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路彷徨：核心期刊、CSSCI的困境与进路——“三大核心”研制者观点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路论文,研制者论文,歧路论文,三大论文,述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单位《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以下简称《总览》)于1992年问世以来，学术界、学术期刊界围绕核心期刊的争议就没有平息过，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以下简称《要览》)和南京大学社科评价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以下简称CSSCI)在数年间的相继问世，相关讨论更为热烈。其中，出自各学科学者和期刊编辑的批评性评论尤其引人注目，无论是对《总览》《要览》，还是对“CSSCI来源期刊”，批评的矛头都主要指向其在学术评价和学术期刊评价中的负面影响，因为在这样的评价中，《总览》《要览》和CSSCI所起的实际作用相差无几，都是凭借其期刊排行榜的简单、实用而成为“以刊评文”这种被简化了的学术评价的基础的。故而学术界、期刊界和管理部门对这三者就有了“三大核心”这样的通称，而不大在意《总览》《要览》与CSSCI之间的差别。本文所要评论的正是这样的现象，所以沿用这样似乎已约定俗成的通称。 从“三大核心”研制者身份即可知其产品不过是文献情报学研究的成果，何以能越出其学科边界而在整个学术界引起如此巨大反响？这就不能不说到行政权力对学术活动的介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家对学术研究的投入逐年增多，来自国家财政的拨款成为最重要的学术资源。在理论上，这样的资源应该通过最合理的方式分配给最有能力的科研机构或研究者个人，方能发挥最大的效益；在实践中，资源首先以工程或项目的形式进行切割，然后通过类似竞标的程序评选出最合适的中标者。掌控和操作这一过程的当然是行政权力部门。行政权力部门的立项和分配以及后续的管理都必须有一个公认的标准，但行政权力部门并不懂科研业务，这个标准只能通过专业人员来制订并执行，这个制订标准和执行的过程遂成为代表权力意志的学术评价。本文所讨论的即是此类评价，而不是学者之间的学术批评或一般意义上的用户对产品的评论。 学术评价并非中国所特有，只要有政府或机构的投入，评价就必不可少。在国际学术界，同行评议被公认为最权威的学术评价方式；但是，在中国1990年代以来不断恶化的学术生态环境下，同行评议早已不具公信力，而服务于政府资源配置的评价却不可缺少，这就使号称定量评价的核心期刊和CSSCI适时补位，其研制者也被视为或自认为专业评价机构。近二十年来，评价机构的量化评价在政府主导的各种评价中已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被视为学术研究的“指挥棒”。 尽管遭到各方猛烈抨击，评价机构的期刊排行榜仍然每隔两三年就会高调发布，对铺天盖地的批评却很少有相应的回应，因此，在评价者与被评价者，即学者、期刊人与评价机构之间，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学术对话。不过，笔者注意到，2011年底，《澳门理工学报》开设了“总编视角”这一专栏，在此后的4年时间里，来自“三大核心”的主编或负责人皆曾在“总编视角”撰写长篇专文，阐述其产品的原理和作用。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分析其观点及其产品的最新也是最全面的文本。本文意在通过对这些文本的解读，分析“三大核心”的意义与局限，明确其应有的定位和可能的作用，并就“三大核心”发展进路问题，提供一个思路。 一、核心期刊、CSSCI的基本原理与适用范围 作为评价机构的负责人，“三大核心”的主编或负责人站在自己的立场来讨论评价问题是理所当然的，关键在于当他们试图将其产品越界推向整个学术界时，能否在共同的话语基础上与作为评价对象的各学科学者及学术期刊人形成对话并获得后者的认同。然而，难以平息的批评之声足以说明两点：其一，这样的越界已是事实；其二，这样的认同并不存在。从对“三大核心”的批评来看，首先遭遇的质疑是其产品是否具有科学的理论依据，其次是其产品能否合理和公正地评价学术和评价学术期刊，最后是“三大核心”的研制者是否具备对各学科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进行权威评价的主体身份。本文所要分析的几个文本对此都有所回应，总的说来，同属核心期刊的《总览》和《要览》主编的观点更为相似，而CSSCI则有所不同，故本文对两者分开论述并予以比较分析。 (一)似是而非的理论依据：“布氏定律”“加氏定律”抑或其他 任何一个由文献情报学研究人员研制的评价产品，其研制者都会声称以一定的理论为依据，理论对评价方法与程序的成立固然是至关重要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隐喻，即掌握评价理论和方法者自然就具有了评价主体的身份。所以，《总览》和《要览》的主编们在讨论其主持的评价项目时，大多没有直接切入评价主体身份这一多少令评价机构不大自信的话题，而是不约而同地从核心期刊的制作原理和方法说起。 1.量与质的混淆：对“布氏定律”与“加氏定律”的解说 作为一种质量评价的核心期刊其理论源头在哪里？《要览》主编姜晓辉《核心期刊的评价功能与作用》(以下简称“姜文”)一文是从1934年英国文献计量学家布拉德福发现文献集中与分散定律追溯起的，该定律显示：“对某一学科或主题而言，将科学期刊按其登载相关论文数量的多少递减排序，这些期刊就可以分成对该学科或主题最有贡献的核心区，以及论文数量与核心区相等的几个区。”“布拉德福定律的现实意义在于通过某个学科文章在期刊中的分布分析获取一定数量的核心期刊，从而减少读者面对众多期刊难以选择的迷茫，使读者选择专业期刊时更有针对性”。①“姜文”认为这是核心期刊的理论源头。在这里，“姜文”强调了文献分布的核心区，却模糊了核心区与质量的关系。但我们知道，一本期刊中，某学科载文量的多少，与其质量并无必然关系，“布氏定律”并不是一个关于期刊质量的定律，故与质量评价无关。 接着，“姜文”说到了1953年美国文献计量学家加菲尔德的发现：“期刊论文被引用的情况也符合布拉德福定律，期刊的分布也有一个比较集中的核心区域和一个比较分散的相关区域，这就形成了著名的加菲尔德文献集中分散定律。这是加菲尔德对‘布氏定律’的重大突破和发展。”依凭这一定律，加氏相继研制了SCI、SSCI和A&HCI等期刊引文数据库，“形成了一个多学科、国际性和综合性的引文索引体系和引文分析理论体系，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文献分析与检索途径”。显然，“加氏定律”只是说明得到较多引用的文献会集中在部分刊物上，这与核心期刊有何关系呢？“姜文”认为：“加菲尔德强调的引用关系本身带有天然的评价关系，是核心期刊具有评价功能的出发点。”在这里，“姜文”强调引文与评价的关系，却模糊了另一个重要关系，即引文与质量的关系。诚然，某学者对某文献的引用代表了该学者的某种评价，但学者引用他人的动机是复杂的，“从现有的实证结果来看，引用关系是基于文献之间的相关关系建立的，并不能直接证明引用关系完全体现知识增长的累积性”。②所以，“加氏定律”只是指出了高效的引文索引和分析途径，充其量也只是说明被引用文献与其影响力之间具有某种相关关系，而影响力与质量是不能直接画上等号的，要证明某文献被引用的数量与其质量之间的关系并给出量化的描述，对引文的分析，即对引用者的引用动机、目的、内容和对被引文献的学术贡献或对引用者研究的作用的专业分析，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程序，未经这样分析的简单的数量统计、运算并不能直接说明被引文献的学术质量或学术贡献，故不能视为学术评价。 2.量与质的转换：对“布氏定律”和“加氏定律”的“发展” “布氏定律”和“加氏定律”所揭示的是期刊论文和引文分布的规律，而不是期刊论文质量分布的规律，因此，作为文献检索工具的理论依据是成立的，但作为用途与检索无关而只与评价相关的核心期刊的理论依据则是说不通的。若要勉强说“布氏定律”“加氏定律”是核心期刊的理论依据，那就必须对这个理论加以改造，使其通过量与质的勾兑变得看起来像一个评价理论，而核心期刊的研制者正是这样做的。《总览》主编蔡蓉华和何峻合作的《论期刊评价之目的、方法和作用》(以下简称“蔡文”)一文认为：“‘布拉德福文献离散定律’和‘加菲尔德引文集中定律’揭示了学科文献在期刊中的分布存在‘集中’和‘分散’的客观规律，为定量评价学术期刊奠定了理论基础。后人进一步研究证明，学科文献的被摘录、被转载、被阅读等多种特征在期刊中的分布都遵循集中和分散的规律。”③在这里，与“姜文”一样，“蔡文”将学科文献的集中与分散规律等同为质量分布规律，使之在核心期刊的理论中起到了基石的作用。除此之外，“蔡文”还创造性地将对学科文献的摘录、转载、阅读等带有一定目的性行为的简单计量都视为与引文计量一样的定量评价。于是，只要将这些数据累计后进行综合排序，就可以完成所谓的定量评价。在将数量与质量之间画上等号、让其可以自如转换之后，文献集中分散定律被改造成了质量集中分散定律，“布氏定律”“加氏定律”终于“发展”成了核心期刊的理论依据。可见，这一“发展”的要害不在增加了指标种类，而在于抽去了定量评价必不可少的程序——对数据的专业解读和分析，这个所谓的定量评价实际上也就成了只有数据而没有评价的单纯计量。 核心期刊研制者除了混淆了数量、影响力与质量的关系外，其“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引入复合指标以掩盖其缺乏专业的数据解读和分析的局限，并造成增加了评价分量的假象。但是，从检索到评价的跨越并不是增加几个指标就能达成的，即使以所谓“指标体系”来看待核心期刊评选的复合指标，也不难发现，在作为排行榜依据的数量统计方面至少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其一，这些增加的指标是否具有评价意义？比如被视为重要指标的“文摘量”“文摘率”，“在激化学术期刊界的内部竞争的同时，也招致学术期刊界对文摘评价功能的质疑和批评：它们为何能够凌驾其他客观学术体系之上具有如此显赫地位？”实证研究也证明，文摘的数据是不足以用来评价期刊的。④其他的指标或多或少也都存在类似问题。其二，依据复合指标制作排行榜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如何加权？但凡组成复合指标的各单一指标的意义和价值是各不相同的，为了制作综合数据排行榜，必经加权运算这一程序，而加权却是一件极为主观的事，人为的干扰无以避免，最终的综合数据即使精确到小数点后若干位，对于制作者来说，稍稍修改一下加权方案就能轻而易举地予以改变，从而改变被评价者的排序，而对于被评价者或使用者来说，也早已脱离了实际内容的数据除排序外已毫无意义。如果说，量化评价的最大特点或优势是指标的“客观性”“公正性”和“实用性”，那么，随着复合指标的加权，“客观性”“公正性”和“实用性”也已打了很大的折扣。可见，加入复合指标与将引文数据直接用于评价，其逻辑推演的荒诞性是一脉相承的。 “加氏定律”的发现者加菲尔德对这种将检索理论发展为评价理论的做法虽然没有直接的评论，但他在2009年9月访问中国科学院与学者和媒体见面时反复强调了“分析”的意义：“具有深入分析性的评估分析库，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评估研究影响力的作用，但永远要记住SCI的主要功能是用于检索的。”