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苦雨中的张中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平论文,雨中论文,张中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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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张中行从北大毕业，辗转来到南开中学任教，一年后与何其芳一同被学校辞退，后到保定的一个中学觅到教职。这一年暑期他和保定姑娘李芝銮结为百年之好，回到北平探亲。不料恰逢七七事变，日本人占领北平，竟不幸成了困城里的囚徒。
在张中行的记忆里，日伪时期的日子，可谓不堪回首。日本侵略者来了，国土沦陷，百姓的日子极为艰辛。他的自传对此有过描述，给我很深的印象。只是笔墨太少，没有细谈，对读者是个遗憾。我后来翻看《流年碎影》，心想，那个时代的风雨对其一生都是巨大的影响，可只留下了一点点印迹，也许是不愿意多费心思，也许有难言之隐。不论如何，非人的生活，回忆起来是苦楚的。国家的巨变，对他来说是无可奈何的事。他自己是个小民，无力于身边的世界，只能是个看客。后来连看客也做不成了，于是穷，无职业。当时不仅他这样的青年挨饿，连周作人这样的名教授也遇到了生计上的困难，为职业而苦苦找寻。那时一些有一点成就的学者，在气节上还是保持住了清白，比如钱玄同、顾随、马裕藻等。钱玄同在日本人进城后，闭门不出，更名钱夏，立志反日。顾随还差点因抗日被俘，及时逃脱掉了。也有抵抗住诱惑，坚持本色的人，比如俞平伯，三十年代末无奈出席伪华北作家协会成立大会，还被任命为“华北文艺奖”诗歌方面主审委员，为了活命，不得不在《同声月刊》发表作品。其间沈启无主编的《文学集刊》也有他的作品。这引起了朱自清的注意，写信劝其不要和类似的杂志发生来往。最后只能靠在家辅导几个学生和在大学兼课聊度时光。在水深火热之中，读书人之苦可想而知。
比之上述诸人，张中行的状况更差，活下去的路就更少。开始听到周作人被日本人拉拢的事情，他曾写信劝其不要出山，那原因是有失人格的。可后来实在活不下去，竟也找赵荫堂等人帮忙，在北京大学找到了助教的席位。那时的北大被称为伪北大，声誉并不好，也只能不顾了。接着是物价攀升，境地似乎并未好转，反而越来越难了。与此同时他还在几个报刊上撰文养家糊口，署名疑堂等。文章不过社论时评、文化随笔之类。我问过此事，他不太愿意回答，以为是没有意义的。在《流年碎影》里，他很坦率地写到了这些，并不回避自己的困惑和无奈的选择，心里的隐痛是强烈的：
兼课的一条路不能再开辟了，因为时间和精力都不允许再加码。写可有可无的文章一样，因为还不愿意高明的任何熟人看见齿冷，产量就不能过大。剩下的一条路是各时代一些头面人物关系走的，是托靠一些社会关系，或者说有位者关照，闭门家中坐而也能分得些残茶剩饭。几年以来，由于涂涂抹抹，我与活动于所谓文化界的一些头面人物有些往来，而这些人，有的就同一些有位者有或远或近的关系。这种情况使不费力而分得一些残茶剩饭的机会成为不难得，如何对待呢？曾经退避，因为想到，上课吃粉笔面，卖文稿，总可以是在岸上，至多是临渊羡鱼，至于以器与名假人，以换取一点点可怜的伪币，就是跳下去了。可悲的是生活越来越困难，在活着与洁身自好之间，本诸“天命之谓性”，我还是只能不再思三思，现顾活命。具体说是，接受了友人的关照，先后两处，挂个闲散的职名，每月可领一些钱和粮食。这在当时，由生计方面考虑，也许竟是可行的。有时甚至想，生为小民，总会有大大（受侵略、战争、改朝换代、运动之类）小小（压榨、欺凌、抢劫、偷盗之类）的人祸送来各种苦难，抗，也许很难吧？那么，想想办法，在不吃别人肉，不喝别人血的情况下，求能活过来，就不应该吗？通常的答复是两歧的，农工商可以，士不可以。
