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职业教育普通化、普通教育职业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普通教育论文,职业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界线分明的独立体系，不但分别具有各自的管理部门和教学机构，而且具有不同的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两类教育互相接近已成为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发展趋势，众多国家在理论和实践上对这种趋势进行了探索。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了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之际，结合我国实际，对“职业教育普通化，普通教育职业化”这一命题进行深入探讨是十分必要的。
一、对“职业教育普通化”内涵的思考
首先，“职业教育普通化”中的职业教育是指与学历挂钩的职业学校教育，不包括短期职业培训；其次，“普通化”并非将职业教育转变为普通教育，而是使职业教育从狭窄的、过于专门化的、属于终结教育的就业预备教育，转化为面对一个或几个相关职业群的、具有继续学习和转岗基础的、属于终身教育重要环节的职业基础教育。
“职业教育普通化”成为趋势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五方面：
（一）科技进步使职业演变的速度加快
传统职业教育偏重技能训练，强调文化课为专业课服务，专业课为技能课服务。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往需要长时间训练才能形成的技能特别是重复性强的技能，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自动化设备所替代，越来越多的以手工劳动为主的技能被淘汰。传统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已开始动摇。
（二）市场体制需要就业适应面宽的劳动者
“双向选择，人才流动”是市场就业机制的重要特点。只具有单一工种技能的劳动者就业选择面过窄，流动空间过小；复合型人才不但择业面宽，而且也受用人单位欢迎。
（三）社会进步使能力的重要性日渐提升
现代社会对劳动者的能力要求越来越高：一是劳动者不仅需要具备胜任一种职业的能力，而且需要具有胜任一类职业的能力；二是就专业知识和技能范畴中的能力而言，分工虽然越来越细，相近或相同的知识和技能却越来越多，即要求加强其能力的基础性和共同性；三是对方法能力、社会能力的要求渐高。
（四）受教育者对教育民主化的呼声渐高
由于职业教育、普通教育之间的鸿沟，实际上已使受教育者接受教育的类别成为本人及其家庭占有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标志，因而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要求接受更多教育的呼声日益强烈。这种要求，实际上是人们对生存、发展需求的具体体现之一。传统职业教育以“一技之长”为目标，只具有就业教育的职能，强化了终结教育的特征，使职业学校很难对受教育者产生较强的吸引力。
受教育者对继续学习的需求，对终身学习的需求，是“职业教育普通化”的动力之一。
（五）高等教育发展对“职业教育普通化”的牵引
社会人文背景对两类教育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德国整个社会都非常重视职业教育，学生接受职业教育不受轻视，15—17岁的学生进入职业学校的比例高达80%。而法国则恰恰相反，职业学校被视为二流学校，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比例就小得多。属于东方文化背景的民族，大多与法国相似，看重学历，因此，高等教育的招生直接影响中等职业教育。与中国人文背景相似的日本，随着高等教育发展，普通高中毕业生升学比例提高，使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占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比例发生变化，从60年代的63%降为1970年的41%，1980年降为32%，1985年又降至27.9%。一般来讲，在重视学历的人文背景下，大学招生人数越多，普通高中升学率越高，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占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比例就越小。
在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前提下，上述情况才有可能发生。我国至今仍有50%的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学，就全国范围看，高等教育发展对中等职业教育的影响不会像日本那样大，但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将会有明显影响。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职业技术学院（或职业学院）可采取多种方式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这一举措能否避免我国出现类似日本的现象，关键在于能否正确理解《决定》强调的：“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教育内在规律相适应、不同类型教育相互沟通相互衔接的教育体制，为学校毕业生提供继续学习深造的机会。”其中的关键有二：一是“职业教育普通化”的进程，即中等职业学校的毕业生是否具备继续深造的基础；二是高等职教招收普高生和职校生的比例。
