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一事件后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重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亚论文,势力论文,宗教论文,九一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亚国家独立后，宗教极端势力成为影响该地区安全的重要因素。九一一事件之前宗教极端势力来势汹汹，多次在中亚地区制造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九一一事件之后，中亚宗教极端势力遭到重创。在一段时间内，曾“销声匿迹”。九一一事件成为中亚宗教极端势力发展的一个阶段性划分点。然而，中亚宗教极端势力并没有停止活动。他们重新整合力量，伺机反扑，企图东山再起。近一两年，已开始滋事。本文的目的在于考察和梳理九一一事件后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分化与重组，揭示其新特点和预测未来发展趋势，并分析宗教极端势力对中亚安全的危害性。
一、对“中亚宗教极端主义”概念的阐释
目前，宗教极端主义作为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之一，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日益彰显，也成为相关学科领域专家学者潜心研究的对象。但迄今为止，国内外对“宗教极端主义”这一概念并未形成统一的定义。在国外，尤其是美国和西方的媒体或学术著作中往往将“宗教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甚至与伊斯兰教等同起来（注：陆忠伟主编：《非传统安全论》，时事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270页。）。而国内学者对于“宗教极端主义”的表述尽管各不相同，但总体上看法还是相似的。有学者认为，“宗教极端主义是‘宗教’和‘极端主义’的复合概念”。它可以理解为：第一，“宗教的极端主义、或宗教中的极端主义”；第二，“冠以宗教之名的、在宗教名义下的极端主义”，即“为达到一定目的而以宗教名目活动的极端主义”（注：金宜久：《宗教在当代社会的蜕变》，载《世界宗教研究》杂志2002年第2期。）。还有学者提出，“宗教极端主义是个泛称。它所指称的是各种宗教内部的极端主义倾向，或假借宗教名义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所谓宗教极端主义，是指用某种极端片面或荒谬的观点来诠释宗教的信仰体系。其显著特点是绝对排拒理性，煽动宗教狂热”（注：吴云贵：《当代伊斯兰教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375～376页、第369页。）。对宗教极端主义更具总结性的一种观点是：“宗教极端主义是一种与宗教有密切联系的极端主义。它用一些偏执、无限扩大化、极端片面、绝对化的观点来诠释宗教的信仰体系。其显著特点是排拒理性，煽动宗教狂热。它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种是指宗教内部的极端主义倾向；第二种是指在宗教名义下的极端主义，或打着宗教旗号的极端主义”（注：陆忠伟主编：《非传统安全论》，时事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270页。）。
根据上述对“宗教极端主义”概念的阐述，并分析宗教极端主义在中亚的发展特点，我们对“中亚宗教极端主义”可以做出以下的概念阐释：中亚宗教极端主义与伊斯兰教有密切联系，它追求伊斯兰之源，奉伊斯兰原教旨为真正、纯粹的伊斯兰教，而视一切服从于世俗政治体制下的穆斯林为非信仰的个体；中亚宗教极端主义带有明确的政治性，中亚宗教极端组织通常自诩为“某某政党”，其政治目标是通过传播激进思想和“圣战”等手段颠覆中亚各国的政权，在中亚的费尔干纳谷地建立起以伊朗为范本的伊斯兰国家；中亚宗教极端主义还带有恐怖主义色彩，随着局势的不断变化，它的恐怖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一些宗教极端组织甚至已经演变成为恐怖组织，如“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以下简称“乌伊运”）。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乌伊运”是国际公认的恐怖组织，但是在本文中，仍然把它列入中亚宗教极端主义的范畴内进行考察和分析，这是由于它作为恐怖组织的同时，其宗旨与目标符合上述中亚宗教极端主义的概念。
二、九一一事件前宗教极端势力在中亚的活动
