人性的充实、个性的丰富。 马克思说：“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16)这就是说，既然异化劳动乃是私有财产的起源和本质，那么，要扬弃私有财产，就要首先扬弃异化劳动；能扬弃异化劳动，才能在根本上扬弃私有财产。既然工业劳动是一般的和普遍的人类劳动，那么，工人解放也就是一般的和普遍的人类解放。“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17) (二)财产功能与财富功能 阿伦特划分了财产和财富的界限，二者“都是进入公共领域和获得完整公民身份的主要条件”(18)，但是，“财产，不同于财富和占有，意味着私人拥有的公共世界的一部分，因此是人进入世界的最基本政治条件”(19)。财产是不动产，财富是动产，前者是可交换物，后者是可消费物。阿伦特这一划分的历史背景是古代政治社会，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划分的历史前提下，财富积累是私人领域的私人事务(家政)，而财产则是公民介入公共领域，参与公共事务的固定处所。没有财产，也就没有自由，没有公民资格，没有闲暇时间，也就不能参与公共活动，从事政治、艺术、哲学活动。例如奴隶、妇女、儿童和外邦人不属于公民。外邦人即使有财富，但却无财产；妇女和儿童只是家庭成员；而奴隶本身则是财产和工具。 但是，阿伦特意识到，在现代政治社会中，随着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疆界不复存在，家政扩大成国民经济的全部范围，政治领域缩小为社会领域的一个部分，财产和财富的划分也就丧失了原本的意义。“私人领域解体和融入社会领域的过程，最直接地显示在不动产向动产的不断转化中，直到最后，财产和财富的区别，罗马法律中‘可交换物’和‘可消费物’的区别，全部都丧失了意义，因为每个有形的、‘可交换的’东西都变成了一种‘消费’对象；失去了由其所处位置决定的私人使用价值，获得了一种由不断变动的可交换性决定的纯粹社会价值，后者的变动只有靠和货币这一共同衡量尺度的联系，才能暂时地固定下来。与社会这种对于有形事物的消解紧密联系的，是现代对于财产概念的最具革命性的贡献：财产不再是它的所有人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取得的一个固定处所，一个牢固地属于世界的一部分；恰恰相反，它的来源在于人自身，在于他拥有一个身体和他无可辩驳地拥有属于这个身体的力量，马克思称之为‘劳动力’。”(20) 但是，不管财产也好，财富也罢，马克思的意思只是消灭它的私有性质和异化性质，就是消灭任何个人和集团通过所占有的财产和财富，剥削他人劳动果实，不劳而获，绝不是消灭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相反，扬弃财产和财富的私有性质和异化性质，就是克服人的片面性、局限性，充分发扬人的全部潜能，努力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阿伦特的行动 (一)共产主义：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扬弃 不仅扬弃私有财产，而且扬弃作为私有财产起源和本质的异化劳动，这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就是通过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扬弃，回归人的真正本质即自由联合的劳动，充分实现人的自由。在《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从而归根结底也就是异化劳动的积极的扬弃。 在这一积极的扬弃的历史过程中，马克思批评了若干异化形态的共产主义：“最后，共产主义是扬弃了的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起先它是作为普遍的私有财产出现的。共产主义是从私有财产的普遍性来看私有财产关系，因而共产主义(1)在它的最初的形式中不过是这种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21)马克思称这一种共产主义为“粗陋的共产主义”。所谓“粗陋的共产主义”就是私有财产的普遍化，也是异化劳动的普遍化。例如，当我们将“剥夺剥夺者”理解为财富平均化和权力平均化时，这也就是所谓“粗陋的共产主义”。诸如“共产制”、“共妻制”等不过是人们忌妒心、贪财欲以及平均主义欲望的表现而已。对于马克思来说，共产主义不是仅仅消灭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而是消灭阶级本身。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劳动阶级在消灭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过程中同时消灭自身。如果消灭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但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劳动阶级却继续存在，那么，这样一种情况与其说是历史的进步，毋宁说是历史的倒退。因为这种共产主义，即使仅仅在物质上，也都不是从个别人和少数人的富有进步到多数人和全体人的富有，而是从多数人的贫困倒退到全体人的贫困。 “(2)共产主义(α)还具有政治性质的，是民主的或专制的；(β)是废除国家的，但同时是还未完成的，总还是处于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影响下。”(22)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两种共产主义之所以“未完成”，是因为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起源和本质，而不是相反，因此只消灭私有财产，不消灭异化劳动是不彻底的。根据我们将异化劳动理解为管理活动这一观点，管理包括政治管理亦即政治统治和以经济管理为核心的社会管理两个基本层面。前一种共产主义“具有政治性质”，无论这种政治统治采取“民主的”形式，还是采取“专制的”形式，由于政治统治继续存在，人的异化不可避免。这时，国家就被理解为“抽象的资本家”。国家作为“总资本家”将私有财产普遍化。国家财产虽然形式上是公有财产，实质上是普遍化的私有财产。