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工、制度变迁与市场有效需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分工论文,需求论文,制度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目前理论界对有效需求不足的八种说法
从我国实现“软着陆”经济政策之后，国内需求市场一直不旺，表现为经济增幅和物价指数的持续下降、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理论界对此成因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根据所掌握的材料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八个方面：（1）由于经济出现通货紧缩导致需求不足；（2）由于分配差距扩大，有钱的人边际消费倾向低，有钱少用，而没有钱的人尽管边际消费倾向高，但是没有多少钱可用，形成消费需求不足；（3 ）由于储蓄倾向过高，消费率过低，形成消费需求乃至社会总需求不足； （4）预期不确定性增强，谨慎动机普遍提高，储蓄倾向持续上升而即期消费倾向下降，形成消费需求不足；（5）道德信用危机， 使储蓄不能有效转化为投资，形成投资需求不足；（6）收入增长不足， 增幅比前几年明显回落，从而形成需求不足；（7）结构失调。 由于我国经济处于转变阶段，人民生活由温饱向小康过渡，正处于经济结构变化最活跃、结构升级最关键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低附加价值产品走向疲软，再加上我国需求结构在城乡和区域上发生较大的偏差，以致于形成农村与城市、东部与中、西部消费之间的层级断层，表现出暂时性和虚假性的供给过剩；（8）由于市场尤其是农村市场开发不足， 从而形成低收入水平的相对过剩。上述诸多原因分析，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进行的，都有其根据和道理。但是我认为这些都是表象的原因，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透过表象原因可以进一步深入分析，从而看出上述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分工不足造成的，而分工不足从根本上讲，又是现行制度的必然结果。
二、市场需求与社会分工的内在关系
对于社会分工与市场需求的关系，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有过论述。主要是两点：（1）“分工是国民财富增进的源泉”。 发展社会分工，提高专业化水平，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市场商品的供给总量；（2）“分工水平由市场大小决定”。 市场需求容量制约社会分工程度。
阿林·杨格对斯密的分工与市场理论做了进一步发展。他继承了亚当·斯密的思想，但他不同意斯密关于分工程度完全由市场决定的观点，提出了他的具有深远影响的命题，后人称之为“杨格定理”。杨小凯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1）有保证的收益递增依赖于渐进的劳动分工；（2）不仅劳动分工依赖于市场范围， 而且市场范围也依赖于劳动分工；（3）需求和供给是劳动分工的两个侧面。其中， 第二点是对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分工依赖于市场范围思想的重大发展。杨格认为市场规模不仅取决于人口规模，而且取决于购买力，后者又取决于生产率，生产率又依赖于劳动分工的范围。正是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的相互作用下，二者才得以不断扩大。而经济的增长则正是在二者的相互加强作用的动态过程中得以实现。
杨格认为真正的市场扩张还必须用“迂回生产法”、“分工链”的加长来解释。“迂回生产”是一种间接地获取物品的生产方法，在获得物品之前，先获得制造物品的能力。人类的生产活动具有普遍的迂回性，而社会分工作为生产整体的一个环节必然是迂回生产法，是从生产链上不同节点上分化出来的。专业化的链式分工使生产的迂回度加大，导致知识的积累，并使生产具有报酬递增性。消费者和生产者合一是人类生产的一大特点，因而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生产者必须同其他生产者交换，那么市场就能在报酬递增下扩张规模了。专业化分工的深化表明在分工链上增加了节点，会使有经济性的规模得到级数倍增。假设把市场看作分工链的函数并假定市场的初始规模能保证专业化分工有最低的经济性，那么边际分工（分工深化）就会带来边际市场的几何级数扩张，可以说市场规模对劳动分工就具有无限弹性。市场不断扩大的前景，促使产业更精细的分工，产业链加长。杨格定理动态地发展了斯密定理，提出了由分工到分工的累积循环的机制，继承了斯密分析经济增长机制的正确方法，引入报酬递增、迂回生产法、分工链等概念，补充了斯密定理的另一半，构成了完整的阐述分工与市场的命题。
三、社会分工发展与制度安排
既然分工有如此巨大的功效，那么为什么社会上还存在社会分工不足问题呢？为什么有的国家和地区社会分工程度较高，而有的国家和地区较低？这些问题可以在制度经济学理论中找到答案。制度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人们选择专业化分工与否，取决于分工所带来的利益与分工的费用比较。人们并不是不知道分工和专业化的好处，而是在既定的制度条件下，进行分工的费用太大，得不偿失，以至于人们宁可选择非专业化分工的形式。
