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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2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627(2004)02-0062-06
一、立论
作者认为，《论语》二十篇之间存在着严密的因果逻辑联系；这种因果逻辑联系通过研究每一篇的主题可以发现；每一篇的主题由首章实际决定，由主干章回护证成，由篇名形象表达。由此可知，《论语》二十篇的篇名并非随机安立，不经意其实是经意地安排；由此可知，《论语》并非随意编排的产物，它恰恰是编撰者精心构划的结果。
《论语》二十篇之间有一种什么样的因果逻辑联系呢？
一个人立己或是立人，首先得学习，故首之以《学而第一》；学而优则仕，故继之以《为政第二》；为政当以礼（乐），故继之以《八佾第三》，“八佾”，礼也，乐也；礼乐兴则民立于仁，故继之以《里仁第四》，“里仁”，居于仁也；仁为所立之境，但得（德）有浅深，可见任重而道远，下得（德）如公冶长，故继之以《公冶长第五》；中得（德）如冉雍，故继之以《雍也第六》；上得（德）如孔子，故继之以《述而第七》，“述而”，述孔子所言所行也；至得（德）如泰伯，故继之以《泰伯第八》，泰伯，有至德而无得（德）可称者也。至此，立己立人事毕，人人皆可为尧舜；以孔子言行深广，门人所记甚多，故续之以《子罕第九》、《乡党第十》，两篇皆述孔子言行，实《述而第七》之余绪也。
总上十篇，始，志于学道；终，止于至德。
然而，“天下无道久矣”（《八佾》篇、《季氏》篇、《微子》篇）。“失道而后德”，故继之以《先进第十一》，“先进”，先立于礼乐，进而求仁，进而求至德者也；“失德而后仁”，故继之以《颜渊第十二》，颜渊，以礼乐而立于仁者；“失仁而后义”，故继之以《子路第十三》，子路，以礼乐而立于义者；“失义而后礼”，故继之以《宪问第十四》，“宪问”，问耻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学而》篇）。可知原宪，以礼乐而立于礼者；礼失则邦君不像邦君，大夫不像大夫，家臣不像家臣，故继之以《卫灵公第十五》、《季氏第十六》、《阳货第十七》，卫灵公者，邦君也，季氏者，大夫也，阳货者，家臣也；邦君、大夫、家臣同一无道，则贤能自然不为所用，故继之以《微子第十八》，微子，纣王亲兄，去国归隐者也；当此之时，我们不禁要问，天下无道，谁与易之？必须有志士仁人承前而启后，继往而开来，故继之以《子张第十九》、《尧曰第二十》，子张者，启后开来之志士也，“尧曰”者，承前继往之典范也。
总此十篇，始于失道，终于复道。
前后二十篇合观，学道——得道，失道——复道，个人得失之理、国家治乱之由，表露无遗矣。
二、释论
（一）第一篇首节：“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当知此篇以“学习”为主题。篇中有子、曾子、子夏、子贡与孔子间错议论，一唱一和，一问一答，孔子为师，有子、曾子、子夏、子贡为徒，师、生相聚，非为学而为何？又，观其所议论者，惟在学孝、学悌、学忠、学信、学礼、学乐、学诗，合而观之，即是学文、学质，亦即是学君子之道、学为士之道。是以以“学而”名篇。
（二）第二篇首章：“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当知此篇以“德政”为主题。篇中所举之人如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鲁哀公、季康子，皆是有政者。观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所问，惟“孝”；观孔子答鲁哀公、季康子，惟“正己”。可见，所谓为政，不过正人先正己、为人先为孝而已。故知士学道有成则仕，仕则以德治国，以德导人。是以以“为政”名篇。
（三）第三篇首章：“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当知此篇以“礼乐”为主题。“八佾”者，天子所观之舞，礼也；舞必有乐，乐必有诗，故诗礼乐一体。全篇先论为礼，后论为乐。可见为政者固当导民以德，还当齐人以礼（乐）。是以以“八佾”名篇。
（四）第四篇首章：“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当知此篇以“立仁”为主题。篇中所显，先是叫人择仁而居，次则叫人以仁自活。由此可知，仁不远人，只在己躬日常生活之中。若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何处不是仁里，何人不能立于仁？是以以“里仁”名篇。
（五）第五篇首章：“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当知此篇以“下得（德）”为主题。公冶长虽有德可称，然毕竟未免“缧绁”之难，故不及冉雍、颜回辈。篇中所显，先为弟子如子贱、子贡、漆雕开、子路、宰予、申枨，继为大夫如孔文子、子产、晏平仲、臧文仲、令尹子文、陈文子、季文子、宁武子，后为逸民如伯夷、叔齐、微生高、左丘明等，皆非孔子所许为仁者。下德之人，譬如人里于仁之边境。是以以“公冶长”名篇。
