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战略学术研讨会专家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可持续发展战略论文,专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由来已久。人类在环境问题遍布全球并愈演愈烈的现实中，自60年代起反思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反思自工业革命以来所走过的发展道路后更加明确了这一思想，并且得到了全世界的响应。可持续发展战略已列入联合国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的决议中。中国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了在中国未来发展中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为了推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于1997年1月29日至2月4日召开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学术研讨会。在研讨会上，几十名专家就1.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由来与概念界定，2.可持续发展诸因素的综合协调，3.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客观基础、主观条件与要解决的主要问题，4.可持续发展的哲学思考等四个专题发表了重要意见。现以笔谈的形式将其中17名专家的意见摘要发表出来，以飨读者。
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由来与概念界定
考察了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由来及概念的界定 可持续发展得到全世界的响应，源于联合国在1992年6月召开的环境与发展会议（巴西·里约热内卢）。但它的思想酝酿则早在本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是人类在环境问题遍布全球并愈演愈烈的现实中，采取了各种各样科学技术手段去解决而未能根本奏效的情况下，反思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特别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所走过的发展道路以后，所得到的认识。
在人类诞生的初期，人们依靠狩猎和采集方式从自然界获取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在这个时期，不存在什么环境问题。
到农牧渔业时代，人类对自然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具备了一些在小范围内改造自然的能力，开始不完全依赖于自然生存。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活动对自然的影响较小，这时所出现的一些环境问题也都是轻微的、缓慢的、局部性的。
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社会生产力与科学技术有了巨大的发展，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地改变了自然环境的组成和结构，环境状态发生了威胁人类生存的变化。这样，环境问题才受到了人类社会的普遍重视。
人类对环境问题的反应是，首先致力于用科学技术手段去解决它，继而转向以采用行政的、法律的和经济的手段为主去解决它，但都未能从根本上奏效，而且也看不到解决的希望，于是，被迫进行反思。通过30年左右的思考、实践、再思考，终于认识到：
1.人类的生存既需要物质资料的支持，又需要环境质量的保障。而物质资料的不断产出又需要环境资源的不断供给作保证。因此人类的永续生存必须由自然生态系统的永续运行相伴随。
2.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类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甚至以部分人群的物质追求和眼前利益为中心，人口数量在恶性增长，消费水平在疯狂提高，一切社会经济发展活动的动力和目标都异化为经济利益最大，社会经济系统运行追求效率，且奉环境无价为天经地义的“公理”。
3.这些打上工业文明印记的观念、思想、行为和理论、方法导致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发生严重的对立和冲突，使环境问题严重到威胁人类的永续生存。因此工业文明时代的人类生存方式和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不应继续下去。
基于这些反思，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富裕程度、不同自然条件中的人群构成的人类，关于未来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目标得到了共识：“人类应享有以与自然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权利，并公平地满足今世后代在发展与环境方面的需要”（《里约宣言》）。这一段文字清晰地表述了当前人类对可持续发展一词的理解，表达了人类对未来的追求与向往。
如果说，工业文明旗帜上的口号是科学与民主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代表的新的文明（可以称为环境文明）旗帜上的口号则是“和谐”与“公平”。
提出了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 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最初是生态学家提出来的。标志着“环境时代”开始的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M·斯特朗最初提出“生态发展”(ecodevelopment)一词。当时，D·H·默多斯等人出版了一本提交给“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对当时西方式的经济物质增长能否持续下去提出了疑问，认为应该以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去取代西方发展模式。斯特朗把这种新的发展模式称为“生态发展”，后改为“可持续发展”。
为什么传统的、西方的发展模式不能持续下去呢？因为自从40亿年前地球上生命诞生开始，生物与生物、生物与环境之间就建立了一种自然的和自我调节的平衡。这种平衡为它们的相互生存提供了条件。只要地球上生命被允许以一种自然方式发展，没有一个物种能够永远地增长到与其他物种的生态相协调之外。但是自从人类出现以后，这种协调就被改变了。人成为地球上占优势的物种，人类的数目不断增长，以致最后超出自然平衡控制之外，对为他的生存提供条件的环境造成无法修补的伤害。
在工业革命以前，地球上人口不多（8.7亿左右），各种经济活动，如农业、制造业以及交通运输等所消耗的能量几乎全由动物（包括人）、风、水提供，人类活动引起的环境破坏不大。工业革命到现在才200多年，地球上人口已增加到55亿。随着人口的增加，加上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的能力大大加强，人类对环境影响的能力空前地加大，使支持人类生存的环境急剧恶化：全球变暖、臭氧层耗损、大气质量变坏、水体污染、水源枯竭、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土壤盐碱化、森林面积减小、植被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等一系列问题日益加剧，并威胁着人类。如果人类要在地球上继续存在下去，自然界的自调节平衡必须或多或少地加以恢复。这种平衡的恢复不外乎通过两种可能：一种是采取深思熟虑的理智的行动；另一种是通过饥荒、瘟疫或战争达到。当然我们只能走前一条路，实现前一种可能，即采取可持续发展战略，也就是使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建立在生态平衡的基础之上。
认为持续发展的概念需要在三个层次上展开和深入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这是可喜的。但广泛认同的事往往造成一窝蜂的现象，热得越快，也将冷得越快；接受得越容易，也将遗忘得越容易。现在无论是人是鬼，都在打持续发展的旗帜，无论是真是假都在贴持续发展的标签，严肃的学者有理由为这种庸俗化倾向感到忧虑。持续发展是一条理想之路，只有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能实现。目前学术界应该在三个层次上做一些扎扎实实的、深入的研究工作。这三个层次是：观念形态层次，经济—社会体制层次，科学技术层次。
