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西民政长事件”看民初的政治生态
——兼论民初共和政治失败的原因
吕厚轩
(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曲阜 273165)
摘 要： 良好的政治生态是一个国家政治清明、社会有序的根本保证。从“江西民政长事件”看，民国初年由于政治参与爆炸，各派政治势力均缺乏制度意识和规则意识，再加上传统政治文化和政治习性的影响，导致民国初年政治生态日益恶化。政治生态的恶化，不仅助长了投机腐败的社会风气，还使得政治过程变得紊乱，政治制度和政治观念衰败，进而使得民初共和政治的尝试走向失败。
关键词： “江西民政长事件”；政治生态；民主共和；失败
在民国初年纷乱的政局中，“江西民政长事件”并不引人关注，很多关于近代史及民国史的著作甚至对其鲜有提及。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论文，数量亦有限。李萍的《试论“江西民政长事件”》一文，从革命党人与袁世凯斗争的这一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初步梳理[1]；刘宗灵的《地方场域中的权力博弈——以民初江西民政长事件为个案的考察》一文，从民初地方力量上升、中央与地方展开权力博弈的角度来考察这一事件，对江西地方场域中各派政治势力间的斗争作了深入分析，揭示地方利益集团之间的微妙关系[2]；杨林祥的《地方主义与民初江西省议会》一文，着重探讨了江西省议会与民初政争的关系，揭示民初共和政治未上正轨的原因[3]；朱新蕾在《江西民政长风潮与民初政局》一文中，则以中央与地方关于军民分治、省长民选等问题引发的中央政府与赣督李烈钧双方的争执为主线，指出民主在当时只是政治斗争的借口，实际上政治实力决定一切[4]。
从上述研究成果看，学界对该事件的认知，不再仅从革命党人同袁世凯斗争的角度来审视，而是通过分析各种政治势力在事件中的表现，来揭示民初政治形势的复杂。本文则想进一步指出：围绕着民政长事件的斗争，其实是民国初年政治生态(1) 政治生态，作为一个政治概念，主要是指“从政环境”，接近于官场环境或官场生态；但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其涵义要广泛得多，他可以被理解为政治系统的各种要素，包括政治制度和规范、政治行为主体及其行为方式、政治文化和政治心理等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总体状态和环境。参见：《塑造中国政治新生态》，《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1期。 日益恶化的表现，而恶劣的政治生态，是民初共和政治无法走上正轨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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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西民政长事件”始末
武昌首义后，成立了湖北军政府，推黎元洪为都督。“其后各省响应，称都督者咸冠以军政府名义，然各省独立，无所统一”[5](P555)。这种政治格局，导致“各省自为制，固不一律。即一省之间，亦往往设立军政府一二处，或设军政分府，不相统属”[6](P2)，“而省而府而县而乡，各自为界，豆剖瓜分，至于不可纪极，而各皆以排外为唯一之能事，遂以二千年大一统之国，几复返于土司政治。……惟见亚细亚大陆东部有二十余部落，各部落中又有其小部落，为数至千数百而未已，而所谓中华民国，果安在也？”[7](P2578)因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驾驭这些呈半独立状态、拥兵自重的各省都督。1912年4月，即有人在报刊上撰文指出：“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其第一发生之大问题，悬于吾等之目前者，即地方制是也。”[8]所以，解决地方上混乱无章的状态，完成国家的统一，就成为当时中央政府急于解决的问题。“军民分治”即在这种背景下提出。
根据工程实践，半湿孔钻孔作业存在以下重难点：（1）干湿交界面的确定。半湿孔作业重点是确定干湿交界面位置，钻孔时需要提前确定，交界面过高则无法体现半湿孔作业的优势，过低又易发生塌孔影响成孔稳定性。（2）泥浆的灌注。半湿孔作业泥浆的选择和使用对于成孔的质量有很大影响，泥浆的黏度和比重将直接决定钻孔的稳定性。另外，在灌浆过程中由于高程原因不能像全湿孔作业那样进行浆液循环，又不得破坏已开挖的孔壁。（3）钻孔机具的选择。半湿孔作业由于稳定性原因需要钻孔速度快，成孔质量好的钻进设备，同时，孔内出土需要靠钻机实施，泥浆自身无法带出孔内土方。
