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吸抑或反哺：北京和上海的经济辐射模式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北京论文,模式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区位邻近的地区会逐渐形成联系紧密的经济圈。经济圈内部地区的经济规模和实力一般不对等，存在一个或多个中心(增长极)，并且对区域内其他地区施加正向或反向的经济辐射。Myrdal(1957)归纳了中心增长极对外围地区可能存在的两种影响：一是“回流效应”(backwash effects，本文称空吸效应)，二是“扩散效应”(spread effects，本文称反哺效应)。空吸效应是指中心城市吸空外围地区的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其发展会抑制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导致中心与外围地区的差距扩大。反哺效应是指中心城市的产业升级和梯度转移对外围地区形成市场和技术外溢效应，通过促进市场一体化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实现中心与外围地区的共同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逐渐形成显著的“两极三区”的空间布局，其中“两极”指北京、上海两大中心增长极，“三区”指以北京为中心的经济圈、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经济圈以及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经济圈。上世纪末以来，北京、上海进入新一轮高速发展时期。1997-2009年北京和上海年均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15.87%和12.49%。2009年北京和上海的GDP总量分别为12 153亿元和15 046亿元人民币，人均GDP分别为70 452元和78 989元。①从经济规模和辐射能力看，北京和上海无疑都是各自经济圈内具有优势的中心城市。这两个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模式是否存在差异？两大经济圈内“中心—外围”的经济互动模式是空吸还是反哺？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导致经济圈之间发展现状不同的经济机制，有助于制定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相关政策。
国内已有大量关于区域经济收敛性的研究。蔡昉和都阳(2000)与沈坤荣和马俊(2002)考察了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区域经济呈现的“俱乐部”收敛特征。进一步，林光平等(2005)、吴玉鸣(2006)、苏良军和王芸(2007)以及张晓旭和冯宗宪(2008)运用空间计量方法验证了区域经济的收敛性质。而张学良(2009)利用1993-2006年“长三角”132个县市区的数据讨论了地区间的空间依赖和空间相关性。以上文献利用空间计量的方法研究了各区域的空间收敛性，但对经济圈内地区经济的相互影响特征和中心城市的辐射性质问题尚缺乏比较深入、严谨的研究。②这正是本文研究的方向。本文运用环北京和上海经济圈的县、市级面板数据，分析比较了北京和上海在各自经济圈内的辐射性质，以识别在最近一轮区域经济发展中这两大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经济辐射的主导效应是“空吸”还是“反哺”。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界定两大经济圈并对经济辐射特征做初步观察；第三部分讨论检验经济圈辐射性质的方法；第四部分为检验结果；最后是总结性评论。
二 京沪经济圈的界定与初步观察
(一)经济圈的界定及样本划分