观念形态层次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是要在发展观上变革。按《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提法，“持续发展的战略旨在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其实就是地理学长期以来一直在提倡的“人与自然的共同创造、协调发展”。目前国际上很热门的生态伦理（或环境伦理）研究属于这一层次。但生态伦理中有一种所谓“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并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内涵——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所以它不仅在发达国家还难实现，在多数人温饱尚未根本解决的欠发达国家更难以接受。如何确立一种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观，并能让决策者和公众都能接受，这并非是轻而易举的事。
经济—社会体制层次上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是要揭示然后克服现行体制中的缺陷，重构一种可以对付资源、环境所施加的限制的经济—社会体制。应该承认，现在各色人等普遍忧心忡忡的资源枯竭、环境退化、全球变暖等问题，责任当然不在自然界，也不在具体的人，而在现在盛行的人类社会体制。如果各地现行体制继续在追求国民生产总值最大化、物质消费产品极大丰富的目标方面你追我赶，衡量领导人的政绩仍然主要只看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那么自然资源和环境就在劫难逃，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就难以持续。所以，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改革现行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社会体制、政治体系、国际关系体系、管理体系及技术体系。但如何改革？这一层次的问题在可持续发展研究中最重要，难度也最大。
科学技术层次上的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比较清楚，如清洁工艺、节能技术、生态农业、资源的重复利用和循环利用等。地理学家参与的环境保护、资源开发、国土整治、水土流失及荒漠化防治、城市与区域规划，当属这一层次。还有必要指出技术哲学（即技术选择）研究的重要性，若无正确的选择，越是强大的技术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越大，对人类发展可持续性的威胁就越大。
显然，以上三个层次所涉及的学科领域和研究方法都会有所不同，就具体研究论题而言，应该有明确的界定，看是属于哪个层次的论题，范围太广是不容易深入的。
提出了关于不可持续发展的实质问题 我认为，问题的实质是人类的生存方式特别是人类经济行为出现了严重问题，造成了不可持续发展的危机，从而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它涉及到整个人类，涉及到包括政治、经济、哲学、伦理、环境、生态等众多领域，它不仅是生态学家、环境学家的问题，而且是整个人类必须要解决的一个关系人类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可持续发展既是一种理论，是一种运动，也应是一种社会结构。作为一种理论，它必须能深刻地揭示目前人类社会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本质及根源，能回答什么才是可持续发展及怎样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作为一种理论，但目前尚在建构中，需众多领域专家学者协同努力，要在对整个人类发展的实践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作为一种运动，它应通过政府、企业、公众等行为，运用包括政治、经济、科技等多方面手段，通过切实有效的方法，解决人类不可持续发展中面临的各类问题。首要的问题是应尽快扭转当前恶化的发展，朝可持续发展方向前进。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它是我们追求的理想和奋斗的目标。在这种社会结构里，人类内部将科学、公平、合理地解决人口发展、资源利用等问题，而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能够共同发展，处于一种良性循环之中。我们应当为此而不懈地努力奋斗，以造福于后代，造福于整个人类。
二、可持续发展诸因素的综合协调
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与措施
1.关于持续发展的目的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至今尚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主要有：
主张以人类为中心论者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为了人类，既为了当代人，也是为了后代人的利益，要保护好资源与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
主张人类与动物平等论者认为，本世纪人类最主要的发现之一是：认识到地球上以人类为中心的观点是错误的，人类应该与动物平等相处。因此，他们不仅主张保护所有的动物，而且还制订了《动物权利法》，如规定“猪栏中一定要安放草席供猪休息”，在市场买活的家禽时不准倒着拿，如脚朝上，违者要罚款或拘禁一个月以上。
还有主张“人与自然相协调论”或“人地系统论”等。他们没有明确是为了什么，但大多是主张为人类利益服务的。
我们拥护“人类为中心论”。我们主张保护资源，保护环境，包括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尤其是稀有动物、濒危动物及稀有植物、濒危植物，目的是为了人类。包括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基因库。
2.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简单地说，可持续发展是指不造成破坏的发展，不产生负面影响的发展。过去的发展模式，只求经济增长的数量和速度，而忽略了增长的质量。虽然在物质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果，但同时带来了资源日益短缺，污染日益严重和生态破坏、物种消失、贫富悬殊、社会动荡，最终将会引起市场萧条、经济停滞、社会倒退等负面影响的产生。可持续发展应该是以社会发展为目标，经济发展为基础，保护资源和环境为必要条件。发展是硬道理。要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重视环境保护和节约自然资源，开发新材料和新能源，控制人口增长，提倡优生、优育。
3.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措施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是不同的。发达国家已经具有良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基础，而对全人类造成了严重的资源破坏、浪费和严重的环境污染，因此，他们应以保护资源和保护环境为主要任务。而发展中国家，为了使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质量和水平能够达到长期稳定的不断提高的目的，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1)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经济是基础，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而且也是保护环境与资源的基础。为什么有些发展中国家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的效果不明显，主要是经济问题。他们认为：今天能活下去比明天生活得好些更为重要。没有今天就谈不上明天，控制人口也与发展经济有关。总之，什么都离不开经济这个基础。但是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往往会忽略环境保护问题。
(2)保护环境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我们决不能为了发展经济而破坏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同样也不能因为要保护环境而不发展经济，而应该两者兼顾。要求在发展经济过程中，遵循如下原则：
A.对环境的污染强度不能大于环境对污染的自净能力，即不能大于环境容量；
B.对环境的破坏（砍伐森林、破坏草地）强度不能大于环境自我恢复能力，即生态系统的自组织能力；
C.对环境的建设（如绿化、水土保持等）速度不能小于环境的退化（沙化等）速度；
(3)节约资源、能源与开发新材料、新能源是当务之急 自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以来，人们对环境问题已经引起了重视，但对保护资源注意得还不够。由于地球的资源与能源的承载力是有限的，有的已面临短缺的危机，因此一方面要节约资源、能源，另一方面要开发新材料、新能源，要减少废水、废气的排放量，要变废为宝。要求做到：
A.人类对非再生资源的消耗速度不能大于非再生资源的可替代速度或尽可能的节约；