所谓政治参与爆炸，系指“短时间内大量的人涌入政治场所，每个人都向政府提出自己的要求，政府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满足这些要求，于是引发了群体性挫折感与不满情绪，最后形成革命。”政治参与爆炸，具有明显的特征：首先，参与主体的非理性行为，即用过激的行为来发泄对政府、社会的不满；其次，参与主体表达意愿途径的非制度化；再次，大量公民具有挫折感和失落感，使得他们要么变得非常消极，不关心政治，要么变得非常激进，企图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最后，政局失控性，政府无法控制大量公民通过非制度化途径表达自己意愿的非理性行为，而最终将自己陷入危难之中[16](P8)。在清政府灭亡的众多原因中，政治参与爆炸即是其中之一[17]。民初的政治格局，基本延续晚清时期的态势，三股政治力量影响着中国政局的走向，即：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梁启超、张謇为首的立宪派；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18](P268)。此一判断，就宏观层面上来讲，基本符合民初政治的发展态势，可在地方政治场域中，并非如此，各种蜂拥而起的政治势力，基于自身利益和地方利益提出的要求，成为地方政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袁世凯表态赞成分治，其手下将领自然随声附和，而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等则表示反对。李烈钧通电抗议，认为民国初建，国基未稳，军务民政互相关联，不可截然划分，否则定是致乱之源(2) 《李烈钧巧电》，《民立报》，1912年4月22日；《李烈钧虞电》，《民立报》，1912年5月11日。 。尽管有反对的声音，但湖北省及其他一些省份，军民分治的工作按部就班地开展。南方多省民政长都是由都督兼任，如安徽、浙江，北方亦有由政府简任的，如河南、山西。由于李的坚决抵制，江西省的军民分治一直未予实行。1912年12月初，南昌市突发兵变，北京政府及社会舆论皆指责此事件的根源是李烈钧坚持军民合治，致使江西政局紊乱。在内外压力下，李烈钧开始考虑接受军民分治的方案，拟请前清官僚汪瑞闿任江西民政长。李烈钧征得汪瑞闿同意后，即电请中央简任汪为民政长[11](P321)。得电后，袁世凯顺水推舟，很快发布大总统令正式任命汪瑞闿为江西省民政长，并表示：“汪与该督本属旧雨，必能指臂相连，即将民政所属各机关移交按管。该督专治戎功，策可休养精神，于公私皆有裨益也。”[12]殊料身为旧官僚的汪瑞闿，首先进京参谒袁氏，试图取得袁的支持。汪瑞闿此举，使得本就对中央抱有疑心的李烈钧非常不满。汪莅赣后，江西军警界当即于12月29日召开拒汪大会，蔡锐霆、陈廷训等军警界实力派人士均到会发表演说，控诉汪在前清时期的种种罪恶，反对其出任民政长。汪瑞闿迫于压力，遂向中央请病假离赣，江西军民分治计划就此搁浅。这一结果让袁世凯十分难堪，遂指使九江镇守使戈克安扣留江西省购买的军械，并通电指责李烈钧操纵民意，提出如要发还枪械，必须迎回民政长。李烈钧毫不示弱，调兵遣将，双方在湖口、九江一带对峙。后来，在黎元洪的调停下，战祸得免，但双方均不肯让步，陷入僵局。袁世凯由于无力南顾，最终发还枪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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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馆是以普及科技知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宗旨的公益性科普工作机构，承担着展示科技成就与发展，举办科普展览，开展科普活动及相关社会服务的职责。1988年中国科技馆建成开放，标志着中国科普教育正式进入科技馆时代，在我国科技馆的成立和发展主要是近几十年的时间，科技馆行业的职称评定更为滞后，尚且处于摸索阶段，要做好科技馆专业技术人员的管理工作，提升其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建立科学、公平、公正的职称考评体系是其中的核心问题。根据笔者的调研存在如下几个方面问题。
二、民初日益恶化的政治生态
属地中央预算单位是中央部门预算绩效管理的主体。通过建立与二级主管部门的联合绩效监管机制，放大事中绩效监控效率。二级主管部门对本级预算单位和下级单位负有主体责任和管理职能，事中监控发现的问题可通过二级主管部门实现本系统内的系统纠偏，进行信息核证反馈、处理建议传达及整改情况跟踪。以二级主管单位为纽带，可以对监控发现的管理漏洞和绩效执行偏差及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并逐步完善落实责任约束机制，落实绩效主体责任，促进系统预算管理和绩效管理水平的提升。
民初政治生态恶化表现之一：政治参与爆炸，形形色色的政治势力涌上政治舞台。