不幸的是竟沦为知识分子！但既已有知，想退回去住伊甸园是不可能
这里埋藏了许多信息。只是点到为止，深层的内容读者只能自己思考了。当年他曾和刘德水谈过这个问题，说当时汪伪北平市党部有个委员运动到了南方某县长职位，出现空缺，只要填个表格，就能每月领到一袋洋面，一位朋友知道他家境困难，找到他，为了一家人能够活下去，他填了。而事实上是什么也没干——这个党部的存在，也只是表明这儿还有个基层组织而已。可是在内心深处，他也感到一种沉重的道德负担。这种道德负担不是来自外界，而是来自内心的自省——更多的是读书人不能摆脱外界的侵扰、尽享自己宁静的书斋生活的无奈。他对刘德水说：总结这一生，感觉活着很不容易，如果说有什么让自己感到惭愧的“污点”，那就是先后两次的“入党”（一次是通县师范北伐时期）了。我也曾和他探讨过一些附逆问题的往事。他的回答是，民活主义，只要活就可以，道德次之。西方人在战场上被俘，投降不属于气节问题，因为人活为首义。这是人道的考虑。关于这一点，他在晚年的一篇下了大力的一万五千字的长文里做过集中阐述，题目叫做《评历史人物的标准问题》（收于《散简集存》及《民贵文辑》）。日伪时期的北平，之所以有许多文人无奈呆在伪职里，不都是信仰的问题，没有活路是主要的原因的。袁熹先生在《从工资、物价看沦陷时期北平人民的生活》中说：“1939年北平发生粮荒，伪政权实行粮食的配给制度计口售粮。1942年1月1日，日伪华北政权宣布实行免分配给制度，5月份购买大米也开始实行配给制度。由于日伪政权加紧掠夺，粮荒日益严重，粮食配给日减。年底，公职人员亦停止供应大米，白面由每人一袋减至半袋。普通市民只供应粗粮，不仅数量少，质量低，而且价格昂贵。”如此凄惨的现状，文人在传统理念和现实生存间，有的选择的是活命。可是中国的文化心理是排斥这些的。这就遇到道德与生命价值的冲突，哪个更为重要呢？显然，在这一点上，他是儒家哲学的反对者，因为忠君、舍生取义，不合于人性。君是暴君、昏君，也要为之守节么？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可是几千年来，这个问题被完全颠倒了。在道德和人性的尺度里，后者的价值是该高于前者的。
此类观点，私下议论没有问题，但形诸文字，就难了，不免招来非议。启功回忆录里也曾讲到日伪时期自己的无奈，竟到伪北平政府里谋了职位，也是为了活命的。后因被自己的老师陈垣骂了回来，避免陷入更深的苦地。那时候的周作人、沈启无也不是不知道这一点，所以文章只谈古文化，讲讲风俗，谈谈天气，玩玩文物。周作人、沈启无甚至还为共产党人提供了方便。人是复杂的，复杂的环境，也造就了复杂的人和文化。若是考察那时的文人写作，不能不感到精神的异样。日伪时期的报刊在风格上除了无耻的大东亚文化理念外，就是沉闷的古人气味。上海、南京、北平的几个杂志，都是一种调子。文中普遍讲学问气，儒雅而从容，从历史讲到国民性，从文字的理论说到版本目录之学。言论是受到限制的。当文人只能够在风月里绕的时候，精神是萎靡的，尤其在国破的时期，周作人、胡兰成的文字就是这样。虽然好，可是与真的人生是远的。