九一一事件之前，中亚宗教极端势力发展有两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随着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独立、民族主义意识觉醒，以及境外宗教极端势力的渗透，中亚地区伊斯兰复兴浪潮极度高涨。当时在中亚主要活跃着20个伊斯兰组织，其中7个在乌兹别克斯坦，6个在哈萨克斯坦，4个在吉尔吉斯斯坦，两个在塔吉克斯坦，1个在土库曼斯坦（注：转引自《о совместимост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ислама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ОБСЕ》，Душанбе 2003．с．247，С．Шарипов：《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исламагаз》，《Чашммандоз》，No.7,2001.）。这些组织主要有伊斯兰复兴党、正义党和真主党等。这一时期中亚宗教极端主义的主要特点是非暴力，表现形式为极度的宗教狂热、传播原教旨主义思想、煽动人们反对国家政权。从1992年开始，中亚宗教极端主义的活动进入低潮。中亚各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打击措施，宗教极端组织被迫从公开活动转入地下活动，逐渐形成地下秘密网络，有的甚至开始以武装的形式与政府直接对抗（注：王建平、吴云贵、李兴华：《当代中亚伊斯兰教及其与外界的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印，2000年7月版，第113页。）。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受到乌当局打击，一部分人逃到塔吉克斯坦参加塔内战，并成立了“乌伊运”，另一部分人则加入了伊斯兰解放党（注：Давлат усмон：Мирный процесс в Афганистане и его влияние на развитие ислама и исламских движений в стран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О совместимост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то ислама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ОБСЕ》，Душанбе 2003．с．85～86.）可以说，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兴起与伊斯兰复兴党有很大关系。
从1997年到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前夕是中亚各种宗教极端势力的又一个高峰期。其活动主要有3种方式：第一种：通过散发传单、演讲来传播和煽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在费尔干纳谷地的许多城市，一些公共场所每天都在传播伊斯兰解放党制作的传单。第二种：制造恐怖事件。这是第二高峰期宗教极端势力的主要表现形式。其中，最著名的是1999年的二一六事件。1999年2月16日，“乌伊运”分子在塔什干制造了6起针对总统卡里莫夫的爆炸。第三种：武装袭击。1999年8～10月，近千名“乌伊运”武装分子袭击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巴特肯地区。2000年，他们卷土重来，分别袭击了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2001年4月下旬，有1500～2500名恐怖分子集结在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准备袭击中亚国家。可以说，如果没有九一一事件和随后的塔利班政权垮台，中亚国家在2001年很可能再遭宗教极端势力的大规模武装袭击。
三、美国打击塔利班对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影响
对于中亚国家来说，塔利班垮台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中亚的各种宗教极端组织失去了后台。中亚国家的外部安全威胁，主要是来自阿富汗的威胁大大减轻。多年来，威胁中亚各国的武装外患基本消除，外部安全环境大为改善，中亚地区总体的安全形势趋于稳定（注：孙壮志：《中亚安全与阿富汗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84～185页。）。
在美国打击下，塔利班政权土崩瓦解，这对中亚宗教极端势力产生如下影响：
第一，消灭“乌伊运”的主力。在反恐战争中，许多宗教极端分子支援塔利班对抗美国。2001年10月9日，伊斯兰解放党发表声明，支持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认为“在美英领导下的反恐战争是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宣战”（注：Рахматилло Зойиров：《Стратегия поведения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ХИЗБ－УТ－ТАХРИР”》，《О совместимост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ислама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ОБСЕ》，Душанбе 2003．с．224.）。而中亚极端主义势力的中坚力量“乌伊运”在尤尔达舍夫、纳曼干尼等人的领导下，与塔利班一起抗击美国。在战争中，“乌伊运”的骨干分子遭到重创，该组织第二号人物纳曼干尼被美军宣布击毙，这支中亚最大的宗教极端武装组织再难以在短时间内进行颠覆中亚国家政府的恐怖活动。
