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鲁183;索霍拉戏剧:非洲女作家研究_作家论文

祖鲁183;索霍拉戏剧:非洲女作家研究_作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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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鲁·索福拉是尼日利亚第一位发表戏剧作品的女性作家,首先打进男性占支配地位的领域,并且产生巨大影响。在尼日利亚,令人不安的是妇女文学创作量小。关于妇女很少在文坛上露面的这种状况,祖鲁·索福拉本人提出了两个理由:

“第一是尼日利亚的传统制度,男人总是在损害妇女的条件下受教育。第二,是妇女的日常家庭生活的负担比男人重。因此,妇女必须作出额外的努力才能创作……”

祖鲁·索福拉已经想方设法做出了额外的努力,转动着创造之轮,从妇女的传统后座位置开到富于生产性的场地,无论是舞台还是出版社,她都打进去了。她已经出生6个剧本:《被骚扰的圣诞节宁静》(1971)、《诸神的婚姻》(1972)、《埃米尼王》(1974)、《法律奇才》(1975)、《甜密的陷阱》(1977)、《陈酒味儿醇正》(1981),还有两个未出版的剧本《月光下的记念》和《少女之歌》,然而二者都在舞台和电视上演出过。

在作为文学的剧本同作为戏剧演出之间存在一种无法分开的中间文本。在智力天才显露与文学创作和戏剧方法运用的双重性背景下,任何赞赏索福拉戏剧事业的评价必须分离。

索福拉的剧本显示对魔幻的、神话的、传说的以及传统的一种不可思议的倾向。总的说来,她让老者同年轻人均衡,让新思维同古老故事相对称。她的态度似乎赞成保持旧的东西,既使它不合进宜。《陈酒味儿醇正》表现得清清楚楚。阿库亚格伍告诉奥恺勃诺(他在拉各斯和海外滞留几年后,脱离了他的人民):

“有滋味的是陈酒,不是新酒。你在白人国家尝到的是昨天才酿出来的酒,但你现在知道我们的酒,因此你可以知道里面掺进什么”。

她的大多数剧本主张回到过去:从理智上讲,过去那种魔幻、礼仪和过份的年代之塔的残暴应当看作腐败的东西。在悲剧性的剧本中主人公通常表现对理智声音的完全迟钝的感觉。人物的命运是决定的。因此他们不知道周围的危险。他们拒绝听一切忠告,继续前进,顽固地走向毁灭。

在《埃米尼王》中,埃米尼这位新加冕的国王已经有人警告他:因为王宫里发生狠毒的犯罪行为,他不要在这个平静的星期里搞礼仪。埃米尼的母亲为了让自己的儿子登王座实际上杀死了合法继承人。埃米尼并不知道这件事,可是他反而被提醒调查这件事,他指控长老阴谋推翻他。他继续这种礼仪,却被蟒蛇赶离神坛,他自杀了。

同样的倔强也在《陈酒味儿醇正》中的奥凯勃诺身上表现出来。奥凯勃诺是个受过教育的青年,他广泛游历过。然而选择临近,他却回到村里争取选票,但是因为他多年同他的人民分开,他发觉自己已不适合在他的人民中间。他不是努力理解他们,尽可能地利用他的叔叔阿克瓦格伍去赢得他的人民的支持,反而决定用他自己的方式处理这件事。奥凯勃诺不耐烦。他的人民坚持传统似乎使他困惑,他不能宽恕这件事。他侮辱伊祖亚尼镇立法会议的长老。他不听叔叔的告诫,也把母亲绝望般的恳求当成耳旁风。他坚持一切可能的错误步骤,直到最后发现他作为一个私生子的实际地位。受到挫折,他决定返回拉各斯——他的基地,就在那儿,他碰上事故而死去。

