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的魅力：普兰丁格对分析哲学的利用和改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普兰论文,哲学论文,魅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5)03-0034-05
阿尔文·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1932～）是当代美国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其研究领域广泛，学术影响深远，特别在知识论的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诣，被称为当今英美宗教哲学界的“三巨头之一”（注：另两位是约翰·希克(John Hick,1922～）和理查德·斯温伯恩(Richard Swinburne,1934～）。见张志刚：《宗教哲学研究：当代观念、关键环节及其方法论批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2页。）。综观普兰丁格的学术生涯及其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其学术探究的方法别具一格。可以说，普兰丁格是一位把当代语言分析哲学的方法运用于宗教哲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他在学术上颇有建树的原因之一。他把语言分析的方法（如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等）当成“解剖刀”或“显微镜”，对近代以来哲学知识论各派的思想、观点进行了精心的梳理和批判。正如西方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普兰丁格是一位“分析的有神论者”(the analytic theist)（注：James F.Sennett,The Analytic Theist:An Alvin Plantinga Reader,William B.Eerdmans Publishing Co.,1998.）或“分析的哲学家”(analytic philosopher)，其哲学思想是一种“分析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注：Eugene Thomas Long,Twentieth-Century Western Philosophy of Religon 1900-2000,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2000,p.390.）对于普兰丁格的分析方法加以研究，既有助于人们对其宗教哲学思想的深入了解，也有助于把握20世纪80年代以来分析哲学的流变与走势。
一
众所周知，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英美哲学界发生了一场所谓的“语言学转向”。从弗雷格和穆尔的奠基性工作开始，经过罗素、维特根斯坦、石里克、卡尔纳普、赖尔、艾耶尔、奥斯丁和塞尔等哲学家们的共同努力，分析哲学成为英美哲学界的“显学”。可以说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英美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是分析哲学。为此，美国哲学家怀特在《分析的时代》一书中特别指出，“分析”是20世纪的“一个最强有力的趋向”。这批哲学家特别重视对语言的深入探究，有人甚至提出“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注：Ludwig Wittgenstein,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4.0031,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1999,p.63.）；“哲学就是那种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注：石里克：《哲学的转变》，转引自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第9页。）。他们以数理逻辑分析或日常语言分析为手段，以“经验证实原则”为标准，对哲学、宗教、伦理、美学以及其他领域的重要概念、范畴、命题、判断、推理等等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众多的分析哲学家公开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思辨哲学”决裂，宣布形而上学的命题是无意义的。与此同时，他们也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宗教神学，认为类似于“上帝存在”的句子等等都是“假命题”。“上帝存在”就像“金山存在”、“圆的方存在”、“当今的法国国王是秃子”等句子一样，表面上看起来似乎符合句法规则，但是一经分析，就会发现它们根本不是真正的命题。就是说，从科学与认知的角度看，传统哲学以及宗教神学的命题都是无意义的“假命题”，人们根本不可能对其“证实”或“证伪”，因而这些命题根本不能有效地表达或传递真正的知识。
可以说，当年的分析哲学家的鲜明态度、立场和观点以及其主动出击的批判活动，对传统基督教的信仰和神学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使基督教哲学家们普遍感到“抬不起头来”。基督教哲学似乎被西方主流哲学拒之门外。普兰丁格曾经生动地描绘过当时的情形：“30或35年前（此文章发表于1990年——笔者注），英语世界主流哲学的主导倾向完全是非基督教的。有建树的哲学家几乎都不是基督徒；甚至绝少有人愿意公开承认他们是基督徒……。当时，哲学的神学最流行的问题并不是基督教或有神论是否为真，而是上帝存在是否有意义。”（注：Alvin Plantinga,"Advice to Christian Philosophers",Christian Theism and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ed,Michael D.Beath,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9,p.14.）
