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183;双语性：华裔美国作家的名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裔论文,双语论文,跨文化论文,名字论文,美国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文有仁先生就中外专有名词翻译，曾在《中国翻译》双月刊（2008年第3期）和《应用新闻》月刊（2008年第12期）发表文章。接着，《新华文摘》半月刊（2008年第17期）摘载他的长篇文章《新闻报道中外国专名的翻译》，现在又在网上分上下两部分，转载该文，备受国内译界关注。作者在文章开头提出：“随着经济、科技、社会的发展，世界各国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世界被称为‘地球村’。我国公众对外国事物的关心越来越大，媒体关于外国新闻报道的数量越来越多，方面越来越广。相应地，外国人名、地名、机构名等等专名引入国内的也越来越多。如果各家媒体各自为政，把各种外国专名按自己理解、自行其是地译成中文，译名就会出现混乱，甚至会使人不知所云。”
这使得我联想到华裔美国文学中的专有名词的翻译。近几年来，国内出现华裔美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热。目前我国各高校外文系英语文学专业和中文系外国文学专业几乎都开设了华裔美国文学课程，学士、硕士和博士以研究华裔美国文学为题的论文逐年增多。近年来，每次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年会收到有关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四分之一，有时甚至三分之一之多。今年6月18-20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外语学院和北京语言大学外国学院联合召开“新世纪亚裔美国文学：2009亚裔美国文学研讨会”；接着7月17-19日，南京大学外语学院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裔研究系联合召开“美国华裔文学国际研讨会”。可见华裔美国文学译介和研究在国内方兴未艾，但是，我们发现，在华裔美国文学译介和研究文章中的专有名词尤其人名的翻译出现混乱现象。①
本文仅就华裔美国作家名字的翻译进行初步探讨。
华裔美国作家例如汤亭亭、任璧莲等一再强调自己是美国人，写的是美国小说；即使赵健秀，他始终强调自己的华裔美国人属性，既非华人也非美国人，是华裔美国人，两者虽然观点不同，长期笔战不断，但在保留自己的中国名字上却相当一致。我想，他／她们如今都为有中国根，强大的中国，悠久的中国文化而自豪。他／她自然喜欢中国的译者、学者或亲戚朋友使用他／她们的中国名字。
中国有一句口头禅：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姓名是每个人至关重要的符号，不能随便改动，它还关系到族群的婚配与繁衍。中国历史记载之所以连绵不断，与讲究论字排辈的家谱有着密切的关系，最完整最典型的家谱莫过于孔子的家谱。中国过去文人雅士的名字齐全：姓、名、字、号，很难被别人搞混。虽然现在不少人使用笔名，但其原名还是可以追溯得到。海外华人和华裔也保留着汉字书写的中国名字，这是因为他／她们的父母或祖父母为他／她们从小就起了汉字书写的中国名字，在其家庭成员、亲戚和华人朋友之间使用。早期华人移民重视中国传统的传承，总是慎重地给子女起汉语名字，现在也仍然保持着珍视家姓的传统。
华裔美国人生活在英语的语境里，为了在主流社会接受教育、生存、交际和发展，自然地取易被美国人接受和记得住的英文名字，在文学作品上的签名当然更是如此。他／她们同时拥有汉字书写的中国名字和英文书写的美国名字（一般前面是美国人通用的名字，后面保留中国的家姓），他／她们的名字便具有了跨文化和双语性的特点。即使如此，他／她们在使用英文书写的美国人名字上依然保留着按照广东话发音的家姓，表明他／她们之中大多数人是广东移民的后代。这种现象不仅仅局限于华裔美国人，也存在于亚裔美国人群之中。华裔美国人可以同时称为亚裔美国人，但不完全等同于亚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也包括亚洲其它各国的后裔，例如日裔、菲律宾裔、朝鲜裔、越南裔、缅甸裔、印度裔等等。从他／她们使用的英文书写的美国名字上，我们能约略看出他／她们是哪个民族移民的后裔。