所谓“军民分治”，即在各省设立民政长一职，管理全省民政各官员，监督财政、司法及行政事务，管辖巡防营、警备队地方武装。民政长如由中央简任，地方都督手中的权限将大大缩减，有利于中央集权。1912年7月，黎元洪发表通电指出军人柄政的危害，提出要保护共和政体，就必须实行“军民分治”，“消隐患于无形，垂宏规于久远，惟有将军务民政分割二途。民政长总揽政纲，必须藏诸议会，命诸政府……至全省定一都督，专辖军队，悉归中央委任为制，一除干预政治，擅举军官之弊”，“军民分权为当今正本清源之策，优游不断，贻患滋深。”[9](P22)黎元洪的倡议，深得袁世凯欢心，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疚疾日急，今得良剂，天存吾华，必由于此。十害三无，怵心秽目，西儒所谭暴民专制，不图今日乃亲见之……今有我公，以身作则，祸机之息，新邦之固，共可决矣。”[10](P25)
因此，“江西民政长事件”，表面上看是主张分权的革命党人与主张集权的立宪派和北洋派的较量，但仔细审视，并不局限于此。比如，以汪瑞闿为代表游离于北洋体系外的旧官僚，以欧阳武、刘世钧、蔡锐霆、陈廷训为代表的军警力量，以省议会为代表的地方势力等都不可忽视，且他们各有政治诉求。
汪瑞闿是“江西民政长事件”的主角之一，曾任江西武备学堂总办、江西按察使等职。身为前清官僚的他，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失去了原有的身份和地位，自然心有不甘。“汪瑞闿是李烈钧在武备学堂的老师，李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是汪给他介绍工作的”[11](P363)，因此，李烈钧觉得此人应易于合作，便于控制，所以选择汪出任民政长一职。可作为旧官僚的汪瑞闿，对于当时国内政治情势有着自己的判断。赴任之前，汪瑞闿首先进京参谒袁世凯，联合中央势力，可见与地方相比，汪更愿意获得中央资源的支持，以图之后在地方场域中的活动有更充足的凭恃[19](P541-542)。
民初政治生态恶化的表现之三：政治文化、政治习性积习难改。
作为地方利益代言人的江西省议会和地方党派团体在此事件中亦不可忽视。起初，由旧咨议局和旅省各属绅商组成的临时省议会曾积极支持汪瑞闿出任民政长一职。不久，经正式选举后组成的江西省议会，国民党议员占据了绝大多数席位。在“省自为政”的氛围和党派利益结合推动下，江西省议会对中央政府的反抗迅即激烈起来。当李烈钧准备与中央妥协，同意袁世凯任命赵从蕃为署理江西民政长。由于江西省议会议长打牌耽误，未及时将消息通告议员们，导致议场大哗，大家咸以为袁世凯独裁专制，于是反对更趋激烈[2]。即使李烈钧从中斡旋，亦无济于事。其反抗中央之决心，某种程度上甚于李烈钧等人。除此之外，江西地方各党派团体也不断通过各种渠道表达意见，有党派支持中央集权，有社会团体反对中央独裁。特别是1913年2月3日，省垣二十余团体开联合大会，会后即以“江西公民联合会”名义致电各界，自称代表江西民意，指斥袁世凯所为“显系出于专制，实有背乎共和。吾民若不抵死力争，则约法几等弁髦，民国将成泡影”[21]。一时间，众声喧哗，让人不知所以。袁世凯亦十分不解，诧异道：“该议会、该会党等，虽团体公私不同，而其为江西人民则一，何以相歧至此！”[22](P176)
变压器是可以变换交流电压、电流和阻抗的一种静止电气设备。它的工作原理如下图所示，主要是利用电磁感应的原理，从一个电路向另一个电路传递电能或传输信号的一种电器。具体说来，变压器是由磁芯和线圈组成的，而线圈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绕组。其中，连接电源的绕组称之为初级线圈，剩下的绕组称之为次级线圈。当初级电圈中有交流电流时，磁芯就会产生交变磁通，此时，次级线圈就会感应到电流，两者产生电磁联系。根据电磁感应，交变磁通通过两个绕组就能感应出相应的电流。再当变压器空载时，初级电压(U1)/次级电压(U2)=初级圈数(N1)/次级圈数(N2)，电压的变化就会出现。
民初政治参与的爆炸，还可从另外一个宏观层面表现出来，即民初数量惊人的政党与会社。“武昌革命爆发后，迄于1913年底，新兴的公开的党会，据初步统计，凡682个。计政治类312个，联谊类79个，实业类72个，公益类53个，学术类52个，教育类28个，慈善类20个，军事类18个，宗教类15个，国防类14个，进德类9个，其他10个”[23](P32)；“这些小党派，往往是少数几个人，甚至一个人所发起，拉拢几个同志和可资号召的军政要人，就发表宣言，招收党徒，到处活动。有的是为了拥护一个领袖共谋富贵而组织的，有的是为了乘机涌进行政机关、争几个人的地位而组织的，有的则是为了对抗其他集团而组织的。各个小党派都纷纷派人进行联络工作，有些人为许多党派争取罗致的对象，他们的名字同时出现在好几个党派的文件上。这些党派并没有固定的政治纲领，挂着‘共和’的招牌，那里有势可借、有利可徒便趋向那里，因而旋生旋灭，旋合旋分。其中有许多到现在只剩下一纸宣言和简章，究竟实情怎样，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24](P48-49)。即使那些非政治类的社团，其政治立场虽大部不可知，但他们多为本身利益而结合，故名“利益团体”(interest group)；对某些政治措施，或赞成，或反对，形成一种压力，故又名“压力团体”(pressure group)。他们有时与政党建立联系，多有其政治活动的一面，虽然他们不运动选举，也不企图控制政府[23](P33)。但毫无疑问，民初这些形形色色的党会，乃政治参与爆炸最典型的例证。