二、对“普通教育职业化”内涵的思考
首先，“普通教育职业化”中的普通教育主要指包括普通高中在内的中小学教育，即基础教育；其次，“职业化”并非将普通教育转化为职业教育，而是使普通教育从单纯为继续深造做准备的、过于强调学科体系的“升学教育”，转化为能促使学生生动活泼发展的、为受教育者进行职业生活奠定共同基础做准备的教育。
美国前教育总署署长马兰（Dr.Marland）于1971年提出了生计教育（Career Education）。他主张教育应该以就业为出发点，把广义的职业教育贯穿于整个基础教育之中，突出教育过程中的谋生思想，强调中小学所设课程应与未来的职业生活联系起来。其具体做法是将教育分为生计认知、生计导向、生计试探、生计选择、生计准备、生计安置、职前训练、专精或更新训练、转业辅导、退休后再训练等阶段。在十二年中小学时期，则又划分为职业了解阶段（1—6年级）、职业探索阶段（7—10年级）、职业选择阶段（11—12年级）。 第一阶段主要让学生树立对各种职业总的印象；第二阶段则要求学生熟悉职业粗线条分类的十五大类职业，做出尝试性选择，学习自己感兴趣的职业科目；第三阶段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和职业需要，更集中地学习所选的职业科目。
法国普通高中把技术课作为必选课，每周三学时，分为工业技术、科学与实验室技术、医学三种，其目的是使学生具有适应生活的能力，为今后走向生活做准备。
日本普通高中的职业科目分选修、必修两种：选修科目有职业概论、技术概论、信息基础、农业基础、工业基础以及花卉栽培、计算事务、薄记、会计、制图、被服等，学生必须从中选修一定的学分；必修科目为“技术课”，其内容为基本生产技术，既不同于只传授科学知识的文化课，也不同于针对职业技能的职业课，属于职业基础方面的内容，并不直接面对就业。
总之，“普通教育职业化”并非将普通教育转化为职业教育。《决定》明确提出：“积极推行劳动预备制度，坚持实行‘先培训、后上岗’的就业制度。”北京市等省市将出台初中、普高毕业生必须在就业前进行一至三年职业培训或职业教育的决定，从制度上规定“普通教育职业化”不能代替职业教育。
实际上，传统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均为教育的组成部分，其自身都不能给予人以完全的教育。“职业教育普通化，普通教育职业化”是两类教育相互接近的重要方向，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人全面发展的需要，也是教育自身完善和发展的需要。
三、对综合高中的讨论
综合高中试图解决传统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高中阶段分道扬镳、各成体系而造成的矛盾，试图绕过“职业教育普通化，普通教育职业化”的难题，把两类教育合二而一，因此受到许多国家的重视，在一些国家已有了几十年的历史。虽然至今还很难找到把职业教育、普通教育真正结合在一起的成功范例，但把两类教育放在一所学校里，既为两类教育的接近甚至结合创造了条件，也为学生增加了选择机会，是值得探索的一种方式。《面向21世纪中国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经济发达地区可发展部分综合高中，推迟到高三年级分流。”
就目前而言，我国对综合高中的探索受到以下五方面的制约：
（一）培养目标的定位
综合高中强调培养目标的双重性，即升学和就业。然而，普通高中在表述培养目标时，亦强调一部分毕业生深造，另一部分经过培训走向社会。而中等职业学校虽然在教育行政部门颁布的培养目标中不涉及升学，但《决定》中已明确应该为职业学校毕业生提供深造的机会。
在两类教育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取得质的突破时，综合高中培养目标的定位怎样表述？
（二）学籍和管理渠道
归谁管是综合高中必须回答的问题。北京市的综合高中归属基础教育系列，招生计划、学籍管理、统计报表、行政管理均属基础教育。上海市进行综合高中实验，采取“双学籍、双文凭”的方式，即列入中专招生计划，由区级教育行政部门承认其高中学籍，实验阶段可行，推广时怎么办？此矛盾，不仅仅是统计部门感到头痛的难题。
（三）学生负担
多数综合高中课程设置分为两部分：一是参加高中会考的科目，二是专业课。普通高中学生负担过重是家喻户晓的，综合高中比普通高中还重，学生是否能够承受？
（四）实际效果和消费者的认同
此制约因素实际是“出口”和“入口”问题。综合高中毕业生升学和就业的竞争力，需要通过与普通高中、中等职校进行比较。实际上，生源比普通高中差的综合高中，参加普通高考的竞争力是可以预见的。上海市的实验数据表明，1995年招收学制为四年的综合高中实验班92人，前三年在一所普通高中学习，1998年全部通过会考取得普通高中文凭，9名参加普通高考，3名被录取，其余89名在一所中专进行第四年的专业学习。升学的另外两个“出口”为成人高考和高等职教对口招生，于前者，综合高中毕业生的竞争力肯定不如普高生；于后者，则要看占谁的招生指标。如果在就业方面也缺乏竞争力，就很难吸引受教育者。通过延长学制来完成双重目标，必须加大消费者在时间和奖金上的投入。高中阶段教育不是义务教育，学生及其家长必须要考虑投入与产出比，即效率和效益。
（五）师资和设备