生产活动和交易活动是人们进行经济活动所必不可少的两个方面。生产活动是人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而交易活动是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生产活动要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同样，交易活动也必须在遵循一定的规则的前提下才能进行，这种交易规则就是制度。康芒斯把交易活动分为三类：即买卖的交易或称市场的交易；管理的交易或称企业内的交易；配额的交易或称政府的交易。与其相对应的是现代社会中三种基本制度安排，即市场、企业和政府。生产活动和交易活动都同样要消耗资源，生产活动产生生产费用，交易活动产生交易费用。所谓“交易费用”就是人与人之间打交道（进行交易、讨价还价、谈判签约、解决纠纷……等等）的费用。交易费用有内生交易费用与外生交易费用之分。内生交易费用是指由于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其他一些机会主义行为（腐败、欺骗和不可信的承诺）引起的事先无法度量的费用；外生交易费用是指在交易过程中人们能够在作决策之前看到大小的（如税收、运输费用等）直接或间接发生的费用。不管是内生交易费用还是外生交易费用，对分工水平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内生交易费用对分工的影响意义更大。因为既然它是内生的，就有可能通过制度创新和改进而加以减少，是人类大有作为的领域。例如，发生在英国的以分工为特征的工业革命，其部分原因就是因为1624年颁布的专利法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保护专利的国家，从而大大地减少了导致内生交易费用的偷盗知识产权的行为，这是英国成功的工业化最重要的驱动力之一。因此，降低交易费用有利于经济的运行、分工的深化以及市场的扩大。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由于交易方式的不同，因而资源配置方式和资源耗费数量、经济运行质量也不同，交易费用的高低，就成了评价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优劣的重要标尺。
分工可以扩大市场规模，同时出于分工导致“迂回生产”和“分工链”加长，所以也增大了交易费用。正因如此，人们才经常在分工与一体化之间徘徊不决。但是，制度的出现本来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的，如货币制度、保险制度等。人们在不断进行专业化分工的同时也在努力寻求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制度是游戏规则，这种游戏规则是人们在日常经济活动中逐渐形成、被人们普遍认可和接受的，约束人们行为的种种习俗、习惯以及规定。没有制度世界必然处于混乱的“霍布斯世界”。市场经济中，产权制度是核心。明确的产权制度可以极大地激励人们创造、发明和调动生产的积极性，充分挖掘人的潜能。但产权制度是需要国家制度来实施和保护的，否则交易费用太高，交易很难进行。分工与交易是生产方式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没有交易的分工是不存在的。因此，社会分工与否，取决于分工的好处与分工的交易费用的比较，只有在由分工带来的好处大于分工所增加的交易费用时，人们才选择分工。如果给定分工经济，要提高分工水平，获取分工的潜在收益，途径就是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而交易费用的高低，取决于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
四、通过制度变迁，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社会分工水平，增加有效需求
从上面的理论分析我们至少可概括出：（1 ）社会分工产生市场供求关系，扩大市场范围。（2）社会分工水平的发展与提高， 既增加市场供给总量，又因“迂回生产”而增加市场产品供给种类；（3 ）社会分工水平的发展与提高，使得绝大多数人在为他人和市场增加供给时，也使得自身需要得到满足，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市场，同时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了收入，从而增加了市场购买力；（4 ）由社会分工产生的分工经济与交易费用的比较决定了社会分工水平、市场种类数及市场供求关系；（5）市场需求有其相对独立性， 尤其在买卖分离的货币经济条件下，其独立性更强。市场需求制约着市场供给，进而反过来制约着社会分工尤其是专业化水平的发展。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如果社会分工出现了问题，那么市场需求肯定会出现问题。
制度变迁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降低社会分工扩大过程中的交易费用，促进分工的不断扩大，从而扩大市场规模，增加有效需求。为此，我国需进行相应的制度变迁：
（一）加快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步伐，明确私有产权地位。产权问题涉及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和企业的经营活力，是市场经济体制能否真正确立起来的核心和基础。产权界定不清，交易行为必定混乱，各种交易费用相应增大。明确的产权关系，不仅可以提高经济效率，同时还可以减少市场交易的“摩擦成本”，大量降低交易费用，从而促进分工，扩大市场范围。
（二）鼓励技术创新，提高整个国家在技术和组织上的创新能力。这是提高社会分工水平的人力资源条件。要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就必须具备参与知识经济分工的能力，具备发展高层次各种专业的能力，日、韩二战后的经济崛起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之一就是重视教育和科技，成功的参与世界经济分工。所以，要站在提高社会分工水平的高度来认识“科教兴国”战略意义，“科教”要为提高社会分工水平创造丰富的人力资源条件。
（三）建立明确的法律和监管框架体系。明确的法律和监管框架尊重产权，能够保证人们订立并遵守合同，对于进一步发挥人的创造性和创业能力至关重要。这不仅要求有透明的、稳定的规则，而且还要公正地执行，没有例外或者特权。这意味着要减少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这是最大的内生交易费用，我国在这些方面需做出更大的努力。
（四）努力提高城市化水平。城市经济的典型特征是聚集，而聚集必然使外生交易费用（如交通、通讯费用）乃至内生交易费用的降低。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城市化水平有了提高，但没有跟上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变化的步伐。因此，要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提高城市化水平，这从长远来看既有益于劳动力转移，提高农民收入，消除二元经济结构格局，也有利于企业开拓农村市场和自身的发展壮大；从短期来看具有扩大内需之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