民初政治生态恶化表现之二：政治规范形同虚设，政治势力野蛮生长。
“江西民政长事件”，表面上看，争论的焦点是民政长的人选，但究其实质，乃源于各方政治势力在政治制度上的分歧，即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此事关乎民国的命运与前途，有识者在当时即指出，“清之季世，行省分权，不能举改革之实，遂主张集权，即是受人民之反抗，其祸均足以亡国。今后之谋国者，不可不折衷于二者之间，以求调剂之方法”[8]。此等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制度，理应思虑再三，慎重对待。可当时，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各地主政大员，其出发点多着眼于一派之私利，制定制度时过于注重自身利益，导致政治失范，政治制度本身的权威性亦不复存在。
在中央退让后，李烈钧与王芝祥、俞应麓等商议再电请政府简派江西人赵从蕃署理民政长职务[13]。李并迭发通电欢迎，谓“高风夙仰，甘雨时来，不禁距跃三百，为桑梓庆”[14]。但这一任命又遭到江西省议会的反对。此时，江西省议会已经经过正式改选，国民党议员占据多数。省议会通过的第一个议案，即宣布“民政长为大总统命令官制中之一，吾民既绝对不承认此代法律之命令，即当然不承认此命令官制中之民政长。本省拒汪一案经李督咨由本会议决，根据法律，按诸事实，均无承认之理由”[15]。也就是说，江西省议会以中央政府颁布官制违反约法为由，直接否决军民分治的方案。这使得本打算与中央妥协的李烈钧有些措手不及，事后虽极力补救，亲自请求议会追回反对电文，“稍存中央体面”，然亦无济于事.议长任寿祺等以电文业经议会表决通过，已经无法追回为词相拒绝[13]。江西民政长事件，就此不了了之，但江西地方与中央政府的积怨已经埋下，为后来更为激烈的政争埋下伏笔。
军民分治之说一出，李烈钧即通电反对，认为“革命方法，原分三期：军政、约法、宪法是也。今日中央政府由军政时期进而为约法时期，各省现状则尚在军政时期中之时。都督一官，日后固不可久存，惟目前决不能骤废”[22](P168)。如果李烈钧等人能始终如一地坚持地方分权的观点，对于社会各界算是有一个合理交代。可李烈钧随着形势的发展，为巩固自己的权力，随风转舵，同意设置民政长。当民政长一职的人选不能让他满意时，又指示军警反对。李烈钧出尔反尔，在当时即遭到批评：“中央既违法专制与前，又听信谗言滥用威力与后，其对于民国之非，固不待言。而揆厥原因，起点亦由于李督未能慎始以图，夫省官制草案不俟通过正式立法机关，遽行颁布，是违法专制之大者。正式国会未成，军民分治之法制何所根据。李督以军民分治为求治切要之图，遽电请踵鄂实行，惟其言云，一俟正式国会、省议会成立，即当呈请总统分别简任贤能，何以隔十余日又幡然悔改，遽行呈请中央选任民政长接理民事。中央违法专制，李督又从而符合以成之，是李督亦甚难辞厥咎。”[25]当然，在许多革命党人看来，既然汪瑞闿已投靠袁世凯，反对自在情理之中。正义的目的已经达到，无人在乎程序是否合法。这种强调正义目的而忽视制度建设的态度恰恰是政治生态恶化的原因所在。
“江西民政长事件”在民国初年此起彼伏、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如同浪花一朵，虽有涟漪，但并未掀起太大波澜。但如同医生可以通过部分组织的切片找出病因一样，仔细分析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各种政治力量的明争暗斗，其实是民国初年日益恶化的政治生态所导致的结果。
袁世凯一方在这次的政治斗争中亦存在同样问题。明知当时对于“军民分治”存在较大争议，袁世凯不仅没有寻求进一步协商，反而在1913年迅速公布《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并在全国统一推行。但这一重要政策在《临时约法》中没有法律依据，也未能在参议院通过。这使得“军民分治”缺乏法律基础。
“江西民政长事件”所反映出的这一问题，并非个案，革命党人实开起滥觞。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时，强调一定要采取总统制，赋予总统实际的政治权力。可当袁世凯将任临时大总统后，革命党人通过制定《临时约法》，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试图通过内阁和国会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革命党人的朝令夕改，自然让袁世凯心有不甘。为了斗垮唐绍仪内阁，袁世凯直接无视约法的规定，发布未经内阁总理副署的命令，让内阁制名存实亡。对于袁世凯这一公然违背约法的行为，革命党人和各党议员都未深究，反而在总理人选上反复较量，可谓因小失大的典型。这些斗争充分表明，民初各派政治势力在政治制度建设问题上有太多的随意性，没有一个明确的理念，多以争夺权力为最终目的。
