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不搞争论”思想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不搞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909(2008)01-0047-04
邓小平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相信和依靠群众，集中群众的智慧，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他认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但是，邓小平也说过：“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1](P374)“不搞争论”作为邓小平的一大发明，体现出邓小平的实践理念、丰富经验和政治睿智，值得做深入研究和准确理解。
一、“不搞争论”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1](P374)简而言之，“不搞争论”就是干实事，坚持实践第一观点。具体说：
一是坚持实践优先。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的答案在哪里？不在书本上，而只能从实践中去寻找；真抓实干，要“解放思想”、“抓住时机”，“大胆实践”。“不搞争论”就是不要搞脱离实际的抽象的空洞的无谓争论，因为这不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延误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时间。只有实践才能转变人们的观念，冲破传统理论的束缚，摆脱离开中国现实的抽象争论；只有实践体现了时代的要求，适应了现实中国发展的需要；只有实践才能充分说明我们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是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随着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向前发展的马克思主义。
二是坚持实践探索。邓小平强调，“改革是一场试验”，“我们现在做的事情都是一个试验”，“是一个伟大的试验”，“从世界考察角度讲，也是一个大试验”，是探索“一条新路”、“一条好路”的试验。探索性实践，其主要方式是试验，它包括试验——总结——再试验——再总结等环节。试验，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探索，不断开拓，总结新的经验，形成新的认识。“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试验的最有效方法，其目的在于找到正确方向和具体道路。邓小平率先示范，第一个试验就是支持农村实行联产责任制，改革开放由此起步；第二个试验是在沿海地区兴办经济特区，争取“杀出一条血路来”；最大的试验是在全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这些试验，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没有经验，全靠自己摸索。
三是坚持实践勇气。邓小平指出：“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2](P372)“看准了的”，就是主观符合客观，理论与实际相一致，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2](P372)邓小平1993年12月13日视察上海浦东杨浦大桥作诗一首：“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这是一个世纪老人的内心写照，表明了中国既不能走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也不能走苏联东欧的邪路，而只能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这是一条在马列经典作家的书本中找不到的新路。正是在邓小平“闯”和“冒”的精神的指导下，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业绩为世人瞩目和赞叹。
四是坚持实践标准。邓小平认为，一个政策、一项措施，一个决策，判断它们是不是实事求是，是否正确，我们拿什么作标准，用什么去衡量它们呢？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实践。早在20世纪60年代，邓小平曾就如何评价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的经济形式，提出了著名的“猫论”，即“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他说：在农业生产中“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2](P323)。采用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形式最好，只有实践的效果才能回答，由实践来评判。同样，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判断成败得失的标准，不是姓“资”姓“社”，也不是所谓姓“公”姓“私”，“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P372)。
邓小平提出的“不搞争论”，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邓小平把实践当作人的全部历史活动的基础和出发点，强调了实践是最有说服力的，争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重新确立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邓小平如此重视实践，主张让事实说话，反对空洞的争论，其目的在于把实践第一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贯彻到底，解放思想，彻底打破长期束缚人们头脑的各种思想禁锢，争取时间，尽快地把中国的经济搞上去，使人民群众富裕起来。邓小平“不搞争论”的思想，是实践第一思想的一种直白和通俗表述，它蕴含着极其深刻的认识论原理，而且具有非常强的现实针对性。
二、“不搞争论”凝聚党的若干历史经验
建国后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两次大争论：一次是与苏联的争论，谁是修正主义？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提出对历史问题要“一风吹”；另一次是“文革”中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争论，最终结果是对“文革”的彻底否定。邓小平作为这两次争论的“当事人之一”，他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说过，毛泽东所犯的错误他是有份的。正因为有深刻的历史教训作为铺垫，邓小平取得了“不搞争论”的发明权。