环沪经济圈的界定较为直接。1997年，上海、无锡、宁波、舟山、苏州、扬州、杭州、绍兴、南京、南通、常州、湖州、嘉兴、镇江和泰州市共15个城市通过平等协商，自愿组成新的经济协调组织——“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2003年，台州市的加入使其成员进一步扩大(称为“15+1模式”)。本文将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的16个城市界定为环沪经济圈，包括地级市及所辖区县共88个样本点，③覆盖土地面积约10.61万平方公里(见图1右)。相比之下，环京经济圈的界定较为模糊，从早期的“京津唐”、“京津冀”到2004年正式提出的“环渤海经济圈”区域发展战略，环京经济圈的概念随着区域规划的改革不断变化。总体来看，它主要包括天津市和河北省的部分地区，但仅从省级层面将北京、天津及河北一并划定为北京辐射带显得过于粗略。为了突出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外围”模式，使京、沪两大中心城市的辐射区域在经济和地理范围上具有可比性，本文界定的环京经济圈选取以北京为中心呈圆环状向外辐射的区域，包括53个样本点，④覆盖土地面积约9.67万平方公里(见图1左)，与环沪经济圈的规模相当。两大经济圈均具有“一市两翼”的格局，即环京经济圈以北京市为中心，包含河北、天津两省市；环沪经济圈则以上海为中心，包括浙江和江苏两省。
图1 环京、环沪两大经济圈
说明：左为环京经济圈；右为环沪经济圈。其中，中心深色的部分表示界定的环京和环沪经济圈。
随着城市经济规模的扩大，北京和上海外围区县的行政区划分也在不断调整，经济发展呈现中心城区向近郊、远郊逐步扩张的模式。本文关注中心城市的经济扩散机制和辐射模式，并不是将北京和上海的每一个区(县)作为独立的样本，而是根据经济扩张的层次将区县划分为“中心城区”和“郊区”。⑤样本划分标准方面，既要区别城市中心与周边腹地，反映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同时也要考虑北京和上海之间的可比性。1997-2005年，两大城市的“核心城区”与“近郊”的经济已不断融合，我们将其统一视为“市辖区”，从而区别于各“远郊”区县。上海市划分为中心城区及南汇、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区和崇明县共7个区县；北京市包括中心城区和昌平、顺义、大兴、怀柔、密云、平谷和延庆共10个区县。
(二)数据来源及基本统计描述
本文数据来源于财政部国库司和预算司合编的1997-2005年各年的《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其中，我们将地级市的市本级数据与各城区数据加总，视为整体。进一步，我们还考虑了1997-2005年各区县行政区划的变更。⑥为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地区GDP数据以1997年为基期进行平减。从选取的样本期来看，1997年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等区域性组织正式成立的起点，1997-2005年恰好刻画了两大都市圈高速发展的阶段。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时间跨度较小的局限性不会对我们关注的问题产生本质的影响。
表1描述了各省市在各自经济圈所占的产出份额。与环沪经济圈相比，1997-2005年环京经济圈格局的变动相对更加剧烈。北京市的比例从1997年的27.09%上升至2005年的55.70%，其经济规模在环京城市群中已经占有绝对优势。伴随着北京市的经济扩张，周边县(市)的经济份额逐步下降。天津市在总量GDP中的比重从32.13%下降到21.91%，河北省47个县(市)的比重也从初始的40.78%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观察环沪经济圈的变动，我们发现，虽然上海市的份额也表现出增长的趋势，比重从1997年的13.16%不断上升至22.61%，但经济圈的整体经济格局相对稳定，呈现3省(市)协调稳步增长的态势。其中江苏省所辖40个县市的产出份额一直保持在45%左右，浙江省则处于35%左右的份额。比较北京和上海在各自经济圈中的产出比例及变动趋势可以发现，在最近一轮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两个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经济的辐射模式存在差异。