第二，摧毁中亚宗教极端势力活动基地和指挥部。九一一事件前，阿富汗是“乌伊运”等极端组织的活动基地。“乌伊运”与塔利班关系十分密切，它的总部就设在阿富汗南部城市坎大哈。“乌伊运”在此的训练营分别建在巴尔赫、赫拉特、瓦尔达克和楠格哈尔等6省，几乎遍布阿富汗全境，其教官大多由本·拉登提供。阿富汗还是宗教极端分子的庇护所，许多来自中亚、车臣和中国新疆的武装分子到达阿富汗加入了“乌伊运”。他们常常在中亚国家制造恐怖事件后，便经过塔吉克斯坦逃往阿富汗。1999年2月塔什干发生爆炸后，乌兹别克斯坦政府要求塔利班交出尤尔达舍夫，而奥马尔则回答说，尤尔达舍夫是他们的客人。拒绝了乌政府的要求。阿富汗的恐怖分子常常与中亚宗教极端分子一道策划对中亚的恐怖活动。作为中亚恐怖主义策源地的阿富汗，本·拉登不但在这里操纵恐怖分子在美国、欧洲等地制造恐怖事件，还指挥中亚极端分子破坏地区安全。有资料显示，2000年，武装分子大规模袭击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本·拉登就是策划者之一，他为此行动向尤尔达舍夫提供了一定经费。阿富汗局势变化的结果是，再没有一个国家政权能像塔利班这样给“乌伊运”等宗教极端组织大开方便之门，向它们提供基地和武器装备进行武装训练。中亚的宗教极端分子失去了活动的平台。
第三，截断中亚宗教极端势力财源。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切断了“乌伊运”的财源——“乌伊运”的最大支持者本·拉登和奥马尔都不知所终，该组织的大部分财源被截断。并且由于美军进驻中亚，“乌伊运”的贩毒路线被切断，武装分子不能再顺利地进行毒品和武器走私。作为中亚宗教极端势力主流的“乌伊运”，其财政来源主要有两部分：一是来自中亚国家内部，主要通过敲诈、抢劫、贩毒与走私等方式，而贩毒是最重要的资金收益部分，路线从阿富汗到中亚、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最后到达欧洲。另一个是外部提供的资金。“乌伊运”的财政支持者主要是本·拉登、中东国家的宗教极端分子、乌侨民和一些国际恐怖组织。而后两者向“乌伊运”提供资金也主要通过塔利班和拉登来转交。1999年7月，尤尔达舍夫在昆都士与本·拉登会晤时，后者提供了50万美元。此外，拉登还通过塔利班的高级官员向尤尔达舍夫转交了大笔的活动经费（注：“Ислам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Узбекистана”：хроника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http://news.ferghana.ru.）。“乌伊运”还与本·拉登创建的国际恐怖组织“全球圣战阵线”（ВФД-Всемирный Фронт джихада）关系密切。这一组织支持在阿富汗活动的各种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帮助他们训练恐怖分子、购买武器。在阿富汗有200多万乌兹别克人。1994～1995年，这些人向乌伊斯兰宗教极端分子捐赠了数目可观的费用。塔利班也时常向“乌伊运”提供资金。
第四，使中亚国家政府打击国内的宗教极端势力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便于彻底清除国内的宗教极端分子。九一一事件发生以前，美国一直指责中亚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民主进程问题，尤其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批评更多。然而，在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不久，即2001年9月20日，美国宣布“乌伊运”为恐怖主义组织，冻结了它在美国的账户，开始对它的行为和活动进行限制（注：席尔·K·阿索帕：《九一一之后的中亚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载《“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对中亚和南亚的挑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中文版，第211～212页。）。在国际社会的认可下，中亚国家，尤其是乌兹别克斯坦展开大规模清查宗教极端分子的活动，有力地打击了残留在中亚各国国内的宗教极端分子。
四、阿富汗战后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分化与组合