历史不会忘记：60年代初，我党首先提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对赫鲁晓夫从苏共二十大到1959年访美途经中国进行中苏两党会谈的论点，以及回国后在最高苏维埃会议报告中有关争取和平、避免战争、主张和平过渡等论点，开始在内部进行批判，并且把赫鲁晓夫的这些论点都上升到“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的高度。根据这种判断，我们党率先公开发动了意识形态原则争论，借纪念列宁诞辰之机，首先发表批判修正主义的三篇文章，靶子是南斯拉夫，实际指向苏共；后来在发表公开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九篇文章时，不顾苏共提出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继续坚持公开论战。实际上我们党当时对苏联的修正主义后来又称之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具体情况，以及战后资本主义发生了什么新变化，并没有深入研究，很多问题是若明若暗，只停留在对马列主义理论概念原则的理解上。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抓住苏联领导人在某些国际问题和国际共运问题上判断的片面性，把这些同马列主义著作中的词句相对照，无限上纲，称之为现代修正主义；后来又把对方要求停止论战看成是“示弱”、“求饶”，甚至在同苏联领导人对话中提出，要停止公开论战，苏共就得放弃其二十大、二十二大的路线，显然这种要求是过高了。之所以这样，就因当时我们党误以为苏联内部反修正主义斗争正表面化，赫鲁晓夫的地位已朝不保夕。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主观臆断，把苏联内部传来的苏联有人同情中国党主张的信息当成是普遍现象，因而力主论战到底，一定要见个胜负。最后，公开论战由此演变成为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斗争，成为树立一个、打倒一个的斗争，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对立面。但是，由于中苏两个大党都是执政党，都有国家力量作后盾，事实上谁也打不倒谁，两党只能走向分裂。而且这种争论对恶化中苏关系起了非常坏的作用。现在回过头来看，在中苏争论中，我方轻易地把两党分歧和争论提高到意识形态原则高度，是不适当的。中苏两国、两党由于处境不同，在内外政策上出现一些分歧是正常的，是不足为奇的。当时出现的许多分歧，如果全面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考虑几十年来的实践，实际上很难说是意识形态的原则分歧。为了团结反帝，完全可以用同公开论战不同的方式，即通过相互协商来处理。再说，中苏各有国情，外人不宜干预；而对外政策上有分歧，则完全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当时由于美国是中苏的共同敌人，这样做，也是可能的。但是，当时由于对出现的分歧缺乏实事求是的研究，一下子就把中苏两党分歧提高到意识形态的原则高度，提高到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分歧的高度，这样就难以通过协商来解决分歧了。
历史已经表明：这种意识形态原则的尖锐争论，或者说“大论战”，其后果对中苏双方都是灾难性的。在我国的影响是按照阶级斗争思维惯性处理党内的意见分歧，强调阶级斗争必须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时刻警惕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人物，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对苏联说来，争论的后果是推动了思想理论和政治、经济体制的日趋僵化，什么改革也难以进行，而这又成为苏联最后发生剧变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苏论战实际上成为推动苏联最后发生剧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邓小平论及中苏争论时，曾提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1](P291)邓小平这里讲的所谓“空话”，就是双方都讲马列词句，却没有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已逐渐发生变化的实际。从中国党的方面看，在争论中也说了不少“空话”，即只大讲马列主义词句，而没有能结合苏联的实际和战后世界变化了的实际。批评苏联是修正主义，正在复辟资本主义，并不符合苏联当时的实际；同苏联争论中的有些问题，如战后的时代问题，我们仍然称之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个定义，已不能反映战后时代的新变化。不过，苏联方面虽然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大争特争，但在苏共二十二大党纲中所列时代定义的观点，实际上又是与中国党的论点基本相同的。因此，中苏两党的争论，除去中国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反对“老子党”的争论有实质意义外，其他许多争论，常常只是“左”与“更左”之争。例如，苏联批评中国“大跃进”口号是“左”，但苏联自己“二十年建成共产主义”也是“左”的，只不过中国经济条件更落后，显得更“左”而已。因而这种争论只能成为“空话”。中苏两家在这点上是共同的，即拘泥于过时的教条主义观点，没有深入研究战后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因此，尽管在宣传中双方都可大讲自己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却只是教条主义的“空话”。邓小平正是总结了中苏争论讲“空话”的历史教训，深刻分析了现实条件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才得以打破教条主义，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在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创造了光辉的范例。
历史经验值得重视，邓小平把“不搞争论”的历史经验贯彻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党和政府处理国际事务问题上。他认为，发展国家关系不以社会制度划线，不以意识形态决定亲疏。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时说：“中国观察国际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中美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中苏关系是看中国和苏联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尤其是有些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与我们不同的情况，邓小平提出：“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党都有自己的经历，情况千差万别”，“别国的社会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我们要“少管别人的事”，“美国制度究竟好不好，美国人自己说，我们不干预”。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局势发生剧烈动荡。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国家又借口“六·四”事件对中国实行制裁。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等一系列以不变应万变的灵活的策略方针，指出要“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1](P353)。由此为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赢得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三、“不搞争论”成为改革开放的一项基本政策