20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早期，我们，尤其是非广东人，开始接触和译介华裔美国文学时，不知道Maxine Hong Kingston，Amy Tan，Jade Snow Wong，Frank Chin，Gus Lee，David Wong Louie，Carolyn Lau等这类作家的中文原名，在无从考证的情况下，只好凭猜想，把他／她们译成马克辛·洪·金斯顿、艾米·谭、玉雪·王（或汪）、弗兰克·金、格斯·李、大卫·王（或汪）·路易、卡罗琳·刘等等半洋半土、非常刺眼的名字，这是没有办法的权宜之计。幸好后来接到单德兴等一批台湾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先行者们寄来的书籍以及赵毅衡教授介绍华裔美国诗人的译文和译著，我们才逐渐知道这些人名叫汤亭亭、谭恩美、黄玉雪、赵健秀、李健孙、雷祖威、刘玉珍，才逐渐对华裔美国作家的中文名字熟悉起来。这些信息弥足珍贵，因为当时大陆学者到美国访学或开会的机会不多，同华裔美国作家接触的机会很少。
华裔美国作家始终不忘中国文化根，珍视父母或祖父母给自己取的用汉字书写的中国名字，把自己的作品送给中国朋友时，总不忘签上中国名字或盖上汉字图章。1994年，我在美国接触到不少华裔美国作家。他／她们给我赠送书时不忘签中国名字。汤亭亭给我送书或寄贺卡时，总签上“汤亭亭”三个汉字；林永得(Wing Tek Lum)给我的名片只有一面，除了英文之外，就是一个突出的隶体图章“林永得”；黄玉雪送给我的名片，一面是英文，一面是中文，中文面印着她的名字和头衔：黄玉雪总裁人民学博士·作家陶瓷艺术家，而她在给我寄送她父亲在美国因集资支援辛亥革命有功而获得孙中山颁发的奖牌复印件上用汉字签了她父亲的名字“黄恒”(Wong Hong)；施家彰(Arthur Sze)在寄送给我的诗集《红移网：1970-1998》(The Redshift Web:Poems 1970-1998，1998)上用非常秀丽的汉字“施家彰”签名；梁志英(Russell Leong)寄给我的贺卡上总印上“梁志英”红色印章；刘玉珍的诗集《我的说法》(WODE SHUOFA，[My Way of Speaking]，1988)标题首先用汉语拼音，然后才在括号里写出英文标题；她面赠我她的书时，亲自把家藏的六枚不同字体的汉字印章盖在书上，而且讲究颜色，有黑、红、蓝和草黄之分；朱丽爱(Nellie Wong)的诗集《长气婆之死》(The Death of Long Steam Lady，1986)封面上也用繁体字印上“長氣婆之死”，她面赠我她的书时，特意用繁体字“朱麗愛”签名；李培湛(William Poy Lee)2006年来南京面赠我他的小说《允诺第八》(The Eighth Promise)试印本时，用汉字签名；2007年来南京面赠给笔者的该书首版，我发现封面设计上多了书名和作者名的篆字印章。由此可见，华裔美国作家对自己汉字书写的名字如此珍爱，恰恰与中国国内一些爱取“威廉”、“杰克”、“大卫”等英文名字的青年学生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如果你同华裔美国作家愈熟悉，你就愈能感到他／她们不忘祖姓不忘中国根的浓厚乡情。他／她们重视汉字书写的中国人名字的心情不难理解，怕被主流文化同化的忧虑隐藏在他／她们的心灵深处。例如，著名华裔美国诗人陈美玲(Marilyn Chin)认为亚裔美国人同化进美国文化就意味着扼杀母文化、母语、本族的宗教，被一种单一语言、一神论、与兴衰无定的商业捆绑在一起的世界观的文化所侵占。像大多数少数族裔美国人一样，陈美玲苦苦追求着自己身份的认定。她的这种感情体现在她所有的诗作里。她的际遇并不算坏，受到了高等教育，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执教多年，已经置身于主流文化之中了。可是，她总觉得被一种“放逐”感纠缠，始终担心她的中国属性逐渐丧失。她在比尔·莫伊斯(Bill Moyers)1995年对她的一次电视访谈中说：
