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研究的新视野--“系统经济学”述评_理论经济学论文

经济理论研究的新视野--“系统经济学”述评_理论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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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经济学》一书,由乌杰、赵凯荣合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运用当代最新的哲学即系统辩证论,对中国当代多元并协的经济发展的最新实践,进行了经济理论的创新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走向系统范式

系统范式,是在以往分析范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思维方式。分析范式曾在理论研究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对经济学的发展也贡献不小。但是,分析范式给人们认识越来越复杂的经济现象也带来了片面性。现有经济理论往往局限在某些特定的范围内,对解决社会的许多复杂问题存在着理论不足。在分析范式下,世界经济已经历了三次理论危机和现实危机,即1925年古典经济学理论危机和现实危机,20世纪2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危机和现实危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原苏联东欧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理论危机和现实危机。当今,在跨世纪的经济发展中,人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困难,产生和正在产生着许多发展问题,大到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小到一些国家改革中的许多具体问题,这些反映到经济理论上都与分析范式有关。可见,分析范式对于越来越复杂的人类发展已经难以适应。系统范式依据的是自然科学的系统理论即将事物理解为一个具有一定层次、结构和功能等要素的有机整体。以系统范式为方法论基础,研究经济社会的整体化而提出的系统经济学概念,不仅内涵深刻,而且具有科学性。现在,关于系统经济学的研究工作,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还处于初期阶段。因此,《系统经济学》一书,更新了思维方式,开辟了经济理论研究的新视野,对跨世纪的经济学发展将有一定助益。

二、深化邓小平理论研究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旗帜,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十五大报告对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和科学体系作了深刻论述。但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内涵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学习、领会、挖掘。

《系统经济学》从系统范式的角度对邓小平理论进行了深入地挖掘。该书充分论证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提出的一国两制、一球多制的思想,指明它是“冷战”思维结束后世界步入综合时代的系统范式,对于克服分析范式下世界的对抗及在对抗中导致的军备竞赛、以及由此引发的世界经济的衰退有着重要意义。《系统经济学》进一步指出,在“冷战”结束后,世界的一体化思维居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的系统范式,各发达国家都想借这种貌似系统的范式,实现自我利益,其结果势必导致新的敌对。所以,邓小平理论明确提出要改变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真正考虑全球整体利益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在邓小平理论中更具系统范式的意义,在这种系统范式指导下,一些由分析范式导致的经济问题被不断纠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绝对对立在分析范式下是成立的,但在系统范式下两者是可以整合的;计划和市场在分析范式下被两极化,在系统范式下则被有机耦合起来;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在分析范式下也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但在系统范式下,公有和私有以及其它混合形式的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并不具有绝对对立的性质,它们都有可能耦合为一个整体,甚至就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也是如此;从系统范式看,在经营、使用、占有、所有、管理、监督、控制诸环节中甚至连公有制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不但不拒斥国有、社会占有、私有诸形式,反而可能融这些形式于一身;同样的,从这种系统范式出发,单一的行政管理体制、单一的财政体制、单一的按劳分配体制、单一的经济增长体制、单一的核算体制、单一的住房制度、单一的社会保障体制等,也要向多元系统以及这些多元系统之间的整体配套发展。这些都是在深入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得出的独立见解。

三、创新经济改革思路

在对邓小平理论的深入理解的基础上,依据当代系统科学的最新成果,《系统经济学》提出了创新中国经济改革的系统思路。系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那些具有高度复杂性的经济行为。这不是说,简单的或低级的经济行为不是它要考察的对象,而是说,作为一种全面的经济理论,它不会仅仅以局部经济活动为其研究对象,而会更加关注整体的经济活动;它不会只注意单个经济要素的优劣,而会更加关注各经济要素如何配置才能使整体经济行为最优。由于存在随机涨落和放大作用的非线性影响,它决不仅仅只关注经济因素对经济系统的影响,也更加关注各种相关和非相关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它特别注重经济系统在非平衡状态下由于多样化和差异性产生的巨大协同作用,反对在平衡状态下经济系统的小而全和重复建设。它不仅反对因果决定论,而且反对因果等当性,在克服传统的能量守恒定律的影响下,注重投入和产出的对称性破缺。它反对单线突进,注重系统的循环和超循环支持,核心就是要充分发挥中国经济的非平衡性。