阿富汗战争结束后，中亚地区一度平静，宗教极端分子在美国与中亚各国政府联合打击下了无声息。中亚国家对地区安全形势的估计变得乐观起来，认为至少在几年之内不会出现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但是，中亚地区的远没有人们想像得那么安全。2002年6月，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领事王建平遇害。同年12月27日，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大市场发生爆炸。2003年5月8日，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城市奥什发生爆炸，犯罪嫌疑人是“乌伊运”成员。2003年5月，约10名匪徒袭击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城市贾拉拉巴德市警察局，抢夺了约30支长短枪支（注：孙壮志：《中亚安全与阿富汗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72页。）。2004年3月28日～4月4日，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和布哈拉州连续发生7起爆炸，多名警察遇难。同年7月30日，在塔什干的美国和以色列使馆、乌检察院门前发生爆炸。
虽然中亚地区在阿富汗战后的确没有再被大规模的非法武装分子袭扰，但与前几年相比，恐怖事件发生的数量丝毫没有减少。不但恐怖分子“化整为零”，他们制造的恐怖事件也有了“化整为零”的特点，以小规模袭击告诉中亚各国政府“我们仍存在”。很显然，中亚地区的宗教极端势力并没有被根除，而是重新进行了分化与组合。
第一，“乌伊运”通过分化与重组，成为活跃在巴阿边境的一支恐怖武装，并仍对中亚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美国打垮了塔利班政权，中亚最主要的恐怖组织——“乌伊运”失去了保护屏障，加之中亚各国政府加大了打击力度，它销声匿迹了。许多人认为，这些恐怖分子的消失是“脱下恐怖分子的外衣，像拉登那样混入平民之中”。但近年来更多的事实表明，“乌伊运”并没有解散。其成员的去向分别是：(1)逃往巴基斯坦，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活动；(2)藏匿在阿富汗山区，与反美武装一起制造恐怖袭击事件（注：Последователи Джумы Намангани ждут снгнала к выступлению，Век，13.09.2002，с．5，Ннколай Артемов，14.09.2002.）；(3)回到中亚国家加入伊斯兰解放党。(4)回到乌兹别克斯坦向政府自首。
在巴基斯坦靠近阿富汗边境的“乌伊运”分子，主要领导人仍是尤尔达舍夫，第二号人物——哈杰耶夫是尤尔达舍夫的女婿，管理该组织的财政事务，而恐怖活动的策划则由同是纳曼干人的哈里可夫负责。他们仍与国际恐怖组织和一些非法组织保持联系，和阿富汗的反美武装一道在阿边境和山区进行游击战。自2002年开始，中亚各国、鞑靼斯坦和外高加索国家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加入“乌伊运”。新组合的“乌伊运”分成25～30人一组，在巴基斯坦的山区建立了一些训练营（注：рассказывает о том，ч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сегодня в рядах ИДУ，Немецкая волна“Фокус”，01.03.2004.）。此外，恐怖分子还在克什米尔参加武装战斗。该组织一些成员偷偷回到费尔干纳等地继续从事反政府活动。一些武装分子加入伊斯兰解放党，鼓动该党从事暴力活动；而极少数恐怖分子厌倦了刀口生涯，在卡里莫夫总统的特赦政策感召下，返回乌兹别克斯坦自首。
第二，中亚各宗教极端组织联合组成中亚伊斯兰运动。
2002年10月，吉尔吉斯斯坦安全部门透露，中亚地区的“乌伊运”分子、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原教旨主义分子和新疆分裂分子联合组织了一个新的宗教极端组织——中亚伊斯兰运动（注：Бахтияр Ахмедханов：Ислам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Централъной Азии，Время МН，09.10.2002.）。该组织的目标沿袭了“乌伊运”的宗旨，仍是要建立伊斯兰国家，只是这个“国家”的疆域较以前的宗教极端组织目标要大得多：他们要在整个中亚和中国西北部建立原教旨主义国家，而之前的宗教极端组织仅仅是要在“费尔干纳地区建国”。中亚伊斯兰运动的总部设在阿富汗东北部巴达赫尚省的山区，那里地势险要，交通十分不便。这个组织的领导人仍是尤尔达舍大。中亚伊斯兰运动继续得到基地组织的支持，本·拉登还帮助该组织策划新的恐怖袭击（注：Ибрагим Алибеков：ИДУ расширяется и готовится к нанесению ударов по Западным мнениям，EURASIANET,31.10.2002.）。
中亚伊斯兰运动成立后就很快制定出了新的恐怖袭击计划：2002年年底，计划袭击吉尔吉斯斯坦南部，2003年春夏，袭击其他中亚几个国家。然而，由于某种原因，这些恐怖分子的阴谋没有得逞。中亚伊斯兰运动还把居住在中亚的外国人作为攻击的目标，其目的是要证明中亚国家没有能力保护外国人的安全。根据美国“斯特拉特弗尔”研究中心称，中亚伊斯兰运动正在酝酿新的大规模武装袭击计划（注：Ибрагим Алибеков：ИДУ расширяется и готовится к нанесению ударов по Западным мнениям，EURASIANET,31.10.2002.）。