表2比较了1997-2005年两大经济圈及各省市样本县的人均GDP，统计描述的结果也凸显这一时期经济圈之间经济格局的差异。1997-2005年上海市的人均实际收入增长了79%，周边江苏、浙江两省的样本地区的增长率也分别达到45%和26%，基本呈现共同增长的态势。但同一时期环京经济圈则呈现北京市高速增长、周边地区增长放缓甚至负增长的模式。1997-2005年，北京市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为109%，而河北样本仅有16%，天津甚至出现了负增长(-4%)。北京市的快速经济增长使环京经济圈内部经济差距发生显著变化。1997年北京市人均GDP处于环京经济圈的中游水平；8年后达到15 993.61元，是河北省样本县区的2倍，比天津市高出70%。天津市不仅没有形成普遍期望的“第二增长极”，反而徘徊不前。相比之下，这一时期上海的人均GDP也后来居上，在环沪经济圈中处于领跑地位。但整个阶段内上海市与江苏、浙江两省样本的收入差距相对较小。这一现象也在表3中得到了证明。1997-2005年，环沪经济圈的地区间产出差距略有扩大，但环京经济圈内差距的扩大速度要快于环沪经济圈。到了2005年前者人均GDP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均高于后者。
但是，人均GDP的统计描述和人均产出变异系数的比较，只能反映产出水平的相对变化。它并不意味着都市圈内部不存在经济收敛性，也难以帮助我们理解地区之间经济互动的模式，尤其是中心增长极对周边地区的辐射效应。要比较经济圈内部经济扩散的机制和经济收敛性，我们需要进行更为细致的讨论。
三、中心城市辐射性质的检验方法
本节我们通过更为严谨的检验来验证上述初步观察的结果是否可信。首先，我们从经济收敛模型，展开识别中心城市辐射性质的分析思路。传统的绝对收敛模型如下：
也就是说地理相邻的地区具有相同的影响因子，而不接壤的地区影响为0。这显然不能体现经济圈内部中心增长极与其他地区的差异，不能刻画经济圈内部地区间网络式的经济联系以及中心城市辐射能力的主导性。在交通高度发达的地区，尤其在经济圈内部，地理区位已经不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认为每个地区对周边地区的影响能力主要取决于其经济规模。一般而言，占有经济份额绝对优势的中心城市对其他地区的影响能力较强，这也正是“中心—外围”辐射模式的主要特征。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选择具有如下元素的矩阵W：⑧
第j个地区对i地区影响的权重
定义为j的经济规模在经济圈中所占比例(假定经济圈中有N个地区，
为第j个地区的产出水平)。由于中心城市的经济份额在区域内处于主导地位，赋予其相应的权重也较大。这样模型(2)中的系数ρ就能刻画经济圈内部的相互影响，尤其是经济份额大的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效应。ρ是本文验证中心城市辐射效应的核心工具。若ρ为正，表明以中心城市为主体的其他地区对该地区的增长存在促进作用，也就是中心城市表现为“反哺”效应；反之则是“空吸”效应为主导。由于本文主要目的在于检验是否存在“反哺”或“空吸”效应，而不是更具体地讨论这种影响是通过何种途径实现，因此不需要控制地区间生产要素和市场因素造成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的变量，如资本、劳动和技术等。这些因素导致的地区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都可以纳入代表经济辐射的系数ρ中，不需要担心因遗漏此类变量造成的内生性问题。
然而，模型(2)仍面临着两个不容忽视的内生性问题。一个是模型(2)本质是一个横截面回归，无法控制样本异质性。如前所述，虽然资本、劳动和技术变化等因素可以忽略，但地区相对固定的异质性(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等)却与周边地区的辐射无关。忽略此类因素，检验系数ρ就会包含与辐射无关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而产生偏误。最直接的方法是利用面板数据丰富的信息优势，通过固定效应方法剔除不可观测的地区异质性。因此，本文采用Elhorst(2003)空间计量面板数据模型，将(2)式进一步推广到面板数据模型：⑨
模型(5)是本文的主要检验模型。按照面板数据的估计方法，我们对(5)式做一阶差分，再进行极大似然估计。一阶差分剔除了不可观测固定因素的影响，此时对系数β和ρ的估计更具有可信性。
模型(2)的另一个内生性风险来源于不可观测的外生冲击。(2)式中假设了地区经济增长误差项之间不存在相关性，这等价于假定包含在误差项中的外生冲击仅影响本地经济增长，而不会对其他地区产生影响。然而在地理区位邻近、经济联系紧密的都市圈内部，这个假定不能成立。区域经济面临共同的宏观冲击，这会同时影响所有地区，特别是经济圈内的地区，造成共同的经济波动(甚至共同的气候变化也可能如此)。由此使得扰动项呈现正向相关性。如果忽略了由共同外生冲击造成的样本扰动项之间的相关性，就会导致检验系数ρ存在偏误。由于共同的经济冲击一般会给经济圈内的地区带来同向影响，造成地区增长率正向相关，因此，ρ的偏误一般会是正向的，即更偏向于地区间的反哺效应。因此，本文引入扰动项的空间相关性，即使用如下模型：