我作为华裔美国诗人的身份不是单一体。我不相信单一体的说法。许多华裔美国朋友不写同化方面的情况，但我是彻底的双文化，双语言，我视自己为太平洋地区的一员。我的家在中国大陆，在香港，在夏威夷，在美国西海岸，所以同化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我怕失去中文，失去我的语言，失去它如同失去我自身的一部分，失去我的灵魂。诗歌似乎是重新捕捉它的一种办法，不过我们当然不能重新捕捉过去。矢量只朝一个方向去，那就是向着未来。所以，中国的辉煌——我祖父和外祖父过去的辉煌，祖母和外祖母的辉煌，母亲的辉煌，等等，对我来说，都将永久失去。我每天在丢失汉语。
在英语的语境里，华裔美国人最怕丢失的是汉语。调查表明，他／她在学习的启蒙阶段，几乎都上过中文学校，在不同程度上知道或懂得中文。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华裔美国作家之中，有一些人，例如梁志英、陈美玲等，特地到台湾的大学学习中文、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施家彰在伯克利分校选修汉语课和中国古典诗词课，通过翻译唐诗走上诗歌创作道路。袁世凯的曾外孙李立扬(Li-Young Lee)小时候就跟父亲学习背诵唐诗，并且热爱宋词。李培湛能说汉语，他说他准备明年到南京大学中文系深造。刘玉珍的父亲是夏威夷土著，母亲是客家人。她对扬州八怪情有独钟，专程去观摩他们的画，回到美国也学习画中国画。他／她们的血脉里流淌着华人的血，天生有思乡情结，或迟或早都会返回祖上的故乡探亲。例如，1984年，梁志英去祖父的故乡——珠江三角的农村，为的是与父亲家族的亲友见面，包括父母堂表兄弟的子女、叔叔、侄子、侄女们，看一看那里的小棕榈树、小猪和祖父度过童年的橘子林。又如，李培湛(William Poy Lee)把他1983年第一次探视他的家乡台山当成重新整合自我的基石。他说：
直到那一天之前，我经常感到自己像从空中掉下来似的，在令人困惑的一天诞生在美国，专注于与我的父母过去无关的美国未来。正是在我初次探亲的那一刻，我明白了，甚至在我出生之前，我有一个圆满的过去，来自一个圆满的民族。打从那时候起，我像是一条龙骨经过翻新改造的航船，面对风向不断的变化和生活潮流的涨落，不再感到脆弱，经不起风浪颠簸了。(Promise 3)
可见李培湛把中国根看成是他立足世界的精神支柱。总之，无论是不远万里探视故乡，还是像汤亭亭那样地聆听父母讲述中国故事，或者保留带有家姓的中国名字，都表明了美国华裔作家与中国文化的联系，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保留着割舍不掉的中国血脉。这就是为什么他／她们在回答笔者的询问“在你们的中文译著封面上保留汉字原名还是按照发音直译英文名字为好”时一致表示保留汉字原名。汤亭亭的回答是：
一个多么有趣的难题。自从汤亭亭是我著作上的名字，我感到在中国应当用这个名字。出席上海大学的一次会议，我走进会场时看见“欢迎汤亭亭”的红色大字标语。在暨南大学的楼与楼之间也同样挂了欢迎的横幅。我感到异常激动和高兴。我可不愿意用难以辨认的马克辛·洪·金斯顿置换汤亭亭。
你翻译亲爱的黄玉雪的名字呢？康妮·黄(Connie Ong)是她私人用的名字，不是她业务上用的名字。我注意到，只有她以前的同班同学和少女时的朋友称她康妮。你是音译呢，还是意译？用我广东的地方音是Wong Ngok Seet——这难以辨认。
谢谢你让我有机会想起这有趣的难题。
我请她放心，告诉她说，黄玉雪的译著《华女阿五》的作者名字当然用的是她本人使用的中文名字“黄玉雪”。诗人刘玉珍对此表示说：“谢谢询问，我坚持用刘玉珍这个名字。”在中文译文里，诗人施家彰也主张用他的中国名字，不用直译的阿瑟·施，他说：“我喜欢用施家彰。家彰实际上是我英文名字的中间名，所以我觉得它已经在那里了。”陈美玲对此回答说：“我同意梁志英的意见。我要保留父母给我起的汉字写的中国名字。这是我的继承物。直译我的英文名字，我觉得很怪！”林永得回复说：“我同意梁志英的看法。我满意于我的英文名字Wing Tek Lum，也满意于我的中文名字林永得。这是我多元文化身份的一部分。如果按照发音直译我的名字为温·特克·兰姆，我也认为有点儿奇怪。”李培湛对此很重视，于加州西海岸伯克利时间2008年1月19日凌晨两点半发来电子信，回复说：
