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文论知识的中国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中国论文,世纪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6)05-0106-07 DOI：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16.05.016 西方文论对当代中国文化话语转型的影响不言而喻。从“萨特热”到“弗洛伊德热”、从“手稿热”到“尼采热”、从“老三论”到“新三论”、从“拒绝阐释”到“理论之后”，从文论的审美自觉到文化转向，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每一次重要转型背后，都有着西方文论引入而带来的思想震颤。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建构离不开西方文论影响这一重要背景。那么，当我们讨论西方文论的时候，究竟在谈论些什么？在《20世纪西方文论知识的中国建构》中，作者区分了“西方文论”的广狭二义，并指出“20世纪西方文论”的中国建构正是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转型同步进行的。在《从文学终结论反思当代文论话语空间的建构》一文中，作者检讨了中国学者参与西方文论议题“文学终结论”的过程，指出在对这一理论命题的解读时，存在着诸多误读，并认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建构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叙述和呈现中国经验的问题。在《西方文论范式的异质性问题——兼及中国文艺理论建设》一文中，作者指出，西方文论并不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而是内部充满矛盾和异质性的话语场，加之对具有历时性发展的西方文论采取了共时性译介和引进的方式，导致在中国文论建设中无法消化。如何处理和化解西方文论的异质性，成为摆在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建构前面的重要问题。 当我们谈论“西方文论”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这是一个不言自明但却被无意中忽略掉的重要问题。一方面，“西方”是一个相对于“东方”而言的以他者形象出现的概念，所谓“西方文论”其实是基于“东方”立场和视角所建构的“关于西方的观念”。当然，现在西方学者也会自称“我们西方”云云，正表明这种被建构的“西方”也成为西方学者自我确认的标识。因此，严格来讲，并不存在一个客观的“原生态的20世纪西方文论”知识形态，而是一个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被中国学者进行的知识建构。另一方面，既然“西方”是在“东方”语境中形成的，那么，从语用学角度来看，中国文论界在何种语境中指称“西方文论”也变得相当重要了。“西方文论”在中文语境中有广狭两种含义。广义的“西方文论”泛指以欧美国家为主体的从古到今的文艺理论。这属于知识论的描述，它强调的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文论知识的研究对象，其“内容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创作经验为主，兼及哲学、美学、艺术评论等”，并“以时代、流派为经，国别、作家为纬”来呈现其形态；①而狭义的“西方文论”，则特指真正构成对当代中国文论话语转型发生影响的，20世纪以来以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批评理论为主体的文艺理论思潮。诸如“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新时期西方文论的引进与我国文学经典的解读”、“关于西方文论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等等，用以全称判断的“西方文论”往往是特指20世纪以来的西方批评理论，有时也会以“当代西方文论”、“20世纪西方文论”等限定词来描述。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伍蠡甫的《西方文论选》。该教材于1964年份上下两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上卷自古代至十八世纪，下卷为十九世纪”。②1979年，它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时，仍然保留了这一体系，并没有将20世纪的西方文论包含进来。直到1983年和1984年，伍蠡甫编《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和《西方古今文论选》(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时，才正式将20世纪的西方文论纳入视野。因为构成20世纪西方文论主体的正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批评理论，它们长期处于被批判、被拒绝的位置，至多以“灰皮书”的形式“供批判用”。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当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西学新潮大量涌入时，占绝对主体的正是20世纪西方文论。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文论话语先后经历了“萨特热”、“手稿热”、“弗洛伊德热”、“海德格尔热”、“结构主义热”、“现代主义热”、“后现代主义热”等等此起彼伏的接受历程，其中译介最多的，当属20世纪西方文论；每当出现“理论疲劳”，被黄子平调侃为“被创新之狗追得连在路边撒泡尿都来不及”，被王蒙戏言“各领风骚三五天”，被曹顺庆痛斥“文论失语症”时，“20世纪西方文论”就成为首当其冲的被批判的对象。因为狭义的西方文论背后有着“当代中国文论话语转型”这一问题意识，我们就不能单纯地以知识形态的方式来研究，而应该将之作为当代中国文论的“理论他者”来重新认识。只有确立了这一观察视角，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进入中西文论思潮交流碰撞融合创新的内部，来反思“20世纪西方文论”的意义和价值。 