B.人类对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速度不能大于可再生资源的可再生速度；
(4)发展教育与科技是立国兴邦之本 简称科教兴国。发展经济靠的是什么？过去是资金、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或者是靠高能耗、高材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生产方式。现在则要靠高科技与现代化的管理技术。在发达国家中，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科技贡献率一般在60—70%左右，有些行业可达80%以上。故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发展科技靠人才，培养人才靠教育。因此，发展科技与教育是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核心。
(5)控制人口、优生教育 人口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两重性：高素质的人口是最宝贵的资源，是财富，而低素质的人口是消费者，是社会的负担。人口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西欧国家因人口增长率太低而烦恼；发展中国家因人口出生率太高而发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应该控制人口，提倡优生优育。最有效的办法是提高人口素质，发展经济，提高人口文化水平。据联合国报道（1996年），发展中国家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为1.8%，而发达国家的则为0.4%。最近，我国人口出生率呈下降趋势，上海等城市已出现负增长。
作出了关于建立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初步探索 人类社会是在地球上不断地发展前进的。实质上是人地系统的发展，这里的人指的是人类圈，人类社会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三大层次。生产力主要是指人与自然（目前主要指地球）的关系。地指的是地球各圈层，主要是人已作用到的圈层，除了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岩石圈外，为完善圈层结构，应增加外层空间圈（人造卫星运行空间）、土圈与地形圈。过去对人与地是分别在不同的系统中进行研究的，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必须将人与地统一在一个系统中进行研究，实际上是要研究人地共荣的系统。随着世界人口的增加，不能增加的地球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从历史上看，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是靠消耗地球上的资源与能源来维持的。在人口稀少、生活水平低下的时期，人地关系不紧张，矛盾不突出。随着人口的增加，人类科技水平的发展，生活水平要求提高，消耗地球上的资源、能源的速率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人类社会又排出许多废弃物，因而对生态与环境的破坏也越来越严重，这就使人地关系越来越紧张，矛盾越来越大。人类终于认识到，经济增长，人口增加，生活提高，在数量上是有极限的。人类共同拥有一个地球，地球上的空间，资源、能源、环境都是有限的。按照长期以经济学所作的投入与产出分析，对地表空间、资源、能源、环境的消耗与占有是不计成本的。那么，人类对地球只能是掠夺式的开发，其后果是人类自食恶果，面临着不可持续发展的大灾难。当我们考虑人地共荣系统时，人类社会是一个子系统，地球上各自然圈层也是一个子系统，两个子系统之间相互有输入、输出的关系。地对人的输入有三个限制条件：其一为人类社会获取可更新资源与能源的速率必须小于、等于可更新资源与能源自身更新的速率；其二为人类社会所耗竭的不可更新资源与能源的速率必须小于、等于人类发明或寻找到替代物的速率；其三为人类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必须大于、等于自然灾害的能力。另一方面人对地的输出有两个限制条件，即其四为人类社会排出废物的速率应小于、等于自然环境同化与自净的速率；其五为人类保护与建设环境的速率应大于、等于人类破坏环境的速率。科学技术的发展应朝着如何节省资源与能源的消耗；加速可更新资源与能源的更新速度；加快发明或创造替代不可更新资源与能源的速度；减弱自然灾害的频度与强度，增大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加速建设环境的速率；降低排出废物的数量与速率；提高环境同化与自净的能力与速率的方向前进。
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断想 可持续发展研究包含不同层面，它首先是个应用课题，同时也有基本理论和哲学思考的问题。从现行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向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过渡要经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几十年完不成。这一转变过程充满矛盾和不确定性，障碍重重，长期行为难于预测，没有理论指导是不行的。
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有两大基本课题，一是关于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基本特征、衡量指标、运作机制、支撑条件等；二是从不可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转变的基本规律、制约条件、可能途径等。可持续发展是作为不可持续发展的否定物而提出来的，要正确建构前者，必须对后者形成的历史条件、基本特征、运作机制、支撑条件等有透彻的理论分析。
发展是人类社会作为系统的基本行为之一，有可持续的与不可持续的两种方式。因此，有关的理论研究必须从系统科学中寻找方法论。基本课题的解决须臾离不开系统论的整体观点、突现观点、环境观点、有序观点、协调观点、自组织观点等。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被整合为一个系统并且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提出来的，它的实现是该系统的整体行为，并非各个国家单独行动的总和，只有所有民族都实现了现代化，才可能真正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人类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构成的系统，是代际传承的系统，是在一种独一无二的环境下产生出来并同环境互塑共生的系统，这些都要求从总体上把握和解决问题。基本课题二的解决必须运用动态系统理论和自组织理论，因为从不可持续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是人类全体作为系统的行为方式的根本改变，属于系统定性性质的改变，是一种动力学过程。不可持续发展模式是在少数西方国家以消耗全世界的资源和环境容量、破坏自然界的自组织发展规律为代价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确立的，可持续发展则必须使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界的演化协调起来，成为自然界自组织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建立可持续发展理论要用到几乎所有学科的知识，是最大范围的跨学科研究，需要运用综合集成方法。
20多年来，国内外学者主要是从应用角度研究可持续发展的。但近年来已开始作理论探讨。美国的Santa Fe学派把可持续发展列入复杂性科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复杂适应系统，用所谓Santa Fe观点研究。其动向值得注意。国内也有学者提出建立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的问题。
认为应当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可持续发展包括多因素、多系统、多层次的复杂动态关系，它是一种复杂的网络系统。因此，应当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可持续发展既是系统，也是过程，同时是人们的实践与认识的矛盾运动。应当在探索人与自然复杂的交互作用的过程中，正确地认识和处置主体与客体矛盾运动的情形、特点、关系、本质、规律与功能。就对本质与规律的认识来说，应当考虑到本质与规律的多层性（本质与规律是多层次的）、复合性（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复合、自然系统规律与复合系统规律的复合）、交互性（单域规律与广域规律的交互作用，主要规律与次要规律的交互作用，特殊规律、共同规律、一般规律的交互作用，等等）和滞后性（本质与规律作用结果的显现往往是滞后的）等等特点，使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奠立在对本质与规律认识的基础之上，而且应当根据认识的自觉性、网络性、预见性的要求，对可持续发展不断探索，使得可持续发展所涉及的系统内部、系统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能够动态协同，达到整体优化的综合效果。