在清王朝灭亡的过程中，军事力量的倒戈影响巨大。因此，以蔡锐霆、陈廷训为代表的军警力量，在民初政治舞台上地位愈发的重要。一般来说，他们同旧官僚一样，很少有系统的政治主张，但有着自身的政治利益。据欧阳武回忆，陈廷训是目不识丁的兵士出身，恐怕全省警察归民政长管辖后会位置不保，而蔡锐霆是以前被汪斥退的武备学生，也有类似考虑，故二人反汪最力[11](P321-322)。陈廷训在会上声称：“军民分治问题，弟本绝对的赞成。但汪从前即为革命罪人，万无民政长之资格，对于汪之个人，自应绝对的抗拒。”蔡锐霆复言：“盖未经国会议决案，理应征求本省人民之许可也。……假使此事系全国一致办法，经过国会议决，我等只有屈从法律而已。今兹汪来江西，所据是何法律？所行是何议案？岂有同在中国本部之内，独将江西作藩属看待者乎？”最后议决办法是公推代表四人至民政长行署，宣告汪瑞闿应于两日内离省[20]。可以看出，他们并不公开反对军民分治，而是以汪本人在前清时在江西作恶多端为理由，指责他没有资格做江西的民政长，进而鼓动民意，反对袁世凯对汪的任命。在此过程中，他们虽充当了地方与中央斗争的工具，但显然他们更多地是为维护自身的利益。
郝宇青指出，根据政治生态内涵的界定，它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即政治主体的静态要素与政治主体的动态(过程)要素。其中，“政治主体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下的生存方式，以及在此政治环境下养成的政治习性”，属于政治生态的静态要素；“政治主体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属于政治生态的动态(过程)要素[26]。依据这一定义，政治文化与政治习性自然属于政治生态中的静态要素，它们作为政治主体生长的土壤，深刻地影响着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取向。
清末，改变旧的政治体制，效仿西方建立现代民主政治体制是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共识。但是，理想与现实总是存在巨大差距，旧的政治文化、政治习性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清末立宪派与革命派论战时，梁启超即指出，中国缺乏地方自治的传统，加上多数民众素质低下，即使革命成功，民主共和制恐怕难以生根，政治动荡在所难免，久而久之，民众会倾向强人政治，中国会再次走向专制。对于梁启超的诘难，革命派虽然据理力争，但他们也意识到让民主制在中国生根发芽确实是革命后的一大难题。为此，孙中山先生提出建国三阶段论的设想，希望通过一个过渡时期培养民众的民主素养来化解这一难题。可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的设想无法实施，梁启超的预言则成为现实。
梁启超一语成谶，并非偶然。从“江西民政长事件”的整个过程看，各派政治势力均打着民主共和的招牌，口口声声要维护民主政治，但其政治文化和政治习性，则多是传统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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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对于如何建设一个新国家，存在两种政治理念：一种是要求“兴民权，施行民主政治”；另一种则强调“张大国权，强化中央政府，施行集权化统治”。显而易见，前者支持议会制度而后者则强调强化行政权来实现中央集权[27](P240)。二者相较，通过强化行政权来实现中央集权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和传统，当时各股政治势力对此有一定的共识。袁世凯对此更是深信不疑。为达到集权的目的，不顾约法的束缚，强行推行《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