后一种共产主义“废除国家”，只消灭政治统治，未消灭社会管理。由于社会管理继续存在，人的异化仍然不可避免。“这时社会就被理解为抽象的资本家。”(23)社会作为“总资本家”同样将私有财产普遍化。集体财产虽然形式上是公有财产，实质上同样是普遍化的私有财产。 那么，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在《手稿》中，马克思是这样定义的：“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24) 第一句话说明，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归根结底是异化劳动的积极的扬弃(反过来说，只扬弃私有财产，不扬弃异化劳动，并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扬弃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也就是说，不是消灭财产，消灭劳动，而是消灭财产的私有性质，消灭劳动的异化性质)；共产主义既以人为手段，更以人为目的(反过来说，只以人为手段，不以人为目的，并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不仅仅是财产公有或者财富共有)，因此，共产主义是向人性的复归。消灭了异化性质的劳动，变成了真正人类的劳动——人的自由联合的劳动；消灭了私有性质的财产，变成了真正人类的财产——人的全面发展的财产。 第二句话说明，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亦即实践唯物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由于扬弃了人的异化，同时也就扬弃了自然界的异化，因此真正解决了一系列矛盾。这些矛盾包括两个层面：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人和人之间的矛盾是第一个层面，可谓两大基本矛盾。存在和本质之间的斗争、对象化和自我确证之间的斗争、自由和必然之间的斗争、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是第二个层面，这是四大派生矛盾，是异化现象的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在异化状态中，人的存在以丧失自身本质为条件；对象化表现为物化、外化、异化，不是自我确证，而是自我否证；一方面，人具有形式(法律)上的自由，另一方面，人仍然受到事实(经济)必然性的支配；人的个体存在与人的类本质间相互冲突。所有这些矛盾、斗争，通过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扬弃，都会得到真正解决。 第三句话，所谓“历史之谜”，是指上述所有矛盾。真正解决上述所有矛盾，就意味着解答历史之谜，而且这种解答是共产主义的自觉意识。共产主义由于扬弃私有财产，以及归根结底扬弃异化劳动，是这些“矛盾的真正解决”，是这些“斗争的真正解决”，因而是“历史之谜的解答”。所谓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扬弃，按照我们所理解的，问题不在于谁管理，谁占有，而是从根本上消灭人对人的管理，消灭人对人的占有。 我们绝不应当认为，共产主义扬弃私有财产、异化劳动就足够了。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扬弃只是根本问题，不是全部问题。共产主义应当扬弃一切异化。马克思说：“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因此，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25)马克思特别提到了宗教的异化和经济的异化，认为“对异化的扬弃包括两个方面”(26)，一是对宗教异化的扬弃——无神论，二是对经济异化的扬弃——共产主义。 扬弃私有财产不是占有私有财产，而是占有人的全面本质。马克思说：“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作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7)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价值不是以所有物的价值去度量，而是以人本身的价值来度量；人生的意义因此不是追求外在物(如金钱、权力等)的价值，而是实现人内在的价值；人际的交往因此从物(如金钱、权力等)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从而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交往，例如以友谊来交换友谊，以爱情来交换爱情，而非以金钱、权力来交换，等等。 最后，共产主义不是历史的结束，而是历史的真正开端。此前人类史只是“史前史”。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的社会的形式。”(28)《手稿》到此中断，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人的发展的目标”、“人的社会的形式”究竟是什么呢?可能的答案是：人的全面发展和适合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形式(自由人联合体)，是我们目前可以充分期望，但却不能充分描述，且比共产主义更高一阶段的理想社会。 (二)行动：普遍交往与自由联合 在《人的境况》一书中，阿伦特是这样描述“行动”的：“行动，是唯一不需要以物或事为中介的，直接在人们之间进行的活动，相应于复数性的人之境况，即不是单个的人，而是人们，生活在地球上和栖息于世界。”(29)如果用马克思来解读阿伦特，我们大致可以将“行动”理解为“交往”。“行动”既不是物性的和自然(身体、生命)性的“劳动”，也不是事性的和人造性的“工作”，而是人性的和复数性的。就阿伦特的所谓“行动”是“在人们之间进行的活动”而言，它类似于马克思的“交往”，即一种人与人之间或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双边或多边活动，它区别于“劳动”(“工作”)，即一种人与物(事)之间或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单边活动。