谢谢问我命名的问题。对按照发音直译我的美国名字，我看不出有什么好处。从长远讲，会引起混乱……我有一个中国名字，方块汉字，绝不会搞错。我有一个美国名字，按照英文字母拼音，也绝不会搞错。常规是，在我书（原著—笔者）的扉页上，梁志英建议我先用英文全名，然后在括号内写上中文全名。我恳请学者们别重新给我命名，无论出于什么好意。
他唯恐回答不充分，在同日凌晨三点十八分又发来电子信，补充说：“我也同意梁志英的评论。我们的名字就是我们的名字，不可胡来。我强调一下，当提到我时，应当提我的英文全名和汉字全名，让所有的中国人知道是我，不是其他人。”那么，梁志英究竟有什么看法呢？他的回答也很明确：
华裔美国人的条件之一是既有美国人名字又有中国人名字。中国人名字对我来说意义很大，因为是老一代给我命名的，一些人就是叫我这个名字的。所以我喜欢用我的真正中国人名字，不是对英文名字按音直译。谁也别那样做！
作为一个敏锐的批评家，梁志英对亚裔／华裔美国人在英语语境里的处境和心态有着透彻的了解和深切的体会，对他／她们的跨文化和双语性的名字更有精辟的见解。他接着从理论上对华裔作家的命名，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你知道，名字揭示许多含义。不管我是否有一个优雅的文人名字还是普通人的世俗名字，只要汉字写的中国名字对我来说都行。最重要的是，我的叔叔给我的弟弟和我起名字，我名叫梁志英，我弟弟名叫梁志明。早期华人移民珍视家庭，给子女起名并不是随随便便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只从字面上翻译英文名字是不公正的。我们都上中文学校，在校里，我们用的是中文名字，从不用英文名字。同样，名字帮助我们在华人飞地或华人世界里，或者在华人世界之外，在更大范围的讲英语的世界里，辨别和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例如，如果有一个人大声叫我的名字，通常是我的婶婶。即使我没有看见她的面孔，从她叫我的名字的方式判断，我知道那是我熟悉的亲戚。因此，名字的意义远超过对个人的命名；名字也“命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帮助我们界定关系，特别是在多语种的社会，例如在中国之外生活的华人，不管是生活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或欧洲。
拥有这样两个不同的名字（汉字写的中国名字和英文写的美国名字——译者），意味着至少连接两个明显不同的世界，也把同一个人与同一个躯体互相连接起来。所以，在心理上，一个名字的意义远远超过如今当作个人身份的标志；随着人的成长，名字对我们与别人关系而言，至关重要，不管是中国名字还是美国名字！或者说，也许两者都重要。你的“名字”毕竟是人家用来称呼你的，在我这一代，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只有某些人常常叫我的中文名字，其余的人叫我的英文名字。嗯，这个解释的含义很多——这问题远远超过仅根据英语发音直译英文名字，难道不是么？
梁志英的长篇答复无疑地成了有关华裔美国作家名字的经典论述。他／她们本身就是在跨文化和双语环境中成长的，因而他／她们的名字必然是跨文化和双语性。尽管他／她们通晓多种语言，例如，刘玉珍除了通晓英语和懂得汉语之外，还掌握法语、葡萄牙语、夏威夷土著语，在她的作品里不时地出现种种不同的文字和表达法，但是她坚持在与中国人打交道和在中文译文里使用汉字写的中国名字。又如，李培湛还能流畅地讲法语，可是他坚决反对在中文译文里不使用他的中国名字。汉字书写的中国名字和英文书写的美国名字同时是他／她们的身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从肉体到灵魂永久烙印了的标志。因此，在对待他／她们的名字上，并不存在通常意义上的翻译，所要做的是追根求源其原来的文化标志。我们也不妨把它看作是弱势话语群体抵制主流文化同化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译介他／她们的作品时，谁有权突破这道防线呢？