张中行和周作人不同的地方，是他对欧美的哲学有很深的兴趣，日本的文明对他是隔膜的，所以就有东亚以外的学术背景。在骨子里，是不愿走近日伪文化的圈子里的。写作时候也许会有应景的文字，可那并非自己真实的思想。文章成了啖饭的拐杖时，真的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欧美文化，不太容易让人在主奴的关系里存活，东亚的文明不幸的是，偏偏陷入主奴的关系里，怎么能不让人深恶痛绝？他晚年喜谈英国与德国的哲学，鲜及日本，是与早年的记忆有关呢，还是知识结构的问题，是大可探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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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的文人而言，故都是死去了，只要写到北平，都有忧伤的感觉。留守在故都的文人，在那时写下的，也不过风月、民俗、古董类的文字，文风整体是沉闷的，几乎看不到热血的篇章了。那时出版的《艺文杂志》、《中国文艺》、《新中国报》、《实报》、《庸报》、《中和月刊》等，都是些平淡、雅气的作品，被古风所袭，或附庸于日本人的躯体，肉麻的亲善之语，或静心谈学，与时风无涉。文章多书卷气，被日暮的沉闷所笼罩，久久地陷在雾霭里。俞平伯写着诗词、昆曲的研究文章，顾随讲古文与小说，沈启无谈诗，耽于趣味，沉于冥想，是非冲动的淡语，静谧的走笔里，将市井里的阳光、空气都隔开了。
与他交往的前辈，大凡深一点的，都能品出内心的沉重。周作人不用说了，他后来结识的顾随，就给他苍凉的感觉。还在张中行读北大之前，顾随的诗文就已很出名了。1927年印行的《无病词》，1928年编辑的《味辛词》，以及后来的《荒原词》、《留春词》、《积木词》等，在朋友间悄悄流传着。后来，当张中行读到这些作品时，是大为佩服的。有时也是心有戚戚然的。顾随的诗词有荒冷的意向，是旧体的与现代人的感受的杂糅，格调自创一路，全不落俗套，高而凄凉，绕人心肺，久不散去。作品多梦语，残阳、冷照、落花、秋水，苦吟愁唱，煞是感人。张中行后来也填词，境界却一直难及顾氏，所以晚年有人夸赞他的文字时，他是不敢欣喜的，因为有那么多前辈高手在，也只好自认平平了。
顾随的笔名叫苦水，文字常有凄楚的清音，有天人之象，是学不来的。他出语飘逸清寂，直指苍穹，有佛气与庄生气，还带着曹雪芹式的悲凉。那些诗文有对病痛的无奈，也多对生命无常的惊悸。却又没有消沉的下坠，总是有美的灵光闪动着，让人随着攀援智性的高峰。与顾随的作品相逢是他的快事，许多年后回忆这位老师的遗产，他的敬佩感是仅次于周作人的。
较之于顾随，俞平伯的作品则是古水里泡出的香木，自是一绝。就才情而言，均无法与废名、顾随相比。张中行对他的感觉是另类的，也许是儒者的风范更吸引自己吧。俞平伯是新旧参半的学人，他对古代诗词的研究，有不凡的见识，关于《红楼梦》的解读那是才学耀世的。俞平伯治学的方法和胡适不同，与顾随的才子式的独语也有别。他善体味古人情思，又能从史料里把握人生，谈论问题温文尔雅，从容而自信。就思想的高度和审美的深度而言，俞平伯都算不上高人，他的对现实的理解有时甚至还显得可笑。但他身上流动的文人的古风，在张中行看来是难得的。他的治学方法虽旧，但功夫不浅，比如谈古诗十九首，就九曲十折，从文献里找材料，在体悟中辨曲直，就心境的自如与坦然而言，是超然于世的。那么喜欢旧诗文，却又能发现前人读解时的问题，在一般学者是不易做到的。这样的功夫，张中行就欣赏不已。俞平伯的文字是寂寞的，在品读旧诗文的过程，也渗透着无量的悲哀，似乎也有排泄不去的苦恼。有苦恼，就有语言的真意在，在词语间流着爱意。那样的纯正而无邪的存在，在是非四起的地方，没有一丝的影响，还散出清幽的气息，总是让他如临清潭，心情是愉快的。
在他的老师里，赵荫棠的文字也很有特点，杂文的风格有峻急的一面。赵荫堂是周作人的朋友，思想是沉浸的地方居多。他有时也很幽默，在文章里说一点笑话。赵氏喜谈掌故，对历史的看法颇为深切，又无夫子气，见识是高的。看过他的一篇谈剪辫子的文章，散淡多致，韵律和鲁迅略有相似，对专制统治的看法是切齿的仇恨的，行文老到，出语深切，纠葛着历史的伤痛，却又有超脱的笔致。他的《奕齐记》、《述酒》、《艺术杂谈》、《穷之赏玩》都是好文章，不知为何却不为后人注意。他的思想在根本上与周作人是一路，或许是受到周作人的影响也未可知。比如都厌恶载道的文章，喜欢性灵的、有趣的、文不雅训的存在。《穷之赏玩》就说：
