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管理思想论文,经济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其重要的方面。当前，我们特别要破除那种只讲改革、不讲管理，甚至把改革和管理对立起来的片面的、错误的观念，树立起在深化改革中加强管理，在强化管理中推进改革的全面的、科学的观念。在这一过程中，密切结合我国的实际经济情况，深入学习和理解邓小平的经济管理思想，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一、运用比较分析法拓展理论思维与实践探索的视野
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既需要我们科学地总结我国经济管理的实践经验，也需要我们科学地借鉴国外经济管理中有益的东西。在这里，无论是“科学地总结”还是“科学地借鉴”，都是建立在科学的分析方法的基础上的。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的特色之一，就是他对科学的分析方法的娴熟运用。具体地说，邓小平主要是在对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历史与现实的“纵向”比较分析和对当代世界主要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横向”比较分析中，形成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的。
在对我国原有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得失进行分析和对现实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思考中，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其中有三个基本的观点具有特殊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是在经济管理体制中，中央和地方各自权限的“度”和“范围”问题。对比历史与现实，我们可以看到，“权力过于集中”是我国原有经济管理体制的主要弊端。只有对“权力过于集中”作出根本性的改革，才能使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各个主体——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得到充分的发挥，才能真正地实施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和切实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在政治上也会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有利于集体智慧的发挥和避免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但是，应该清楚的是，对“权力过于集中”的根本性的改革，决不是将“权力”一概下放，中央不再掌握任何经济管理上的“权力”，而是应该适度，中央的“权力”不能太少，范围也不能太小。对此，邓小平在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就提出：“究竟我们现在是集中多了，还是分散多了？我看，集中也不够，分散也不够。中央现在手上直接掌握的收入只有那么一点，这算集中？财政体制，总的来说，我们是比较集中的。有些需要下放的，需要给地方上一些，使地方财权多一点，活动余地大—点，总的方针应该是这样。但是也有集中不够的。”（《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99～2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邓小平号召大家敞开讨论，对“什么东西该更加集中，什么东西必须下放”问题以及中央和地方的权限问题提出具体的意见。
二是科学地运用宏观调节手段的问题。改革原有的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关键环节之一，就是政府必须科学地、合理地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实现对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在新的经济体制中，宏观经济管理方法同样“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上，当然我们现在是在“新的条件下”提出问题的，是在“新的条件下”来“讲中央权威，宏观控制，深化综合改革”的，因此，“过去我们是穷管，现在不同了，是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不能再搬用过去困难时期那些方法了。现在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2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在宏观管理方法中，邓小平特别强调金融手段的重要性，他认为，金融手段是现代经济管理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棋活。当然，采用金融手段管理经济，就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我们过去的银行是货币发行公司，是金库，不是真正的银行。”（同上书，第193页。）
三是企业经营管理方法改革的问题。同原有的企业管理方法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企业管理方法改革的关键，就在于“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以调动企业积极性”。针对企业管理改革中存在的不敢大胆探索“两权分离”实现形式的现象，邓小平指出：“这个问题在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上还没有解决，主要是受老框框的束缚。”（同上书，第192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该继续摆脱“老框框的束缚”，实事求是地探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企业经营管理形式和方法。
邓小平在对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历史与现实进行“纵向”比较分析的同时，也对我国的经济管理方法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成功的经济管理方法作出“横向”对比分析。针对我国在经济管理体制上，特别是在企业的管理和组织制度方面受苏联模式影响比较大的事实，邓小平指出，在管理和组织制度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营方法、管理方法、发展科学的方法，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该继承。在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方式问题上，不仅对那些新建立的企业来说，“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9～130页。）而且对原有的一些老企业的重建和改造来说，“为了保证应有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要有合格的管理人员和合格的工人”，也必须采用国外先进的管理方法和先进的经营方法。在向国外学习时，不仅“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4页。）而且还要向发展中国家学习成功的管理经验。
邓小平对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历史与现实，以及我国与国外的经济管理方法等方面所作的对比研究与理论思考，为我们开阔视野，丰富知识，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理论及管理体制指明了方向。
二、经济管理方式的改革：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的核心内容
现代社会经济的运行，都必然涉及到宏观经济管理与微观经济管理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改革与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到经济管理体制的健全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经济运行的顺利与否。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特别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具体实际，邓小平指出，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国家对企业的管理方式和企业自身的管理方式集中反映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问题；对经济管理方式的改革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调整、处理好国家与企业之间关系的过程。邓小平的这一理论思路，概括了宏观经济管理与微观经济管理协调运行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的重要意义。