这种跨文化和双语性的命名现象几乎带有普遍性。例如，中国家喻户晓的功夫明星成龙和李连杰在美国是以Jackie Chen和Jet Li见称的，如果有人把中文成龙译成Cheng Long，而把英文Jackie Chen译成杰克·陈；把中文李连杰译成Li Lian-jie，而把英文Jet Li译成杰特·李，把他们的两种不同文化身份的标志搞混，岂不闹常识性笑话？又如，倘若你不去查阅参考资料，不去向有关的人请教，随便地把精通汉语的中国通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古伯察(Evariste Régis Huc，1813-1860)②、赛珍珠(Pearl Buck，1892-1973)、项美丽(Emily Hahn，1905-97)③、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费德林（Николай Трофимович Федоренко，1912-2000）、陆克文(Kevin Rudd)、韩南(Patrick Hanan)④、傅高义(Ezra Gogel)⑤或笑星大山(Mark Rowswell)等这些人的意大利文或法文或俄文或英文名字按照其发音直译出来，是不是闹学术性笑话甚至政治性笑话？
鼎鼎大名的古伯察在中国住了十四年，把中国视为他的第二祖国，他精通汉文（包括中国古典著作）、蒙文和满文，走遍包括西藏在内的半个中国。他以古伯察这个大名，上觐见清朝皇帝，下接触各族平民百姓，对19世纪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洞察之细之深令我们无不感到惊讶和敬佩。你能把他的法文名字直译为埃瓦里斯特—雷吉斯·于克？你能把站在中国人立场，从地道的中国人视角进行中美文化比较，并把中国也当作第二祖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英文名字直译成珀尔·巴克？你能把曾以翻译身份参加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历史性会见、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俄文版《毛泽东选集》的定稿以及曾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苏驻日大使和常驻联合国代表以及苏联《外国文学》主编等要职的费德林俄文名字直译成尼古拉·特罗菲莫维奇·费多连科？你能把能说流利汉语的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的英文名字直译为凯文·拉德？你能把享誉国际的著名明清文学专家韩南教授的英文名字译成帕特里克·哈南？你能把在中国住了20多年、娶了中国妻子的笑星大山的英文名字译成马克·罗斯威尔？如果把这些国际名人的外文名字，坚持按照发音规则直译，不顾及他／她们在另一种文化里使用的另一种文字书写的名字的话，不啻滑稽和荒谬。
现在退一万步讲，把这些国际名人的外文名字，按照其发音规则（例如按照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名手册）翻译成中文名字，在中文文章里尚且不会造成很大混乱，然而，如果把华裔美国作家的名字从英文译成中文，就很可能出现极大的混乱。上文已经说过，他／她们大多数人的祖先是从广东去美国的，他们的家姓是按照广东地方话的发音变成英文，而我们这些不懂广东话的学者对他／她们的名字常常无法辨认，回译出来，十有八九是错误的。例如，Frank Chin与Marilyn Chin，如果直译，我们这些非广东学者只好译成弗兰克·金与玛丽莲·金，可是实际上，前者名叫赵健秀，后者名叫陈爱莲。又如Jade Snow Wong中的“Wong”，我们这些非广东人学者只能认作是“王”或“汪”，但决不会想到是“黄”，就变成了王玉雪或汪玉雪，而不是黄玉雪了。再如，我们这些非广东人在翻译李培湛的英文名字William Poy Lee中间的Poy字时，只会想到“帕”，万万想不到“培”字来。华裔美国历史学家麦礼谦的英文名字Him Mark Lai很难译，如果直译，就变成希姆·马克·莱了！有人主张把著名华裔美国学者张敬珏的英文名字King-Kok Cheung译成“金—科克·张”，更是离奇。吴冰教授认为把King-Kok Cheung译成“金—科克·张”是不妥的，因为King-Kok实际上是“敬珏”二字的广东话读法，何况她本人的名片后面印着竖写的三个汉字“张敬珏”。张敬珏教授本人也不同意把她的名字译成“金—科克·张”。