就江西地方各股政治势力来说，民主更是成为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李烈钧作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先是认为汪瑞闿是故交，与自己有私谊，便于控制，故举荐他为民政长；而当汪向袁世凯输诚后，立即反悔，继而放纵蔡锐霆、陈廷训等人发动集会，反对汪瑞闿出任民政长。蔡、陈等作为军警，发动集会反对中央政府的政策，其行为违背民主政治的根本精神。即使像江西省议会这种最能体现民主的地方，议员们互相辩难时，亦不遵守民主政治的基本规则。时人记载：“赣议会制讨论省长案，一方依据约法，一方按切事实，而互相辩难，固政客之所亦有事也。然因辩难而致呼打；因辩难不胜而强制他人之发言权，则为中国政客独具之能力。吾未之前闻。”[28]上述种种，均可看出，无论是旧官僚、立宪党人，还是革命党人，其政治文化与政治习性，多带有传统积习。积习不改，新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要想扎根，无疑是痴人说梦。
三、民初共和政治的失败原因
民初，梁启超在给袁世凯的信中，对未来的政治发展曾有这样的分析：“今国中出没于政治人士，可略分三派：一曰旧官僚派，二曰旧立宪派，三曰旧革命派。旧官僚派公之所素抚循也，除阘冗佥任决当淘汰外，其余佳士大率富于经验，宜为行政部之中坚……旧革命派自今已往，当分为二，其纯属感情用事者，殆始终不能与我公合并，他日政府稍行整齐严肃之政，则诋议纷起；但此派人之性质，只宜于破坏，不宜于建设，在政治上之活动，必不能得势力，其人数之多寡，消长无常，然虽极多，终不能结为有秩序之政党。政府所以对待彼辈者，不可威压之，威压之则反激，而其焰必大张；又不可阿顺之，阿顺之则长骄，而其焰亦大张；惟有利用健全之大党，使为公正之党争，彼自归于劣败，不足为梗也。健全之大党，则必求之旧立宪党，与旧革命党中之有政治思想者矣。”[29](P617)从上可知，梁建议袁世凯对革命党人分而治之，通过培育健全的党争达到政治的稳定，控制政局。也就是说，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党人，是希望民主共和政治走上正轨的。革命党人无疑也是希望民主共和制变为现实，既然民初三大政治势力中，有两股势力希望稳固民主共和制，可为什么民初的共和政治的理想还是化为泡影呢？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民初共和政治的失败，其罪责主要被归在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身上。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方法的改变，有论者开始从更深层次去考察，认为在这场关乎中国宪政前途的较量中，袁世凯固然暴露了专制者的本色，国民党人和中国的精英阶层也显示出理想主义者的幼稚[30]。也有学者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在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必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的存在。然而，中央权威在民国初期一直处于不断式微、断裂的状态，这构成了民初共和政治的脆性，而民初宪政框架中所存在的结构张力以及地方实力派的坐大，引发了中央权力严重的内部流散，最终导致了中央权威的断裂和危机[31]。
上述观均从不同侧面说明民初共和政治的失败，其实是多种因素的综合，国民党人、立宪党人和袁世凯的北洋系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观点，听起来有各打五十大板的意思，好似比单纯地归罪于袁世凯的北洋系要公平一些。但是，这种观点的局限性在于，它仍将民初共和政治失败的原因归在各政治主体身上，忽略了各政治主体外在的政治环境，忽略了当时中国还不具备民主政治生长的土壤。其实，只有将民初各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放到当时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去考察，才能更准确客观地理解当时各政治主体政治行为背后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由于缺乏民主政治生成的土壤，在民初政治参与力量爆炸性增长的情况下，使得本已失序的社会更显混乱，而当时各种政治势力又没有共同的规则可以遵守，所以导致它们野蛮生长，民主最终成为一个打击对手的工具，赢取利益的招牌。在民主政治贫瘠的土地上，一般民众对于民主政治相互竞争的常态还有诸多的不适应，在他们眼里，政争是混乱的代名词；政党政治之下，既要斗争，又要宽容，更要妥协，这样民主制度才能正常运行，可在中国人的政治文化中，妥协与宽容多是不得已时的权宜之计，而不是一种政治习惯。相较之下，当时中国民众更喜欢强人政治下的大一统局面，于是，具有更强政治实力的袁世凯一派走向集权，在所难免。且从其后中国政治发展的历程看，相较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政治的民主化在当时的确不是第一要务。中国要想真正走上民主共和的道路，不仅要有精英阶层的呼吁和努力，还需要广大民众的自觉，也就是政治生态整体上发生变化。而政治生态的改变，是以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的进步、思想的更新等相关因素为前提的，因此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从这一角度看，民初民主政治的失败在所难免。