由于普通高中与中等职校培养目标不同，学校基础建设以及师资、设备的配置有很大差异。目前的职业高中是从普通中学分化出来的，师资、设备经过近20年建设，虽然取得明显进展，仍为薄弱环节。由现任中专、职高的教师担任普通高中教学任务，即使是重点职校，大概也只能办出个基础薄弱的普通高中水平。如果由没有进入重点高中系列的普通高中改办综合高中，将会遇到20年来职业高中发展过程中曾经遇到过的困难，要有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且，在高校扩招后，普通高中处于扩张发展时期，不可能也不应该改为综合高中。如果由现在的中等职校改办，主要难题在于师资的数量和质量。
由上述制约因素不难看出，大面积推广综合高中还有相当大的难度，需要通过深层次改革才能得以发展，而且这种改革不仅仅是涉及教育行政部门。然而，综合高中可能成为促进两类教育互相接近的重要途径，值得探索与尝试。
至于以举办“综合高中”为名，行应试教育之实，将其办成高等职教对口招生或成人高考预备班，成为普通高中提高升学率“减分母”的手段，则已超出本文对综合高中的讨论范围。
四、课程是淡化两类教育界线的重要途径
中等职校、普通高中以及综合高中，其根本区别在于培养目标，而培养目标主要通过课程得以实现。由于“职业教育普通化，普通教育职业化”的趋势，今后的中等职校增加基础性课程已成为改革的重点措施，而普通高中亦将增加职业课，有不少地区已将其列为必选内容。
两类教育发生上述变化，是落实《决定》的必然结果。对于中等职校而言，增加基础课的分量，是主动适应经济“两个根本性转变”，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必要措施，是提高中等职业教育质量并以此吸引生源的必要保证。
综合高中作为一个单独系列创建，受到多种因素制约，难度比较大。我们能否建立一个新思路，即以现有中等职校为基础，在现有管理体制中，加大课程改革力度，不求综合高中之名，而务“职业教育普通化”之实，使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中等职业教育，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新形势的需要，产生质的飞跃。
为使上述思想落在实处，应使用相应的课程模式，如“宽基础活模块”，在职业教育大框架中，采取以下措施：
（一）建立“会考”制度，提高中等职校社会信誉
现有综合高中均以通过普通高中会考、取得普通高中文凭为主要目标，其潜在的社会背景是普通高中文凭的社会信誉比中等职校的高。中等职校缺乏社会认可的毕业标准，毕业文凭“含金量”低。中等职校“会考”不应雷同于普高，应有自己的特色。此措施有可操作的基础：一是许多省市已有主要文化课、专业课统考、统练的基础；二是《决定》要求“改革高中会考制度”，普高会考要改革，职校“会考”更不应向其看齐；三是会考由省级部门主持，其改革可与同由省级部门主持的高等职教对口招生同步进行，其中可以增加对职业资格的要求。
（二）调整职校骨干文化课知识点
中等职校开设文化课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国民素质，而不仅仅在于为专业课服务。以往职校教材标榜为专业服务而自成体系。据上海市综合中学的实验统计，普高和中专数学教材知识点相同的仅为50%，相差如此悬殊，增加了职校学生继续深造的难度，而这种难度又恰恰是职教内部人为所致。
职校文化课知识点应相同或少于普高，难度应低于普高，即职校文化课知识点应为普高的一部分，去掉“自成体系”的内容，为毕业生通过继续深造的“入口”扫除部分障碍，这种调整应先从数学、语文、英语入手。
（三）对一般文化课进行综合化
理科专业学“文科基础”，文科专业学“理科基础”。通过相应科目综合化，形成具有中等职校特色的一般文化课标准，不求难，而求广。既保证中等职校的“高中”水平，又不必占用过多课时，既不侵占专业课时，又有利于学生素质提高。
（四）“限低不限高”和弹性选课
通过这两种措施，既面对全体学生，又使学生个性得到发展。中等职校必须正视生源现实，使初中毕业时分数处于中等及其以下的学生得到生动活泼、积极主动的发展。由于高校扩招、普高增招、中专并轨、户口淡化等多种因素，中等成绩以上初中毕业生报考中等职校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这在已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沿海发达地区更为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办综合高中，也必将面临类似的生源。中等职业教育肩负提高此类学生素质的重任，文化课标准不应该、也不可能相同于普通高中。规定低线，以保证符合实际的中等职教社会信誉；不限高线，以挖掘学生潜能、促进个性发展。而弹性选课，既可让愿意直接就业的学生“多取证”，又可让愿意深造的学生多学点基础课。
（五）职普互通
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应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为普通高中文化课教师到中等职校兼课创造条件，为普高学生到职校学习专业课开绿灯。可以采取学分互认的方式，扩大学生选课范围。既可利用普通高中主干文化课教师下午课不多的特点，请他们到职校开选修课，也可利用职校专业教师和实习设备的优势，为普高学生开职业课。既可以职普两校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也可以在一个地区内开展更大范围的职普协作。在保持原有学校建制和管理体系的前提下，既办出中等职校和普通高中各自的特色，又促进两类教育的互相接近，使教育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学生素质得到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