第三，伊斯兰解放党（Хиэб Ут－Тахрир альИслами）成为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主要角色。
由于被乌兹别克斯坦当局指责是伊斯兰解放党制造了2004年的3月和7月的爆炸事件，激进的宗教极端组织伊斯兰解放党越来越引人注目。1952年，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塔基·纳巴哈尼在约旦创建了伊斯兰解放党。其宗旨是联合所有的穆斯林在全世界建立统一的哈里发国家。创立伊始，这一思想在巴勒斯坦的青年人中迅速传播，但后来被中东国家所禁止，该党遂转到环境宽松的欧洲国家。该组织成员众多，目前在中东、欧洲和美国等许多国家和地区活动，总部设在英国伦敦。苏联解体后，伊斯兰解放党进入中亚。目前，在这一地区有1.5万～2万名成员（注：Даниил Щипков：“Хизб ут－Тахрир”стремится обратить в ислам весь мир，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Религии，21.04.2004,http://news.ferghana.ru.）。伊斯兰解放党是被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具有恐怖主义倾向的宗教极端组织（注：Виталий Пономарев：Дело активиста“Хизб УтТахрир”Юсупа Касимахунова．Правозащитный центр“Мемориал”，27.02.2004.）。
伊斯兰解放党表面上宣称“拒绝暴力”，但实际上已经成为中亚地区一个颇具规模的宗教极端组织。这是由于：(1)思想逐渐倾向暴力。该党的许多成员主张采取“圣战”等更加极端的方式来推翻卡里莫夫统治，在俄罗斯，尤其是在车臣地区十分活跃，开始招募雇佣兵。2001年10月9日，它公开声称支持塔利班对美国的抗击（注：Бахтиёр Бабаджанов：《Религиозно оппозиционныегруппы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Рел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ъной Азии：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Европе.Мисси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ушанбе，25 апреля 2002г．с．55～56.）。(2)与伊斯兰解放党有关的暴力事件增多。2003年6月9日，俄罗斯强力部门在莫斯科逮捕伊斯兰解放党成员时缴获了大量的炸药、手榴弹和雷管等（注：洪亮：《121名恐怖分子在俄被抓》，载《环球时报》2003年6月11日。）。(3)组织结构十分严密。该党的基层组织叫做“哈尔卡”（“链条”之意），最低层的“哈尔卡”成员只认识小组中的其他成员和小组组长，而对其他小组则丝毫不知。小组成员与其他小组的联系只通过小组组长，而这些小组组长又组成“哈尔卡”，并有自己的组长（注：Мухббин Кабири：《ПИВТ и“Хизб ут－Тахрир”：совместимость и различия》，《О совместимост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ислама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ОБСЕ》，Душанбе 2003．с．222.）。(4)成为制造恐怖分子的“传送带”和恐怖组织的思想基地。基地组织二号人物扎卡维曾是（在约旦的）伊斯兰解放党成员，他把伊斯兰解放党的思想带到了伊拉克。基地组织的头目麦哈默德也与伊斯兰解放党过从甚密，而杀害新闻记者珀尔的穆罕默德也受到伊斯兰解放党思想的影响。
第四，新兴宗教极端组织“社会”（Жамоат）更具广泛的平民支持。
1998年，宗教极端分子在乌兹别克斯坦纳曼干市成立了“社会”组织（Жамоат，乌兹别克语，意为“社会”）。其成员都是伊斯兰激进派，领导人是42岁的乌波拉可夫。1999年二一六爆炸事件后，一些极端分子根据乌波拉可夫的指示经塔吉克斯坦到达阿富汗，在喀布尔印制一些宣传小册子，另有一些人在宗教学校当老师，煽动人们进行“圣战”。据乌兹别克斯坦政府称，该组织2000年开始在乌活跃，共有84名成员。到2004年，乌兹别克斯坦当局已对其中的45人提出指控（注：Двадцать шестого июля в Верховном суде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начнется процесс по делу организаторов серии терактов，соверШенных в марте～апреле Фергана．ру，По сообщениям СМИ，24.07.2004 http://news.ferghana.ru.）。据被抓获的该组织成员供认，“社会”组织的领导人还有乌兹别克人纳斯里金·扎拉洛夫和阿赫麦德·别克米尔扎耶夫，后者曾在巴基斯坦受训，已经被警察打死。该组织把推翻卡里莫夫的统治、在费尔干纳建立哈里发国家作为宗旨，经常通过录像和书籍对成员进行“洗脑”。与基地组织和伊斯兰解放党联系密切，有财政来源和训练营。