蒲松龄也有祭神文，大概受到杨韩的影响吧？朴实也是个想达而在上的人。但在他连考数次举人不中，便绝望了。此后，他的生活过得倒很潇洒，饮酒赋诗，骑驴逛山。在文艺的成就说起来，我觉得他比韩愈高。一部《聊斋志异》，可以抵十部《韩昌黎文集》。
此话似乎和周作人一样，是反伪道学的。他们都远离道貌岸然的艺术，沉浸在心灵的游戏和智力的探险里。京派文人的这一点，一直左右着北平的学术风气。张中行也是对此心以为然的。京派文人不都是贵族气，有许多是平民化的，赵荫堂就是这样的。他和张中行交往较深，一生多厄运，学术之外，人生可以说是失败的。张中行回忆道：
记得同一位老友说过不止一次，观照人生，就不由得想起孟德斯鸠辞世时的一句话：“帝力之大，如吾力之微。”人力，究竟能把命运扭转多少呢？这命运，或说定命，不是指神秘意义的，是指科学意义的，即天性加机遇。天性，大的如聪慧与愚钝，小的如近酒与远酒，机遇，大的如生在什么社会，小的如买的火车票，对号，碰到哪个座位，都很少是人力所能左右的。不能左右，也不能躲，剩下唯一的路，不管欢迎不欢迎，只有顺受。这所受，表现为顺成逆，更向身边贴近就成为得失，成为苦乐，成为荣辱（只世俗的）。言归正传，赵荫堂先生，用这两个条件衡量，情况怎么样呢？我的私见是逆多顺少，所以一生是颠簸（或只是心情的）时多而安定时少。分开说，天性，他是庄子说的“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所以积极不能走顾亭林的路，消极不能走邵潜夫的路，能走的只有李笠翁一条路，由旁观者看是不能洁身，不能乐道。机遇呢，他惯于没有遮拦，可是环境常常很需要有遮拦，因而就圆凿方枘，轻则成为不协调，重则会成为悲剧。
这样一个悲剧的人物，也能写一手好的文章，不能不使人感慨系之。满肚诗文的人，有时是命运坎坷的。京派学人，多是没有身份的普通读书人，知道人间的冷暖，也就能以平静的心态谈一些掌故和学识，文字闪着精神的张力，那是对苦楚的人生的慨叹吧？也由于此，这些京派作家和学人的自我的内觉丰富，思想是内敛的，自己和自己交流着，挺进灵魂的深处。他们学会了在乱世里的独处，能从静观里打量人生和世界，历史的眼光和审美的视野都是特别的。他们也玩玩古董，写写画画，但思想却不都沉浸在远古的过去，而是悄悄地与当下对话。作为一介书生，他们知道自己无力改变世界，但也不想污染这个世界，希望保持着精神的纯洁。且从历史的旧迹里觅出今人的参照，知道何路可行，何人可念。失落的闪光可以还原么？什么对世间更有意义？
在那样的乱世，这样的状态的人有许多，后来却渐渐稀少了。张中行在心里知道，世道浇漓，民乱不止，精神的美质渐难保存了。自己做不了英雄，也非坏人，那么就安于平淡，做个读书知礼之人吧。他身边的老师和朋友，多可成为人生参考。在这些人的光环下，生活庶几不会荒凉的。所以，理解张中行的世界，他周围那个世界里的人与事，不能不读的。对照起来一看，精神景观的逻辑线条，就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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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在三十年代开始写作，主要以杂文随笔为主。但其文晚年才被世人关注。其文章多以讲文坛旧事为主，那些关于学界的林林总总的掌故，大有《世说新语》之状。不过他讲了许多大人物，却放过了鲁迅。我问他为何如此，他说，不太好谈。讲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都容易，而说起鲁迅则是大难的。为什么呢？他的思想深，精神阔大，语言婉转多致。一般人与他的距离，总还是太大了。