可持续发展作为复杂的网络系统，它的行为和规律作用的过程也是非常复杂的。对这种复杂的动态网络系统的研究，不是一次性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就能完成的，也不是仅仅考虑某些个别规律就能认识清楚的。因此，应当运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的方法，从可持续发展所涉及的大范围、深层次、复杂性方面作全局的、总体的、动态的考察，把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过程作为动力学过程来研究。这样，才易于洞察全局，把握规律，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可持续发展。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关键是要全面提高社会全体成员的综合素质，即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这也是应用系统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题中应有之义。要使人们树立全球意识、宇宙观念、总体观点，确立辩证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克服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的短视思想和行为。同时，又要正确而合理地观察和处置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国际范围内的合作与斗争，使得可持续发展达到全球性的整体优化的要求。
三、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客观基础、主观条件与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考察了人类发展与环境关系 今天人们对可持续发展非常注意，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其实可持续发展问题，基本上是人类发展与环境关系问题。如果我们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与其对环境关系有所了解的话，就会对今天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有一个比较深入的、全面的和科学的理解。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文化的发展还相当落后，人类只是由数量不多的个体组成的人群，过着完全依靠自然所提供的植物、动物和鱼类为生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过着采集、狩猎和捕捞式的生活。这些植物、动物和鱼类，当人食用过多，处于数量不足，难以维持其在原地生活时，该群体就要换个地方。就这样，人群就过着迁移不定的生活。
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和文化的发展，人类完全依靠自然界已存在的食物感到不足时，人类就发明了农业、牧业，生产更多的粮食和肉类以满足人类的需求。这实际上是将自然界的植物与动物进行驯化，培育成农作物和家畜，是用人工办法模仿自然界的生物生长以提高产量满足人口的增长。
到了工业社会，人类利用化石燃料，开采矿物、生产各种机器、工具；利用人造的化学物质（如各种塑料与合成物）等方法提高农业、牧业以及工业的产品产量以满足人口快速增长的需求。工业社会的生产，不像模仿生物生长的农业、牧业，它是自然界中所不存在的一种生产方式。这种大规模生产方式，不仅需要大量原料，而且产生大量废弃物，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如果原料发生亏缺，产生严重的环境问题，则这种生产方式就难以继续进行。
从人类社会历史来看，人口在不断增长、物质生产、生活水平都在上升。但是，实际上，则是在波动中前进。从中国的农业社会历史看，一个朝代大体是二百年。因为一方面在封建社会里，阶级剥削、阶级压迫，使广大农民无法生存下去。从另一方面来看，每个朝代开始时人口少，后来逐渐增加，到土地的总产量难以满足较多人口时，就会由于环境问题的天然灾害及人均粮食不足而出现灾荒促发了农民起义，最终导致王朝垮台、更替。实际上是阶级斗争和人与环境的关系上的矛盾以社会问题形式表现出来，而且多次重复。
工业社会使世界形成一体化，大规模工业生产引起对自然资源的争夺所导致的两次世界大战与多次局部战争，追逐利润的生产带来的生产破坏——经济危机，生产规模无限扩大带来的世界性环境问题，可以说是这种工业生产方式所产生的波动与负效应。
因此，从人类的发展来看，要获得可持续发展，就需解决人类社会与环境的关系，要建立一种适合人类社会与环境关系的一种生产方式。否则，可持续发展就只能是短期行为，而不可能是长期的。要达到长期的，只有解决人类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关系以及人类社会内各群体之间的协调关系才能实现。甚至只有先解决后一问题才能根本解决前一问题。
就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谈了自己的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华民族翻身图强的愿望汇成了一股洪流，形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战天斗地”，使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耕地面积和资源蕴藏量贫乏，加之科技水平落后，因之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资源与环境受到了很大的破坏，从而造成人与自然的关系空前的紧张与严重的对立。
所幸，我国政府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并决定将《中国21世纪议程》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随之，党中央和国务院宣布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的基本发展战略。
其实，早在可持续发展一词在国际上得到共识之前，我国政府即在全国范围内提出了比可持续发展一词更明确、更具本质性的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统一”起来的要求，以及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号召。由此可见，我国凭藉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从短短几十年的工业发展活动的历程中，就已看出了工业文明的根本弊病，悟出了人类永续发展的真谛，提出了上述鲜明的口号。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对我国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一方面，我们要迅速地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因为只有这样，我国才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才能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另一方面，我们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把我国的环境建设得更好。不但要确保环境不受到损害，而且要逐步提高环境的承载能力。因此，我们正在探索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发展道路，既不是古代“天人合一”的重复，也不是西方国家“征服自然”的翻版，而是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世界潮流的，以“和谐”为灵魂，以“公平”为准则的发展道路。
我以为，对我国而言，首要的任务是大力开展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向国内外公众大力宣传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观点、理论和方法。我相信，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的普及，中华文明之光将普照大地，在世界范围内再现辉煌。本人最近发表的《三种生产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应当说是在这方面的一个探索和努力。
可持续发展，既是目标，又是过程。它将涉及方方面面，涉及到每一个层次和每一个人，可以说是千头万绪。但其关键在于人，在于人的素质的提高，在于人的生育观和消费观的转变，在于人的价值观和发展观的转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对人类社会的政府行为、市场行为和公众行为的协同和调控。