当时，绝大多数基督教哲学家和神学家们都对分析哲学怀着“敌意”，把分析哲学视为毁灭性的、破坏偶像的、邪恶的力量。“因此，许多基督教的知识分子无知地反对分析哲学，怀疑它要么会对信仰造成危害，要么就是无端地浪费时间。”（注：Alvin Plantinga,"Analytic Philosophy and Christianity",Christianity Today 8,1963,pp.17～18.）
正是在这种基督教哲学的圈内人士普遍反感或厌恶分析哲学的浓厚氛围里，身为年轻一代基督教哲学家的普兰丁格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表现出某种与众不同的“叛逆”精神。他力排众议，撰文著述，对分析哲学认真地剖析，给予高度的评价。他公开表明：“我认为，一些基督教神学家和知识分子对分析哲学所采取的怀疑的和不信任的态度是极端错误的。”（注：Alvin Plantinga,"Analytic Philosophy and Christianity",Christianity Today 8,1963,p.20.）普兰丁格以肯定的态度，概括总结了分析哲学的基本精髓。他认为分析哲学起码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分析哲学家倾向于一点一滴的、彻底的、细节性的研究；
第二，分析哲学家特别关心论证与反论证；在没有论证或证据不足的情形下，不会像非分析哲学家那样，贸然宣布令人吃惊的结论；
第三，优秀的分析哲学家力求清晰、明白、准确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未经详细地探究，从不引入新的术语或概念。（注：Alvin Plantinga,"Analytic Philosophy and Christianity",Christianity Today 8,1963,p.20.）
普兰丁格不但对分析哲学给予了正面的评价，同时还力图将分析哲学的基本理念和有效方法引入宗教哲学的研究领域，赋予分析哲学在基督教哲学领域中以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他说：“我相信，分析哲学对基督教团体的理智生活具有至关重要的贡献：它是维护教学的有利工具；可以加深我们对自己信仰的理解。”（注：Alvin Plantinga,"Analytic Philosophy and Christianity",Christianity Today 8,1963,p.18.）普兰丁格的独到见解，为基督教哲学在20世纪80年代的“复兴”投上了一束“光亮”。
二
普兰丁格对宗教哲学领域中的有关概念、表达式、语句、命题、判断和论证等加以精细的分析，为其同辈及其后继者们展示了语言分析的魅力。
1.概念的分析
几乎在普兰丁格所有的著作中，但凡首次使用的重要术语或概念，他都首先对其进行严格的规定或界说，明确指出该表达式是在什么意义下使用的，提醒人们注意术语的多重含义，防止概念的模糊与混淆。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概念分析的范例之一是对“合理性”(rationality)一词的精心梳理。
普兰丁格发现，在学术交流活动中，人们总爱在未经严格的分析之前就坦然地使用“合理性”与“不合理性”的概念，常爱对他人的观点说：“你的说法不合理”；“你的观点是非理性的”；“你的见解没道理”等等。普兰丁格指出，人们似乎并未对“在先的”问题——“什么是合理性”进行严格的限定，因而导致无数的混乱现象，倘若不及时澄清“合理性”一词的基本含义与用法，必然会导致无谓的争论。因此，普兰丁格认真地考察了“合理性”一词在不同语境和条件下所包含的多重含义。他认为，纵观西方哲学史上不同的哲学家们对于“合理性”的不同用法，起码可以区分出七种不同的含义：
(1)亚里士多德的合理性；(2)恰当功能的合理性；(3)理性衍生的合理性；(4)手段－目的合理性；(5)实践的合理性；(6)道义论的合理性；(7)担保的合理性。（注：Alvin Plantinga,Warranted Christian Belief,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Chapter 4,Rationality.）
普兰丁格采用分析的方法认真地分析了知识、真理、确证、担保、恰当功能、设计蓝图、认知环境、严格性、理性、感知、经验、神圣感、信念、信仰、否决因子、罪、模型、情感、意志、后现代主义、排他论、自然主义等现代知识论领域中经常使用的重要术语，并且反复地告诫人们，要注意概念是“变化无常的、容易混淆的、含义众多的”（注：Planginga:A Christian Life Partly Lived,ed.Kelly James Clark,Inter Varsity Press,1993,p.74.）。
2.命题的分析
除了强调对概念的分析以外，普兰丁格还特别注意对句子或命题进行分析。比如，他在论述上帝的概念时说：“人们说上帝是全能的。当说这句话的时候，人们确切的意思是什么？上帝可以做任何事情吗？但是，人们并不打算断言上帝可以创造一个正方形的圆或者实施自相矛盾的行动。他可以做出任何逻辑上可能或一致的举动吗？举起某人的手臂是可能的行为，但是，人们并没有这样的意思说，上帝可以举起他的手臂。因为他是属灵的，没有手臂可举。同样，制造一张并非由上帝制造的桌子，这在逻辑上是可能的行为，上帝当然不能实施该行动，因为他所要实施这一行动的命题是自相矛盾的。那么，当人们说上帝是全能、全知、必然或终极的真实存在者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注：Alvin Plantinga,"Analytic Philosophy and Christianity",Christianity Today 8,1963,p.20.）
在普兰丁格看来，不对句子或命题进行认真的分析必然导致各种歧义或误会。因此在宗教哲学研究领域，人们必须对各种哲学或宗教神学的基本命题或预设进行认真的分析。他明确指出，一个真正的学者需要认真地学习和研究分析哲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这方面的特殊训练，养成严格的学术规范，提高逻辑推理的能力，习惯于用清晰而准确的方式思考问题和阐述观点。