当他到北大时，鲁迅已离开北京，能见到的只是周作人、钱玄同等五四的人物。所以鲁夫子的音容笑貌只是从别人的谈吐那里得到，再就是阅读作品感受其间的神韵了。张中行极为欣赏鲁迅的小说，尤对阿Q的形象感兴趣，以为那是了不得的创造。他教书时，讲到白话文，也推崇鲁迅的文章，用其作为例子启发学生。关于鲁迅，他从周作人那里得到的都是正面的信息，没有坏的评价。比如五十年代初他到苦雨斋去见周作人，谈到世风，周氏就有“鲁迅如活着，不会像郭沫若那样”的话。
在精神的深处，张中行是推崇这位思想者的。虽然没有系统地谈论鲁迅的文章，但在私下的言论里是很佩服鲁迅的文字的。在他看来，鲁迅的智慧太高，常人无法及之。他在《作文杂谈》里写到对鲁夫子的感受，是强烈的：
那还是《呐喊》刚出版之后，买来，先读《自序》……觉得意深刻而语沉重，也是爱不忍释，于是反复念了几遍，以后，偶尔也有寂寞甚至幻灭的悲伤，就找出这篇文章，一面沉思一面吟咏地念一两遍，这时候，心情完全渗入文字的意境中，觉得理解和收获比初读的时候多多了。
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位友人的话，那就是鲁迅远远地走在我们前面，大家跟他不上。就知识结构而言，鲁迅有哲人的一面，康德、尼采式的东西都有一些，现代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是颇为了解一些的，这和周作人、胡适这些人是不一样的。张中行其实也感到了彼此间的差异。鲁迅的那些东西，远远地看可以，学起来是大难的。鲁迅在日本读书时，就注意到摩罗诗人拜伦、雪莱、普希金的作品，还系统地了解了科学思想史，像克尔凯郭尔、斯蒂纳、叔本华的著述，都是浏览过的。中年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也下过相当的功夫。他一生里，一是关注科学，一是思考人文主义，还有报国的热情，思维就别于他人，想的是人本的问题。这还不够，那时对国民性的思考也夹带其间，精神就呈现出多面性的特征。中国的读书人，一般满足于知识的获得和事功的体现。鲁迅没有这些。他将知识看成改良人生的存在，而且不断地向自己的有限性和国民的弱点挑战。这种复杂的心理和盘诘过程，一方面使他呈现出精神的创造性的一面，一方面具有浓烈的批判意识。在他的世界里，纯真与复杂相间，深切与平和交汇，精神结构是极其神异的。
鲁迅表现爱的时候，是在最悲愤的文字里，而幽默的语调里，也含有闪闪的泪水。熟读《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的人，都可嗅出他深广的情思。那种情感的表达方式，过去是很少有人拥有的。周作人、林语堂在表现悲欣的情感时，是常人的智慧，你一点不觉得奇怪。可是鲁迅的精神是腾越的，从泥土里生出，在高远的天地里翻转，那就表现出意识的高度和思想的高度。在描述人物形象时，是俯视的，看穿了灵魂里的一切。像阿Q那样的形象，其表现的态度里是爱恨交加，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者正是。鲁迅的表达方式有时不能用是与不是来解释，他的智慧是超出线性因果的联系的。你看“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多么反逻辑。“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类似的句子，我们用常理能够理解么？理解鲁迅，必须意识到表达的反世俗与切近世俗。这是个悖论，但他穿越了这个悖论。他同代的知识分子和后来的读书人觉得无法与其并驾齐驱的原因，是思想的构成不在一个层次里。