⑤显然，只是为了给期刊排行而不是“深入分析性的评估分析库”的核心期刊的原理特别是用途与“加氏定律”并没有那么密切的关系，事实上，核心期刊从产生的那天起，与源于“布氏定律”“加氏定律”的SCI、SSCI和A&HCI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产品，前者是“评价”产品，形式是期刊排行榜；后者是文献检索工具，形式是引文索引数据库，评价作用即使存在，也只是其衍生功能，且必须通过“深入分析”才能实现。将核心期刊归附为“布氏定律”和“加氏定律”的产物，只是为其寻找一个理论上的合法性而已。可见，核心期刊之于学术评价，其理论依据并不像“姜文”和“蔡文”说的那般坚实可靠。 (二)模棱两可的适用范围：指导订阅还是评价期刊 与所有的产品一样，核心期刊当然也是为了满足一定的需要而产生，并在一定的范围内适用，那么，核心期刊是因何种需要而生，又有什么样的适用范围呢？ 1.指导订阅：最初的适用范围 “蔡文”谈到了核心期刊产生的背景：“在文献爆炸的时代，人们获取有效文献的困难越来越大，社会需要快速有效查找文献的方法，于是文献情报工作者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这个任务，他们的研究在两个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一是编制文献检索工具，使读者可以较方便地查找所需文献……近20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各种文献检索资料库发展迅速……二是对期刊进行评价，使读者可以选用最有价值的期刊。”“研究科学的方法，对期刊进行客观评价，成为图书馆界和情报界的重要任务之一。这类期刊评价研究，一般由图书情报部门主持，依据最初由国外传入而后在国内得到发展的文献计量学理论，采用文献计量统计方法进行评价，评价成果的名称也借用舶来术语‘核心期刊’”。在这里，“蔡文”说得非常清楚：信息时代到来导致的获取有效文献的困难催生了新型的文献检索工具——文献检索资料库；选择有价值期刊的困难催生了指导订阅期刊的工具——核心期刊，而这两项工作，都是由文献情报部门及其工作者“责无旁贷地承担”的。 可见，从一开始，文献情报工作者所从事上述两项工作的适用范围是清楚的，那就是提供文献检索服务和指导图书馆订阅期刊。与提供文献检索的单一性服务不同，指导订阅的工作涉及了对期刊的评价，但也仅是用“文献计量统计方法”生成的简单的评价结果，诚如“蔡文”所言：“评价结果是学科核心期刊表、引文资料库来源期刊表和期刊引证报告等，主要供需要对期刊进行宏观评价的读者使用。”说白了，文献情报人员所做的期刊评价工作，就是综合各种期刊阅读量(率)和引文量(率)等数据的排行榜或排名表，并定名为“核心期刊”。被列入排行榜的期刊只不过是被关注的程度较高而已。对于图书馆来说，为满足多数人的阅读需要，参考排行榜大致是合适的；但同时还必须尽可能满足读者个性化的需要，排行榜对此就无能为力了，所以，各馆在参考排行榜的同时，还必须根据本单位学科结构、学科特色增订部分未入榜但质量甚至更为优秀的期刊作为补充，不然，必然出现千馆一面的状况。因此，核心期刊即使在指导订阅方面，其功能也是有限的，只能作为参考，而不能作为标准。核心期刊的作用仅限于此，真理多走一步就意味着有可能成为谬误。 2.越界：从指导订阅到学术期刊质量评价 如果核心期刊的适用范围仅限于指导订阅，社会各界也不会对其有如今这样的关注和争议，显然，核心期刊多走了不止一步。事实上，核心期刊研制者的切身利益恰恰在指导订阅之外。“蔡文”和“姜文”都认为，核心期刊有理由也有必要越出指导订阅的范围，而适用于学术期刊的质量评价。 “蔡文”的论证路径是这样的：首先，“期刊评价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因社会需要而产生的一项科学研究活动，它随着社会科学文化的进步而产生、发展和繁荣，不为任何个人意志所左右”；其次，罗列了“三大核心”及类似评价机构的期刊定量评价项目，并分析各自的特点和作用，以间接地论证“文献情报工作者责无旁贷”的期刊评价主体身份；再次，论证这些定量评价项目构成了整体性的期刊评价；最后，综合以上几点可证明，核心期刊理应不限于指导订阅，而应该具有期刊评价的功能。顺着这个理路，“蔡文”通篇谈的都是期刊评价，而非仅仅是核心期刊，但通读全文不难发现，这个期刊评价实际上几乎就是越出了指导订阅功能而成为期刊学术质量评价意义上的核心期刊。 如果说，“蔡文”是从核心期刊发展史这一纵向路径来论证核心期刊适用范围扩展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的话，那么，“姜文”则选择了核心期刊测度标准与学术质量标准这一横向比较的路径。 首先，“姜文”对核心期刊的适用范围作了解读：“核心期刊常被解读为两种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期刊群中学科情报信息的核心部分，主要为学术期刊的优化利用提供服务，其筛选过程一般要根据文献计量学的定理和统计原则进行；后者关注的是期刊的全面质量……其筛选过程是学术期刊的评优过程。”在这里，核心期刊的适用范围是两个，一个是为期刊的优化利用服务；另一个是对期刊全面质量的评价。但“姜文”不赞同这样的解读，因为两者之间“不存在同一关系”。在这个看似正确的出发点上，“姜文”已悄悄地将为订阅服务换成了为“期刊的优化利用服务”。当然，为订阅服务也是为期刊的优化利用服务之一种，但在逻辑上，前提被扩大了，优化利用并不仅指订阅这一项。 其次，在具体讨论核心期刊测度标准时，“姜文”立场却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它(核心期刊)的评选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对学术期刊质量的测度过程，因为根据其定义所选出的核心期刊，必须是‘某学科或某领域学术使用率(含被引率、转摘率和流通率)较高、学术影响较大的期刊’。”在这里，通过将“使用率”“影响力”与质量直接挂上钩，使核心期刊评选与学术期刊质量测度联结在了一起，但仅仅是“使用率”和“影响力”数据是不够的，所以，“姜文”马上又小心地补充道，“上述定义显然不包含评优意义上的对学术期刊质量的全面认定”。虽然不是“全面认定”，至少也是部分认定了。 再次，既然核心期刊的“质量”与评优的“质量”不是一回事，即存在两个不同的质量标准，那么，核心期刊的适用范围还是不能扩展到期刊质量评价，所以，“姜文”又进一步说：“(核心期刊)的评选过程，实际上是用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学术期刊的学术质量做一定向的评比。不难看出，核心期刊的内容质量要求不亚于通用的评优标准。”至此，原本说得很清楚的“不存在同一关系”的两个质量标准终于变成没有区分度的“同一关系”了。 最后，“姜文”成功地说明了：正是因为核心期刊“非常适用于反映学术期刊的学术应用特征，因而很快被整个学术界、科研管理界广泛接受和使用”。何为“广泛接受和使用”？显然不仅仅是订阅参考，而是用作另一层面意义的学术评价，现实中两者也是合而为一了。所以，“姜文”最后认定：核心期刊是“目前其他方法难以取代的行之有效的评价模式之一”。 “姜文”和“蔡文”路径虽有不同，目的却都一样，说到底，还是要把核心期刊的评选标准等同为学术期刊质量评价的标准，可谓殊途同归。这样，就能既保持核心期刊指导订阅的原始功能，又能使其适用范围大大拓展，顺理成章地将其等同为臧否学术期刊质量的评价结果。读到这里，笔者不得不佩服两文作者的这一番苦心。 (三)数据库与排行榜：CSSCI与核心期刊的差异 从以上分析可知，《总览》和《要览》这两大核心期刊主编在其研制原理和评价意义方面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那么，一般人眼中的“第三大核心”即CSSCI的研制者是否持有同一观点呢？我们不妨读一读CSSCI评价中心负责人王文军的《检索抑或评价：CSSCI功能论析——兼论构建引文索引数据库的若干问题》一文。 CSSCI之被列为“三大核心”之一，是因其也拥有一个期刊榜——《CSSCI来源期刊目录》，与《总览》和《要览》相比，《CSSCI来源期刊目录》是问世最晚的一个期刊榜，但近年来在学术评价中却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个期刊榜的背后有着开放的引文索引数据库CSSCI，正是因为数据库的存在，使得“王文”在诸多问题上与“姜文”和“蔡文”的观点有了明显差异。 “王文”也将CSSCI遵循的理论溯源至“布氏定律”和“加氏定律”，事实上，CSSCI就是对SSCI的模仿，只是将数据源的范围限定在中文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故而是一个用于引文分析的数据库产品。与“姜文”和“蔡文”对《总览》和《要览》学术评价意义的反复论述及对隐含的评价主体身份的认定不同，“王文”重点根本就不在评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姜文”和“蔡文”如此劳心费力地论述其产品意义，无非要证明和彰显自己存在的价值，但其产品不过是一个期刊排行榜，能有的作用也就是所谓“评价”了，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一个排行榜的意义论说上，不费番气力当然不行；而“王文”却只需证明引文索引数据库的作用就足以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了。 “王文”是这样论证引文索引的意义的：“引文索引反映了科学文献之间相互引证的关系和特点，通过分析科学文献之间的引用和被引用情况，可以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从而发现科学文献之间的纵向继承与横向联系的形态，进而评估学科研究的发展规模和趋势。”⑥可见，数量特征只是一个方面，内在规律更加重要，只有把握规律，才能找到联系，进而作出科学评估，而CSSCI能做的只是前者，后者是各学科学者的事，所以，不仅要有数据库，而且还必须以一定的方式开放。当然，由此我们亦可推论，CSSCI并不具有独立的学术评价或学术期刊评价功能，其研制者也不具有独立的评价主体身份。但这些对于核心期刊来说是头等重要的事，在CSSCI那里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CSSCI是否具有引文分析价值的数据库。 当然，对于CSSCI与学术评价的关系，“王文”所持的并不是CSSCI的一贯立场，CSSCI也有过大肆宣扬其评价功能的过去，从强调评价功能到强调服务学术功能的转变，对任何一个体会过权力滋味的机构来说，都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对CSSCI来说，这个过程与其说已经完成，不如说刚刚开始，而促成这一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下文将予以分析。 二、核心期刊、CSSCI的正面作用与负面影响 正因为在核心期刊和CSSCI研制者是否具有评价主体身份以及其产品作为评价结果能否合法地存在等一系列问题上，“三大核心”研制者的观点有诸多不同，所以，对于核心期刊、CSSCI的正面作用与负面影响的问题，他们又有一番颇具特色的论述。 (一)核心期刊的评价作用能否成立 1.核心期刊研制者认定的作用 关于核心期刊的作用，“姜文”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的评选为例，通过对评选程序、方法和指标体系的分析，论证了核心期刊的“直接使用价值是为读者、作者和馆藏部门提供各学科使用率较高的少数学术期刊”。