3.论证的分析
普兰丁格最擅长于运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揭露对手在论证过程中的窘迫情形。按照他的理解，自从笛卡尔和洛克以降，通过经验论与唯理论两大对立派别的交战与影响，逐渐形成了近代认识论的“经典图式”(CP)：
某人S在接受一个信念p上得到确证，当且仅当要么(1)p对S是完全基本的，即自明的、不可更改的或者在洛克的意义上对S的感官是明显的；要么(2)S在某些命题的证据基础上相信p，而这些命题是严格基本的，即通过演绎推理、归纳推理或外展推理在证据上支持p。（注：Alvin Plantinga,Warranted Christian Belief,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94～94.(CP)表示“Classical Picture”。p.93;p.97;chapter3;chapter7;chapter13;p.438.）
上述图式(CP)表明，只有三类命题或信念可以作为知识的最终基础。第一，“自明的”的命题。例如“所有黑狗都是黑的”，“2+1=3”等逻辑命题或数学命题。第二，“不可更改的”的命题，这类命题表达人的自我精神状态。例如，“我的脖子痒痒”，“我的眼角有点痛”等等。第三，“对于感官是明显的”命题。例如，“这朵玫瑰花是红的”，“我眼前有一棵树”等等。这三类命题是构建知识大厦的初始命题，任何非基本命题或信念都必须严格地以这些命题或信念为基础。
然而，正如普兰丁格指出的，“这一图式就像其他图式一样，并未受到严格的审视。”（注：Alvin Plantinga,Warranted Christian Belief,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94～94.(CP)表示“Classical Picture”。p.93;p.97;chapter3;chapter7;chapter13;p.438.）倘若人们认真思考，就会发现，其中至少存在“自我指称的不一致”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人们完全按照“经典图式”的要求去做的话，那么(CP)命题本身并不是“严格基本的”。因为如果严格进行推演的话，首先，(CP)本身并不是“自明的”，因为并没有强大的直观支持；其次，(CP)本身也不是“不可更改的”，因为它不是有关人的精神状态的命题；再次，(CP)本身显然对人的感官来说也不是明显的，(CP)本身很难从感官上去把握或认知。因此，一旦人们把(CP)放人自身所确立的标准加以检验的话，就会暴露出(CP)自身的问题——自相矛盾。这意味着，如果(CP)为真的话，则那些有权利相信(CP)的人，必定是在“其他命题证据的基础之上”相信它，因此，就需要进一步找出或回溯到其他“严格基本的命题”。但是，迄今为止，人们尚未找到“严格基本的”东西来支持(CP)。同样，如果人们确实以(CP)所要求的方式相信(CP)本身，就需要有其他“严格基本的命题”，进行合理恰当的归纳、演绎或者外展的论证，从而最后得出(CP)的结论。但是，人们也没有发现任何相关的合理论证。因此，一个接受(CP)的人会发现，他是以违反(CP)的方式来接受(CP)的。总之，(CP)本身陷入了悖论的怪圈。一个以追求知识、真理、确定性、贯通性、普遍性和必然性的人，怎么能够容忍或接受这一情形呢！结论很明显：(CP)在自我指称上并不融贯一致”（注：Alvin Plantinga,Warranted Christian Belief,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94～94.(CP)表示“Classical Picture”。p.93;p.97;chapter3;chapter7;chapter13;p.438.）。这种情形恰似当年德国数理逻辑的创始人弗雷格所遇到的窘境，当他信心十足地建构数学大厦的坚实基础时，英国哲学家罗素却写信告诉他：数学大厦的地基不牢，存在着悖论。（注：Alvin Plantinga,Warranted Christian Belief,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94～94.(CP)表示“Classical Picture”。p.93;p.97;chapter3;chapter7;chapter13;p.438.）
普兰丁格把揭露对手自相矛盾的方法加以广泛地应用。例如，在批判休谟的怀疑论时，普兰丁格明确指出，怀疑论所提出的“怀疑一切”的原则在逻辑上是无法成立的。因为，如果它怀疑一切的话，就应当怀疑“怀疑一切”命题本身。而一旦“怀疑一切的原则”本身受到怀疑的话，该原则就是不确定的，因而是不可信的；反之，如果该原则是确定无疑的，那么其怀疑一切的原则就不彻底。因为既然是“一切”，就必然包含怀疑原则本身，不能把该原则放到“一切”之外。由此，普兰丁格得出结论说，怀疑主义的原则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在现实中也是荒唐可笑的。（注：Alvin Plantinga,Warranted Christian Belief,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94～94.(CP)表示“Classical Picture”。p.93;p.97;chapter3;chapter7;chapter13;p.438.）此外，在批判多元论者反对排他论者的时候，普兰丁格亦指出，当多元论批判排他论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自己已经在暗中接受或预设了“排他论”的观点。因为，当它拒绝接受排他论时，这种把排他论排除在外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排他论”。结论是：多元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排他论”，即多元论对排他论的全部批判同样适合于批判自身。（注：Alvin Plantinga,Warranted Christian Belief,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94～94.(CP)表示“Classical Picture”。p.93;p.97;chapter3;chapter7;chapter13;p.438.）
