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刺杀行为对秦始皇地域政策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域论文,始皇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秦王朝的短祚而亡及其原因，自汉初以来，就成为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所讨论的重要话题。其中，从秦始皇的心理特征入手来讨论相关问题是一个令人关注的角度。郭沫若较早利用《史记·秦始皇本纪》关于秦始皇“病态”体型特征的描述，分析其病态的心理特征，“秦始皇在幼时一定是一位可怜的孩子，相当受了人的歧视”，“精神发育自难正常”，“很容易发展向残忍的一路”[1](P460)。此后，凡是分析秦始皇的猜忌、残暴、报复心强烈等负面心理特征的论著，大都注重秦始皇儿时被离弃于赵国、归国后又要承受太后淫乱的尴尬等方面的心理路程。如张文立在《秦始皇帝的性格》一文中推论：“从儿童时起，他便生活在这个富贵而又荒唐的环境中，权势的角逐，淫奢的生活，疯狂的迫害，残酷的杀戮，对他幼小的心灵是有影响的。……病态的生理特征，畸形的心理状态，权贵的生活环境，法术势的思想启蒙，加上种族的传统习性，培养了秦始皇帝的独特的性格特征。”[2](P52)王绍东近作《秦朝兴亡的文化探讨》专设“秦始皇的性格特点及其影响”一节来讨论问题，并把秦始皇的性格归纳为：“崇尚权力，迷信权力；刚愎自用，敏感猜忌；自傲自负，惧怕议论；好大喜功，欲壑难填；自卑孤僻，残忍狠毒。”且依据心理学“一个人的童年生活与经历对性格的形成至关重要，在每个人的性格中，都能从童年往事中找到它的底蕴和心理潜影”的理论，具体分析“这种病态性格的产生，与他所生活的文化环境、家庭背景、个人经历都息息相关。笔者认为，他的性格主要形成于25岁之前，也就是从出生到他亲政后的两三年间。”[3](P112)这些推论和探索，导入了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与视角，确实加深了讨论秦史的深度。在关注秦始皇童年经历对其性格重大影响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注重考察另外一个方面：即秦始皇成年之后的某些突发事件对秦始皇性格乃至于制定政策的影响。笔者认为，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前后所遭遇的三次刺杀事件，即荆轲“图穷匕见”的秦宫搏杀、高渐离筑击、张良主导的博浪沙椎击，都曾经对秦始皇的生命形成直接威胁，从而影响到他对“关东人”的基本判断，并进一步对他制定关东地域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
一、三次刺杀案件及其影响
荆轲“刺秦”案，在刺杀秦始皇的三案之中影响最大。此案发生在秦王政二十年(前227年)。《战国策·燕策三》“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一条，对荆轲的这次刺杀行动给予重彩浓墨的描述；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对荆轲更是充满了推崇之意；还有古小说《燕丹子》①一书刻意渲染其事。以下笔者以《史记·刺客列传》为主要取材范围，梳理其事。
司马迁对荆轲充满着敬重痛惜之情。一首易水送行的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流传千古。荆轲在行刺时和失手之后均被塑造为视死如归的英雄：“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召，不得上。方急时，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轲乃逐秦王。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以手共搏之。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秦王方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在左右卫士杀死荆轲之后，“秦王不怡者良久”[4](卷86，《刺客列传》)。司马迁在这里强调的是，荆轲行刺对秦王嬴政的巨大心理影响。
秦王嬴政的应对反应是：除了肢解荆轲之外，立即调集精兵强将，对燕国发起连年进攻，直到把幕后策划者燕太子丹诛杀为止。“二十年……使王翦、辛胜攻燕。……二十一年，王贲攻蓟。乃益发卒诣王翦军，遂破燕太子军，取燕蓟城，得太子丹之首。”[4](卷6，《秦始皇本纪》)王翦、王贲父子是当时秦军中的一流名将，秦王嬴政把他们集中投入到攻伐燕国的战场，就是要显示对于荆轲刺杀行为的雷霆回击。
直到统一天下之后，秦始皇还以诏书的形式表达当年下定灭燕的决心，就是要严惩荆轲行刺的幕后主使，“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4](卷6，《秦始皇本纪》)。显然，荆轲刺杀之举，对于秦始皇造成的心理阴影，在历经六年之后依然无法消除。