对于学术期刊而言，“核心期刊的评价功能既是积极客观的现实，也是极具应用价值的期刊发展推力……有利于期刊找出办刊中存在的问题及定位编辑方针”。尽管核心期刊评价只是按文献计量学的方法进行的统计排序，但在期刊评优中“也可以按需要进行任何形式的匹配应用，例如，作为地区部门评选优秀期刊的定量参考指标。它的客观评价功能是可以适应社会需要的。”“蔡文”的观点与此颇为相似，也从“为期刊采购、读者阅读和作者投稿提供参考工具”“为引文资料库选择来源期刊”“为期刊出版和管理部门评选优秀期刊”等三个方面分别论述了包括核心期刊在内的期刊评价项目的目的及其可能发挥的作用。 2.核心期刊的作用能否成立 在现实中，核心期刊的确在这三个方面都曾经或正在发挥着作用，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核心期刊在这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作用和影响。 首先，关于“姜文”和“蔡文”共同提及的核心期刊对订阅的指导作用。这是核心期刊研制的初衷，但那还是在期刊出版的纸本时代。随着期刊数字化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特别是随着中国知网等期刊数据库的包库发行模式的普及和搜索引擎功能的日益强大，读者的阅读习惯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读“刊”演变为读“库”，核心期刊指导订阅的功能已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至少与其问世之初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仍然坚持述说这一功能在当下的意义，无非是为核心期刊的存在找到一个“最低”合法身份和理由。他们所要论说的核心期刊作用的重点并不在此。 其次，关于“姜文”提及的“极具应用价值的期刊发展推力”。“姜文”是这样解释的：“在于把期刊放在宏观的学术贡献率中确定自己的位置和档次，也就是说，看看自己在学术发展中的价值有多大、作了多大贡献，同时可以通过核心期刊的评价指标确定自己的纵向进步程度，以及和同行的横向比较量度。”正是这样的推力“有利于期刊找出办刊中存在的问题及定位编辑方针”。我们来看看事实是否如此。核心期刊是否具有这样的功能或作用，主要看核心期刊给期刊编辑提供了哪些相关的有价值的信息。事实是，核心期刊的研制者能给读者或期刊编辑提供的就是每一版的《总览》和《要览》或与之类似的排行榜，从这些“榜书”中，除了各种统计数字和排序外，期刊实在不能得到更多的信息。比如，期刊编辑从这些书中也许可以知道本刊的被引次数，但却无法获知究竟是哪篇文章被引用、被谁在什么文章和什么刊物上引用，引用的目的是什么，是正面引用还是负面引用等等真正有用的信息，只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样的信息除了鼓励期刊编辑关心自己的排名外，还能有什么呢？所以，所谓“推力”、所谓“找出办刊中存在的问题及定位编辑方针”云云，如果存在，也只是让期刊明白怎样做才能迎合核心期刊评选的偏好。如此说来，期刊“通过核心期刊的评价指标确定自己的纵向进步程度，以及和同行的横向比较量度”倒非虚言，这个“程度”和“量度”就是评价机构给打了多少分。核心期刊评选依据的是一套通用性的指标体系，如果从管理学视角来看，通用性指标体系都存在着“共性指标偏好的问题，即赋予不同单元之间的共性指标过高的权重，而忽视对独特性指标信息的使用”。⑦尽管核心期刊的复合指标体系由多种指标构成，但并无针对不同期刊的个性化指标，其共性指标偏好十分明显。当被评价者无法改变指标体系时，就会研究其偏好并迎合之以求得高分。现实中，这种对评价机构指标偏好的研究在期刊界甚为普遍，甚至有期刊为了迎合这样的偏好而不惜造假，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正是在这样的“推力”之下，原本应为期刊服务的评价机构却成了办刊的“指挥棒”，从而构成了“评价机构与学术期刊的颠倒关系”。⑧跟随着这样的“指挥棒”来调整编辑方针，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难怪有那么多的学者认为“不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是当前学术成果问题存在的根源”。⑨至于“蔡文”所说“为引文资料库选择来源期刊”，这其实与核心期刊无关，因为来源期刊自有其不同于核心期刊的评选标准和目的。 再次，关于“姜文”和“蔡文”共同提及的核心期刊在评优中的作用。与核心期刊之于期刊的作用同理，判断核心期刊对评优是否有作用、作用的大小以及是正面作用还是负面作用，关键是看其能为期刊评优提供怎样的信息。且不说核心期刊的“质量指标”与评优的“质量指标”有何本质不同，即使具有某些相通之处，我们仍然很难认定，一个对期刊编辑并不能真正发挥正面作用的核心期刊榜能对期刊评优有何正面作用可言。那些只有排序信息的所谓“定量参考指标”充其量也只是给予评优活动一个名次预设而已，这样的预设在更多时候、更多情况下，只会干扰评价的专业性、公正性和导向性，鼓励期刊把追求数据的好看作为努力的方向。在现实的各种评优中，这样的预设所带来的干扰随处可见，而且在不少的评优项目中，甚至起到了主导作用。不然，核心期刊又何来“指挥棒”效应？ 由此可见，“姜文”和“蔡文”关于核心期刊作用的论述，要么已是明日黄花，风光不再，要么似是而非，令人生疑。 (二)如何看待各界对核心期刊的批评 如前所述，学术界对核心期刊和来源期刊的批评从来都没有中断过，特别是近年来，核心期刊和来源期刊每有新版的发布，几乎都会掀起新一轮的批评高潮。那么，《总览》和《要览》的主编们是如何看待这些批评的，又是如何看待自己产品的负面影响的？ 1.虚实之间：对批评的回应 “姜文”指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核心期刊作为一种选刊工具得到较大发展，而作为一种评价工具则受到很多非议。”“对核心期刊的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其评价功能方面。持批评观点者认为，核心期刊是用数量化的方法进行学术期刊评价，先天不足，难以承担复杂的学术评估使命，其负面影响大大扰乱了学术期刊的正常发展”。“姜文”认为最具代表性的批评来自钱荣贵，“(钱)列出的核心期刊七大负面效应是颇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见：一曰核心期刊遴选是操纵我国学术期刊生存与发展的一只‘黑手’；二曰‘惟核心期刊论’导致学术期刊的价值取向发生偏离；三曰庞杂繁乱的核心期刊遴选干扰了正常的编辑出版秩序；四曰核心期刊已成为某些学术期刊大肆敛财的金字招牌；五曰‘以刊论文’的科研评价方式恶化了我国的学术生态；六曰此起彼伏的‘核心期刊’遴选浪费了大量的物力、财力、人力；七曰要求研究生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文，侵蚀了学子的学术精神”。对于这些批评，特别是钱荣贵列出的“七宗罪”，“姜文”评论道：“应该说，批评者所谈到的核心期刊的负面影响，很多确有其客观依据，对这些负面影响有必要进行反思和匡正。如果撇去情绪化的言论，这些对核心期刊的分析和批评意见有利于全面了解和认识核心期刊在研究制作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找出实际应用中不良影响的症结所在。”从这段评论可知，姜晓辉所领导的评价机构不仅看到了批评，而且对批评颇为重视，至于他从批评中汲取了什么教训，下文再予分析。然而，不知为何，“姜文”忽略了钱荣贵在提出批评时，是区分了核心期刊与CSSCI的，钱荣贵的所有批评都是针对前者而非后者：“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引文索引’体系，这就是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引文索引》(SSCI)(原文如此——引者注)和南京大学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这两个引文索引能够为科研评价提供多方面服务，不失为一种较为科学的评价工具。”⑩钱荣贵甚至将CSSCI没能发挥其应有作用归咎于核心期刊：“之所以这两个体系没有能够充分发挥科研评价的功能，就跟‘以刊论文’评价之风的影响有关。”(11)“以刊论文”正是钱荣贵所指核心期刊“七宗罪”之第五宗。 与“姜文”对学术界的批评有所回应不同，“蔡文”并未具体提及这些批评，不过，从文章的字里行间还是可以明确地感受到批评所带来的压力，但“蔡文”对这些批评表现得似乎不以为然：“期刊评价研究在它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一直伴随着争议、批评和指责。其实，期刊评价是根据一定的标准，采用科学的方法，对期刊内在质量、使用规律和发展特点等各方面进行分析、评价，目的是为了揭示期刊文献整体的或某一具有特征部分的内在客观规律，以更好地发挥和实现其科学价值和社会功用，是一项科学研究活动，不应该有任何值得非议之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和对待这一研究的价值和作用，任意夸大或全盘否定都是不正确的。”有好的动机的科研活动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会有成功的结果，这是常识，怎么就不能有任何“非议”呢？如此，还要学术批评干什么？ 2.关键问题：谁是评价主体 以“七宗罪”为代表的学者们对核心期刊的批评或者说批判的确不可谓不尖锐，但是，这些不失凌厉的批评，却多是停留在对核心期刊所造成的一些学术乱象的抨击，并未涉及问题的关键——这些核心期刊的制作者是否具备学术评价主体的身份以及其产品是否具有学术评价的功能。 “姜文”和“蔡文”都尽量不去直接触碰评价主体身份这一不无“敏感”的话题，实际上，对于核心期刊的原理和作用，以及适用于期刊质量评价的合理性讨论与专业评价机构的评价主体身份的认定是一体两面、互为表里的事。证明了前两者，后者也就不证自明了。从两文作者煞费苦心的论述中，我们还是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一种身份的焦虑，因为只有同行评议才是权威评价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从单一学科的研究者到整个学术领域的评价者的身份跨越毕竟是件很难令人信服的事，“独立的定量评价主要由专业评价机构作出，其评价主体的身份是十分可疑的。如果说，只有学术成果(作品)的阅读者和使用者才具备评价主体的资格，那么，评价机构既不是阅读者，也不是使用者，其对评价对象各种形式数据的统计大多与阅读和使用无关，应该是连起码的评价主体的资格也不具备的”。(12) 但是，评价机构之评价主体身份的获取并非取决于学术界，在笔者看来，只要评价机构坚持并得到行政权力部门默认其评价主体身份，钱荣贵所预言的“在不远的将来，目前这种异化的‘核心期刊’现象必将终结”的那一天永远也不会到来。所以，对钱荣贵的这个预言，“姜文”也不以为然：“而事非所愿，近十年来‘核心期刊’现象非但没有终结，而且越来越多，近期又有武汉大学‘RCCSE权威期刊和核心期刊排行榜’高调加入到评价队伍中。”说这个RCCSE“高调加入”并不为虚，它不仅要评选“核心期刊”，还要评选“权威期刊”，并且直接以“排行榜”为自己命名。然而，更高调的还在后面，最近就有一家“最高级别”的评价机构横空出世，不仅视其他评价机构皆为无物，而且创造性地在“权威期刊”和“核心期刊”之上，又评选出所谓“顶级期刊”，从而将“以刊评文”推向极致，俨然以舍我其谁的评价主体身份自居，欲“秒杀”所有的评价产品。