在现阶段，以物质交流为载体的国际联系已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多元状态，任何一个国家都已不可能在封闭的状态下取得发展。因此，我国必须站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高度上来审视国际上的各种联系和活动，坚持“公平”的原则，处理国际交流、合作和贸易关系，防止某些国家继续采用“损害别的国家的环境价值来换取自身经济发展”的做法。
在国内，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地区与地区）的关系为中心内容，以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为目标的发展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大力调整经济结构，狠抓包括环境文明在内的精神文明建设，使社会、经济、环境协同地发展起来。
论述了中国的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把环境保护作为人类发展进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主张对环境和发展进行综合决策，这是人类认识史上一次大的飞跃。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经济大国和环境大国。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事业才真正走上了同步发展的健康道路。
中国80年代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的主体发生在城市。城市的发展可以概括为几个最显著的特点：1.城市化以远远超过世界平均的速度在稳定地发展。2.城市化发展的区域重点已从内地和边远省区转移到了沿海省区。3.推动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已由政府一家开始向政府、集体、个体、外资等多元化主体发展。4.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的实际增长率大幅度回升。
与此同时，国家也一直把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放在城市环境保护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表现在：1.城市人口和城市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城市环境污染状况基本稳定，没有发生同步恶化。有人曾经估计，中国经济翻番，污染也会翻番，这不是事实。2.城市的污水处理、供水排水、集中供热、燃气供应、垃圾处理、城市绿化、道路交通和邮电通讯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都取得了新的进展，提高了城市的综合服务水平和污染防治能力，改善了城市投资环境。3.初步健全了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法规，有了一整套城市环境的管理制度。4.环保投资从1980年只占全国GNP的0.4%，约19亿元，大幅度增加到1991年0.7～0.8%，约150亿元，2000年希望超过1%。
但是，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认为主要的问题在于：1.全国城市环境污染依然严重，城市环境的局部改善，赶不上生态环境的整体恶化。现在中国多数城市的大气质量不符合国家标准，二氧化硫的污染还呈发展态势，酸雨在西南省区相当严重，并在向华东、华南蔓延。只有很少几个城市有污水处理厂。水污染加剧了城市缺水。有四分之一的城市垃圾运不出城，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率极低。2.城市被乡村包围，而乡村的环境问题开始突出，现在尚未进行有效的管理。乡镇企业布局分散，经济效益差，大量蚕食耕地、污染呈面状扩散的状况没有改变。3.城市的宏观环境形势不容乐观。中国的草原退化在加剧；造了大量的林地，但森林覆盖率没有提高，木材消耗量超过生长量；治理了水土流失面积40万平方公里，但水土流失面积还在增加；土壤沙化迅速发展。4.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环境意识和规划意识比较淡薄。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不强，各地方普遍有经济发展速度的“攀比热”、“房地产开发热”、“开发区热”和“高消费热”，对环境形成冲击。甚至我发现，城市规划作为政府调控手段的功能也受到冲击，有些合理的规划不能得到实施；有些地方城市规划本身也商品化了，有些规划师不惜抛弃合理布局的原则，去迎合“市场”的需要，迎合甲方的不合理要求。这些现象对于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都极为有害。
威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矛盾是行为主体对自身利益的无限追求与环境客体的公共性和有限性之间的冲突。行为主体可以是个人——家庭——社区、企业——地方政府——国家政府，它们都在无止境地追求各自最大的经济利益，但是它们对有限环境的破坏所造成的影响却由更大范围直至全球的人们共同承受。有鉴于此，加强各级行为主体的环境意识和规划意识，建立起全民族、全人类的新的环境价值观和道德观，是最根本的途径。
阐明了建立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基本思路 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了在中国未来发展中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一新的发展思想和发展战略的提出，既是80年代末人类全面认真反思自己发展历程和经济社会行为的总结，也是人们思维方式和一系列观念的飞跃成果。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以及评价模式和评价方法，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有益见解，可以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原因有三：其一是这个问题涉及的领域及学科极其广泛，要研究透彻，难度很大；其二是对这个问题的探索起步较晚，从认识角度来看，还有待于深化；其三是各国的国情和发展背景各异，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和内涵也不可能完全相同。
要对可持续发展战略进行评析，必须建立指标体系。纵观不同学者提出的各种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其主要类型有：(1)货币评价指标体系和非货币评价指标体系；(2)描述性指标体系和评估性指标体系；(3)结构性指标体系和功能性指标体系；(4)微观评价指标体系和宏观评价指标体系。至于每种类型中应包括哪些具体指标，有的涉及到，有的却未涉及到。即使前者能得到公认且具有可操作性的仍处于研究阶段。这里主要与对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建立的基本思路未得到统一认识有关。本文仅就此问题，结合我国情况提一点粗浅看法。
1.由于我国的国情和发展背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相差甚大。西方学者所提出的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统计指标体系，对我们思考问题虽有启发和参考价值，但不能照搬。例如，我国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自身的需要和必然的选择，但面临的现实是：一方面要提高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而另一方面又面临着诸如庞大的人口基数、人均拥有资源不足、资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和破坏严重、经济技术水平不高等相当严峻的问题和困难。显然，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的建立，应考虑我国的国情。