结语
“江西民政长事件”，为后人研究民初的政治生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片。透过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当旧的专制势力被打倒了，过去被专制体制束缚的各种政治势力开始迅猛增长，更可怕的是，旧制度和旧规范随着旧政体消逝后，新制度新规范并没有足够的权威性，各种政治势力在政治活动中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毫无规则可言，使得本就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度里，政治生态日益恶化。而政治生态的恶化，导致政治失序，民怨沸腾。袁世凯利用这一局面，建立了他孜孜以求的独裁政权，尽管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行为以失败告终，但民主共和制度并未因此获得新生。民初共和政治尝试的失败，除了各政治主体自身的局限之外，日益恶化的政治生态在其中的影响亦不可忽视。从历史上看，要想改换一个国家的政治土壤，进而改变政治生态，需要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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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ing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from “the Incident of Jiangxi Minister of Civil Affairs”
LV Hou- xuan
( College of History , Qufu Normal Unervsity , Qufu 273165, China )
Abstract: A sound political ecology is a fundamental guarantee of capable politics and stable societies.“ The incident of Jiangxi minister of civil affairs” shows that, due to an explosion of political involvement, different political forces failed to abide by the institutions and the rules. Apart from that, the old-fashioned political culture and behaviors also led to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political ecology in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Such kind of deterioration not only fueled corruption and speculation, but also disordered the political process and decayed political system and ideas, thus leading up to a failure of the attempt to forge republican politics in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Key words: “ the incident of Jiangxi minister of civil affairs”； political ecology； democracy and republic； failure
中图分类号： K2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22X( 2019) 05-0056-07
收稿日期： 2018-05-24
作者简介： 吕厚轩，男，历史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杨春梅
标签：“江西民政长事件”论文; 政治生态论文; 民主共和论文; 失败论文;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