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些评价机构的产品无一例外，都是期刊排行榜，最多也就是名称各异、规模不一、排序有别，目的都是要争夺学术评价的话语权，要抢夺“指挥棒”，其背后是谁都可以看到的对学术利益的争夺。 (三)核心期刊负面影响的原因何在 1.外界误用：因果颠倒的原因解释 尽管对于来自学术界的批评，核心期刊的主编们较少有系统的正面回应，但还是或多或少地涉及了核心期刊在学术评价活动中的负面因素。比如，“姜文”指出：“在使用核心期刊的评价功能时应注意其局限性，并注意与具体的评价体系相结合。”“蔡文”则说到定量评价的缺陷在于“缺乏权威经验”，比较隐晦地承认了专业评价机构对各学科研究和期刊编辑经验的缺乏导致的专业性欠缺，而我们知道，在学术评价中，这恰恰是不可或缺的。我们无法想象，一个缺乏本学科研究经验或期刊编辑经验的局外人，如何能够“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评价的重任，其所谓评价产品又是如何能够直接用来指导研究和办刊的？ 除此之外，他们更多地将核心期刊这样的所谓定量评价产品的问题归因于外部环境。如“蔡文”说：“影响期刊定量评价结果的因素很多，评价过程中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直接影响评价结果的质量，特别在‘以刊评文’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下，评价指标的资料质量呈下降趋势，使定量评价结果更加偏离客观实际。”“蔡文”还引用苏新宁的话：“客观地说，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定量评价期刊是科学可行的，资料也可以真实地反映期刊的学术水平与学术影响。但是，目前由于许多利益的驱使，出现了大量办刊不端行为，这就使人们开始怀疑定量评价的科学性和公正性。”(13)当然，学术生态的变化和学术环境的污染必定会影响到学术评价的公正性，至于某一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则不仅与环境有关，更与其自身的建构有关。评价机构不长的历史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在笔者看来，苏新宁的这段话，提醒了我们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那就是1990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间节点，在那之前，还没有核心期刊这样的评价机构，那时的“定量评价”只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独立的评价体系，只要正确使用，当然是可行的。在那以后，评价机构问世了，事情就发生了变化，学术评价发生了分裂，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由一般的评价方法升格成为两种不同的评价种类，甚至成为两个独立的评价体系，所谓“大量办刊不端行为”就是在那以后才出现并蔓延的。这正是核心期刊的导向性所导出来的结果，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很清晰的，把“大量办刊不端行为”说成是造成定量评价的科学性遭到怀疑的原因，恰恰是因果颠倒了。 2.属性之辩：工具与标准的错乱 在这里，我们还要着重分析在“姜文”中有所提及，而在“蔡文”结尾处特别提及的一个重要观点：“要特别强调的是期刊评价成果只能作为参考工具使用，不能作为标准使用。原因之一是任何期刊评价体系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只能从某些角度对期刊进行评价，因此，评价结果和客观实际从宏观而言是一致的，但具体到微观层面和各被评价个体，并不一定精确相符。原因之二是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在数量的选取上，虽然遵循一定的原则和规律，但没有绝对的界限标准。”这里的论证逻辑是有问题的。“期刊评价成果”是作为“工具”还是“标准”，与其是否“尽善尽美”并无关系，“工具”与“标准”之间并不存在“不完美”的作“工具”，“完美”的作“标准”这样的关系。从来就不存在因为不完美就成了工具，而完美就成了标准这样的事。换言之，工具再完美，也永远只能是工具，而标准再不完美也不会改变其属性而成为工具，只不过是个有欠缺甚至失败的标准而已。至于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在数量上没有绝对界限标准之说，与它们是工具还是标准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关系，况且，文献学意义上的“二八定律”对核心区所给出的大致界定标准也已为许多人所接受，这也是核心期刊之所以能问世和存在的“理论依据”。换言之，纵然对核心区有一个绝对的数量标准，核心期刊也不会因此而成为评价“标准”。 如果把“工具说”放在“蔡文”整篇文章中看，则不免与文章的主旨不大协调——“工具说”如何与通篇的“主体说”融为一体？首先，如果说，核心期刊只是一种评价工具，那么，其制作者并不具有评价主体的身份，只是某种工具的提供者，使用这个工具者才是评价主体，这与其前文所说的评价机构“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评价期刊的任务不免矛盾。其次，如果说核心期刊只是一种评价工具，那么，也就无所谓“评价结果”，因为工具是不可能等同为结果的，只有通过使用工具，完成了评价之后，才能有结果的出现。今天学术评价出的种种问题，把工具当作结果恰恰是主要原因之一。再次，如果说核心期刊只是一种评价工具，那么，这个工具落实到学术评价或期刊评价上时，应该有翔实的数据和丰富的内容，使工具的使用者能够利用这些数据和内容完成期刊评价，然而，遗憾的是，其所谓“评价结果”只是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已经排好了座次的期刊排行榜。笔者以为，核心期刊的评选，无论从其目的还是结果来看，与其说是为读者(学者)、期刊编辑和管理部门提供了一种评价工具，不如说是提供了一种既定的评价结果(座次明确的排行榜)。将工具与结果混为一谈，只是在掩饰核心期刊真正存在的致命问题。 因此，我们才要追问，目前的学术环境问题与核心期刊本身的缺陷有无关系？与核心期刊研制者期望的在评价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有无关系？可惜，这些问题“姜文”和“蔡文”都很少有正面回应。 (四)CSSCI是如何强调其工具作用的 与姜、蔡强调核心期刊的评价作用不同，“王文”在论及CSSCI作用时始终强调的是“CSSCI首先是一种检索工具，这是它的基本功能”。 1.数据库：CSSCI的工具性质 尽管只是工具，但这种工具的作用却有独到之处，就是为学术研究、学术期刊、学术评价和政府决策提供数据服务，如“王文”所言：“CSSCI可以从来源文献和被引文献两个方面向研究人员提供相关研究领域前沿的信息和各学科研究发展的现状，准确地记录了某一学术的学术积累、借鉴和继承发展的关系。社会科学研究者可以通过不同学科、领域的相关逻辑组配检索，挖掘学科新的生长点，展示实现知识创新的路径”。除了检索功能外，“CSSCI也是一种进行引文分析的重要工具，它可以利用文献计量方法对学术论文的发表和引用情况进行各种统计分析，自动生成详细的分析报告，为学术研究、评价评估、政策制定提供客观的文献计量数据。对于管理者，CSSCI可以提供地区、机构、学科、学者等多种类型的统计分析数据，从而为制定科学研究发展规划、科研政策提供决策参考。对于期刊主办者，CSSCI提供多种定量数据……通过多种定量指标的分析统计，可为期刊评价、栏目设置、组稿选题等提供依据”。 “王文”所描述的CSSCI的工具作用与“姜文”和“蔡文”所描述的核心期刊的工具作用是存在着本质差异的，根本的差别在于：工具的构成是什么，谁是工具的使用者？CSSCI提供的是各类数据，构成工具的正是这些数据，而工具(数据)的使用者至少在理论上是所有的学者、期刊人和政府决策者，故其工具性质十分明显。核心期刊提供的是排行榜，已是数据处理的结果，其数据的使用者只是研制者自己，故无任何工具作用可言。我们不妨以期刊办刊和评价为例，对比一下CSSCI与核心期刊在向期刊主编、编辑和主管部门提供的信息及其价值方面的差异，不难发现，对期刊而言，核心期刊的排行榜与CSSCI数据库所包含的信息根本不在同一个量级上。如果说，核心期刊的排行榜只能提供一些统计数字和排序信息，那么，CSSCI数据库则集成了以引文为中心的各种原始数据，无论是作为办刊人还是评价者，都可直接进行原始数据分析和解读，而且这些数据都是可以溯源的。这些信息无论是对期刊编辑，还是行政权力部门评优，其意义均远非排行榜可比。从这个对比也可以看出，只有排行榜而不提供数据的核心期刊的所谓工具说有多么苍白。 2.来源期刊：“被动”的评价 在论及CSSCI功能的最后，“王文”才提到了它的“评价功能”，但强调这只是一种衍生功能，“CSSCI的设计原理是基于文献计量学中的期刊‘2/8定律’，它不可能也无须收录所有期刊上的所有论文，因此在选择数据库来源期刊时，为了能够将最有影响力的高质量期刊收录其中，不可避免地要根据一些量化指标对期刊进行筛选，这样无形之中也就使CSSCI具有了一种评价功能”。可见，如果单纯从研制原理看，评价并非CSSCI的主要目的，评价功能甚至可视为“被动”的存在而非主动的追求，这与核心期刊不同(至于理论与现实的反差，下文分析)。显然，强调数据的工具性质是明智的，但是，并非是工具就有意义，工具是否适用，是否有助于使用者完成其使命，是衡量其意义的标准。 从“王文”可以看出，CSSCI已经走过了靠期刊榜打天下的“原始积累”阶段，而开始转入为学术研究、编辑办刊和政府决策提供数据服务的新阶段。这一转型的资本在于经过了十多年的积累，其所独有的CSSCI数据库已渐成规模并走向成熟，但从指挥者转变为服务者，观念上的转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更为困难，而要论及CSSCI研制者观念上的转变，则不能不说到2010年初的那场对CSSCI的批判风暴。 (五)批判风暴给CSSCI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与核心期刊相比，CSSCI所遭遇批评的激烈程度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批评集中地出现于《2010—2011年CSSCI来源期刊目录》发布之后不久的2010年初，主要阵地有学术批评网等网络媒体和《东方早报》等大众媒体。 1.批判风暴：起于青萍之末 针对这个新版目录，代表性的批评意见有：其一，将来源期刊评选标准泛化为学术评价标准，损害了学术，助长了学风问题和学术腐败，“CSSCI成为各高校对教师与学生进行学术评价的权威标准，成为中国学术界，特别是中国高校学风浮躁、学术不端的重要诱因。其结果，既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造成无以复加的重大损害，也成为一些学术期刊走向腐败的重要原因”。(14)其二，对来源期刊的评选并不公正，“来源期刊有明显的地域偏向”，“有一些受到广泛批评、以收费而昭著的刊物被收入”，“一些受到学界广泛好评的学术刊物居然被排斥在该来源期刊之外”，“在学科分布方面，各大一级学科数量严重不平衡”，(15)部分二级学科问题更多。(16)其三，明知存在某些入选期刊收取版面费和数据造假问题，却“不纠正，不作为”，“把责任更多推给了期刊，而不是自身纠正”。