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最优规模研究：基于财政的可持续性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持续性论文,最优论文,中国社会论文,视角论文,财政支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初期主要是用于克服市场缺陷、稳定社会安全，创造一个较少贫困和疾病的社会。但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财政在社会保障支出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每次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到来的时候，几乎所有国家都把其作为市场失灵和收入再分配的手段。西方国家公共部门作为再分配的转移支付的社会保障支出在GDP中所占的比例约为1／3左右，成为公共财政支出中最大的一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①，美国1990年福利开支占GDP的比重达到30％，2000年社会保障与福利支出占总支出的28.25％；德国社会保障开支1985年以后一直占GNP的30％；1999年英美两国用于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分别为28.75％和36.50％。虽然自199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增长明显超过财政总支出的增长速度，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迅速增加。但与其他国家相比，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仍然处于一个较低水平。2003年中国用于社会保障支出仅占财政总支出的14.15％②，2006年中国财政支出也仅有11％用于社会保障③。自1979年以来，中国财政支出总量一直都保持了快速稳定的增长势头，但由于中国公共财政体系尚未建立和完善，特别是多年来中国社会保障模式一直是企业保障占主导，虽然经过10多年的改革现已逐步实现了社会化。但从所给出的数字来看，比例远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过低的社会保障制度水平不符合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同时也无法给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提供强有力的财政支持，不利于社会保障事业的健康发展与完善。
因此，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减少建设性财政支出的比重，提高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在总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将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良性发展及社会经济的健康运行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鉴于此，笔者以内生增长理论模型为基础，通过对产出模型进行变形，结合计量经济模型对中国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的最优规模进行测算，从而为完善中国公共财政、优化和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实证依据。
二、社会保障最优支出规模的柯布—道格拉斯模型
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最优比例规模有不同的研究角度，第一，可以从福利经济学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来研究；第二，可以从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的角度来研究；而研究经济增长的学者则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研究。由于经济增长理论是研究解释经济增长规律和影响制约因素的理论，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用经济增长理论来研究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比较流行。经济增长理论以索洛—斯旺为代表，其外生增长理论认为：由于资本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经济不会长时间的处于持续增长状态，那么经济会沿着鞍点路径达到稳定的均衡状态，平稳的经济增长只取决于外生不变的技术进步，由于财政政策属于外生变量，故其只具水平效应，对经济增长不起作用。以卢卡斯（1985）、罗默（1986）和巴罗（1990，1992）等人为代表，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生产函数模型做了进一步的修正，把人力资本、研发、技术等外生变量内生化，从而使生产函数在此条件下是规模报酬不递减的。由于人力资本、研发、技术等这些内生变量的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的特征，产生了受财政性的影响，从而对财政政策产生敏感效应。这种敏感效应为政府通过实施转移支付来刺激和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
国内学者马树才（2004）从长期经济增长与中国财政支出规模优化问题入手，通过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建立了一个财政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
（其中K代表私人资本存量，L代表劳动力人数，G代表财政支出绝对规模），结合中国1978—2000年数据，分别估计了中国预算内财政支出、综合财政支出占GDP的最优比重。得出中国预算内最优财政支出规模占GDP的比重为21.6％，综合最优财政支出规模占GDP的24％的结论。从政府的财政支出角度来看，在这些内生增长理论中，巴罗（1990）建立的一个以政府支出为中心的内生增长模型能很好的从理论上说明政府对经济存在一个最优的干预程度，他认为财政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率的凹函数。由于凹函数的特性，从而决定了存在着政府财政的最优支出规模。鉴于此，笔者将选择从长期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最优规模问题。
在不考虑财政支出分类的情况下，柯布—道格拉斯产出函数为：
由于所采用的财政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为防止伪回归现象的存在，笔者对财政和社会保障支出数据做了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变量存在单位根，说明财政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数据为非平稳序列。需要进一步对方程的残差做平稳性检验，如果残差是平稳的，说明变量之间确定存在协整关系，不存在伪回归现象。接下来对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最优规模进行估计，在方程中加入AR（2）项进行重新估计，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这说明在MPG=1的条件下，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最优比例应该是34.82%。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在满足MPG＝1的条件下，中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最优比重应该是34.82％。按照这个比例可以测算出历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的最优规模，通过历年社会救助支出规模和历年社会保障最优支出（见表7），可以测算出历年社会救助支出占社会保障最优支出的比重。其数值如表5所示，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虽然中国最高年份2006年社会救助占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达到了3.6个百分点，而发达国家的这个比重最低的是瑞士，其数值也在5％以上，所以社会救助占社会保障总支出比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而从中国的国情来讲，由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比重远远高于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社会救助比重应该高于至少不低于发达国家的社会救助比重。而从中国对社会救助的投入可行性上来讲，国家财政完全有能力进一步提高社会救助占社会保障总支出的比重。
因此，促进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特别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不得不考虑到中国财政支出规模现状，目前加大财政对社会救助的投入不能单纯从加大财政支出的总量切入，应当通过新增财政收入来解决社会救助财政投入不足状况，而且还要从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来解决。
三、结语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在满足政府支出的自然效率的条件下，中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最优比重应该是34.82％。而中国目前财政用于社会保障净支出只有5％左右（截至2006年底，见表5），过低的财政投入制约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由于中国还处于工业化初期，从为经济发展的稳定环境角度出发，应该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投入力度，以促进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国民经济的良性、健康运行。但考虑到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财政支出规模结构和状况，中国加大了对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因此，目前再次强调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就不能仅仅从财政支出的总规模作为切入点，而应重点解决的是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及新增税收以增加财政收入的方式来解决社会保障财政投入不足的问题。
所以笔者认为，今后政府一方面应该采取税费改革等措施规范预算外收入，如扩大遗产、赠与税、消费税等方式来提高预算内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另一方面应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通过在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坚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原则，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财政支出政策的可持续性。这和中国政府在金融危机时期提出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完全相吻合的。中国在此后的社会保障财政投入不足以及社会保障基金缺口的财政解决方式和手段，关键在于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而不能仅仅依靠增加财政支出总规模来解决。
注释：
① 费梅苹．社会保障概论．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34
② 刘钧．社会保险缴费水平的确定：理论与实证分析．财经研究，2004(2)
③ 刘铮．中国财政支出11％用于社会保障．www.hangzhou.com,2007－9－12
④ 马树才，孙长清．长期经济增长与中国财政支出规模优化研究．统计研究，2004(12)
* 若MPG＞1，财政提供的公共服务不足；若MPG＜1，财政支出的公共服务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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