因此，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这一视角出发，“20世纪西方文论”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存在巨大差异、有着多个层面、多个面向的复杂形态——它既是一个有待认识和了解的客观的知识形态，也是一个经过接触获得认识，甚至是理解的变形或创造性转换的“中国文论知识谱系中关于20世纪西方文论的观念”。 作为中国文论知识谱系中的“20世纪西方文论”有一个明确的发生学意义上的起点，而它正好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转型与建构同步进行。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 伍蠡甫的“西方文论”教材编撰建构了中国最早的“20世纪西方文论”知识形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编的《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在这本书中，所涉及的对象有：移情论(里普斯)、唯美主义(佩特)、象征主义(瓦莱利)、神秘主义(梅特林克、叶芝)、未来主义(马里内蒂和博乔尼、马雅可夫斯基)、直觉主义(柏格森)、意识流小说派(詹姆斯、伍尔芙、普鲁斯特)、精神分析学派(弗洛伊德)、表现主义(埃德施米特、布莱希特、里尔克)、超现实主义(布列东)、新托马斯主义(马利丹)、存在主义(萨特)、实用主义(杜威)、新人文主义(白壁德)、意象派(庞德)、新批评派(艾略特)、语义学派(瑞恰兹)、新小说派(罗伯-葛利叶)、结构主义(弗拉亥)、荒诞派戏剧(尤奈斯库、埃斯林)。不难发现，移情论、直觉主义、新托马斯主义、实用主义、新人文主义来源于现代西方哲学美学思想，而精神分析学派、新批评派、语义学派、结构主义则是典型的批评理论。除此之外，剩下所有的其实都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艺思潮，相当于创作理论。本教材所列20个思潮中，属于创作思潮的占了11个，美学思潮的有5个，批评理论的有4个。批评理论中，新批评和语义学派在此后被归并为“英美新批评”，因此严格意义上说只有3个属于批评理论。与此同时，伍蠡甫编的《西方古今文论选》(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中也开始有部分涉及20世纪西方文论了，主要包括：弗洛伊德、里普斯、马雅可夫斯基、庞德、瑞恰兹、杜威、艾略特、荣格、克罗齐和罗曼·罗兰。10个思潮中，5个属于哲学美学，3个属于创作理论，2个为批评理论。 与此同时，“批评理论”的自觉也开始起步。这里代表性的事件有两个：一是张隆溪和赵一凡分别从1983和1986年开始在《读书》上开辟专栏介绍西方文论思潮流派。其中，张隆溪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主要涉及精神分析、英美新批评、神话与原型批评、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结构主义、阐释学与接受美学等批评理论流派。③二是几种介绍西方文论的译著出版。司各特编著的《西方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蓝仁哲译，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将文学批评分为道德批评模式、心理批评模式、社会批评模式、形式主义批评和原型批评五种。④该书出版于1963年，主要介绍的是英美两国的文艺批评模式，因此并不完全符合“西方文艺批评”的要求。⑤杰弗森等的《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对于20世纪西方文论的中国建构有较大影响的一本书。其中涉及到俄国形式主义、现代语言学与文学语言、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现代精神分析批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诸流派等。⑥罗里·赖安等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导引》(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语言学与文学、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言语行为理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文学阐释学、文学和现象学、日内瓦学派、心理学和文学、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等。戴维·洛奇的《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范围更广，将创作理论、批评理论和哲学美学等诸多领域的代表性人物一网打尽(他们分别是叶芝、弗洛伊德、詹姆斯、庞德、艾略特、伍尔芙、休姆、理查兹、劳伦斯、福斯特、燕卜荪、奈特、荣格、考德威尔、奈茨、兰塞姆、威尔逊、瓦莱里、哈丁、特里林、布鲁克斯、温特斯、奥尔巴克、威姆萨特、萨特、肖勒、费格森、弗赖伊、刘易斯、菲德勒、罗布-格里耶、卢卡契、霍加特、伊恩·瓦特、莱维-斯特劳斯、韦勒克、韦恩·布恩、克兰、麦克卢汉、斯坦纳、奥登、巴尔特、桑塔格、哈里·列文、阿兰·罗德威、德里达、翁格)，展现的是一个作为理论家兼作家的对于20世纪文艺思潮的谙熟。在这些著作中，被翻译和征引最多的，应该算是伊格尔顿的《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先后有伍晓明的译本《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王逢振的译本《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刘峰的译本《文学原理引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以及原版引进的《文学理论导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版)。伊格尔顿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切入对20世纪西方文论思潮的评析，并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批评，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复兴和发展提供了参照，因此，尽管该书并没有提供一个完整、全面的20世纪西方文论图景，但对中国构建20世纪西方文论的知识建构发生了重要影响。 