鲁迅的思想有表层的，也有隐层的。他文字里有许多暗功夫，不是一般人可以企及的。比如他读文字学的书很多，却很少谈及，那些都隐含到文字的背后了。他关注考古学，却不在作品里运用这些，但在随笔里，偶一论及旧文明，则是现代的眼光，科学理性的光暗自闪烁着。他藏的西方版画和各类美术品多矣，却从没有写过一篇研究的文章，但他作品里明暗相间的审美精神，都是汲取其精华的表现。他平时很关心自然科学知识，你看他藏书中有关天文、地理、医学、心理学的著作，都隐含着思想的波澜。那些看似不经意的东西，却形成了他精神的底色。总的说来，鲁迅有专的一面，比如文学的修养，更主要的是杂家的一面，对各类学说都知晓一点。他常说读书要随便翻翻，对自己的眼光大有好处，不是夸大的说法。先生在读书与写作里形成的气象，我们的确还总结得不够。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一直不能解决。鲁迅首先是消解自己的，对生命有种苛刻的一面，认为自身存有问题，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一面自戕着，一面求索着，渴望着新人的出现，向着虚无和黑暗宣战。可是中国的读书人，向来是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的，于是自恋和恋人纠缠着一生，久久地趴在地上。鲁迅是飞腾的，抖落了一切尘土，自由地飞动在精神的天空上。我们什么时候能像他那样不为俗物所累，坦然地思考和坦然地书写，就不会有离他很远的感觉了吧。
许多年来，张中行对鲁迅的传统敬而远之，自知自己不是那传统的一员。他喜欢周作人，乃是心灵相近的缘故。记得他对我说，周作人偏于疑，鲁迅偏于信。似乎是对前者更爱一些。但其实鲁迅也未必不是怀疑主义者。他有点像罗素所说的孤独地思考，且有人间的情怀的那类斗士，我们俗人是学不来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张中行和那类超人式的智者比，终还是有距离的。远离尼采而亲近罗素的人，大概都有一点这类的特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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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对周作人则是另一种态度。有一段时间，他经常去看望周作人，这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苦雨斋的弟子里，就文采和智慧而言，废名第一，张中行当属第二。废名是周氏早期的学生，张氏则属后来的弟子。废名喜欢周作人，乃学问和智慧的非同寻常，从那清谈的路里，摸索出奇、险、怪谲的新途。而张中行把苦雨斋的高雅化变成布衣学者的东西，就和百姓的情感接近了。
张中行认识周作人是在三十年代初，我相信起初周氏对他的引力只是在文字上，因为他的课并不好，只是以文章名世。周作人与学生的交往没有胡适多，亲和力并不大，但周氏的文章实在好，就见识和文字的魅力而言，除鲁迅外，别人是不及的。周作人在那时是个清醒的思想者，古典文学的修养高，希腊文化的研究和日本文化的思考也深。这在北大是极其特别的。周作人是典型的个人主义者，又带有儒家的中和之调。他对西方的人文学说有相当深的理解，在审美的范畴里，又深解东方艺术的要义。