2.在一国国情和发展背景的条件下，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设置应以对传统的有关范畴和计算方法，依据可持续发展的思路重新认识和调整为前提，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其中又涉及到监测机制和价格机制等一系列问题的变革。例如，成本构成、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国民生产净值、国内生产净值以及经济增长在经济分析中的常用的指标等，按照过去的涵义由于没有纳入环境投入价值或只纳入整个环境投入价值的一小部分，因而按传统的定义计算结果，其数据不是偏小就是偏大，难以准确地反映实际消耗的资源量、经济实力以及对人类社会所做出的贡献大小。而要使类似的问题得到解决，最关键的是对环境、资源等因素如何估价，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设置出科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3.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设置要考虑其自身的特点。例如：(1)应区分资源、经济、社会与环境四大系统相互联系与协调程度的指标体系和四大系统中的每一个系统的指标体系；(2)应区分可持续发展的短期目标指标体系和长期目标指标体系；(3)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建立，由于它涉及到社会的全方位变革，从总体上来看，它是一个多层次、多方位、多结构的横向网络，有的研究对象是可测度的，有的则是不可测度或难以测度的，因此不可能一步到位。当前根据我国现实状况，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既应做到科学性、系统性，又要具有目的性、可操作性和简单易行等。
4.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设置的目的，是为了评析资源、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状况，故要同时考虑收集资料的方式方法以及评析的计算方法。这样才能最终做到实用性。
总之，可持续发展具体指标体系的建立，有待多领域、多学科的实际工作者和学者共同努力研究、实践才能使之逐步完善。
四、可持续发展的哲学思考
考察了老子的宇宙观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老子在《道德经》里，阐述了一种朴素的天地人系统辩证发展观，这种宇宙观对于现代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也是具有原则性参考意义的。
老子认为“先天地生”、“可以为天地母”的东西是“道”。这个道既无声、也无形，是阴阳的混合物（“有物混成”）。正是通过阴阳二气相互激荡，进而达到和谐状态（“冲气以为和”），才得以相继由简单到复杂地产生出天地万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反之，天地万物如果偏离了和谐状态，也会逐渐回归到混沌状态，最终又还原为道。在这里，天地及其所囊括的万物则肯定是有生死变化的。
现代天体演化理论认为，迄今人们所观测到的宇宙，起始于最初的一次大爆炸事件。后来，随着原始火球的不断膨胀和冷却，才得以相继产生出众多的星系、恒星和行星等类天体。各类天体均以各自的时间尺度演化着。地球既是宇宙中一颗微不足道的靠近太阳的行星，也是迄今为止唯一已知的生命诞生繁衍地。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更是宇宙演化上百亿年、生物进化几十亿年后的极珍贵产物，是老子所谓的道、天、地、人“四大”之一（“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更是宇宙演化上百亿年、生物进化几十亿年后的极珍贵产物，是老子所谓的道、天、地、人“四大”之一（“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因此，保护地球，使其尽可能长久地适合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应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最高目标。设想地球上没有人类这样的高级智慧生物，那么有谁还能为地球这个小小物质团块的生死存亡去操心和出力呢？
现在知道人体是既受生物基因控制，又与周围环境保持动态平衡的复杂有机分子体系。该体系的多层结构主要由有正有负的电磁力维系着。虽然人体内各个器官及其所属细胞的工作自动化程度很高，但其动力储备却很不足。这就要时刻不断地同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如呼吸作用和饮食消化等），以满足生命和谐之所需。这种情况同老子表达的观点（“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也是一脉相承的。反之，生命和谐遭到破坏，死亡就会来临。例如，人体一旦缺氧，大脑神经细胞的活动就会很快停止；而在很高的温度下，体内物质的分子结构形式也会立刻瓦解。
然而，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的环境和资源都是有限的，人类的无节制行为有可能导致环境极度恶化、资源严重枯竭，并最终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为防患于未然，必须有效地控制人口数量，全面地提高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并按照“人法地，地法天”的法则，尽可能地调整天地人的系统并使之达到和谐：第一步是切实保护地球环境，合理开发利用地球资源，以实现人地系统的和谐；第二步是密切监视日地空间环境的变化，逐步扩大人类在太空中的活动范围，充分利用整个太阳系可能提供的能量和资源，以维护天人系统的和谐。
孙小礼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 讲了她对可持续发展的几点理论思考 对sustainabl edevelopment有两种译法：可持续发展与持续发展，显然无论是从字面看还是从其意义看，可持续发展这一译法更为准确和符合原意。若按中文的习惯译得简化一点，可以略去“持”字，但不能略去“可”字，因此建议译为“可续发展”。
1.可续发展与两大关系的反思
人类自诞生以来，为了生存和发展，就要处理两大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人类的历史，可以说，就是处理这两大关系的历史，可续发展思想的提出，既是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反思的结果，同时也是对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对这两大关系之间的关系进行反思的结果。从反思中人们认识到，人是自然的奴隶或自然是人的奴隶的时代应该过去了，努力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和谐关系的时代应该开始了；然而，当人与人之间，由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等等社会矛盾的发展而导致战争状态，只能对自然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将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前提和保证。
2.可续发展是一个全球性概念
地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地球上的水域是相通的，大气环流不受国界阻挡，气候是全球动态现象，生态灾难不能人为划定疆界，空气污染并不滞留本地，会产生大范围的乃至全球性的后果，任一国家或地区要想“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
一些学者认为，现在已经进入人类进化的全球性阶段，这是有道理的。每一个人既属于自己的祖国，也属于地球这个星球。人类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由土地、空气、水和动植物组成的自然世界，一个是人自己建立的社会即文明世界。这两个世界正处于深刻的矛盾之中，危机将发生在我们的子孙后代。可续发展战略，是从人类的未来命运着想，希望通过改革人类现有的活动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善人与地球的相互关系，这是为了拯救地球，更是为了拯救人类。
3.可续发展与人类认识的飞跃
(1)凡是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问题，正在获得新的认识。例如，“生产力”是表述人和自然的关系的重要概念，在一般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或辞书中，把生产力解释为：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并从自然界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这样的理解已与可续发展思想不相适应。对生产力概念需要作出新的解释，应把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能力作为这一概念的主要内容。
(2)一些单纯从“人”出发考虑的问题，需改换出发点。例如，人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是单纯从人的需要或人的利益出发的。现在是否应该探讨怎样把出发点从“满足人的需要”转变为“满足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的需要”。再如，伦理学是关于道德的科学，只讨论人际之间的道德行为。近些年出现的生态伦理学或环境伦理学，展现了伦理学研究的新视角，把人类利益看作更大的生态系统利益的一部分。看来需要扩大伦理观念，才能适应可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3)一些单纯从“自然”考虑的问题，也需改换出发点。在自然科学中，过去许多学科只以人类以外的自然作为研究对象，可续发展观使科学家们转换研究的出发点，从而对自己所从事的科学研究获得新的视野，达到一种新的更高的境界。例如地球科学是以认识地球为目的的、揭示地球的形成、组成、构造和演化的科学；现在则把地球科学理解为研究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的科学，从而展现出这门科学的新的生命力。地质科学正在超越其传统的研究范围，从协调人与自然的角度研究资源、环境等问题，使这门科学获得了新的起点，并且面临一系列新的研究任务。