从教材的角度来看，20世纪80年代另外一本比较有代表性的西方文论教材是伍蠡甫和胡经之主编的《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涉及到狄尔泰、尼采、杜威、弗洛伊德、荣格、伍尔芙、萨特、什克洛夫斯基、雅可布逊、茵格尔顿、杜夫海纳、马利坦、海德格尔、加达默尔、姚斯、卢卡契、布洛赫、阿道诺、马尔库塞和本雅明。与前两种教材相比，创作理论差不多全面撤出了西方文论，仅保留的伍尔芙和萨特两位也是兼具创作理论和哲学美学或批评理论的。在导论中，编者描述了对20世纪西方文论的总体判断，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注重作者心理表现研究方面，主要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文艺心理学派、原型批评。二是注重作品本体研究方面，主要有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派、结构主义、现象学作品本体论研究等。三是注重读者阐释接受的研究方面，主要有阅读现象学、文艺阐释学、接受美学、读者反映批评等。四是注重文艺的社会文化批判方面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新历史主义诗学等。”⑦这一表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即侧重于从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学批评方面的角度来建构知识框架。胡经之、张首映主编的《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将20世纪西方文论概括为四大类型，分别是第一编作者系统(表现主义、象征主义、文艺心理学派、原型批评)；第二编作品系统(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派、结构主义、文艺符号学)；第三编读者系统(阅读现象学、文艺阐释学、接受美学)；第四编社会-文化系统(文化分析、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⑧因此，这两本教材标志着对20世纪西方文论知识建构的“批评理论的自觉”。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一批新编的西方文论教材出版，如石璞的《西方文论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罗志野的《西方文学批评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仍然是20世纪80年代对20世纪西方文论知识谱系的认识。其中，石璞的《西方文论史纲》延续的是伍蠡甫侧重从创作理论角度的介绍，在其第八章“20世纪的西方文论”中，涉及后象征主义、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文学、存在主义文学、新小说(或反小说)派、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文学等；而罗志野的《西方文学批评史》则侧重批评理论，在其第四章“现代派文学批评”中介绍了精神分析学批评、新批评、阐释理论和结构主义，其中以新批评最为详细。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学者编撰了大量的西方文论教材，如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2015年版)，孟庆枢、杨守森《西方文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朱志荣《西方文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乔国强《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王岳川《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王一川《西方文论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左金梅、申富英《当代西方文论》(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陈太胜、童庆炳《20世纪西方文论新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杨守森《新编西方文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刘捷、邱美奂《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杨慧林、耿幼壮《西方文论概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段吉方《20世纪西方文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等等，各种体例均有。其主要特点是：(1)对20世纪西方文论已形成相对稳定的以批评理论思潮为主体的知识框架，不同的教材只是侧重点不一，详略不等；(2)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教材不断地修订、再版，但总体来说没有大的变化，多是限于篇幅，增加新的思潮，压缩和删减旧的思潮；(3)导致新世纪以来出现大量新编教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校扩招带来的教材市场的分化，因此，新编教材在知识更新上的动力不足，使得许多教材在知识建构方面颇多雷同，只是体例有别。 其中，如下几种教材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20世纪西方文论”知识建构的中国成就。马新国的《西方文论史》初版于1994年，后经2002年2008年两次修订，其中变化最大的正是20世纪西方文论的部分。在1994年版中，全书共分古典文论、近代文论和现代文论三编，到2002年版时增加了“后现代文论”成为四编。到2008年第三版时，再增加“‘文化研究’批评理论”一章，在“女权主义批评”一章中增加“性别研究与同性恋批评”一节，并改写了克罗齐、海德格尔、萨特、拉康、哈贝马斯及英美新批评章的部分内容。⑨朱立元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也有1997、2005、2009、2012年2014多个版本。在第一版中，所介绍的24个思潮流派有4个属于哲学美学，7个为创作理论，13个为批评理论。