她在回复吴冰老师的电子信中说：“关于华裔美国作家的名字，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应当尊重他们原来用汉字写的中国名字。King-Kok Cheung完全是按照广东话的发音直译。我不会知道金—科克·张就是我自己。”广东话发音的家姓“Cheung”在我们非广东人读音的习惯中，只能大致猜出是“冲”或“钟”，很难猜得出是“张”或“章”，因此“金—科克·张”的译名提倡者在按音直译时有两种可能：要么是碰巧猜测的结果，要么是为了证明自己这种直译的合理性，在已经知道King-Kok Cheung的原名叫张敬珏的情况下，随便凑合了这个例子。因为另外一个著名的华裔美国作家张粲芳(Diana Chang，1934-)，她的父亲不是广东人，因此她的家姓“张”采用通常的韦氏发音法，译成Chang。包括广东人在内的中国学者不大会把它搞错，都会把它回译为“黛安娜·张”，如果要按音直译的话。只有经过查阅有关资料，我们才知道她原来的中国名字是张粲芳。
因此，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非广东人学者直译他／她们的家姓时无法避免变异或错误。鉴于广东有许多不同的地方话，即使是广州人，也难把他／她们的家姓直译准确。由此可见，按照华裔美国作家英文名字的发音直译成中文，不但造成错误，而且也违背他／她们的意愿。
这种按音直译的方法如果用在翻译亚裔美国作家的名字，将会出现更大的错误，例如与赵健秀、陈耀光(Jeffery Paul Chan)、徐忠雄(Shawn Hsu Wong)合编著名的文选《唉咿！亚裔美国作家选集》的日裔美国人稻田英夫(Lawson Fusao Inada)的名字就变成劳森·富扫·印纳达了！
在报刊上，有时出现华裔美国作家的英文名字或华人的英文名字按照发音直译成中文，那是新闻时效性的需要，不得已而为之，可是作为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如果这样做，显然欠妥。考证亚裔／华裔美国作家的名字如今成了亚裔／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一部分。吴冰教授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为了求证华裔美国作家Louis Chu（一译为路易·朱，一译为朱路易），吴冰老师经过反复考证，由“雷庭招”最后修订为“雷霆超”。华人在美国出版的最早英文诗集《宝石塔》(A Pagoda of Jewels，1920)的作者Moon Kwan，我早先也是直译，想当然地把他译成“匡月”，后来经过吴冰老师的考证，才知道他原名叫关文清。吴冰教授主编的《华裔美国作家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的附录里有华裔美国历史学家麦礼谦编撰的“华裔美国作家、学者、海外华人知名人士英中姓名对照表”，这是一份经过数十年积累的宝贵资料，它为我们查阅华裔美国人名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注释：
①例如，今年在南京大学7月17-19日召开华裔美国文学研讨会，英文标题是：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中文却是：“美国华裔文学国际研讨会”，但按照现在公认的译文应当是：“华裔美国文学国际研讨会”。
②古伯察(Evariste Régis Huc，1813-1860)：最早报道西藏情况并在西方引起轰动效应的法国传教士，他的代表作《鞑靼西藏旅行记》(1850)和《中华帝国纪行》(1854)被译成多种文字。
③项美丽(Emily Hahn，1905-1997)：美国作家。1935年，在上海遇见新月派诗人邵洵美，一见钟情，成了邵洵美的情人；和邵洵美创办当时影响颇大的中英文杂志，代表作：《宋氏三姊妹》。
④韩南(Patrick Hanan)：哈佛大学教授，曾任哈佛—燕京学院院长，明清小说专家。
⑤傅高义(Ezra Gogel)：汉学家，哈佛大学东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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