“不搞争论”，充分展示了邓小平作为一个思想家战略家所具有的理论勇气和深邃洞察力，而且邓小平很善于运用自己的政治智慧把“不搞争论”落实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
首先，“不搞争论”，可以“允许看”。改革是一项崭新的事业，是一个大试验，也是各方面利益的调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涉及利益的层面会日益深刻和广泛，造成利益和利益群体多元化。这样，对改革项目的提出，改革措施的实施，改革内容的深化，由于会触及不同的利益群体，就会产生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意见。在改革初期邓小平就提出，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1](P373)。中国改革开放是从农村起步的，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当时最早是在安徽肥西县和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但同时也有的人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1979年6月，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邓小平对时任安徽第一书记的万里打招呼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正是在邓小平这次谈话的推动下，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央召开了各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农村生产责任制问题。但会上并没有出现一呼百应的局面，各省市委书记意见不一致，或各持己见，或模棱两可，只有安徽省和四川省明确表示在落后地区可以搞包产到户。会后，中央发了一个很谨慎的文件，认为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是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到了1986年，邓小平说，有的人“观望了一年，有的观望了两年，看到凡是执行改革政策的都好起来了，他们就跟着走了。”[1](P155)回顾这段历史，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深有体会的说，“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1](P374)他还提出，我们党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干下去。“允许看”，就是承认人的认识程度有差别，不同的社会人群对新事物接受是有区别的，承认认识区别是为了使改革开放减少阻力，最后在实践的成功中统一认识和行动，在全社会逐步形成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整体合力。
其次，“不搞争论”，必须“拿事实来说话”。对于改革开放，不仅有持观望态度的，还有对改革开放政策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人。怎么办？在农村改革的初期，人们就有各式各样的疑问和担心。有人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有人说“包产到户是搞资本主义”。对此，邓小平说“有一些人感到不顺眼，我们的做法是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拿事实说话”，“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2](P111)。当新时期的农村政策需要不断调整，需要做很多说服工作，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做法是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拿事实来说话。……要通过事实的证明才能被普遍接受”[1](P155)。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邓小平认为“同农村改革一样，起初有些人怀疑，或者叫担心，他们要看一看”，“处理办法也一样，就是拿事实来说话，让改革的实际进展去说服他们”[1](P156)。对外开放，办经济特区，一开始也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邓小平两次亲自来到深圳经济特区，用“深圳的建设的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1](P372)。对改革中诸如证券、股市这些当时看不准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的东西，邓小平坚信改革政策，一定会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实践中消除人们对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种种疑问。邓小平反复强调：“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这样才能够教育全国人民”[3](P180)。总而言之，“拿事实来说话”，这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所创造的运用典型示范和自我教育的方法，对干部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的一种新形式。正是在邓小平“拿事实来说话”的方法疏导下，全党全国人民逐渐领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自觉地在实践中努力贯彻执行。历史和现实都说明：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它必然触及人们一些深层的思想认识问题，存在各种各样不同认识是不可避免的，会引起对现行政策的疑问和担心。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拿事实来说话”，通过实践逐步统一人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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