后世论史者特别是其中之文人骚客对荆轲的“失手”颇多遗憾，其实是在表达憎恨秦始皇的情绪。如《汉书·艺文志》的“杂家”之中列有《荆轲论》五篇，其文有“轲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马相如等论之”。司马相如等人的所论文字，其立意可知。东汉思想家王充曾借用“天下之士”的名义来表达对于荆轲的敬意，“人之举事，或意至而功不成，事不立而势贯山……当荆轲之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既而天下名轲为烈士……天下之士不以荆轲功不成不称其义”[5](卷27，《定贤篇》)。最为“极端”的场景描述要首推《燕丹子》，其甚至描述荆轲已经得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出。轲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揕其胸，数之曰”[6](卷下)云云，只是又被秦王嬴政狡猾逃脱了。在唐诗中，也有许多遗憾刺杀失败的情感。例如，“一旦秦皇马角生，燕丹归北送荆卿。行人欲识无穷恨，听取东流易水声。”[7](卷647，《易水》)“荆卿重虚死，节烈书前史。我叹方寸心，谁论一时事?至今易水桥，寒风兮萧萧。易水流得尽，荆卿名不消。”[7](卷571，《易水怀古》)出于对秦始皇的极度痛恨，唐代诗人还曾经对荆轲表示不满和批判：“秦灭燕丹怨正深，古来豪客尽沾襟。荆卿不了真闲事，辜负田光一片心。”[7](卷519，《读田光传》)
高渐离“筑击”行刺案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年份，即秦灭六国统一天下的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此案与荆轲“刺秦”有着内在的关联性，甚至称之为“余波”亦无不可。高渐离是荆轲的密友，参加了“易水壮别”，是荆轲入秦行刺的积极支持者。“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4](卷86，《刺客列传》)汉代人对此津津乐道，“荆轲西刺秦王，高渐离、宋意为击筑，而歌于易水之上，闻者莫不瞋目裂眦”[8](卷20，《泰族训》)。在“秦并天下”之后，秦始皇下令逐捕燕太子丹、荆轲之客，迫使高渐离“变名姓，为人庸保，匿作于宋子”，其后因为显露击筑技艺而被人所知。“闻于秦始皇，秦始皇召见，人有识者，乃曰：‘高渐离也。’秦皇帝惜其善击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击筑，未尝不称善。稍益近之。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复进得近，举筑朴秦皇帝，于是遂诛高渐离，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4](卷86，《刺客列传》)在这里，笔者要特别强调，司马迁所说的(秦始皇)“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的记载对于分析此案对秦始皇心态与行为的影响极富价值。
高渐离的冒死行刺，对秦始皇心理上的影响之大似乎还在荆轲行刺之上。秦始皇承受的心理震撼之大有可以探索的路径：荆轲行刺之时，天下依然是战国分裂之局，荆轲受命于燕太子丹，可以说是“各为其主”；而高渐离行刺则是发生在六国已经被灭、秦始皇已经是天下独尊的唯一君主之后，在秦始皇的心目中，他正在努力地把自己想象为“天下之主”，在经历着由“征服者”向“统治者”的心路变化。恰在此时，高渐离的拼死一击，让秦始皇真切地感受到——六国之人是绝不会接受他的统治的!所以，他“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
针对秦始皇的第三次刺杀，就是张良所组织的“博浪沙狙击”。此案发生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史称：“良尝学礼淮阳。东见仓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4](卷55，《留侯世家》)此次刺杀行为，引发了秦始皇的剧烈报复，“大索天下，求贼甚急”。这种大规模缉捕，充分说明秦始皇大为震怒。其内心世界最不能承受的是：在统一天下两年之后，还会有六国的贵族子弟继续在为了“故国之仇”而与当今天子生死相搏。
以上三次失败的刺杀行为在时间跨度上长达八年，横跨秦始皇统一六国前后，而主谋者、刺杀者都是山东六国人士，并对秦始皇的人身安全形成极大威胁。它们对于秦始皇心理上产生了何等巨大的冲击，对秦始皇的个人情感以及政策走向的影响如何，实在值得加以认真分析和探讨。
二、秦始皇的“关中本位”政策
秦朝的统一大业，是以关中的秦国为根据地、吞并六国而告完成的。在统一告成之后，秦始皇是怎样看待“关中秦地”与“山东六国故地”的关系?换言之，在其心目中，他是“天下之主”还是“关中秦地之主”对其制定相关政策无疑影响巨大。系统考察秦始皇言行，不得不说，外表强势的秦始皇，在其内心深处其实很纠结。