与埃米尼的一套相似的致命的魔术药丸也用在《诸神的婚姻》中了。乌洛科和欧格沃马是激进的一对,虽然真正相爱,但是不能结婚,因为乌洛科付不起彩礼。既然欧格沃马的父母这时候需要钱为她的弟兄治病,她就嫁给了阿迪格伍——一个出价高的人,虽然她很不情愿。婚后不久,阿迪格伍死了。这对情人等不得吃服期过去就结合在一起了。因此,婆婆气愤。为了使传统继续,也为了给儿子的死报仇(她认为是这对情人杀死了自己的儿子,他们为了自己的出路),她用自己的魔力破坏欧格沃马。为了给欧格沃马的死报仇,乌洛科杀死欧迪贝,随后自杀。这看来是危险的、反动的。充其量,是对过去——封建的过去的一种资产阶级浪漫主义化。即使想得到创造神话的景象,但也未达到,虽然索因卡和克拉克的戏剧作品中也用这种方法——他们对神话有着相似的关注。

在索福拉的剧本中,我们碰到一种简单的甚至具有简单化的情节倾向于一种理论抑或主张,即服从古老的半神或伪传统的“看守人”的奇思怪想。对于那些死的人没有赔偿,对于持异议者的悲剧性后果没有补偿。埃米尼,还是奥凯勃诺,都是死不容缓。《诸神的婚姻》清楚地表明:剧作家本人相信只是因为付不起彩礼就把欧格沃马从乌洛科身边抢走是不公平的。当奥古力发现他的儿子已经使欧格沃马有了身孕而欧格沃马还在吃服期间,不由得感到羞愧,乌洛科质问他:

“就是当着你的面,欧格沃马从我手里被抢走,被送给了阿迪格伍。你给我说话了吗?你让伊贝克伍知道是他的行为正在造成不公正的事情吗?你让别人了解你原打算为儿子要的妻子因为钱的缘故被抢走,被送给另外的男人吗?”

这些话说得何等好、何等大胆!但是,尽管如此,索福拉仍然相信他们必须死。违背传统乃是首要罪恶,理应受到最高惩罚。

即使在她非悲剧性的剧本中,索福拉也毫不含糊地捍卫传统。比方说,《甜密的陷阱》是个相当喜剧性的剧本,也在颂扬对妻子(们)的男性优越论。费米·苏陀波为了显示粗暴的力量和大男子主义,竟然拒绝让妻子克拉拉庆祝她的生日。驯服、谦卑而又善良的妻子主动地同意了。可是,有位朋友(她的婚姻先前崩渍了)劝告她换个地点举行聚会用餐。自然,这个聚会引起争议。到头来,她接受一位上了年纪的舅舅的忠告,直直地跪在地上向她丈夫道歉。这清楚地表明,剧作家不加批判地接受传统的某些方面。克拉跪在那里保卫自己的权利。她的丈夫即使在干傻事也是正确的。

在索福拉的剧本中,诸如审话、魔力和礼仪等因素随处可见,而且得到她的赞许。《甜蜜的陷阱》蓄意放在人们庆祝悠久的男性节日——奥凯巴旦——期间展开。在剧本中,剧作家甚至试图证明继续欢庆这个节日的合法性:

“我们的祖先理解紧张之后感情与心理放松的价值,还不够有意思吗?奥凯巴旦就是他们理解人类心理的一个具体表现”。

在解释为什么这个节日单方面地攻击女性时,索福拉倒有自己的说法:

“哎,这就是我们祖先原先感觉的,因此也就如此”。对索福拉来说,我们祖先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必须继续坚持。自从他们那个时代以来所发生的社会——文化变化,似乎无甚意义,算不了什么。随着殖民侵略,如所周知,西方教育来了,伴之以对传统的攻击。人们开始怀疑原先存在的秩序,那些吸收西方教育的的人甚至不加批判地否定传统最富活力的方面。然而一个人可以怀疑,带有某种合法性地怀疑为什么女人都要屈服于男人的奇思怪想。既然女人有聪明才干对待当今问题,为什么女人在社会中要扮演第二把手的角色。欧格沃马因为敢于挑选自己希望结婚的男人,遭到社会的抛弃。甚至奥凯勃诺的错误行为也被认定是因为他在母方家里长大造成的。欧格贝拉尼,一个长老会成员,毫不含糊地这样说:

“阿克瓦格伍本来应当让他(奥凯勃诺)父亲家的人拉扯他。他只是他的舅父,只要奥洛纳还是奥洛纳,女人毕竟是女人。我肯定,要是让他父亲家的人训练他,他本来就会知道本来就会做人们设想每个男人要做的事”。