但是，作为“人之境况”，阿伦特的所谓“复数性”，虽相应于马克思的“社会性”，二者界限却比较分明：马克思的“社会性”是个人始终存在于种种社会关系中，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阿伦特的所谓“复数性”则是人的数量加总，是原子个人的集合，虽然人们之间也有性别、年龄、身份、角色等等区分，但阿伦特却没有像马克思一样地领会到社会关系的优先性，相反执着于原子个人的优先性。 阿伦特将“行动”与“劳动”和“工作”区别开来，而又与“思想”和“言说”联系起来。她说：“实际上，从世界性的角度看，行动、言说和思想之间的共同点要远远大于它们的任何一个与工作或劳动之间的共同点。它们自身都不事‘生产’，不造成任何东西，和生命本身一样空虚。为了成为世界之物，即成为业绩、事实、事件、思想或观念形态，它们必须首先被观看、倾听和记忆，然后被物化为诗句、写下来的纸张或印好的书籍，表现为绘画或雕塑，成为各种各样的档案、文件和纪念碑。人类事务的整个事实世界要获得它的真实性和持续存在，首先要依靠他人的在场，他们的看、听和记忆，其次依靠无形之物向有形之物的转型。”(30)这也就是阿伦特的所谓“行动”中的“人之境况”：一是“依靠他人的在场”，二是“依靠无形之物向有形之物的转型”。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的生存条件，第一就是“交往”亦即人的社会关系，第二就是“劳动”亦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物化、外化和异化。 阿伦特的理想是“回到古典”，马克思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两者之间也有某种关联。所谓古典时代是指古代希腊尤其是雅典公民社会。古代希腊尤其雅典公民所具有的理性、德性和幸福的生活方式令人向往。但是，古典时代少数人享有的自由以大多数人受奴役为条件。交往仅仅是少数人享有的特权，大多数人的义务是被强制劳动(工作)。劳动(工作)是卑贱的，而行动则是高贵的。现代市民社会实现劳动(工作)的普遍化(管理活动是与直接生产劳动相分离的间接生产劳动)，但异化劳动又造成私有财产，从而造成不事劳动(工作)但却享有劳动(工作)成果的寄生虫。而马克思的未来人类社会理想则是实现交往的普遍化。扬弃异化劳动从而扬弃私有财产：自由联合的劳动是从劳动异化中解放出来的劳动，社会所有的财产是从财产私有中解放出来的财产。这种共产主义绝非回到古典时代的交往特权与自由特权，而是在劳动解放基础上实现人类解放，亦即人类的普遍交往与自由联合。 马克思的普遍交往与自由联合，按照阿伦特的理解，已经不是劳动，甚至不是工作，而是行动。但是，劳动也好，工作也罢，二者只有通过闲暇时间的生产和再生产才能予以扬弃。闲暇时间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充分实现人的自由的条件，人的自由发展可以通过创造生活和享受生活两种方式表现出来，这就是创业和休闲，也就是古典精神在更大范围、更高程度上的复活和再生。 注释：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72-27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70-27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6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73页。 ⑤[美]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1页。 ⑥同上书，第1页。 ⑦同上书，第61页。 ⑧[美]阿伦特：《人的境况》，第108-109页。 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77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8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8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8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9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0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03-304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9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78页。 (18)[美]阿伦特：《人的境况》，第41页。 (19)同上书，第203页。 (20)[美]阿伦特：《人的境况》，第45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95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97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78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97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98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98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03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11页。 (29)[美]阿伦特：《人的境况》，第1-2页。 (30)同上书，第69页。标签：异化劳动论文; 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社会财富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工作管理论文; 经济学论文; 阿伦特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