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许多问题都是由于历史上造成的极度非平衡性导致的,因此一直将平衡性作为最终解决方向。应该说,这些观点也有其合理性,中国经济的非平衡确实导致了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的条块性和典型的亚细亚特征,即小而全、重复建设、缺乏分工和协作、封闭化,因此也就不可能有规模效益和整体效益。作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确立系统的思路。作者根据系统科学的重要成果指出,优胜劣汰的过程就是一个系统优于非系统的过程,在不实现系统化的情况下,平衡反而会进一步助长重复建设和封闭化、条块化,进一步影响区域经济的相互耦合,从而进一步影响规模效益和整体效益,更严重地甚至会使经济发展由于缺乏对流的活力而“死寂”。作者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的非平衡性实际上还为中国经济的系统化和规模化、整体化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只有非平衡的系统化才会使区域经济克服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局限,走出重复建设的误区,在同外界的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过程中,走向开放,形成耗散结构,建立起多样、差异、互需、互补、协同、共耦、整体放大的关系,实现多元化和多极化发展,发挥非平衡下系统产生的耦合机制和差异协同机制,激活经济系统。

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经济系统的结构调整决不仅仅是“精简机构”,从系统经济学的角度看,经济系统的劣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缺乏某些组成要素,这时经济系统也有可能运行,但由于其它一些要素可能超负荷工作,从而使整体系统劣化,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一味精简,而需要视情况增设;二是组成要素冗余或超过了系统整体要求的满足度,这就势必造成不必要的要素闲置和浪费,也使系统劣化,在这种情况下则非精简不可;三是某些要素低于系统整体要求的满足度,在这种情况下,要做的实际是强化工作。

当然,作者也不反对在有些情况下通过寻找突破口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分析范式。作者认为,那也是系统化的结果,根据系统的优化程度取决于最劣子系统的重要原理,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充分注意层次系统和结构系统等衡性也十分重要,对那些在发展中体现出滞后性的子系统或要素,由于它们决定着系统整体优化的程度,对这些子系统或要素进行突破性解决,不仅是正确的更是迫在眉睫的。

作者还用很大篇幅阐述了在经济的系统化中,经济规律和经济价值已不具有因果守恒和对称的性质,在不同的场态系统中,在系统的线性关系和非线性关系中,在动态稳定和静态稳定的关系中,在动态发展和静态稳定的辩证关系中,计划体制必将为自组织体制所取代,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对等模式及西方经济学的利润为零等建立在传统能量守恒基础上的这些思想都将随之发生重大改变,经济系统的对称破缺、因果非等当性、投入产出非等衡性的意义将越来越被人们认识到。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切实转变增长方式,将数量增长同质量增长、生态增长、整体增长有机耦合起来。这样,机遇的作用和其他随机放大因素的重要性就被突出出来,优化体制就比制订科学战略及科学计划更为重要。这对于重新理解实事求是的内涵,解放思想,克服教条和僵化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将经济系统的自组织与他组织、被组织的辩证关系耦合起来,并将经济系统的自组织化与能控化、突变性的关系耦合起来,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和市场及政企之间的辩证关系。具体来说,就是要实现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差异协同,促成市场经济的自组织化,合理配置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经济基础系统,实现再生产系统的循环与超循环,深化和完善经济管理系统。

不仅如此,作者从系统经济的范式出发,指出仅仅注重持续发展是十分不够的,那样极容易导致零增长的误区或无增长、低增长发展的误区,而应在尽量高速的发展中,在既注意数量增长又注重质量增长中求得发展,系统经济不仅要求高增长的发展,而且要求超循环的发展。

总之,《系统经济学》一书,是以邓小平理论为基础,以当代系统科学为方法论,以解决当代多元并协的社会综合经济问题为内容的、兼容和优超以往经济理论的一种新的尝试,其学术价值自待读者咀嚼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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