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八十年：五四精神不老 五四精神常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精神论文,不老论文,八十年论文,常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不仅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转折点，也是许多作家人生命运的转折点，五四直接影响之下的一代作家以切身经历述说着五四对他们的巨大影响。
刘白羽说，五四对于他们八十来岁的这一代人影响是很大的，他之所以走上文学道路，与五四文学革命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的中国是一片黑沉沉的大地，在这黑沉沉的大地上出现的一道曙光就是五四精神的光芒。国破家亡之恨，民族危难关头，是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主的一大批作家影响着他年轻时写起了小说。五四的引领使这一代人在精神上迈过了一个“门槛”。
陆文夫回忆他受的教育过程，中学时期鲁迅、巴金、冰心等作家的作品对他们那一代人影响深远。虽然自己处于旧的社会之中，但对那个时代却没有足够的自知和清晰的了解，是五四运动唤醒了一代知识分子对于旧的社会的认识，是以鲁迅为主将的一大批五四时期作家的作品打开了旧中国“铁屋子”的门窗。
五四文学精神的特征之一就是对社会的勇于担当精神和强烈的责任感，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切和忧患是那一代作家精神中的母题。从个人的关怀走向对于普遍的社会关注似乎成为中国作家的命运。
陆文夫说，五四时期的文学对动员一代知识分子和传播新思想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那时的文学不仅仅是文学，简直就是革命思想的传播者，中国文学有着深远的教育传统，五四发扬了这一源远流长的教育传统。当时知识分子中普遍的忧患意识十分突出，虽然今天时代不同了，文学的功能随着物质生活的发展肯定会有所改变，但文学发展中有可变的部分，也有永恒不变的部分。
刘白羽认为，文学不仅仅是文学自身，在国破家亡之痛和五四文学感召下走上文学道路后，就有一种精神一直贯穿到自己的创作之中，那是自五四发源的精神，是受鲁迅影响之下的精神，是与民族国家息息相关的精神。
王晓明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民国建立后，知识界对社会普遍的悲观失望和激愤之情下酝酿产生的，知识分子是在黑暗重压下还力求有所作为的悲愤之情下勉力向前，勇猛进取，向旧的传统势力发起冲击的。作家、知识分子并没有因为自己对社会的失望，就放弃自己的努力。这时的文学自然就有着沉重的担当责任和社会功用。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要“呐喊”，要“遵命”，用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所有伟大的作家，对人类有伟大贡献的作家，都对社会人类的命运有着强烈的关心和担当精神。五四时期的一代作家正是以其对国家、对民族现实命运的关怀和担当而获得其历史的分量。作家这种对于社会的担当精神，到今天看来，仍然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品质。更为可贵的是，那一代作家对现实社会的担当并没有影响他们对于社会的独立思考和创造性的认识方式。如同在鲁迅先生身上所体现的一样，作家的社会担当是以他独立思考的立场来介入社会、参与现实的。这两者相辅相成，使作家参与社会，作用历史，进而发现和理解着生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鲁迅先生正是以其冷峻的思考和独特的认知方式深刻地理解关照着中国的命运。
余华认为，五四时期的一代知识分子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以国家和民族命运为重，而把自我和个人始终放在次要的位置。对知识分子一个最基本的衡量标准，那就是责任感。五四时期鲁迅、郭沫若和巴金等都是有着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一代知识分子。
西川认为，五四时期作家从个人主义个性解放的追求到民族国家关怀的集体主义归结，给予我意义深远的启示，也许从个人的关怀走向对于普遍的社会关注从来就是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命运。
鲁迅和以鲁迅为主将的五四一代作家以文学的实绩创造了五四文学的光辉成果。我们一次又一次把回望的目光集中在了鲁迅先生的身上。
刘白羽说，五四是一个巨人出现的时代，对我来说，影响最大的还是鲁迅先生。我是读着鲁迅的作品走上文学道路的，也是一直在鲁迅先生精神的影响下走到今天的。
余华认为，鲁迅身上有一种能够跨越时代的精神，他的独特和深刻，使他仿佛高蹈独异，不属于任何一个时代，但同时又属于任何一个时代。他的作品作为一种精神，一代一代地激励着后人。
王安忆谈到五四时期最喜爱的作家时说：鲁迅肯定是第一位的。鲁迅的作品就像是锤打出来的东西，又锤打得那么完美。鲁迅像一个战士，他的确是一个有话要说的作家，但他还是把要说的话归纳到一个艺术的范围，他的阿Q、孔乙己、《伤逝》，都有一种很美的东西在其中。
李敬泽认为，鲁迅对我们现当代文学的影响是至深且剧的，我们至今仍能在诸多关键问题上与鲁迅产生共鸣。鲁迅在文学上确立的感时忧国的写作传统为我们指出了一条重要的文脉方向；他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焦虑中的激进姿态仍给我们提供某种宿命式的指引和警示；鲁迅已构成我们重要的精神资源，我们将在更长的历史进程中与鲁迅先生不断相遇。