五、中亚宗教极端势力重组后的发展趋势以及对中亚地区安全造成的危害
与九一一事件前的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相比较，当前中亚宗教极端势力有了明显的变化：第一，恐怖活动有所减少，其规模变小，宗教极端势力被打击至独立后的最低谷；第二，极端分子进入整合期，各种宗教极端组织相互融合，互相传授恐怖活动的经验；第三，宗教极端组织更加注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追求，通过各种宣传来传播其思想。中亚宗教极端主义成为建立在“思想上的恐怖主义”。第四，恐怖主义色彩愈加明显。极端分子借鉴境外恐怖组织的活动特点，通过自杀式爆炸等方式制造恐怖活动。第五，宗教极端势力的社会基础越来越牢固和广泛。中亚宗教极端主义不仅是政治和安全问题，还正在成为社会问题。在中亚，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对宗教极端分子持同情和赞成态度。例如，对2004年7月乌兹别克斯坦爆炸事件，许多居民就认为非极端分子所为，而是因为政府治国不力，“警察到处作恶”的结果。
重组后的中亚宗教极端势力在向“全球化”、政治化、反西方化的方向进一步发展。第一，“全球化”。纵观宗教极端势力在中亚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宗教极端势力在作为“舶来品”进入中亚、迅速点燃人们“纯粹信仰”的激情之后，目前，已经完成了区域化过程，它的活动疆界超越了中亚，扩大到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俄罗斯，更由于伊斯兰解放党的“加盟”，欧洲甚至美国也成为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活动范围。第二，政治化。重组后的中亚宗教极端组织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在费尔干纳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虽然一些极端分子加入中亚宗教极端组织的原因是由于贫穷和失业，但也不乏有许多坚定追寻原教旨主义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建立伊斯兰国的思想随着中亚局势的变化越来越强烈。第三，反西方化。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经过重组，在中亚地区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统一的支持泛伊斯兰主义的反西方伊斯兰派。目前，在中亚地区民间反美主义情绪在悄然增长。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已经出现多次小规模反美集会，许多人认为“卡里莫夫让美国人使用自己的基地，以便能够把穆斯林消灭掉”（注：Edward Schatz,"Islamism and Anti-Americanism in Central Asia",Current History,October 2002,p.339.）。
虽然塔利班的倒台和美军进驻中亚使该地区的安全环境有了明显改善，但是，这些并没有使中亚国家彻底摆脱宗教极端势力的威胁。未来影响中亚安全形势的主要因素之一将会是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重组后的中亚宗教极端势力更强大，破坏中亚安全的愿望更迫切。“乌伊运”、伊斯兰解放党、“东突”分子等极端和恐怖组织彼此融合、重组、衍生，中亚的宗教极端势力又向前发展了一大步。此外，“乌伊运”的武装分子并没有被清扫干净，许多宗教极端分子仍滞留国内，混入平民之中。而逃往国外的武装分子对中亚国家来说更具威胁性，该组织的一些头目重新组织了军队，欲以费尔干纳谷地为突破口，图谋颠覆中亚国家现政权。而美军的进驻并没有帮助中亚国家建立起有效可靠的安全体系，中亚各国政府打击宗教极端势力的力量仍十分不足。第二，影响中亚国家社会稳定。由于伊斯兰解放党等宗教极端组织在普通民众中的支持率在不断增高，其危害性也在不断加大。伊斯兰解放党通过传播激进思想不断煽动人们反对现政权，吸引了大批失业的年轻人和贫困者加入该组织。第三，是中亚“大选年”期间引发社会动荡的潜在因素。今年以及未来几年，中亚的一些国家在不同时期要进行议会选举或总统大选。拥有一定社会基础、以颠覆现政权为政治目标的中亚宗教极端势力很可能煽动人们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制造暴乱，从而引发中亚国家的社会动荡。此外，日益突出的失业、社会保障问题和严重的腐败以及复杂的外部环境，都在为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发展壮大、破坏中亚安全创造条件，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并不乐观，反恐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