（六）第六篇首章：“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当知此篇以“中得（德）”为主题。冉雍，孔子所许有德行者（《先进》篇中，孔子说，德行如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仲弓即是冉雍）；可使南面，可见德行之深之广。上不及孔子，下过于公冶长，故为“中得（德）”。篇中所举，先为冉雍、颜回、闵子骞、冉伯牛，四大德行弟子居然全部出现；其次为澹台灭明、孟之反，亦有德可称。中德之人，譬如人里于仁之城郭。是以以“雍也”名篇。
（七）第七篇首章：“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第九篇首章：“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第十篇首章：“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当知三篇皆以孔子为主题，或说以“上得（德）”为主题，以三篇所举皆孔子言行故。之所以分为三篇，是因为孔子德行深广，弟子所记甚多故；之所以三篇没有联缀在一起，是因为接着还要举至德如泰伯，不便冲淡主题故。三篇依自述、他述方式间错排列而成。所谓自述，即孔子自己述自己；所谓他述，即弟子们述孔子。“述而”者，述孔子信古、好古、述古也，所谓信古，信先圣所行己立立人之道也；所谓好古，好仁、好义、好礼、好乐而乐此不疲也；所谓述古，依先圣之道自立而立人也。“子罕”者，述孔子示于人之多者也，观达巷党人、太宰以至颜渊、子贡所赞，皆是赞夫子之文章，可见，“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信不诬也。“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亦势所必然也。“乡党”者，述孔子平日言行举止、衣食住行、待人接物之范式也。观此三篇，孔子之形象跃然纸上矣。上德之人，譬如人里于仁之宫殿。是以以“述而”、“子罕”、“乡党”名篇。
（八）第八篇首章：“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当知此篇以“至德”为主题。所谓至德，至高无上之德也，乃至不可见、不可闻、不可分别。篇中显示惟泰伯、尧、舜、禹、文、武能当。之所以于“上德”外更立“至德”，以孔子有德而无位，编撰者不应将孔子与尧舜相提并论故。至德之人，譬如人里于仁之全境，无在而无所不在。是以以“泰伯”名篇。
（九）第十一篇首章：“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当知此篇以“尚德”为主题。德者，得也，得于道也；得于道者，立于礼乐，立于仁，乃至立于至德也。篇中所举，前为颜回、闵子骞、南容；后为子路、子贡、子张、子夏、冉求、公西华等。前者立于礼乐、立于仁，文质彬彬，故比于先进。后者文质不能彬彬，故比于后进。若以至德为标的，则两类人皆不能到。虽然如此，先进较后进更近至德。故孔子于尾章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观曾皙之志，正是志在至德。是以以“先进”名篇。
（十）第十二篇首节：“颜渊问仁。”当知此篇以“尚仁”为主题。颜渊于众弟子中为立于仁之首者（《雍也》篇中，孔子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故以“颜渊”名篇。篇中先举颜渊、仲弓、司马牛问仁，意在显示为仁之纲目；接着举邦君如鲁哀公、齐景公，大夫如季康子，士如子张、樊迟、子贡，意在显示无论为邦君、为大夫、为士，一是以克己复礼为本。
（十一）第十三篇首节：“子路问政。”当知此篇以“尚义”为主题。子路于众弟子中最为好义，故以“子路”名篇。义者，宜也。士之所宜，为政也。故此篇所论，皆为政之所宜者。篇中先举子路、仲弓、孔子，以明为政之所宜；后举叶公、子夏，以明为政之所不宜。
（十二）第十四篇首节：“宪问耻。”当知此篇以“远耻”为主题，或说以“尚礼”为主题，以依礼而行则远耻辱故。士之所宜，固当受聘而为政，然无德而受聘、无功而受禄，亦士之所耻也，故孔子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观原宪所行，以邦无道故，归隐林下，安于贫穷，合于士礼，故以“宪问”名篇。篇中先举大夫如管仲、公叔文子、孔子，以仁义而受聘，故免耻；继举使者受礼而为使，不辱使命，故免耻；继举隐者如晨门、荷蒉者，以邦无道而不受聘，故免耻；继举天子如高宗，守三年之丧礼，亦免耻也；终举老者如原壤、少者如阙党童子，不依礼而行，故未能免耻。
（十三）第十五篇首节：“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当知此篇以“劝邦君”为主题。卫灵公，邦君也；“问陈于孔子”，失礼也。故以“卫灵公”名篇。何以劝邦君？篇中先劝施仁政，后劝举贤人。
（十四）第十六篇首节：“季氏将伐颛臾。”当知此篇以“劝大夫”为主题。季氏者，鲁大夫也；伐颛臾者，失礼也。故以“季氏”名篇。何以劝大夫？篇中先劝守友道（虽信而义）；次劝守臣道（虽忠而谏）；次劝守父道（虽慈而教）；终劝守夫道（虽昵而敬）。