这种看法,尤其来自象索福拉这样有聪明才智和洞察社会的剧作家,甚至是件令人遗憾的事。

或许索福拉的基督教背景,还有已经显示的对伊博伊多人起源而吸收的那些传统的不加批判的接受,在她的剧本中对冲突的产生和持续起到重要影响作用。这或许说明在寻求解决冲突的方法时她求救于魔术、神话、礼仪和宗教教条的道理。例如,在《少女之歌》中,作为该剧的主题:“城与睡衣”的结合是通过合乎礼仪的婚礼实现的。一群学者被政府派到晓村进行研究。朴实的村民们还是向河女神求教,尽管河女神欢迎这些“读书人”,河女神为了社区互动杜撰这个术语。奥杜英卡教授是这个项目的协调人,也是“通常学术怪癖”的集中体现,不得不同村子里的一个姑娘按照婚礼传统订婚。被挑选出来的姑娘叶同德和奥杜英卡教授,开始强烈抗议这桩婚姻,可是后来,他们被结合在一起。这种陈腐的婚姻主题,我们在《月光下的记念》中也碰到了。奥塔克坡,一个80岁的老人强加在一个16岁的少女身上,少女已经有了同样年轻的情人。阿比昂娜(这就是女孩的名字)强烈抗议这桩婚事,可是她的父母拒绝听她的意见,她不得不离家出走。最后,她同她梦想的男人乌戈结婚,这是令人吃惊的。尽管情节简单,主题结构薄弱,但它们还不象无法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法让人失望。

如前所说,奥杜英卡教授和叶同德姑娘强烈反对礼仪结婚,但这两个人终于被结合在一起,作者并没有向观众显示他们是怎样转变、同意这个婚礼的。同样,在《月光下的记念》中,阿比昂娜的父母坚持她要嫁给年纪老迈的奥塔克坡。后来,他们怎样屈从于违反他们愿望的情势,仍然是主宰整个剧本的比喻中的一个没有解答的问题。正是用实验方法处理主题与情节,还有令人没法原谅地不理睬似乎有理的东西,表现了祖鲁的过分为艺术而艺术的戏剧传统倾向。《法律奇才》是根据15世纪法国闹剧《皮尔·巴特林》改写的,也表现了这个事实。

在这个剧本中,律师拉英尼·阿劳因为老婆唠唠叨叨,身无分文地跑到市场为“伊菜亚”卖特殊的衣服。在市场上,他竟能欺骗卖布的给他价值180奈拉(尼日利亚元)花边布料。

后来,卖布的到拉莫尼家取钱,这位律师竟然装疯,他的老婆拉费尤也积极合作,结果卖布的上当。因为拉英尼正在为偷羊案辩护的时候,这两个人又在法庭相遇,拉费尤太糊涂,以致语无伦次。法官认为他疯了,要求他和被告阿无盘一道儿去做神经检查。

创作和文学批评密切相关。对于一个正在成长的作家来说,他还是她都需要批评家不仅显示优点,而且指出作品的缺点,尤其是这些瑕纰很显眼而且对作品质量有害的时候。批评家也有责任,当一个作家做不到的时候,提醒后者需要处理当代问题。就是通过这样的批评,作家才能引人注意,作家才能把初始的潜能转换为创作的充实与成熟。关于索福拉作品的批评总的说来少了些。这可能是上面讨论过的事实造成的——简单、单调的情节,否定的而又无效地使用神话、魔术、礼仪,还有不可思议不受欢迎的冲突——解决方法,而这些正是她大多数作品的特点。

祖鲁·索福拉是尼日利亚的主要女性作家,享有很大影响的显要地位,现在是她把这种地位运用到积极的有关目的的时候了。她必须离开旧的流派、描写今天的现实。不是提倡女性以及大多数人继续屈从于旧的、过时的传统和负担,她应当大踏步地朝着女性解放和人类解放走去,摆脱奴役人们的法典、偶象和观念。就语言表达而言,索福拉做到了朴实、明确和清晰。看到她把这些长处运用到戏剧艺术的“崇高”事业上,的确是件好事。艺术有必要同我们当代经验中的决定性的社会力量相结合,由这种社会力量塑造,并且受到社会力量的指导。只要有了这种意识,对于具有她这种才干的艺术家来说,艺术上的机会是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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