他的书那时在知识界风靡得很，博识与冷静让人动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的声名很大，虽没有领袖之风，可在一些具体话题表述里，见解常常在胡适、陈独秀之上。胡适、陈独秀的意识，有巨人的风采，别人是不及的。可是周作人的选择是个人的，就让一些青年觉得有可行的一面，是普通人的状态。从北大毕业的人，讲起自己的老师，文科的青年佩服的往往是周氏。张中行后来越来越感到这位老师的重要，他身上能汲取的东西，是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所不及的，所以内心深处，就自然亲近于周氏，也自称是他的学生。
日本人占领北平时，张中行听到老师要出任伪职的消息，还写信劝阻过，可见那时他们的交往已很多了。那时苦雨斋身边的友人，差不多也是张氏的心仪之人。钱玄同、刘半农、俞平伯、钱稻孙、废名、沈启无都在张氏那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有的后来也成了自己的忘年交。周作人身边的人都不太张狂，个性却是耀眼的。他们不随流俗，思想放达，有六朝的意味，在张中行看来都是可念可感的存在。闲暇之时，偶尔还到八道弯看望老师，成了自己的乐事。他对周作人的认识，也随之越来越深，甚至受到了很强烈的暗示，有时也影响了对一些事物的判断。到了五十年代，弟子皆散，只有张氏还经常去探望，周作人是一定感慨的吧。我想周氏绝不会料到，承传自己的文学风格的竟是这个弟子，不过他的诚实、勤勉、远离世风的态度，周作人是赞佩的吧？所以，赠送许多手稿给他，也是自然的了。
在苦雨斋弟子里，深入揣摸到老师的精神底蕴者，不是很多。有的只学到了形，毫无神采；有的只附庸风雅，连基本的要领也没有掌握。这样的例子可以找到许多。张中行得到的精神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一是怀疑的眼光，不轻信别人的思想；二是博学的视野，杂取诸种神色，形成一个独立的精神境界；三是拒绝一切八股和程式化的东西，本于心性，缘于慧能，自由地行坐在精神的天地。他在周氏那里找到了汉语的表达方式，这方式既有旧学的一套，也有西学的因素，不同于古人的老朽，也和西崽有别。这两方面恰恰符合了张氏的美学追求，他后来的写作就是由此而出发的。了解张中行，是不能不看到这个关键点的。
张中行不止一次地说过，周作人的精神大，能包容下什么，而且写文章举重若轻，神乎技艺，渺乎云烟，探乎学理，是大的哲人才有的气象。比如在对古希腊的认识上，就高于常人，知道非功利哲学的意义。思想上呢，也有路基阿诺斯的怀疑意识，像尼采般能从世俗的言语里走出，看清人间的混沌。不过他在后来的选择上也有周氏没有的新东西，那就是不满足于知识的积累，要向哲学的高地挺进，于是就多了苦雨斋里没有的东西，和形而上的存在纠葛在一起了，这是他超出老师的地方。而这超出的部分，正是他对文化的一个大贡献，也因为这个贡献，他的世界就与同代人区别开来，远远地走在了世人的前面。
苦雨斋主人在文体上给张中行的影响是巨大的。《负喧琐话》的风格明显是从《知堂回想录》那里流出来的。那组红楼的回忆文章分明有周氏的谈天说地的影子，话语的方式有连带的地方的。差别是前者是亲历的漫语，无关乎历史评价；后者则多了往昔的追忆，是感伤的文本，有大的无奈在里。在周作人一笔带过的平静里，张氏往往荡出波澜，似乎更有精神的冲击力。苦雨斋的文本是绝望后的冷观，而张氏的笔触却是冷中的热的喷发，不安的悲悯和伤感的低语更强烈吧。周作人看历史和人物，不动神色的地方多。张中行却情动于中，有诗人的忧郁。所以，我更倾向于把他的书看成是忧郁的独语，较之于自己的老师，肉身的体味更浓些罢了。