（十五）第十七篇首节：“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当知此篇以“劝家臣”为主题。阳货者，家臣也；孔子不见而归孔子豚者，失礼也。故以“阳货”名篇。何以劝家臣？篇中先劝学文，次劝学质。
（十六）第十八篇首节：“微子去之。”当知此篇以“叹隐士”为主题。微子者，纣王之兄，孔子许为仁者也；去之者，归隐也，故以“微子”名篇。篇中先举贤人如楚狂接舆、长沮、桀溺、丈人、虞仲、夷逸；后举能人如太师、少师、二饭、三饭、四饭等。叹隐士何？若邦君有道，必为所用。
（十七）第十九篇首章：“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当知此篇以“启来哲”为主题。子张为启后、开来之先锋，故以“子张”名篇；篇中所举，惟子张、子夏、子游、曾子、子贡，俱是弘扬、护卫孔子之道者。
（十八）第二十篇首节：“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当知此篇以“崇先圣”为主题。唐尧为承前、继往之典范，故以“尧曰”名篇。篇中孔子承周（文、武、周公）、周承商汤、汤承夏禹、禹承虞舜、舜承唐尧。合而观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至子张辈，孔子之道之历史渊源涣然明矣。又，尧、舜、禹、汤、周皆遵天道而行，孔子亦以天命相酬，孔子之道之哲学基础亦确乎不可拔矣。所谓天道，虽不可见、不可闻、不可捉摸，然平等利益、生杀予夺之功用历历在目，故其德谓之至德。圣人大公无私，奖善罚恶，合天之德，其德亦谓之至德。士若能明天道、敬天德、畏天命、法先圣、修至德，下学而上达，不几立于圣人之道乎？
三、答疑
或问：你对二十篇篇名之间因果关系的演绎看似很有道理，很合乎逻辑，但是，将你对篇名的演绎与你对主题的演绎对照起来看，似乎两者并不完全一致，这种不一致表现在对后十篇的演绎上：
篇名演绎：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礼则邦君不像邦君、大夫不像大夫、家臣不像家臣——天下无道则贤能归隐——当此之时，孔门师徒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主题演绎：尚德——尚仁——尚义——尚礼——劝邦君、劝大夫、劝家臣——叹隐士——启来哲、崇先圣。
这是否意味着你自己为《论语》构造了两个系统：一个篇名系统、一个主题系统？或者说，这是否意味着你认为《论语》编撰者本身构造了两个系统？
答：可以说编撰者为《论语》构造了一个篇名系统，同时也构造了一个主题系统，但这两个系统“同，出而异名”。譬如父母对待不听话的孩子，言辞十分激烈，心里未尝不充满了慈爱。又如孔子，以“不仁”责宰我，但未尝不以“言语”许宰我；以“艺”许冉求，未尝不以“鸣鼓而攻之可也”责冉求；抑、扬虽异，诲人实同。篇名演绎似乎叹世风日下，君臣失德，主题演绎却处处显示修身立德，师君友臣，一责一导，正好入于中道，这不正是孔子“叩其两端”精神之所在吗？由此可见，篇名演绎与主题演绎一表一里，不一不异。非但不矛盾，而且它恰恰体现了编撰者高超的编排技巧。
或问：“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为老子之言，《论语》编撰者怎么会据此而谋篇布局呢？
答：“德、仁、义、礼”可以是平行范畴，即“德”依结果而建立（得或失），“仁”依动机而建立（向或背），“义”依决断而建立（取或舍），“礼”依言行而建立（依或违）；“德、仁、义、礼”也可以是种属范畴，即“礼”以“义”为标准，“义”以“仁”为标准，“仁”以“德”为标准。一个人好“礼”而不本于“义”，难免流于“迂”，观“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阳货》篇）”，可见其理；好“义”而不本于“仁”，难免伤于“慈”，观“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颜渊》篇）”，可见其理；好“仁”而不本于“德”，难免失于“愚”，观“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尧曰》篇）”，可见其理。准此而论，无论老子言与不言，《论语》编撰者都会循此次序勾画天下由治转乱之轨迹。
或问：你认为每一篇有一个主题，各章都是围绕主题来编辑的，但你并没有严格论证各章是如何有机联系在一起为主题服务的，这是出于省略呢？还是力所不逮？如果不能建立起各章与主题之间的严密逻辑联系，这是否意味着所谓主题并不成立？
答：《论语》在每一篇的编排上运用了比较复杂的技巧，有些章与主题直接相关（这些章以赋的形式贯穿在一起，形成主干章，共同说明主题），有些章则与主题间接相关（这些章以比、兴的形式依附于主干章，形成枝末章，共同繁荣主题）。这样，若只抽取主干章解释主题，当然每一篇都是严格围绕主题来编撰的；反过来，若只抽取枝末章解释主题，则每一篇中的各章自然形同散沙，看不出它们与主题有什么内在联系。正是因为主干章与枝末章交互错杂，所以，有些学者虽然感受到了每一篇有主题、各章之间有内在联系，但又无法给出有力的证明。显然，作者在释论时回避了枝末章，一味用主干章证明主题；作者的观点因此而很明确，章与章、章与篇之间客观上存在着逻辑联系，但它们不必都具有直接的逻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