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年：金融突破的路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单调的融资渠道，牛皮癣似的高额银行坏账，备受质疑的高投资率，信誉坍塌的证券市场……一切似乎都暗示中国金融体系正异化为特殊利益集团掠夺社会财富的工具。始于1984年的金融改革，在制度、技术、监管方面不乏创新，但最后的结局却是金融体系风险的加速度上升。金融业被公认为中国改革进程中成效最差的一个领域。
为什么中国金融的日子越改越难过？原因就是它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不但不顺应潮流逐步开放，反而变得日益垄断。就连当年被视为增量改革的市场化产物——证券市场，如今也被迫面临保存量、动增量的改革问题.其中显而易见的原因便是，这个本应最透明、最市场化的“市场”曾取得的改革成果如今基本被行政权力全面接管。
2004年，就在一个新的增长高潮到来之时，我们却被迫进行了宏观调控。正是由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机制存在很大问题，所以经济稍一加速就会跑偏。于是，在2005年临近的时候，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座谈会上，人们将目光聚焦在“金融”这个各种意见、各种压力最集中的环节上，试图寻求下一步中国改革可能的突破点……
金融困境的深层矛盾
2003年末，金融企业财务风险总量就已超过2万亿元。近来不少学者专家又发出了金融风险陡增的预警。
虽然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先生因故未能出席此次会议，但其对金融制度积弊的分析，或许是将全部的窗户纸都捅破了：金融体制最深层次矛盾与问题就在于国内金融市场如何从计划性与垄断性中走出来。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之所以很难走出困境，问题就在于：一方面金融体制是计划经济最后的一个堡垒。这种计划性不仅表现在其制度安排上，特别表现在人们的观念上；另一方面，金融制度的计划性必然导致对金融资源的垄断性。可以说，无论是银行业还是证券业，其金融资源的垄断性都超过了其他行业。这种垄断性不仅表现在国有成分所占的比重持续居高不下，比如即使是股份制银行最终控股权仍是国家，而且表现在国家对金融市场价格机制控制上。而在证券市场上，不仅上市公司最终控股权的80％以上属于国家，就连证券市场的中介机构、服务机构，国有也占主导比重。
在这几个完全竞争性的市场里，由于金融资源的基本垄断性，资源市场配置要起到基础性的作用也是不可能的。金融资源的垄断性不仅会导致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过深，也会使市场的运作机制弱化。
中国经济连续25年夺得世界增长第一的记录，但是增长的背后却是成本堆积式、数量推动型、靠高投入形成的。这25年来我们在经济增长方式上始终没有改变，仍然是粗放型的、高消耗式的。这需要实体部门做出结构调整，而这个调整在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松奇先生看来，就要从金融体系开始。
金融体系改革应该是背水一战，几大国有银行改制得好，能降低金融系统的风险系数，但解决不了金融体系效率提高的问题。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本质上靠什么呢？主要靠有一个金融改革战略观念的确立。金融改革20年，完完全全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就是试错法，就是没有一个改革的规划，改的时候往往犯错误。回过头来看，值得自豪的改革业绩不多，很多动作做错了。原因在哪呢？就是我们在战略观念上缺少一个东西，就是金融体系改革要走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发展道路，还是走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发展道路。
现在中国的问题就是要不断深化改革，但是金融改革到底往哪个方向走，我们并不清楚。其实，中国现在关键是要发挥后发优势，别人已经交了的学费，我们就不要再交了。在金融改革一开始的战略选择上就要选定建立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在这个金融体系下，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银行体系的治理结构改革、内部风险机制建设，甚至是干部制度改革。然后才是发展市场。
那么市场怎么发展呢？一个是存量改革，一个是增量改革。一方面在存量的A股市场上，要培育信；另一方面，在增量问题上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本市场。
而在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先生看来，中国的经济改革总体上还是很成功的。现在问题确实很多，但要抓住最主要的东西。比如关于国企产权的争论，最大的问题就是国资委管企业这个制度行不行的问题。他特别强调这是从理论到实践的核心问题，可我们却争了一年。现在一年都过完了，但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