(17)从以上的批评可以看出，批评者完全将来源期刊的遴选与期刊评优画上了等号，而对CSSCI数据库则未着一字，批评的内容和逻辑与核心期刊“七宗罪”大同小异，但是，介入批评的媒体和批评的方式却有很大不同，并非全无道理的批评被包裹在情绪化语言之中，诸如“窃国大盗”之类的攻击性语言在网络媒体和大众媒体的呈现与钱荣贵以学术论文和专著形式的商榷有天壤之别，语言暴力宣泄的淋漓尽致却阻断了可能有的学术对话。CSSCI除了发表一个对不实之词“保留追诉权利”的声明之外，并没有对此次暴风骤雨式的批评予以正面回应。 当我们在今天回看2010年初围绕CSSCI的这场风暴时，可以看到，这场风暴虽然来得突然，但并非毫无预兆。2010年，恰逢CSSCI数据库问世10周年，这10年中，CSSCI从一个不为人知的引文索引工具跃升为影响最大的评价标准，为几乎所有的高校、科研机构、学术期刊和学者个人所关注，其风头已压过了核心期刊。与核心期刊由为订阅服务过渡到学术评价不同，CSSCI借助SCI、SSCI和A&HCI在中国已形成的巨大影响，以与国际通行学术评价全面接轨的姿态，从一开始就高调地直奔学术评价的主题，它是第一个以“评价中心”这样的招牌来为自己命名的文献情报研究机构。当CSSCI把自己打扮成专业评价机构之时，怎能指望对其并不真正了解的学者、期刊和管理者会理智地区分核心期刊与来源期刊之间、来源期刊目录与引文数据库之间的本质差别？这样的“成名”策略的确收效显著——“三大核心”之名不胫而走，且呈现取老牌核心期刊而代之的一家独大之势，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术期刊榜”渐渐地由核心期刊换成了CSSCI来源期刊，“C刊”之说风行一时，但同时却也埋下了日后为人诟病的伏笔。当“以刊评文”之“刊”由核心期刊变为“C刊”之后，所有批评和抨击核心期刊的理由稍加改变即可加诸CSSCI。伴随着“C刊”的声名日隆，批评之声也越来越响，到2010年初终于爆发性地集中涌现。仔细分析这些攻击性的批评意见，发现许多批评者对引文索引和引文分析的方法和作用所知有限，矛头还是集中在CSSCI来源期刊的评选结果和在学术管理中的广泛应用。对这样的批评，作为CSSCI的研制者，怪罪批评者因不懂其原理的误解，或责怪管理部门为追求管理简单的误用，都是没有意义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误解或误用的始作俑者正是CSSCI评价中心自己，2010年这场突然来临的风暴，正是CSSCI多年来对核心期刊发迹的路径依赖而自酿的苦酒。 2.风暴过后：转型设想的最初萌动 尽管CSSCI对2010年这场猛烈的批评没有正面回应，但其对CSSCI的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在两年后的新一版即《2012—2013年CSSCI来源期刊目录》编制时，CSSCI的定位和来源期刊评选方式这两方面的改进都同时呈现出来，当然仍有批评之声，但两年前的情况已不复再现。对此，笔者已有专文分析，(18)在此不再重复。从“王文”对CSSCI的相关阐述中，仍然可以看到这场批评(当然，不仅是这场批评，还有来自其他途径的评论)带来的反思和影响。“王文”不纠缠于CSSCI研制者是否具有评价主体的身份，也不刻意强调CSSCI的学术评价作用，更不像“姜文”和“蔡文”那样很少谈论甚至闭口不谈核心期刊的局限性，与此当不无关系。CSSCI的转型设想的萌动，当始于此时。 (六)CSSCI功能局限与异化的根源何在 当不再纠结于自己的评价主体身份之后，再来看自己产品的评价功能，CSSCI在评价方面的局限性就一目了然了。 1.先天局限：CSSCI的评价功能 “王文”是这样描述CSSCI评价功能的局限的：首先，“CSSCI的评价功能只是它作为检索工具所衍生出来的一种附加功能，它不是也不可能是CSSCI的基本功能。因此，当学界将其无限放大为CSSCI的唯一功能时，恰恰阉割了CSSCI的基本属性”。其次，“CSSCI虽然具有一定的评价功能，但引文索引的这种先天局限性，决定了它不可能代替同行评价，成为期刊和论文质量评价的唯一标准的”。再次，“CSSCI实际上只是对各类期刊过去几年被引用情况所作的一种文献计量角度的分析和总结，它既不代表对学术期刊过去质量的评价，也不代表对学术期刊未来发展水平的定性”。故不能倒因为果，将对期刊过去的定量分析颠倒为对期刊发展的定性评价，更不能“以刊评文”，“这不仅违背了CSSCI的本质属性，也抹杀了CSSCI的基本功能”。 2.后天异化：CSSCI之用于评价 不仅承认局限，“王文”还列举了CSSCI在实际运用中所产生的种种“异化”现象，主要是在职称评审、工作考核、期刊质量评价、论文质量评价等方面将CSSCI作为唯一标准，使其评价功能绝对化了。“王文”接着分析了造成异化的原因：首先，对CSSCI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误解和片面在所难免。其次，“现行的学术评价制度亟待进一步完善”，同行评议与定量分析是评价的两个重要维度，前者是主导，后者只是辅助手段，但在不正学风的影响下，同行评议已沦为一种形式，“这在一定程度上给片面强化CSSCI的评价功能提供了一种制度漏洞”。再次，科研管理部门缺乏科学的质量观，“以成果形式和数量评价人才”。最后，“学术研究功利化趋向助长了学界和期刊界对CSSCI的片面认识”。同时，“王文”并不否认，“出现这些不合理的趋向，CSSCI的研制者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与“姜文”“蔡文”不同的是，“王文”承认CSSCI在学术评价方面有着“天然的局限性”，将其用于期刊质量评价已是一种“异化”，更不用说在学术评价的其他方面。然而，在CSSCI问世之初，其研制者曾不遗余力地宣传其评价功能和作用所造成的影响并非一朝一夕所能清除，这也许就是“王文”所说的“CSSCI的研制者”也应该负有的“责任”。“王文”之所以能承认“局限”和“责任”，正是意识到CSSCI的价值并不在评价，而在于提供数据服务。 其实，评价机构的所谓定量评价的局限性对于文献情报研究者来说只是常识，学者和期刊人只要对这样的定量评价有所了解，也很容易发现；而定量评价特别是期刊排行榜在学术评价中的滥用所导致的种种异化现象，学界中人更是有目共睹。自身的局限与环境条件的不理想并不是同一件事，对两者都应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与其回避问题，或强说自己的价值，不如坦陈自己的局限，找到问题的根源，然后寻求解决的办法。如此，方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做法。 三、核心期刊、CSSCI的定位调整与进路设计 不管评价机构对自己的产品作什么样的辩护或反思，评价机制的改革已势在必行，这是不容各个评价机构忽视的来自现实的挑战。评价机构不仅要为自己及其产品存在的合理性作出证明，还要为适应评价的改革作出自己的应对，唯有这样，才有可能捍卫和拓展自己的利益。所以，“姜文”“蔡文”和“王文”对今后各自产品的定位和进路都有所论述。 (一)核心期刊研制者对存在问题的认识及其改进思路 任何产品的研制者都会根据用户的需求不断地改进自己的产品，以适应市场的需要。如果把学术评价和期刊评价也看成一个市场的话，那么，评价机构的产品也不例外，只不过“三大核心”是一种特殊产品，所要面对的也是一个特殊的市场。其用户主要有三类，一是行政权力部门；二是期刊社；三是学术界。在现行的科研体制和期刊体制下，后两类用户必须接受第一类用户的管理。因此，要占领评价市场，满足行政权力部门的需求是最重要的，故总是被置于首位，除非放弃评价市场。如果能获得行政权力部门的认可，即使得不到第二、三类用户的肯定，也不会妨碍其产品应用于对他们的管理。核心期刊的研制者正是熟谙这个市场规则，所以，他们改进思路的重点并不在自己的产品的改进，而是在产品的应用方面，即通过应用的改进，来守住自己的市场份额。 1.问题之一：产品设计与实际应用的错位 如前所述，核心期刊为指导订阅而设计，却应用于评价期刊的质量，两者的矛盾不可避免。对此，核心期刊的研制者当然不会看不到。他们在设计改进方案时可能的选择是：要么改变产品设计，以符合期刊评价的需要；要么限定产品的适用范围，避免在学术评价中的“误用”。在这两个方面“姜文”和“蔡文”都有涉及。 “姜文”指出：“核心期刊评价体系建设还有不完善的地方，需要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修正，特别是统计源的建设和统计指标的研究还需要很大的改进。核心期刊的所谓‘负面效应’，主要来自应用领域，学术生态环境的影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科研管理部门的政策导向作用。”在他看来，一方面，核心期刊还需改进，但这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另一方面，对核心期刊“科学地理解与使用”。 “蔡文”更是只从核心期刊的应用角度来讨论今后的发展，除了强调核心期刊“只能作为参考工具使用”外，用了更多的篇幅来论述期刊评价与论文评价的关系，通过区分两者的不同，来说明因“以刊评文”而产生的诸多学术乱象错不在核心期刊的评选：“纵观各种负面意见，主要是由于将期刊评价成果‘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作为评价学术论文的标准而引起的。”“将‘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当作乱源是不公平的，将‘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的作用异化为评价论文的标准，才是产生混乱的真正根源”。“蔡文”关于错不在核心期刊而在外界对其作用的“异化”的观点可以视为其对今后改进思路的基础。“蔡文”通过区分期刊评价与论文评价为核心期刊的适用范围作出了非常明确的限定，即核心期刊用来评价论文是不科学的，但用来评价期刊则是科学的，从而为核心期刊确立合法性。 但是，“姜文”“蔡文”还必须回答与评价论文不同的期刊评价之所以科学的基础是什么的问题，“蔡文”在作上述论证的时候显然忘记了为了论证核心期刊评价的科学性时曾经说过的话：“期刊评价的方法是从论文质量的微观角度出发对期刊进行宏观评价。”这个观点不错，科学地评价期刊的基础还在于科学的论文评价，因为期刊的内容主体是论文，要将两者割裂是不可能的。但“蔡文”又说：“学术论文评价涉及的因素比期刊评价更多更复杂，建立科学的(学术论文)评价体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希望经过各方面努力，能尽快出现兼具科学性、客观性和权威性的学术论文评价系统，届时期刊评价作用被扩大化的局面将被彻底扭转。”笔者认同“建立科学的(学术论文)评价体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的观点，但并不认为“学术论文评价涉及的因素比期刊评价更多更复杂”。仅从“蔡文”已认识到的“期刊评价的方法是从论文质量的微观角度出发”来看，期刊评价实际上已包含了论文评价，或者说论文评价是期刊评价的前提与基础，没有科学的论文评价就不可能有“从论文质量的微观角度出发”的科学的期刊评价，评价期刊的复杂程度恐怕要远远超过论文。既然“科学的(学术论文)评价体系”尚未出现，又何来建基于此的科学的期刊评价体系？“从论文质量的微观角度出发”又从何谈起？ 显然，“姜文”和“蔡文”都意识到了核心期刊的产品设计与应用之间严重错位的存在，他们的“改进”思路在于：首先，不能放弃学术期刊评价的主体身份和学术评价话语权，在“以刊评文”难有替代品的现实中，掌握期刊评价权，也就意味掌握了学术评价权。其次，不能放弃期刊排行榜的产品形式。一方面，因为专业能力所限，他们无法深入到内容层面进行评价，除了编制排行榜外，实难有其他形式的产品；另一方面，因为风险太大，排行榜毕竟深受行政权力部门青睐，放弃了排行榜，或破除了排行榜的神话，核心期刊是否还能有如今之风光，谁也不敢保证。 