关于苦雨斋的主人，他写过许多文章，看法都是独到的。在我看来是真正懂得自己的老师的人。在鲁迅和周作人之间，他似乎更喜欢周氏，因为那种平和与学识是自己不及的。鲁迅难学，许多模仿鲁迅的人不幸成了流氓式的人物，而追随周氏的读书人，大多是本分的边缘化者。在那个历史年代，革命风云变幻，激进队伍成分复杂，鲁迅不幸也被复杂的烟云包围着。在张中行看来，只有苦雨斋主人在相当长的岁月里保持了读书人的本色，是大不易的。他在《苦雨斋一二》写到了两人的交往：
他多次说他不懂“道”，这大概是就熊十力先生的“唯识”和废名的“悟”之类说的。其实他也谈儒家的恕和躬行，并根据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斯的理论而谈妇女解放。他多次说他不懂诗，对于散文略有所知。他讲六朝散文，推崇《颜氏家训》，由此可以推知他的“所知”是，文章要合乎人情物理的内容，而用朴实清谈的笔墨写出来。关于诗，我还记得三十年代初，一次在北京大学开诗的讨论会，参加的人不多，只记得周以外，还有郑振铎和谢冰心。别人多讲了不少话，到周，只说他不懂诗，所以不能说什么。我想，这大概因为，对于诗的看法，他同流行的意见有区别；流行的意见是诗要写某种柔情或豪情，他不写。他先是写白话诗，后来写旧诗，确是没有某种柔情和豪情，可是有他自己的意境。晚年写怀旧诗《往昔三十首》，用五古体，语淡而意厚，就不写某种柔情和豪情说，可算是跳出古人的藩篱之外了。
这文的方面的成就，与他的勤和认真有密切关系。从幼年起，他念了大量的书，可以说是古今中外。 比如他喜欢浏览中国笔记之类的书，我曾听他说，这方面的著作，他几乎都看过。有一次，巧遇，我从地摊上买到日本废性外骨的《私刑类纂》，内容丰富，插图幽默，很有趣，后来闲话中和他谈起，他立即举出其中的几幅插图，像是刚刚看过。还有一次，谈起我买到蔼理斯的自传，他说他还没见过，希望借给他看看。我送去，只几天就还我，说看完了。到他家串门的朋友和学生都知道，他永远是坐在靠窗的桌子旁，桌上放着一本书。写也是这样，几乎天天要动笔，说是没有别的事可做，不读不写闷得慌。
虽然老师最终落水，附逆于日本政权，可在精神的维度上，那种坚守思想的独思和寂静，确实使人看到了思想的另一种可能。至少他在文章的写法与精神的表达上，没有趋于泛道德化的思路，在张中行看来是极为稀少的清醒剂。作为一种遗产的继承者，他知道理解苦雨斋的主人仍需要时间。
从他所引的周氏的观点来看，周作人所保持的许多理念，都是张中行自己后来坚持恪守的。不陷于柔情，非豪情状，默默地对视世间的遗产。精神的冷，和内心的热，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在三四十年代，知识群落都卷入到社会的冲动里，情感的因素战胜了理性的力量。身处乱世，奇冤四起，血气冲天，怎么才能保持精神的安宁呢？安宁，就要不动，与火热的人间疏离。这是大难之事，浅的被说是落伍，深的要被视为无爱者。周作人、张中行都被同代人指为是自私的人。可在他们看来，彼时的中国已经发了疯，包括知识群落，差不多都远离思想的园地了。
经历几十年的动乱，周作人式的思考问题逻辑及表达逻辑，几乎消失殆尽。社会流行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已没有希腊式的风致了。怀疑与包容，从人们的视野里隐去，几乎没有温馨和蔼平淡如水的存在。如果不是张中行在八十年代坚持的这条写作与思考的路向，我们对五四的理解也许将少了些什么。他的文字仿佛五四文化的活化石，展示了艺术表达的另一种可能，而且重要的是，他把这样的一种路向扩大化了。
这都是远去的旧事，一个泯灭的文学生态，指示着智性的高度。而有段时间，我们是漠视了这个高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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