华生认为，中国经济的枢纽在于金融系统，而整个金融的枢纽又在证券市场。证券市场又出了什么问题呢？很简单，价格高了。如果可以突破的话，枢纽在全流通。一旦市场解决了全流通，股市就活了，股市活了资本市场就活了，资本市场活了经济就活了。所以，要在解决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关系问题上下决心。
金融市场的结构性失衡
由于金融市场的计划性与垄断性，由于金融市场的资源不能让市场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必然会导致金融系统各方面的结构性失衡，如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失衡、中央与地方金融的失衡、金融股市与债市的失衡、民间信贷与银行信贷的失衡等。因此，如何化解国内金融市场结构性失衡可能也是2005年金融改革的重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先生特别指出，对于融资结构调整、提高直接融资比率的难度不能低估。他认为，近期的出发点，重点应放在改进银行体系的资源配置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上。
事实上，近年来金融界普遍开始意识到提高直接融资的重要意义，但是，成效并不明显。从2001年、2002年到2003年，银行贷款占企业融资的比例分别为75.9％、80.2％和85.1％，2004年继续上升。这种单一的融资结构导致企业资本金不足，全社会投资杠杆率非常高，孕育着非常巨大的金融风险。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教授却单刀直入，认为中国股市及其他金融领域之所以会出现很多问题，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民间融资或私募市场没有得到真正发展。事实上，所有发达国家融资市场都是先从个人投资开始，然后是少数股东融资，最后才发展到公募。但是，现在我们却不允许私募，只允许公募，这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也是有问题的逻辑。如果一个企业没有经过三五个，或者几十个股东的运行体制，突然就变成了有几万个、几十万个、上百万个股东的话，这就很荒唐了。所以核心的问题就是金融的放开，要让民间资金自由流动起来。
微观治理隐忧未除
在巴曙松先生看来，虽然我国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与国际惯例在形态上很类似，都设有董事会、股东大会，但逻辑上的实质差异却非常大。比如如何挑选国有银行董事、如何衡量其是否合格、是否都具有丰富的市场的经验，董事到底是向股东负责还是向董事会或其他单位负责，董事会是否有权力影响整个运行等规定，都相去甚远。特别是在人事权上，我们一直奉行党管人事、董事长兼党组书记的原则，而作为一个总经理、作为一个CE0，对正常的人力资源配制却没有直接影响力。这就使我国银行很难像一个规范的股份公司那样进行运作。
再看直接融资的证券市场，事实上已基本处于危机状态。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林义相先生认为，股票市场的问题与危机根源不在股票市场，而是上市公司基本面出了问题。从目前上市公司的情况来看，80％以上是国有和国有控股的。因此，上市公司的问题实际上是国有企业的问题。而国有企业背后是企业制度问题；企业制度背后，又是经济制度问题；经济制度背后，则是政治制度的问题。
为什么中国经济多年来一直以8％、9％的速度增长，而上市公司盈利状况，除2002、2003年有所改善之外，却连续十年呈下跌势头？人们不禁要问：上市公司的钱都哪去了？现在证券业公司全行业亏损，窟窿少说有2000亿，可证券公司老总年收入在百万的不在少数，中层业务骨干年收入30万左右。哪有一个亏损几十亿的行业这样发钱的？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会捞钱、送钱、分钱、花钱？金融突破，怎么破？
在提出这一连串问题后，林义相先生一板一眼地说：“做市场经济，重要的是重新塑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解决微观基础本身和影响它们的权利、利益协调，让它们成为一个真正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一个主体。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我们的行政权利、监管权利、司法权利都有可能会被利益收买！”
改革重新回到起点
事实上，当改革推进到今天，各种深层矛盾集中暴露、死命僵持之时，面临最大挑战的就是政府，众矢之的也是政府。一方面，在市场机制尚未建立的真空地带，人们仍需要依靠政府行政权力推进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在市场法则开始运行的地带，人们又希望政府自我约束、找准位置，生怕刚形成的市场化雏形被那些打着“市场化改革”旗号的贪婪的利益集团再度以行政权力的方式接管。于是，呼唤政府改革，最大限度地压缩行政权力市场寻租的制度空间，再度成为各项改革向前推进的最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