其中，(7)式表述了误差的空间相关性。λ为空间误差项系数，表示地区误差项通过空间权重加权⑩后的相互影响。这是本文进行敏感性分析的主要模型。本文采用Kelejian和Prucha(1999、2001、2004)提出的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generalized spatial two-stage least squares，GS2SLS)进行模型估计。这一方法不需要对模型的误差项进行正态或其他分布的假定，就能够得到一致有效的估计量，具体包括3个步骤：
四 检验结果
根据前面介绍的方法，我们首先考虑一般的截面数据空间自相关模型(2)，回归结果见表4。我们可以看出结果并不令人满意，无论是在整个样本期还是在1997-2001年和2001-2005年两个子样本期，所有解释变量都不显著。这并不奇怪。因为根据前面的讨论，模型(2)的设定本身存在缺陷，忽略了内生性问题。表4的结果表明处理内生性问题十分必要。
表5给出了我们最主要的检验模型(5)的回归结果，关注的重点是检验系数ρ。在4个模型中检验系数ρ均显著。但两大经济圈的ρ值形成了鲜明对照，环沪经济圈为正，环京经济圈为负。这意味着环沪经济圈中虚拟的对手地区对本地的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相关性。由于上海市辖区的经济规模占到20%左右，远远高于其他县(市)，因此ρ的大小和方向更多地反映了中心城市上海的辐射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上海对周边地区的影响更多地表现为“反哺”效应，即上海的经济增长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具有一定的拉动作用。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环京经济圈中ρ值显著为负。北京市的经济份额在环京经济圈的比重较高，2001年以后甚至超过50%，因此虚拟的对手地区对某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反映北京的辐射效应。负的检验参数表明，中心城市北京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拉动周边地区经济齐头并进，相反存在一定的“空吸”效应。这一结果验证了本文第二部分关于北京和上海辐射性质的初步观察。
经济收敛性的检验结果表明，两大经济圈均存在β收敛，并且环京经济圈的收敛速度高于环沪经济圈。虽然表面上，经济收敛与增长极辐射效应的结果存在矛盾，但在分析经济收敛系数β和空间相关系数ρ的计量经济含义之后，就能够理解“环京经济圈收敛速度快”与“北京对周边地区负向空吸作用”是可以并存的。收敛系数β的方向体现了区域内各地区初始收入水平与增长率的相关性，只反映产出水平整体趋于收敛还是发散，并不反映经济圈内经济中心的辐射性质。这是因为中心城市对β的影响权重与经济圈中的普通样本相同，但对空间相关系数ρ的影响却占有很高权重。因此，中心城市初始收入与经济增长的表现对β系数的影响很小，只要其他地区平均初始产出水平与增长率呈反向关系，回归系数β就为负。更进一步，北京和上海初始经济水平在各自经济圈内均不占优势(见表2)，1997-2005年恰是两大中心城市经济实力迅速上升、逐步实现领跑的阶段(北京的势头尤为明显)，因此，与周边地区相比，中心城市的表现也是区域内初始产出水平和经济增长率负相关的有力证据，且环京经济圈的收敛系数绝对值更大。综上所述，参数β和ρ分别描述经济增长收敛性和中心城市辐射能力，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侧面。因此，β为负，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增大(见表3)和中心城市的“空吸”或“反哺”效应共存并不矛盾。
为进行敏感性分析，本文考虑了存在扰动项相关的模型(6)和(7)，表6列出了估计结果。与面板数据的结论一致，环京经济圈的检验系数ρ显著为负，而环沪经济圈则显著为正。北京的辐射作用主要体现为“空吸”效应，而上海则表现为“反哺”效应。同时，与我们的预期相一致，两大经济圈的空间误差项相关系数λ均显著为正。这就是说，各地区确实面临着共同的外生冲击，而且它确实引起了经济圈内所有地区经济增长率的同向波动。因此，控制地区间共同的外生扰动是必要的。比较面板数据模型和GS2SLS模型中的检验系数ρ，我们可以发现在排除了因共同的外生性造成的地区间的正向影响之后，北京对周边地区的“空吸”程度大大提高。当然检验系数ρ的大小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还是能够从这种比较中获得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本文根据空间相关系数ρ和λ的方向判断中心城市经济辐射效应。