在笔者看来，循着“姜文”和“蔡文”这样的思路去解决核心期刊产品设计与实际应用的错位而造成的矛盾，无异于缘木求鱼，连自圆其说都很难做到，又怎能指望获得学界的认可和自身的真正发展？ 2.问题之二：个性化需求与共性化产品的矛盾 在讨论改进思路时，核心期刊的研制者还面临着一个必须解决的棘手问题就是，除了《总览》和《要览》的研制机构之外，还有若干个以期刊排行榜为最终产品的评价机构，核心期刊带来的利益总是在鼓动更多的单位生产更多的类似产品加入到竞争行列中来。面对这一问题，可能的选择是：要么展开竞争，优胜劣汰；要么各自走个性化、特色化之路，以免与对手狭路相逢。“姜文”和“蔡文”在设计改进方案时都选择了后者。 “姜文”从产品设计的多样性角度论述核心期刊的个性化存在，“我国以文献计量方法为主要特征的评价体系各具特色，期刊评价工作可以根据它们的特点选择自己需要的参考标准或数据指标”，在“姜文”看来，差异的存在既是客观的，也是合理的，“那种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通用的评价体系，或由官方出面建立一种权威的评价体系的构想，是不利于学术自由和不切实际的想法”。“蔡文”则从社会需要多样性的角度论述这个问题，“期刊评价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需求，而社会需求是复杂多样的，因此不同的期刊评价研究项目，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目的和特定的服务对象，这就是为什么有多个实用性期刊评价研究项目可以同时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它们之间是互相补充的关系”。也许为了证明以上观点，“姜文”和“蔡文”都分别列出了他们认同的一些产品。值得注意的是，“姜文”和“蔡文”都将“来源期刊”归为“核心期刊”之一种。这让笔者颇为困惑，如果对文献情报学不甚了解的一般人，基于学术评价的现实视两者皆为“核心”尚情有可原，比如“三大核心”之说的流行，但作为文献情报学专家居然无视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别，硬把具有本质不同的两种东西视为同类，其用意何在？笔者能想到的原因也就是为了证明不同的核心期刊产品各具特色。因为如不将来源期刊拉进核心期刊的行列，那么，所有剩下的核心期刊产品互相之间的差异，恐怕就不像“姜文”和“蔡文”说的那么大了。比如，《总览》和《要览》从目的到方法，再从指标体系到产品，都像一对孪生兄弟，而其他核心期刊的产品也是大同小异。其实，只要是核心期刊产品，就不会有多大的差异。对此，“蔡文”只好强说不同：“评价目的、评价方法不同必定会造成评价结果不同，主要表现为选出的期刊总体数量及侧重的学科范畴不相同。”但即使这样的不同也站不住脚，“蔡文”最后不得不承认：“尽管不同期刊评价项目评出的期刊数量各不相同，学科期刊排序也会有所差异，但是由于期刊学术水平是各评价体系所共有的重要指标，因此，在评价结果中存在着明显的共性，各学科中学术水平高的期刊往往会重复入选不同的核心期刊表或来源期刊表，公认度较高。”可见，各自的“个性”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个性化需求是确实存在的，即使只看行政权力部门的科研管理，评价项目之多，早已令人目不暇接，更不用说期刊界与学术界的需求了，但个性化的核心期刊产品却未见得有。至少连“姜文”和“蔡文”也只能从理论上说有，而面对现实时，却不得不承认，与其说那些产品是个性化的，不如说是共性化的。那么，将来会不会有呢？如果将来能有，个性化仍不失为核心期刊未来发展的一种进路。但若按照“姜文”和“蔡文”论说核心期刊只是期刊榜的特点来看，将来也注定不会有的。只要是以排行榜的形式出现的宏观评价，都没什么个性可言。核心期刊的权威性与个性必然陷入一个悖论：作为宏观评价，如结果不同，必将失去权威性；如结果相同，必将失去个性。对于核心期刊这样的排行榜产品而言，权威与个性是不可能共生共存的。 由此看来，循着“姜文”和“蔡文”的思路，既不能让核心期刊满足不同的社会需求，也无法避免相互之间的恶性竞争。顺着这样的所谓进路，可谓寸步难行。 (二)CSSCI研制者眼中的问题及改进思路 对CSSCI研制者来说，来自各界批评的压力也无时无处不在，比起核心期刊，更容易被置于风口浪尖。化解这些压力，找到在未来发展中的定位，也是关系到CSSCI能否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问题。 1.问题所在：对核心期刊曾经的路径依赖 与核心期刊一样，CSSCI在面对评价这个特殊市场时也必须作出取舍，但与核心期刊不同的是，他们首先要考虑引文数据库这个主产品的未来，这个数据库可以服务于行政权力部门，但期刊界特别是学术界才是更主要的用户。近年来学术界对学术评价现状的批评让他们切身感受到来自权力结构底层的反作用已使行政权力部门在运用排行榜时谨慎了许多，因此，争取学术界和期刊界认可也许不如行政权力部门认可的作用那样直接，但却更稳定和持久。这在“王文”关于CSSCI未来进路的论述中有充分体现，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极力摆脱对核心期刊路径依赖的明显倾向，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淡化评价主体身份，强调CSSCI的工具性；其二，淡化CSSCI的评价作用，强调CSSCI服务平台的功能。“检索、分析文献和为学术评价提供帮助是CSSCI的主要功能”。 2.进路设计：从评价产品到数据服务平台 当明确了工具定位和向数据服务平台转型的进路后，CSSCI改进的思路自然就是完善工具，提升平台服务质量和水平。所以，“王文”不必回避CSSCI的缺陷，有缺陷才有改进的余地。在“三大核心”主编或负责人中，也只有王文军详细地列出了其产品所面临的问题和大致的解决方案。其一，“论文收录质量问题……CSSCI应当改进收录方式，将那些不符合学术规范的论文或低质量的论文排除在CSSCI收录的范围之外……把那些非来源期刊上的高水平论文筛选出来收录到CSSCI之中”。此举意在提高数据源的质量，针对的是目前学术期刊质量不平衡的问题，不仅不同的期刊质量不一，即使同一本期刊中的论文质量也参差不齐。其二，“来源期刊遴选的问题……目前CSSCI主要是按一级学科分类来筛选来源期刊，这一方式导致一些二级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和专深领域的期刊无法有效地收录进来，另一方面来源期刊的遴选范围也应当进一步扩大到全球范围”。此举是要细化来源期刊的分类，增强来源期刊的代表性。其三，“同行评议问题……必须通过进一步增强学科专家对来源期刊等的评选力度，建立科学完善的同行评议机制”。此举意在引入同行专家参与评选来源期刊，以同行评议来弥补纯量化评价的缺陷。其四，“引文质量问题”，“过度自引”和“互惠引用”会造成“引文资料失真”，必须予以杜绝。此举意在遏制学术不端行为，特别是数据造假。其五，“来源期刊数量的问题……应按照学术资源、学术成果、学科人群分布等指标对各学科文献的收录数量进行测算，并以此为依据来确定各学科来源期刊的数量，同时按照学科文献收录数量为依据对综合性期刊进行选择性收录”。此举也是要增强数据源的代表性。其六，“CSSCI的国际影响力问题……从目前来看，CSSCI的影响力还基本停留在国内，在国际上影响甚微”，如何“不断提升CSSCI的国际知名度，并通过这一平台积极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走向世界，是一个重大现实问题”。此举意在让CSSCI国际化。 以上几个方面的措施都是着力于提升CSSCI的数据质量和服务平台建设的水平，其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实施的困难也是可以想见的，即使能一一顺利实施，也必将是一个渐进的长期过程。 (三)对“三大核心”进路设计的分析 比较“姜文”和“蔡文”对核心期刊、“王文”对CSSCI今后发展进路的设计，不难发现，“三大核心”中的核心期刊与CSSCI已显示出了分道扬镳的趋势。那么，各自的进路如何？ 1.缘木求鱼：对核心期刊进路设计的分析 在进路选择上，尽管“姜文”和“蔡文”还是有些微的差别，但在对待研制者的身份、产品的性质和形式及用途等一系列问题时，他们的立场都高度一致，即这一切都无需改变，也不能改变，需要改变的主要是外界对核心期刊的“误用”。所谓“误用”核心期刊的外界，无非是学术界、学术期刊界和行政权力部门。核心期刊排行榜对学者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编辑的办刊几乎无用，也就无所谓“误用”，唯一与他们有关的事就是被这些排行榜牵着鼻子走。因此，“误用”的主体就剩下行政权力部门了，而行政权力部门在实施其管理职能时最可能的误用就是“以刊评文”。 其实，“以刊评文”是有其逻辑的，那就是期刊的质量与论文的质量是不可分割的，期刊之所以优秀是因为其所发表的论文优秀，执行严格的审稿标准，特别是代表了同行评价的双向匿名评审，“可以使编辑对作者的‘发现’更为准确和全面”，(19)是确保期刊质量的重要手段，故能通过优秀期刊审稿的论文理应都是优秀论文。这样的逻辑演绎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如果“以刊评文”出现了问题，那只能出在对期刊是否优秀的认定上。“姜文”和“蔡文”都坚持认为核心期刊是期刊质量评价的结果，既然如此，能够上榜的期刊当然都足够优秀，那么，以核心期刊来评文就错不到哪里去。但现实却是“以刊评文”的结果十分荒唐，连“姜文”和“蔡文”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这就足以证明，核心期刊评选的标准与论文质量无关或没有全然相关。事实也是如此。首先，核心期刊评刊的所有指标中，没有一项是与论文内容质量直接相关的，只是间接关系，而且这样的间接关系错综复杂，比如，引文就有正面引用、负面引用和不涉及价值判断的所谓中性引用，仅用引文频次这样的简单数据，是无法衡量论文质量的，所谓“期刊评价的方法是从论文质量的微观角度出发”云云真不知是从何说起的。其次，退一步说，即使核心期刊的指标是科学的，核心期刊指标的数值也容易被个别论文的极端值所左右。期刊是论文的集合体，不同学科论文的各种指标数据差异固然巨大，同一学科不同质量的论文指标数据差异同样巨大，核心期刊评选时对此却无法区分，只要某刊有部分高指标论文，该刊即可能入选，这就造成了论文质量参差不齐的期刊照样可以入选核心期刊的结果。当期刊知晓了这一秘密之后，就可靠少量高指标论文获取评价数据，而其余论文的质量则可放任不管，更有甚者，拿出部分版面来牟利，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核心期刊能够大肆敛财的秘密。那些靠钱买来版面的论文质量显然不会高，甚至大大低于非核心期刊的论文。这才是“蔡文”强调核心期刊不能用于论文评价的真正原因。 从评选方法上来看，只以刊为单位统计数据而不涉及所有论文的质量来评选核心期刊，绝不可能是期刊的质量评价，充其量只能评出含有部分影响较大论文的期刊，而影响大与质量高之间、部分论文与全部论文之间是不能画上等号的。正是评价机构极力将刊物的部分论文数据等同于全部论文数据、将期刊的影响力评价混同于质量评价，才造成了“以刊评文”恶果的蔓延。是评刊出了问题才导致“以刊评文”跟着出问题。不管是逻辑推演还是事实判断，“以刊评文”错都在评刊。因此，如果说行政权力部门误用了核心期刊，那也是评价机构的评刊误导在先。 如果今后核心期刊仍坚持现行的以排行榜为“成果”的评刊方法不改，并且仍然声称他们所做的是期刊质量评价，那么，对核心期刊的应用——无论是用于评刊还是评文抑或其他任何涉及质量评价的事项，结果都只能是误用。