三
普兰丁格不但在以往的哲学流派、人物和观点的分析上下功夫，还在创建自己的学说和理论的活动中自觉地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他以独特而清晰的方式阐述自己的学术见解。他说，一旦深入进行思考，就会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思想状态：具有某些宗教信念，并且意识到这些信念并非为所有的人接受。他说，“我相信如下两点”。
(1)上帝创造世界。他是全能、全知和全善的位格（这种存在具有信念、目的和意图，并且能够以行动实现其目的）。并且(2)人类需要救赎，上帝通过其圣子道成肉身、生活、牺牲与复活，为人类提供了惟一的救赎方式。（注：Alvin Plantinga,Warranted Christian Belief,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94～94.(CP)表示“Classical Picture”。p.93;p.97;chapter3;chapter7;chapter13;p.438.）
针对上面的信念，存在着如下几种情形：
其一，世界上有许多人既相信(1)又相信(2)，例如基督徒。
其二，有更多的人只同意(1)却不接受(2)。就是说，存在着非基督教的有神论的宗教，例如犹太教、伊斯兰教等等。
其三，有些人既不接受(1)也不接受(2)，但却相信“存在着其他超自然的东西”。例如道教等。
其四，还有一些人不相信上述三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例如，特别是那些自从西方近代启蒙运动以来被称为“自然主义者”(naturalist)的人。
其五，“多元论者”。即认为上述四种观点都存在着某种合理性或者说不能最后断定何者为真的人。这批人持有“宗教多样性”(religious diversity)的观点。
其六，“怀疑论者”。即对上述五种观点都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世界是不可知的，或者起码是不能完全认知的。例如温和的怀疑论者（如休谟）或极端的怀疑论者（如皮罗）。
从上面的阐述中不难看出，你可以不同意普兰丁格的观点，但是却难以否认其表达的明确性与清晰性。正是以分析哲学的手段和方法，普兰丁格构建了自己的知识论体系，并在知识论领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普兰丁格建立了以“担保”(warrant)为核心的知识论思想体系，动摇或颠覆了传统的以“确证”(justification)为核心的知识论思想体系。他认为，新的知识论大厦必须以“担保”为核心、以“外在主义”为基础加以重建。普兰丁格特别对“担保”的四个必要条件：“恰当功能”(proper function)、“设计蓝图”(design plan)、“认知环境”(cognitive environment)和“指向真理”(aim at truth)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注：参见拙文：《知识论的范式转换——普兰丁格“担保”思想初探》，即将由《基督教思想评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二辑刊出。）在继承和发展保罗、阿奎那、加尔文思想的基础上，构建起所谓的“A/C模型”（注：梁骏：《浅论普兰丁格的A/C模型》，许志伟主编：《基督教思想评论》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242～260页。）与“扩展的A/C模型”，力图对有神论信念体系进行理论上的辩护。作为有神论的哲学家，普兰丁格特别探讨了“罪”与认知的关系，力图说明“罪”如何造成人在认知方面的缺陷与障碍。不仅如此，普兰丁格还以分析哲学为武器，对当代知识论各派的思想做出回应。他曾花大力对以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等人为代表的无神论的立场和观点进行回应；针对目前宗教哲学界流行的多元论思潮进行认真的分析，指出多元论的观点在学理上站不住脚；针对当今最时髦的哲学思潮——后现代主义，普兰丁格也给予了某种程度的批判，指出后现代主义有关真理的理解或阐释是错误的，真理并没有被“解构”，真理一定存在。除此之外，在分析和考察哲学史上有关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基础上，普兰丁格借助当代模态逻辑，提出了有关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新版本；并且借助逻辑和语言的分析，深入探究了基督教哲学史上一直困惑人们的难题之一——恶的问题。（注：Alvin Plantinga,God,Freedom and Evil,Harper Torchbook,1974.）
总之，普兰丁格将分析哲学的方法运用于基督教哲学的研究领域，他的倡议与身体力行深深地影响了其他的一些学者或后继者。以普兰丁格为代表的这种研究风格和学术倾向被称做“宗教哲学的分析性的研究”。（注：Eugene Thomas Long,Twentieth-Century Western Philosophy of Religon 1900-2000,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2000,p.390.）如果说，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分析哲学的方法往往被当做批判宗教（包括传统形而上学）的锐利武器的话，那么，经过普兰丁格等人的精心改造和利用，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分析哲学反而成为英美基督教哲学家得心应手的工具。人们在研究20世纪英美分析哲学的流行演变时，绝不能忽视这一学术动向。在当今，似乎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即不了解分析哲学就无法真正把握当代西方宗教哲学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