这一论证是基于中心城市的权重较大，ρ和λ更多地反映了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但该检验方法可能存在以下的风险：即使中心城市具有较大权重，但由于利用经济权重构造的虚拟对手地区毕竟不能完全代表中心城市，至少部分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可能是来自于其他地区之间的相互影响。在存在这种可能性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寻找更多的证据来证明：相对于经济圈中的其他地区，中心城市对空间相关系数ρ和λ确实具有绝对影响。因此，我们将中心城市从样本中剔除，让回归后的ρ和λ更多地反映其他地区之间的相互影响力。然后将前后的回归系数进行对比，如果地区间增长率的相互影响主要来源于中心城市的作用，那么在剔除了中心城市之后的检验结果应该发生明显变化；反之，如果中心城市在区域内相互影响中并不处于主导地位，则是否包含中心城市样本就都不会影响检验结果。(11)
表7给出了剔除了中心城市后两大经济圈的面板数据检验结果。(12)比较表7和表5中的回归系数β和ρ，经济收敛系数β的大小和方向变化都不是很大，但辐射检验系数ρ的符号发生了明显变化。这就进一步验证了之前关于经济收敛与中心城市“空吸”和“反哺”作用并存的解释。结论表明，剔除北京市后环京经济圈的参数ρ由负变正，但不再显著。而剔除了上海市样本的环沪经济圈的ρ继续为正，且系数有所增大。这表明在环京经济圈中，北京确实对周边地区存在很大的辐射作用，而且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为要素抽水机式的“空吸”效应。而上海对周边地区的影响程度不如北京那样举足轻重。环沪经济圈中的外围地区间本身就存在较强的正向相互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相互依存、共同增长的特征比较明显。前面分析中得到的上海的“反哺”效应，可能只是整个经济圈相互依存、协调发展特征的一种体现。
五 总结性结论
本文比较了在最近一轮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北京和上海分别在各自经济圈的辐射性质，得到了一个相当稳健的结论：上海的辐射作用主要为“反哺”效应，并且在整个环沪经济圈内部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而北京与周边地区的增长率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北京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对经济圈内其他地区产生“空吸”效应。北京社会科学院(2006)的研究表明，北京市的周边存在环京贫困带，包括32个贫困县、3798个贫困村，贫困人口达到272.6万。这很可能是“空吸”效应造成的。(13)这一现状与上海市周边昆山、太仓等地区的迅速崛起形成强烈反差，中心城市作为经济圈中的一个孤岛存在，将不利于地区内的长期可持续协调发展。
如何理解北京和上海对周边地区经济辐射的差异？是否与近100年来两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有关？20世纪30年代初在文化领域曾发生过“京派”与“海派”的争论，鲁迅先生于1934年2月3日的《申报自由谈》发表《“京派”与“海派”》一文，对这一争论做出了总结：“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这似乎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北京作为传统政治中心，在资源配置方面多习惯于层级型的行政命令；而江浙一带市场经济发育较早，并受海外商业文化的浸润，因此，环沪经济圈在资源配置方面更倾向于交易和市场。层级式的行政命令可能更易调动资源向中心集中，而平等的交换和市场则更易于互惠和地区间协调发展。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说，有待于我们今后进一步研究证明。
两大经济圈产业结构的特征也可能成为解释这种差异的方向。长三角经济圈是中国最早发展起来的以制造业为纽带的经济区域。具有共同产业模式的经济区域，一方面会使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并相互依赖；但另一方面也会因产业结构类似而造成过度竞争。两种作用的相对大小决定了地区间最终能否形成优势互补的局面。相比之下，北京主要以发展服务业为主，与以制造业为导向的周边地区形成鲜明对比。这种“中心—外围”产业存在反差的经济模式有利于实现地区间产业互补，形成良性经济互动，但也可能造成其他地区制造业的发展难以享受中心城市技术外溢和产业承接的实惠。因此，能否实现中心增长极与周边地区协调发展，取决于区域产业政策能否顺势而为，减小区域内产业结构的负面影响，扩大产业互补的优势。