在宏观经济管理方式的改革中，最突出的就是政企职责分开的问题。政企职责分开的实质就是调整政府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使政府不再是企业的“婆婆”，使企业不再是行政机关的附属物。政企职责分开的改革，不仅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而且也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这是因为政企职责分开的最基本的前提就是政府职能的转换。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邓小平敏锐地指出：“企业下放，政企分开，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同上书，第192页。）
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是宏观经济管理方式改革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要实行政企职责分开，首先必须加大企业的权力，特别是加大企业的主动权、机动权，“如用人多少，要增加点什么，减少点什么，应该有权处理。企业应该有点外汇，自己可以订货，可以同国外交流技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1页。）1986年6月，邓小平在听取经济工作的汇报时指出：“权力不下放，企业没有自主权，也就没有责任，搞得好坏都是上面负责。全部由上面包起来，怎么能搞好工作，调动积极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0页。）企业该有的权力没有，政府拿了不该拿的权力，政企职责分开实际上就是一句空话。其次必须实行“两权分离”，即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实行“两权分离”要用多种形式，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打破原有的理论框框和习惯看法的束缚，大胆探索能够较好地体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有益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的经营形式。这里当然不排除利用已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被证明是有效率的、好的经营形式，因为“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既可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同上书，第192页。）
在微观经济管理方式上“要来个革命”，是邓小平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与现实提出来的。邓小平的微观经济管理方式改革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要加强以“责任制”为特点的企业管理方式。邓小平尖锐地指出，旧的企业管理方式的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名曰集体负责，实际上等于无人负责”。他认为，“职责分明”是建立责任制的关键，为了使责任制真正发挥作用，必须采取“三要”的措施，即“一要扩大管理人员的权限。责任到人就要权力到人。……只交责任，不交权力，责任制非落空不可。”二要善于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三要严格考核，赏罚分明。……要根据工作成绩的大小、好坏，有赏有罚，有升有降。而且，这种赏罚、升降必须同物质利益联系起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1页。）可以认为，为实践所证实的有利于我国企业发展的、把责任和权力结为一体的责任制方式，之所以能在企业内部大规模推行，是与邓小平的大力提倡分不开的。
2.要实行以“承包制”为特点的企业管理方式。我国的企业改革在经历了扩权让利阶段以后，并未能从根本上建立推动和约束企业独立决策、自负盈亏的机制，未能使企业摆脱国家行政部门对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干预，未能从深层次上确立和形成国有企业改革的新的实现形式。因此，要把企业改革推向前进，就必须把政企职责分开与实行“两权分离”联系起来，必须重新构造国有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实行“两权分离”的实践中，各地、各部门根据自身的特点和情况，采用了多种经营形式。邓小平着重对承包制这种主要形式作了分析。1984年，他在视察广东、福建、上海等地后，肯定了承包制的积极作用。他指出：“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盖房子几天就是一层，一幢大楼没有多少天就盖起来了，那里的施工队伍还是内地去的，效率高的一个原因是搞了承包制，赏罚分明。”（《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1页。）在承包制的具体落实过程中，邓小平深刻地指出，承包制在企业改革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就是仍然无法根本解决落实企业自主权的问题，企业仍然缺乏活力。邓小平关于企业实行承包制的分析，对企业管理方式改革的深化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3.要实行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落脚点的企业管理方式。鉴于承包制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要充分落实企业的自主权，增强企业的活力，必须使企业建立起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机制。《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的颁布，使国有企业在转换经营机制中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企业14项自主权的落实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企业自身的活力，加强了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推动了企业各项机制如动力机制、约束机制、决策机制、发展机制等的建立，从经营机制上进一步重构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实现形式。在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换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从经济、政治发展全局的角度，提出企业自主权的落实和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问题不只是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政治体制对它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他认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同上书，第177页。）这些年的改革实践表明：“农村改革是权力下放，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权力下放，下放给企业，下放给基层，同时广泛调动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同上书，第180页。）
从邓小平关于改革经济管理方式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说到底就是宏观管理与微观搞活的关系。在我国旧的经济管理体制中，国家对企业管得太多、太死，“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窒息了企业应有的生机与活力。国家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8页。）由于微观搞活是使宏观经济充满活力的基础，因而国家必须放权给企业，调动基层单位的积极性，使微观经济单位首先充满活力；由于宏观管理是微观搞活的根本保证，因而国家也必须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有效的管理，为企业充满活力而又能处于有序状态创造条件。关于宏观管理的有效性，邓小平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把它与政治体制的改革联系起来，指出了宏观管理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机构运作的效率。他指出，宏观管理的“效率不高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作风拖拉有关”，“机构多、人多，就找事干，就抓住权不放”，或者“互相扯皮，你这边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因此，政治体制不改革或改革得不彻底，势必会影响微观搞活，影响宏观管理的有效性。
总之，邓小平就是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实践，在不断地解决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过程中，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具体途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