行政权力部门为避免“误用”的最好办法，就是让核心期刊退出行政权力部门主持的期刊评价，而不仅仅是退出学术论文评价。出现这样的结果并非完全不可能，一方面，期刊质量评价的方法必须改进，至少要以对全刊的内容而不是其局部进行评价为基础；另一方面，虽然目前还没有找到公认的替代“以刊评文”的学术评价方法，但这方面的尝试和努力一直在持续着，比如教育部近年来在职称评审、项目评审中努力推行的“代表作制”就是一个例证。 因此，如果真像“姜文”和“蔡文”所论述的进路那样，不从自身出发谋求改变，把核心期刊未来的生存与发展的全部希望寄托于与外界认可其产品为期刊质量评价，那么，核心期刊真的要走向穷途末路了。 2.十字路口：对CSSCI进路设计的分析 CSSCI所面对的问题与核心期刊有共同的一面。CSSCI之所以被各界列为“三大核心”之一，并不因为其所拥有的引文数据库，而在于它一直以来都以评价产品的身份而存在。“C刊”之说即因“以刊评文”而来，所以，“以刊评文”的种种恶果，“C刊”也难辞其咎。 在CSSCI起步阶段，其研制者就曾高调地打出“学术评价”的旗帜，一个引文数据库的生产者却将自己命名为“评价中心”，从中足以看到他们是何等看重自己的评价作用的。在谈及CSSCI的功能和意义时，其研制者总是直言不讳地将文献检索功能与学术评价功能相提并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研制成功填补了国内外的一个重要空白，它既是中文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信息的重要查询工具，又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及学术期刊的主要评价工具。”(20)不仅是CSSCI的研制者如此标榜，他们的同行，来自多所高校的文献情报学的学者也是如此来看待CSSCI的功能的。在CSSCI问世后的一段时间里，曾涌现出多篇充分肯定CSSCI评价功能的论文，甚至将其评价方面的意义置于索引功能之上，如：“(CSSCI)整个系统研制成功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可以提供多途径的检索通道，实现查新功能，重要的是它通过文献计量指标的排序和比较，为社会科学管理部门从宏观到微观、从不同角度管理和评价社会科学成果提供了可以操作的定量手段。”(21)再如：“《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在引用率方面为社科成果的评价提供了一个比较公正、客观的标准，不少科研部门和管理机构都以此作为社科成果的评价标准，取得了好的效果并产生了积极的意义。”(22)尽管这些论文也都提及甚至重点指出了应用CSSCI评价功能的局限性，但都不妨碍他们将评价功能作为CSSCI主要功能来论述。 在这样的宣传攻势下，CSSCI以一种更科学、更公正、更客观的评价产品的形象走入了公众视野，其来源期刊表很快被用于科研管理中，成为很多高校认定本校学术期刊榜的蓝本，教师和科研人员只有在入榜的期刊上发表论文才能被各种考核所认可，“C刊”就这样成了继《总览》和《要览》后的“第三大核心”，而作为CSSCI主产品的引文数据库在很长时间里基本不为人知或鲜有人使用。这样的局面也许正是CSSCI研制者所希望的，至少在其起步阶段。因为作为CSSCI蓝本的SCI、SSCI在被引入中国时就被异化为评价产品了，CSSCI步其后尘并不奇怪。只是在“以刊评文”的恶果逐渐显现、CSSCI深陷舆论包围之中时，人们才重新“发现”了其引文索引功能的价值。 与核心期刊相类似，CSSCI来源期刊的遴选也不具有质量评价的意义，道理也是一样的，来源期刊评选的指标与论文内容质量并不直接相关，也不针对期刊中的所有论文，入选期刊中的论文质量同样参差不齐，这个漏洞同样可让入选期刊拿出部分版面来牟利。当“C刊”取代核心期刊而成为论文评价标准后，同样造成了学术乱象。与核心期刊一样，这也是CSSCI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 但是，CSSCI还有着与核心期刊不同的另一面，那就是来源期刊并不是其最终产品，即使放弃了“C刊”在评价中的作用，CSSCI还有着继续生存下去的价值，而且，在重新“发现”了引文索引的价值后，其对检索工具的价值回归会让其生存得更有意义，而这个意义以前却被“C刊”的光环给遮蔽了。“王文”对CSSCI进路的设计正是基于此。其进路设计的重点是淡化评价功能，提升数据库质量，打造服务平台，从CSSCI自身的建设来说，自有其道理和意义。但是，若将CSSCI置于整个学术领域特别是当今的学术环境中，如何让学术界接受一个不同于以往印象中的CSSCI才是更为重要的问题。给人的第一印象毕竟是难以改变的。而且，从“指挥棒”到服务平台还意味着利益结构的改变，CSSCI能轻易放弃既得利益而去寻求未知的新的利益吗？ 四、回归数据开发者的定位是核心期刊、CSSCI的根本进路 核心期刊和CSSCI之所以一直以“三大核心”合称于世，就是因为近年来其各自期刊排行榜几乎垄断了学术评价特别是学术期刊评价，但这种简单而异化的评价终于引起了公愤。在笔者看来，以排行榜为特点的评价，恰恰反映出了评价机构不懂专业无法进行内容评价的致命弱点，仅靠数据是无法弥补这一缺陷的。因此，他们都不可能具备独立的评价主体的身份，换言之，即两者都不可能具备独立地从事学术评价或期刊评价的资格。如果他们坚持要进行学术评价或期刊评价，那么，将永远也摆脱不了外行评价内行所必然陷入的困境，也永远不可能贏得评价对象的认可。其实，这个道理，评价机构未见得不明白，然而，其各自的进路选择则又是另一回事。 (一)转型的资本：数据与数据库 “姜文”“蔡文”与“王文”在未来进路问题上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对自身的定位：核心期刊坚持自己评价主体的身份，坚持以排行榜的形式进行期刊评价；CSSCI则选择了淡出期刊评价，向服务平台转型。比较两者的选择，核心期刊将在评价的泥淖中继续深陷下去，而CSSCI则可以找到新的发展空间，显然后者更为明智。核心期刊为何放弃明智的选择？其实，我们不难看到其中的那份无奈：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不同的进路选择与各自的处境、拥有的变革资本及对未来的利益期待是密切相关的。从所遭遇的抨击来看，核心期刊与CSSCI几乎一样，但各自拥有的变革资本却有不同，CSSCI因拥有一个越来越为人所知的引文数据库而可以选择从评价产品到服务平台的功能转型；而核心期刊却只有排行榜这唯一的产品。有一个现象可以印证这一判断，检视近年来众多出自各学科学者有关核心期刊和CSSCI的文章，发现除了批评性的文章外，很少有《总览》和《要览》的应用性研究成果问世，但却有大量运用CSSCI数据进行期刊分析和学科分析的应用性研究成果出现。(23)这是一个值得所有评价机构关注和思考的现象。显然，在经过了十多年的积累之后，CSSCI数据库的价值逐渐为人所识，各学科学者、期刊人已开始加入CSSCI数据库的使用队伍中来，CSSCI对学术研究的作用正在显现，而核心期刊则仍在原地踏步，在学术研究中几乎毫无作用，一个对于研究没有作用的评价，其存在有何意义？ 那么，核心期刊的路是不是真的快走到头了？未必如此。我们不要忘了，核心期刊的评选也是以大量的数据为基础的，如《总览》编制时，就采用了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他引量、被摘率、影响因子、获国家奖或被国内外重要检索工具收录、基金论文比、Web下载量等9个评价指标，《要览》与此也大同小异，而且核心期刊的历史要比CSSCI长得多，如果它的数据真的有那么全面和可靠的话，那么，核心期刊理应拥有比CSSCI丰富得多的数据库；如果这个数据库真的存在的话，只要开放，哪怕是有条件的开放，其对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的作用都要胜过CSSCI。基于此，核心期刊也完全可以选择从评价产品向服务平台的转型。但是，“姜文”和“蔡文”似乎从未考虑过他们用于制作核心期刊排行榜的数据对学术研究或学术期刊还能发挥什么作用，也从未提及他们是否拥有这样的数据库以及是否打算让其对学术界开放，这是一件让人感到十分遗憾和不解的事。 作为数据“仓库”的数据库的基本功能就是为用户提供服务，一个与某些特定单位切身利益或公共利益相关的数据库理应向这些利益相关单位或公众开放。作为评价机构的数据库，其数据全部来自评价对象或公共领域，其数据质量和使用是否科学与评价结果直接相关，其评价结果与评价对象的利益又密切相关，这样的数据库是没有理由不开放的，哪怕是为了证明其评价结果的正确以应对公众的质疑，也应该开放。但是，一个能够开放的数据库是要有技术条件的，首先其硬件设备必须支持可能的访问量和服务要求，这一点在今天并不难做到。其次，这个数据库建库模式必须科学合理，数据采集必须规范准确，用户界面必须友好易用，这才是真正的难点。所以，核心期刊的研制者至今不提开放其数据库，就不能排除可能存在的技术上的原因，最大的可能是核心期刊数据库因数据质量问题而无法开放。笔者这样的猜测是基于数据库建设工程之浩繁，特别是《总览》《要览》这样涉及多种数据源的数据库，数据量之大、数据采集和校正之难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传统，期刊所刊论文并不像自然科学论文那般“规范”，比如，仅引文的标注方法就有页下、文末、文内等多种，与引文相关的数据很难通过机器来采集，这些数据的采集、校正主要靠人工；再如下载量，一篇论文同时呈现于不同的期刊数据库、不同的网页甚至微博、微信中，这已是学术传播的常态，每一处都是下载源，这个下载量数据如何采集？如何保证准确无误？如果数据不准确，运算再精确又有什么意义？不管以上的猜测准确与否，核心期刊用以加权运算的原始数据始终不开放都是一个事实。所以，尽快建立、完善和开放数据库是核心期刊能顺利走上转型之路的不二选择。 (二)转型的困难：对评价权力的留恋 对于评价机构来说，拥有数据库只是具备了转型的基础，是否愿意在此基础上转型，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已握于手中的评价权力。这个问题不解决，核心期刊和CSSCI就都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转型。“长期以来，学术评价一直是同行学者的事，但在专业评价机构诞生之后，这一传统被颠覆了，‘核心期刊’、‘来源期刊’榜单成了压倒一切的学术评价的利器；而数千种学术期刊各属什么级别，比如‘权威期刊’、‘核心期刊’等，基本上由发布这些期刊榜单的评价机构说了算。‘母以子贵’，制作学术期刊排行榜的评价机构也因此而走红，由学术研究的服务者而摇身一变为学术舞台上的主角，排行榜则成为他们手中极具魔力的指挥棒，本意是服务于学术研究的评价成为了凌驾于学者之上的支配力量”。(24)自评价机构产生以来这二十多年中，几乎所有的评价机构都迷恋上了与学者之间这样一种颠倒的关系，而学术界和期刊界不得不听命于评价机构的“指挥棒”，实是一种对权力不得已的屈服。这样的评价权力，主要来自于排行榜而不是数据库，如果强调数据库的服务意义，相反可能冲淡排行榜的影响。这才是核心期刊从来不重视数据库建设和开放的主要原因。排行榜的产品形式历二十余年不改，它已成为评价权力的象征，谁制作和发布排行榜谁即拥有评价权力。“三大核心”之得名，恰恰说明了对学术界和管理部门影响最大的是期刊榜(无论是核心期刊还是来源期刊)而不是数据库，如果CSSCI从一开始就以其数据库闻世的话，也就不会有“三大核心”这一对这三个性质不同的产品的统称。其实，直到目前为止，尽管CSSCI数据库的作用已逐渐显现，但仍然无法与来源期刊榜的影响相比。 由此可见，权力的诱惑和对权力的留恋才是评价机构转型的最大障碍，而评价之成为权力的根源还在于现行的科研体制，这就要回到本文开头所说到的行政权力对学术活动的强势介入。