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使文学的载体——语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影响着文化和文学乃至整个社会的思维和观念形态。
陆文夫说，五四时期白话文的推广带来一代文风的转变。文言向与口语接近的白话的转变对人类思想与文化的传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它使近现代科学与文化的发展向广大民间的普及推广成为可能，使知识离开少数人的狭小圈子向民间传播。如果没有五四，没有白话文的推行，这实在是不可想象的事。
西川认为五四早期的诗歌从古典文学走出时，面临着多重的选择，白话、口语和诗歌的关系始终是新诗面临的课题，五四以后对形式的苦恼是每个诗人都要遇到的。中国的古典语言本身具有形而上的意义，五四运动以后我们使用的语言的形而上意义是怎样一种状态，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五四以后的新诗是在不断的尝试和实验中一点点摸索着向前发展的，如何合理吸收传统语言中的精华，使其真正成为我们创造力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使语言的外壳成为人们外在修养的一部分，都是五四给我们新诗语言提出的课题。
李冯着重指出五四前后白话文初创时期那种尖锐、扎实、不避粗糙的气势，它虽然不是精致完美的，但却有着创造伊始的明确和有力。一种新鲜而有力的文体就在前朝文学的虚弱之体上产生出来了。单从当时人们提出的文学主张就可见一斑。陈独秀在《新青年》中提出：要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的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些铿锵有力的文学主张中有着文风初开之时的雄浑和大气。
自《狂人日记》而产生的白话小说，初创了现代小说的结构形式。五四对小说形式的变革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作家的写作。时至今日，现实的发展和小说这种文体的发展，都为小说充分发展其表现的可能性、展现其多层本质结构创造着客观条件。
王安忆认为，我们现在所写的小说，应该说是从五四传统来的。虽然我们常举《红楼梦》等例子，说明我们中国小说有着更为久远的传统，但我们今天小说文体对于现实的贴近程度、对人生的关切态度，都是从五四而来的。所以从渊源上讲，我们现在的写作摆脱不了和五四的感情的深层联系。我们的小说自五四以来，常常对生活参与得非常深入，具有自觉的历史责任感，这是我们的长处。但小说作为一种较成熟的艺术门类，它自己是什么呢？它有别于同样关注、参与现实的新闻报道的特殊性和独立本质在哪里呢？我们对小说自身和现实间的界限与关系总是缺乏更切实贴切的界划。鲁迅是参与生活非常深刻的作家，他像战士一样，一直在努力地参与到现实之中，但他仍在艺术的范围中把握他的结构和人物，他笔下的阿Q、 孔乙己都有着某种相对独立的审美品格，经过他提炼或典型化而达到的小说境界仍然有某种相对独立和完美的东西。鲁迅和现实间的关系调整应该对我们今天的写作有所启示。他的许多小说如《伤逝》《孔乙己》等，是非常深刻、冷静的，但同时也写得非常细心、谨慎，一点也不粗暴。这不仅仅是把握的“微妙”问题，还是一项很艰苦劳动的结果。
王晓明认为，五四给我们贡献对社会勇于担当的文学的同时，也给我们提供着另一方面的贡献。那个时期的作家们同时也在对社会、文化和个人提供着独特的看法，对中国现代社会创造性地给予了多种观照可能性。与我们今天的文学比照，很可能我们两样都有所欠缺，我们不仅缺少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也缺少对现实社会和人生的独特看法。回顾梳理新文学的历史，应该从中找到对于我们今天写作的某种训戒。
五四已然成为我们本世纪建立的文化传统和精神资源，我们在前进的路上不断地回到这一新的源头。八十载岁月，对于人生已称耄耋，对于亘古长远的历史，却仍然是匆匆行程中的短短一瞬。在五四的界碑前，我们可汲取新鲜生动的活水营养，也可以向丰厚渊深的千年历史回望，因为有太多太多的现实关键问题，都是在这一界碑前被勾连生起。
李敬泽说，五四的遗产是丰富的，我们应该力求回到当时的语境中，充分考虑到文学在当时原初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在丰富多彩的五四文化传统中，直面它所提出的问题和所回答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我们今天仍然面临和必须回答的问题。具体到文学上，我们与传统文学的关系、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如何确立我们的汉语写作方向……等等，都是由五四提出，而我们至今仍然面临着这些问题。
西川和王晓明都谈到了五四所引起的许多现实问题，如现代化问题下的科学与民主问题，自由的问题，面对国外强权国家的命运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今天不仅依然存在，而且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有的还会更加尖锐突出，更具迫切的现实性。还有其他一系列问题，也许并不是五四时提出，而是五四整个新文化运动本身呈现引发的问题，也对我们今天具有现实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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