李国秀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谈了她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矛盾分析 讨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哲学方面，最根本的是要弄清它要解决的矛盾是什么，对其所要解决的矛盾作出中肯的分析。概括地说，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所要解决的矛盾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这两大方面的矛盾是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的，这两方面的大矛盾是自人类诞生以来就存在的根本性的矛盾，而矛盾发展至今，却出现了特别紧迫的状况和问题，以至于严重地威胁到人类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因而，以人类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必然应运而生并被广为接受。
1.人与自然的矛盾及其发展
人类的祖先类人猿原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与其他动物一样处于又斗争又互助的自然系统之中。人类的产生，形成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这种对象性关系，概括地说，就是认识关系、改造关系、价值关系。人类对自然的这种认识、利用和改造，又是严格地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任何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都会对自然造成危害、破坏，因而或早或迟地受到自然的处罚和报复，又反过来危害到人类自身。
人类社会由低到高的发展，是随着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的。在经历了远古时代和农业社会以后，工业社会一方面使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对自然的空前破坏。于是人们开始反思自工业文明以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价值观念等等是有严重问题的，那是促成环境退化的主要原因，是一种人类不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因而是不能盲目乐观地再继续走下去了。人们必须寻求一种使人类可以持续发展的道路，那就必须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道路。
2.人与人的关系及其矛盾发展
人类改造自然的斗争，不可能以个人为单位各自孤立地进行。他们必须在斗争中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才能取得胜利。人与人的矛盾，比之人与自然的矛盾，表现得更为尖锐和复杂。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地域之间的矛盾，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矛盾，种种矛盾常常表现为不同形式的战争。这是一种比动物之间的撕杀更为残酷的斗争。究其原因，有观念上的不同与尖锐对立，更深层的是由于利益分配，财产占有，资源环境的掠夺，造成的利益冲突。发展到20世纪下半叶，生存环境的严重破坏，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中，不只有局部对局部的矛盾，还存在着行为主体的利益的局部性与人类整体利益的矛盾。我们共同生活在地球村，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如果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土壤圈、岩石圈，可再生资源与不可再生资源遭到严重的破坏，环境退化，我们整个人类的生存就受到威胁，不只我们这一代，还会殃及子孙后代。
总之，人与自然的矛盾的发展，使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更为突出，要求改变过去对自然掠夺式、征服式的统治被统治的关系，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协调发展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发展，使国际社会越来越互相依赖，只有摒弃对抗，促进真正的合作与团结，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共同繁荣与发展，这就要求各国建立起新的全球伙伴关系。正是这两大矛盾的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促使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重要变化，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才应运而生，不少国家把它作为指导思想。
赵光武 （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教授） 提出应当正确认识、处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矛盾 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深层探讨，是对其进行哲学思考的一条重要途径。经济与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取决于能否正确认识、处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矛盾问题。
经济系统是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构成的相互作用的社会经济活动统一体。生态系统是生物群落（包括人类在内）及其生存环境组成的功能整体。经济系统的存在、发展依赖于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的发展变化要受经济系统的干预与影响，两者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矛盾统一体。其中，经济系统是能动的、主导的方面，生态系统是受动的、从属的方面。
经济系统的运行机制是“增长型”的，而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是“稳定型”的，因此，在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构成的复杂矛盾统一体中，不断增长的经济系统对自然资源需求的无止境性与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对资源供给的局限性就是贯穿始终的主要矛盾。同时还存在着受这一主要矛盾规定和影响的若干次要矛盾；资源的供给与生产消耗的矛盾，生产生活对废弃物的排放与自然环境吸收自净能力的矛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矛盾，等等。
在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矛盾中，人既具有自然属性，是生态系统的成员，参与生态系统的自然再生产；人又有社会性，是经济活动的主体，能通过经济活动干预、影响生态系统，使生态系统增加了人工再生产的成分。正是基于这种特殊的地位与作用，人们能够对于这一矛盾系统进行有效的调节和控制。
所以，只要我们紧紧抓住这一矛盾系统的主要矛盾，正确处理矛盾双方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就能做到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综合协调，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具体说：矛盾的同一性不能离开斗争性，要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看到经济系统的存在、发展依赖于生态系统的时候，注意以适当的程度和方式进行经济系统对生态系统的干预，在对立中把握统一，防止出现由于对生态系统自然资源利用程度较低，为经济发展提供的物质量有限，而造成经济社会发展的缓慢。