当然，这些只是对经济现象的推测。经济圈内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作用，是要素(资本和劳动)流动、技术扩散、产业梯度转移等多种因素耦合的结果。本文的研究旨在识别北京和上海两大中心城市对周边腹地的经济辐射模式，但进一步研究其辐射模式的差异，则需要寻找区域间要素流动、技术外溢等多方面的微观证据，从而对经济圈的均衡发展提出更加有效的政策建议。但是，由于地区(尤其是县级地区)层面贸易和要素流动的数据较难获得，探索“空吸”和“反哺”模式背后的经济机制，还有待于我们今后继续努力。
作者衷心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北京市、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年度数据，其中人口均按照年末常住人口计算。
②媒体和观察家已经注意到北京和上海对周边地区影响的差异。北京社会科学院(2006)认为上海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龙头效应”明显强于北京。
③上海市辖区(包括中心城区、南汇县、奉贤县、松江县、金山区、青浦县和崇明县)7个样本点、江苏省40个、浙江省41个。
④北京市辖区(包括中心城区、房山区、门头沟区、昌平县、顺义县、大兴县、怀柔县、密云县、平谷县和延庆县)10个样本点、天津市6个、河北省37个。
⑤1997年以前，两大中心城市的行政区划均保持“城区+郊县”的发展模式。随后，北京、上海逐步分期、分批将城区周边的郊县撤县设区，城市经济从中心不断向外辐射。具体地，北京市的行政区划由核心城区(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周边近郊(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和远郊区县(门头沟区、房山区、昌平县、密云县、通县、延庆县、顺义县、大兴县、平谷县、怀柔县)组成。1997-2001年，北京市逐步将其周边的6个县(通县、顺义县、昌平县、大兴县、怀柔县、平谷县)改为区。上海市在1997年也同样是包括传统中心城区(黄浦、徐汇、长宁、静安、普陀、闸北、虹口、杨浦、卢湾区、南市区、浦东新区)、近郊(闵行区、宝山区、嘉定区)和6个远郊县(金山县、奉贤县、松江县、青浦县、南汇县、崇明县)的格局。1997-2000年，金山、松江、青浦、南汇和奉贤先后划县为区。2000年6月，撤销黄浦区和南市区，设立新的黄浦区。此后，上海市行政区划趋于稳定。根据城市经济“核心城区+郊县”的扩散模式，本文的样本划分如下：北京包括核心城区(东城区、西城区、宣武区和崇文区)、近郊(海淀区、朝阳区、丰台区和石景山区)、远郊(房山、门头沟、昌平、顺义、大兴、怀柔、密云、平谷和延庆)；上海包括城区(黄浦、静安、卢湾、徐汇、长宁、普陀、闸北、虹口和杨浦)、近郊(宝山、嘉定、闵行和浦东)和远郊(青浦、松江、奉贤、金山、南汇和崇明)。
⑥总体来看，地区行政区划调整主要包括3种类型：第一种是变更名称；第二种是行政级别的变化(包括县级市变更为地级市、县变更为区等)；第三种涉及县的分拆、合并以及县区之间辖区属地的改变。本文关注地区之间经济联系，前两种变化并不改变县区经济主体，因此对研究结果不会产生根本性影响。但对第三种类型，我们以保持面板数据完整性为基本原则，对存在区划变更的样本一一进行调整。
⑦将矩阵W进行行标准化，使矩阵行之和为1，从而该矩阵中的元素具有权重的含义。
⑧对该矩阵同样进行行标准化。
⑨Arbia等(2005)第一次利用空间面板数据方法检验地区收敛性。
⑩权重矩阵W与模型(5)一致。
(11)尽管在样本中剔除中心城市并不意味着能够完全消除中心城市的潜在影响，但这种敏感性分析能够减弱它们在统计回归中的影响。只要剔除中心城市样本前后的回归结果存在可推断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够坚实我们之前的检验结果。
(12)剔除中心城市样本后的GS2SLS模型结果与此相似，这里没有列出，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13)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测，是否存在这种因果关系还有待更深入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