⑩其中，2005年的修订版增加了“文化研究”和“空间理论”两章。很显然，随着中国学者对西方文论思潮的跟踪、译介和遴选，20世纪西方文论的晚近发展正在成为知识更新的主要方面。也许正是这种追求与西方文论发展同步的冲动，也出现了某种“厚今薄古”的倾向。在王岳川的《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中，详细介绍了心理分析及其文论模式、现象学文论、存在主义文论、解释学与接受美学文论、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文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后现代主义文论、后殖民主义文论、女权主义文论、新历史主义文论、文化研究和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诸多学者和相关理论。非常有意思的是，被公认是20世纪西方文论之发端的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在这本教材中只被一带而过，略有提及；20世纪后半个世纪的文论发展占据了大半壁江山。童庆炳、曹卫东的《西方文论专题十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则试图打通古今，分别提炼出“摹仿”、“古今之争”、“天才”、“表现”、“启蒙”、“象征”、“接受”、“话语”、“交往/公共领域”和“文化工业”十个专题，贯穿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思潮。 20世纪90年代之后，对西方文论新思潮、新走向的跟踪仍在继续，但新的西方文论知识进入中国学者编撰的西方文论教材的进程却明显放缓。如王宁主编的《文学理论前沿》从2004年开始，至今已连续出版15辑。其《后现代主义之后》(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超越后现代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又见东方后殖民主义理论与思潮》(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侧重于介绍和研究西方近二十年以来的文论新发展。再比如，1991年，王逢振主编的《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试图超越前几种教材和文选。首先，这是首部明确提出以“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为标准译介20世纪西方文论的文选(11)；其次，它侧重于译介了20世纪后半个世纪的文论经典名篇，并以批评理论流派的形式分类，包括现象学和阐释学、接受美学或读者反映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精神分析批评、女权主义批评、后现代主义、辩证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和文化批评。最后，在对各类代表性学者和文选的选择上，存在部分分类不清、人选不典型的问题，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名下主要是英美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而“文化批评”中的赛义德是后殖民主义，约翰·卡洛斯·罗试图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对“文化批评”引入。王逢振选译了赛义德和约翰·卡洛斯·罗的两篇文章，前者已被公认为后殖民主义的代表，而后者虽然以“新美国研究”而著名，但直到现在仍未正式被中国学者主编的20世纪西方文论教材所接纳。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直到新世纪以来，王逢振都致力于最新西方文论的译介工作，如《2000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2001年版)、《2001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2002年版)、《2002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2003年版)、《2003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2004年版)、《21世纪西方文论译丛：批评的新视野》(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21世纪西方文论译丛：理论方法与实践》(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等。不过，这些不断更新的西方文论知识还处于积累和沉淀的过程之中，还没有完全进入中国学者编撰的西方文论教材。2014年，朱国华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前沿文论研究”，也正在推进对新二十年来西方文论知识的清理和更新，再过数年，中国学者有可能会实现20世纪西方文论新的知识建构。 总的来看，西方文论教材只是中国学者对西方文论的知识化过程的一个缩影，其目的在于向国内文论学习者传授西方文论知识并推动中国的文论知识生产。因此，教材编撰是呈现中国学者对西方文论的整体把握和基本判断的一种方式，也是中国学者展现对西方文论成就与不足研究成果的一种方式，甚至是修正西方文论的基本问题和结论的一种可能。与西方文论“教材”(含“文论史著作”)相比，中国学者所编撰的西方文论教材呈现出如下的特点：(1)与西方学者编撰的文论教材大体一致。其中对中国学者影响最大的主要有如韦勒克和沃伦、杰弗森、伊格尔顿和乔纳森·卡勒的几种；(2)西方的文论史概述一般以批评理论为主，而中国的文论教材则由哲学美学、创作理论和批评理论三部分组成，在知识谱系上更丰富、也更完整；(3)一般采取相对包容、开放的学术立场，以“同情之理解”的方式展开叙述，这与欧美的文论史研究的著作具有比较鲜明的个性和立场不同。如伊格尔顿的政治批评来源于其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则渗透着解构主义思维。 但是，截止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西方文论教材还存在下面几个问题：(1)知识更新仅止于20世纪80年代，对近二十多年的当代西方文论的总体把握相对滞后。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所描绘的“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结束之后的西方文论究竟是怎样的知识形态？