作为评价的当然组织者，行政权力部门采信什么样的评价，就会将什么样的评价者送上权力的宝座。近年来，评价机构正是依靠排行榜在涉及利益分配与管理的评价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才牢牢把控了学术评价权力。所以，只要他们留恋评价权力，就不会放弃期刊排行榜，核心期刊如此，CSSCI同样如此，某些后起的评价机构更是如此。 (三)根本进路：回归数据开发者的定位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学术资源由国家控制和分配的体制不会改变，评价在利益分配中的作用也不会改变，能够改变也必须改变的只能是评价机制。最有效的改变就是行政权力部门赋权的对象，让学术评价回归学术共同体。但评价机构既然能够从学术共同体手中夺得评价权，要让学术评价真正回归学术共同体也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在目前的学术生态环境下，同行评议同样会滥用评价权力，其评价结果的公正性也许连评价机构的排行榜还不如。因此，评价权力回归学术共同体的过程必然是学术民主重建的过程，只有让学术民意有充分表达的渠道，只有对评价权力实行有效的监督，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才有望真正建立。 重建学术民主当然是一个艰难而长期的过程，所以在同样可以预见的将来，类似排行榜的评价产品在学术评价中也许仍然会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三大核心”要想原封不动地保持手中握有的评价权力也非易事。一方面，来自同行的竞争将不可避免，后起之秀既会通过一些“创新”性的评价理论和方法来给排行榜披上“科学评价”的外衣，也会借助一些非学术、非技术的手段来争夺评价权力，排行榜的“战国时代”已经揭幕；另一方面，排行榜并没有十分高深的学术和技术含量，当以排行榜为标志的定量评价的面纱被揭开之后，既会有被评价者因迎合而数据造假使排行榜进一步失去公信力，也会有更多的学者和期刊人加入批判和抵制的行列中来。因此，即使支配资源分配和管理的评价权力依然长期存在，即使这样的评价权力仍然以排行榜的形式呈现，能够为行政权力部门采信的评价产品也不一定是“三大核心”了。对于“三大核心”说来，在进路选择上最明智的做法是自我革新，用更有说服力的产品来替代自己的排行榜和打败竞争者的排行榜，而不是坚守排行榜。这个更有说服力的产品，非开放的数据库莫属。在这方面，核心期刊和CSSCI毕竟已有所积累。 如果我们在这一前景下来观察“三大核心”的进路选择，更加可以看出，以《总览》或《要览》为唯一产品的核心期刊面对新老竞争对手，显然处于劣势；而CSSCI对服务平台的转型则更利于今后的竞争。一方面，向服务平台转型并不影响其来源期刊作为排行榜而存在，只要排行榜在学术评价中仍然起作用，有着服务学术研究的数据库支撑的来源期刊榜只会更具竞争力；另一方面，如果排行榜真的退出了学术评价，服务平台的意义与作用则更加凸显。 如果对学术民主的重建有着足够的信心和耐心，那么，我们也可以将CSSCI的转型看作是评价机构对数据开发者定位的回归，而把评价的权力还给学术界。这将是解决学术评价问题的必由之路。 首先，评价机构回归数据开发者定位将会使评价数据真正开放，而对数据的开发与对数据的分析和利用也可以明确地区分开来。定量评价原只是评价方法之一种，如今却成为评价机构的专利，评价机构凭此而跻身评价主体的行列，这样的身份“僭越”已使学术评价分裂为定性和定量两个不同的评价种类。这一切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评价机构特别具有定量分析的能力，而是因其对数据的垄断。只公布评价结果而不开放原始数据，排行榜之“魔力”，正是缘此而来。但不开放原始数据的排行榜，作为科研成果，它很难有科学性可言，因其结果无法验证；作为评价结果，它很难有公正性可言，因其过程无法监督。因此，要建立科学而公正的评价，评价数据的开放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开放数据当然也就意味着数据开发与分析利用的分开，分析和利用数据者将是所有的学术同行，只有这样，数据才会真正发挥作用。 其次，评价机构回归数据开发者定位将会让其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正途。评价机构退出学术评价，并不意味着从此与学术评价绝缘，评价机构对学术评价的价值并不在其排行榜，而在于其所挖掘的与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相关的大量数据。在信息时代，这些数据的价值甚至可以说是无可估量的。但是，以排行榜作为数据处理的唯一结果实际上是对数据价值的埋没和扭曲，甚至导致了学术乱象。因此，评价机构退出自己不具实力的学术评价，回归数据开发者的定位，扬长避短，专心做好数据的挖掘工作，为使用者(学术界、期刊界和管理部门)提供周到的数据平台服务，就能在未来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评价中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作出自己的贡献。因数据性质的不同，数据库的种类必将是多样的，差异化发展也能比较容易实现。显然，如果从评价产品到服务平台的转型成功，那么，评价机构就可以为自己打开一个新的发展空间。 最后，评价机构回归数据开发者定位将有利于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的重建。直接的效果是排行榜将从评价中淡出，使得学术研究、学术期刊不必再被评价机构牵着鼻子走，从而断绝了以数据造假为典型表现的学术不端的一个显性源头。如果说，学术评价机制的重建在于让学术评价回归同行评议，那么，从长远看，评价机构开发的数据则可以为同行评议的公正提供某种前提条件。一方面，随着数据的开放，定量评价不再是评价机构的专利，同行评议的评价者可以根据评价的目的来选择最合适的评价方法，既可以是根据经验作出判断的定性评价方法，也可以是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结论的定量评价方法，更可以兼采各种方法，比如用数据分析来验证经验判断，从而作出更准确的评价；另一方面，数据的开放也为学术共同体提供了对同行评议实施监督和制约的资源，共同体中更多的人不仅可以依凭自己的经验，而且可以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来评价同行评议的科学性与公正性，这是确保同行评议公正性不可缺少的程序。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对于“三大核心”及所有的评价机构来说，明智的进路选择在于，退出学术评价，回归评价数据开发者的定位。如此，“三大核心”及类似的名头或将成为历史，今天的评价机构将以新的身份出现在学术界，而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的重建也将跨出实质性的一步。 感谢上海大学刘宇博士提出的宝贵意见！当然，本文的观点由作者负责。 ①姜晓辉：《核心期刊的评价功能与作用》，《澳门理工学报》2012年第1期。以下引自姜晓辉的论文皆为该篇，不再一一注出。 ②刘宇、李武：《引文评价合法性研究——基于引文功能和引用动机研究的综合考察》，《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③蔡蓉华、何峻：《论期刊评价之目的、方法和作用》，《澳门理工学报》2012年第2期。以下引自蔡蓉华等的论文皆为该篇，不再一一注出。 ④参见王文军：《中国学术文摘：现状与展望——以“三大文摘”为中心的实证研究》，《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王文”指出，期刊被摘量与期刊学术质量并无正相关关系。 ⑤《“SCI之父”加菲尔德博士访问中国，接受采访为SCI正名》，http://www.eschina.org.cn/Article/9156.html。 ⑥王文军：《检索抑或评价：CSSCI功能论析——兼论构建引文索引数据库的若干问题》，《澳门理工学报》2013年第2期。以下引自王文军的论文皆为该篇，不再一一注出。 ⑦吴国灿：《业绩评价中企业高管认知偏差研究》，《企业研究》2010年第8期。 ⑧仲伟民：《缘于体制：社科期刊十个被颠倒的关系》，《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⑨唐红丽：《学术成果问题根源于“评价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1月7日。 ⑩钱荣贵：《“核心期刊”的负面效应、成因及消除策略》，《学术界》2002年第6期。 (11)钱荣贵：《走向终结的“核心期刊”现象》，《江苏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12)朱剑：《大数据之于学术评价：机遇抑或陷阱？——兼论学术评价的“分裂”》，《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13)苏新宁：《期刊评价的困境与思考》，《重庆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14)方广锠：《废止以CSSCI为高校学术评价的标准——致教育部长袁贵仁教授的呼吁书》，学术批评网，http://www.acriticism.org/article.asp?Newsid=11601&type=1000。 (15)杨玉圣：《炮轰CSSCI(论纲)——兼论学术腐败》，学术批评网，http://www.acriticism.org/article.asp?Newsid=16006&type=1008。 (16)参见林桂思：《质疑CSSCI——以语言学期刊为例》，学术批评网，http://www.acriticism.org/article.asp?Newsid=11210&type=1008。 (17)石剑峰：《CSSCI被指有舞弊嫌疑？中国学术“GDP”造假为敛财？》，《东方早报》2010年1月21日。 (18)参见朱剑：《面对学术评价现实的改进尝试——简评2012-2013年“CSSCI来源期刊目录”》，《高校教育管理》2012年第6期。 (19)李记松：《匿名审稿制下的编辑与作者关系——以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为中心》，《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20)邹志仁：《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之研制、意义与功能》，《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21)姜春林：《试论引文分析与社会科学定量评价》，《科技管理研究》2002年第6期。 (22)胡敏中、宋淑英：《CSSCI与社科成果评价标准》，《学术界》2005年第2期。 (23)以“基于CSSCI”和“基于核心期刊”分别在中国知网期刊库作主题检索，迄2015年10月，结果分别为488篇和24篇论文，后者仅及前者的5%；而且前者多为基于CSSCI数据的应用性分析或研究，后者因无数据可依，多是以核心期刊为研究范围，而研究所需要的数据则要另外搜集，所以很难将其视为核心期刊的应用性研究。 (24)朱剑：《重建学术评价机制的逻辑起点——从“核心期刊”、“来源期刊”排行榜谈起》，《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