矛盾的斗争性也不能离开同一性，要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在看到经济系统作为能动的、主导的方面对生态系统进行不断地干预和影响的时候，不要忘记经济系统的存在发展对生态系统的依赖性，在统一中把握对立，防止经济系统对生态系统的干预、影响超过生态系统自我调节机制所允许的限度，从而破坏了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
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正确处理对立统一关系，经济系统对生态系统的干预程度和方式适当，既使生态系统的资源能量得到最大程度的开发利用，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又不超过生态系统所允许的限度，保持生态系统的持久的自然生产力，使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这样建立起来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机制，既不是单纯追求经济目标的“增长型”的，又不是单纯追求生态目标的“稳定型”的，而是经济与生态综合协调的“协调型”的。
谢龙 （北京市哲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认为应当建立新的以人类为中心的发展观 面对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成为人类共识，不禁使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课题成为举世公众思考的热点。回顾上个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哲学的演进，依托于西方工业社会的“人类中心论”仍是主流意识，但与之相伴随还有一股反主体、反人类中心的思潮。如福柯等人继尼采“上帝已死”的口号，提出“人也死了”的口号。他们根据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种种弊端，提出人类中心论已过时，声言“消解主体”、反中心化的主张，启发人们认识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不转换思维的方式，恪守西方“人类中心论”的模式，无异于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自设障碍。诚然，西方人类中心论并非一无是处，它弘扬了人的理性，发展了科学技术，创造了现代物质文明，这是有目共睹的。那么，它有无缺陷？缺陷何在？显然将人作为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主体抓住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所在，这不是它的缺陷。如将此作为“中心”，则不应否弃人或人类的“中心”地位。如要否弃，企图实现人与其他动物的“平等”、回归“自然状态”，等等，则与关怀人类生存的主旨相悖，并不可取。因此，应吸取西方或旧的“人类中心论”的教训，在对主体、中心的理解上克服片面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建立新的以人或人类为中心的发展观。
首先，新的发展观是以“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前提的。旧的人类中心论将人与自然截然对立，视人与自然是既定的、外在的、单向的关系，而一味命令自然，任意宰割自然。究其根源在于把本是实践主体的人片面地归结为理性主体。它不懂得人类做自然的主人、统治自然“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新版第4卷第383—384页）从恩格斯中肯的阐释中我们领悟到作为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主体的人既是社会的存在，又是自然的存在，同自然界是内在互动、协同发展的。
其次，新的发展观是以社会全面进步和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标的。旧的人类中心论声言人是目的，但因抱着理性主体的偏狭观点，导致工具理性或科学技术的“统治”，使人异化、沦为手段，带来精神空虚和思想颓废，失去朝全面自由或真善美统一的方向发展的条件。实际上科技并非万能，因为人作为社会的存在，其本质在于它总是结成一定社会关系的，在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依靠精神文明提高人的素质、调节人际关系，以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再次，新的发展观适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坚持以全球意识为指导。旧的人类中心论是以狭隘的“西方中心”观念为指导的，它必然导致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异与冲突的扩大，增加了解决生态和环境问题的难度。“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行动，它与国际社会实现权利平等应是并行的。
尹希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新文明观 可持续发展不仅是当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战略，而且是一种新的文明观。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经历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以英国工业革命为开端的西方工业文明，在短短的二百余年时间里，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因破坏了赖以存在的自然和社会基础而难以为继，于是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新文明便应运而生。
追求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文明是在对工业文明批判、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工业文明继承西方的人文传统，立足于主客二分和人类中心论的世界观之上，在思想上为掠夺、破坏自然留下了隐患。人类在进化过程中逐渐脱离了自然界，在形成了自我意识以后，进一步区分了主体和客体，把自然界作为认识和改造的对象，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充分显示了人的主体性。但工业文明在对自然界的“胜利”面前夸大了人的主体性，把人和自然界、主体和客体对立起来，甚至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主宰和统治者。工业文明正是在这种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人类中心论的思想指导下，为了满足其“征服欲”、“占有欲”和“物质欲”而大肆掠夺和破坏自然，时至今日已严重地威胁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与此相反，可持续发展的文明观把人类的发展和自然界的发展协调起来，主张人与自然界的协同进化。在这个协同进化中，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离不开自然界，人的主体性有其自然的极限；同样自然界也离不开人，它需要人的守护和创造，以期更加绚丽多彩。
工业文明不仅建立在对自然，而且对人掠夺的基础上。工业革命是从剥夺农民的土地，使无数农民沦为无产者开始的。工业文明的历史也就是资本主义不断开拓殖民地、掠夺殖民地，同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不等价交换，获取高额利润的历史。正是工业文明在资源占有和财富分配上的不公造成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极度贫困的现实。可持续发展把人类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力单独解决任何一个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指望离开人类的共同发展谋求自身的发展。在可持续发展的征途中，人与人、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是同舟共济的合作伙伴关系。
可持续发展的文明观是对工业文明的辩证否定。它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吸收了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用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代替了人与自然界的对立，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利益提到首位。在上述意义上，可持续发展的文明观有可能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成为全人类联合起来的共同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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