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学者还没有非常清晰的把握。(2)西方文论的学术史研究尚待加强。目前基本的方式是初步概括一下这个思潮的发展历程，然后遴选几个代表性的学者做几个介绍，缺乏较为细密的学术史清理。(3)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批判立场还没有得到体现。三十多年前，中国在译介西方资本主义理论思潮时，曾一度形成过“我们马克思主义认为……”的批判模式，尽管略嫌简单，但至少还保持着批判和审视的角度。但目前的西方文论教材，还存在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问题，同情有余、反思不足的问题也会影响中国学者自己的文论创新。 ①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上卷“编辑说明”，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Ⅲ页。这类将“西方文论”限定在“止于19世纪”的教材还有不少，如伍蠡甫的《欧洲文论简史——古希腊罗马至十九世纪末》(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缪朗山的《西方文艺理论史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朱立元的《西方文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也止于第十一章“现代文论的先声”(意志主义文论、前期存在主义文论、前期解释学文论、唯美主义文论、前期象征主义文论)，其目的是为了与《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相区分。 ②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上卷“编辑说明”，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Ⅲ页。 ③赵一凡的专栏一直延续到1995年，并结集为《欧美新学赏析》(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先后介绍了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巴赫金、话语理论、阿尔都塞、福柯、拉康、巴尔特、利奥塔、本雅明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鲍德里雅、海德格尔、杰姆逊、郭廷顿、萨伊德与东方主义等。到了新世纪，赵一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出版《西方文论讲稿：从胡塞尔到德里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和《西方文论讲稿：从卢卡奇到萨义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④Wilbur S.Scott,George Orwell,T.S.Eliot:Five Approaches of Literary Criticism,Macmillan Pub Co,1963. ⑤该书的导论以《当代英美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为题发表有《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2期上。与之相似，出版较早而翻译较晚的还有卫姆赛特和布鲁克斯的《西洋文学批评史》(中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该书原版于1957年，书名为“Literary Criticism:A Short History”，涉及20世纪西方文论的主要有克罗齐、象征主义、李查士、语义学、欧立德与庞德、神话与原始类型等。 ⑥该书首版于1982年。Ann Jefferson,David Robey,David Forgacs,Modem Literary Theory,A Comparative Introduction,Batsford,1982.并先后在1984、1986和1991年再版。 ⑦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下册)“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⑧该教材到了1999年再版时，改由张首映独立主编，除对个别流派的命名有所调整之外，最主要的变化有两处：一是重写了结论，从1988年版相对传统的“社会文化基础、基本走向、基本特色、现实价值等”结构转变为仅仅聚焦“西方二十世纪文论的走向”，并概括出“从现代到后现代、从知识话语到意识形态文本、从诗学分化到文化诗学、从分析走向综合、从多元走向边缘、从吸收、对话走向发展”等六个特点，突显了中国编撰者对之的整体把握。二是在1988年版的四种类型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五编后现代系统(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体现出到了20世纪90年代对20世纪西方文论知识的丰富和扩展。 ⑨马新国：《西方文论史》“后记”和“第一次修订后记”，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⑩由朱立元、李钧选编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上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列举了19个思潮流派，其中批评理论9个，哲学美学4个，创作理论6个，与《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基本吻合。 (11)在前言中，王逢振提出，“这里还需要把它与两种密切相关的思想领域加以区分。一种是文学的哲学思考，它归之于美学范畴，涉及到艺术、美和价值的整体观念。另一种是作家对作品艺术性质的思考。”(王逢振：《最新西方文论选》“前言”，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标签：西方文论论文; 结构主义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文艺论文; 伍蠡甫论文; 文艺理论论文; 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