秦始皇身为君临天下的统治者，曾努力显示其为天下之主，他所推行的若干制度和政治性举措都带有故意渲染这种政治意识的色彩。秦始皇自定尊号为“皇帝”，修筑“驰道”、“直道”的交通干线以控制天下，南平岭南、北伐匈奴以巩固统一并扩大疆土，都是他以“天下之主”自居的标志。秦廷群臣对秦始皇的心态把握很准，歌颂他的要害说辞就是“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4](卷6，《秦始皇本纪》)。秦始皇的五次巡游天下与泰山“封禅”盛典，也是要向四海之内宣传始皇帝为天下之主。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于荡平六国、建立起“大一统”帝国之后，曾有过五次大规模的出巡活动。其中，四次出巡都是前往战国时的六国故地。秦始皇东巡带有可以炫耀武力的扈从军队，所到名山又多有刻石铭功之举，由此而言，秦始皇之东巡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向六国故地的吏民显示兵威慑人、国势鼎盛。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完成了“封禅”泰山的旷世盛典之后，秦始皇还有一个涉及文化心态的标志性举动：“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4](卷28，《封禅书》)。这里出现的“八神”是齐地的神祇系统，即天主、地主、兵主、阴主、阳主、月主、日主、四时主。秦始皇在东方巡游中作出了礼敬齐地“八神”的重大举动，这标志着“蓬莱仙山”的东方古老传说、燕齐方士之学对秦始皇的影响已经是相当深刻。
但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考察，笔者敢于断言，“关中本位”政策与秦朝伴随始终而未曾改变。
秦始皇在统一天下之初确定官方山川祭祀体系时，“重关中、轻关东”的倾向非常浓厚。然而，秦国之地毕竟地处西陲，在上古历史文化的大格局中，又非政治文化的重心所在地。秦朝定都咸阳，就不得不面对与“东方”相对比而相形见绌的不利局面。
《史记·封禅书》把秦始皇无法回避的尴尬局面，用一语道破：“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渎咸在山东。至秦称帝，都咸阳，则五岳四渎皆并在东方。”如何应对，才能够使得帝都所在的“关中”之地，在祭祀山川的体系中不再处于劣势?秦始皇的选择是以国家祭祀典礼的形式，提升关中山川在国家祭祀的地位。“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于是自殽以东，名山五，大川祠二。……自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所谓“自殽以东”和“自华以西”的地域之分，就是指代“六国旧境”与“秦国本土”。这些得以“享受”国家祭祀的名山大川，分布在东方六国境内的本来都有全国性的影响，而分布于西部秦地的，其中一部分的知名度则明显要小得多，是借了秦始皇的祀典新规定才得以提升其身价的。而且最有意思的是，秦始皇在确定国家山川祀典的过程中，还特意把关中的地方性神祇和河川都升格为国家祀典所及。对此种做法的原因，司马迁以历史学家的洞察力给以非常明确的论断，“(陈宝神祠)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霸、产、长水、沣、涝、泾、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阳，尽得比山川祠”[4](卷28，《封禅书》)。因为国家祭祀典礼兼容了政治文化——神秘文化的多种因素，故提升秦地山川神祇在其中的地位，就是在提升秦国本土的地位。
由此可见，在“政治文化——神秘文化”兼备的领域，秦始皇的“关中本位”思想是更为本源的，是根深蒂固的。后来他在东巡天下的过程之中，在追求“成仙”和“长生不老”的欲望之下，接受了以“泰山封禅”和“蓬莱仙山”、“齐地八神”为代表的东方神秘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读为他把自己定位于“天下之主”的一种宣示之举。
其实，任何一个朝代都会重视和强调自己的“龙兴之地”、“根据地”的重要性。这里存在的政治因素、心理文化因素都是可以得到理解的，但在完成统一大业之后，如果还长期把“龙兴之地”之外的其他地区视之为不可信任的地区，并且还把这种“地域歧视”明白无误地显示给社会大众，使之成为社会性“共识”，那就是一种统治政策的严重失误了。
综观秦始皇的地域文化政策，其最大的失误就是在完成统一天下使命之后，却未曾摆正自己是天下之主的地位，在他的内心深处，山东六国故地的吏民似乎不是他真正的臣民，而是他潜在的敌人。因此，他还只是秦国旧地的真正统治者。对于广大的东方地区而言，他还只能是“征服者”。所以，他对于东方民众的高压政策就来自于这种无法破解的心理状态。
秦始皇的“关中本位”政策是建立在对“关东”的敌视和防范心态之上的，于是就出现了在统一的秦帝国内部两大地域之间的不平等。“关中”秦人，上至统治集团的高层，下到一般吏民，均以征服者自居，对关东吏民多有欺凌奴役之举。而关东之人，对这种地域歧视和高压奴役，在秦朝的统治高压有效之时，只能是“敢怒不敢言”；而一旦秦人的统治秩序受到冲击，就会产生可怕的“报复”行为。秦朝错误的地域歧视政策所产生的负面效果在秦汉之交的历史巨变中留下了明显印记。下面的两个案例向我们揭示了这一历史奥秘：
其一，项羽坑杀秦朝的投降将士，历来是被批评为“残暴”的例证。但是，项羽“新安坑降”却有复杂的背景：在鉅鹿大战之后，秦将章邯统领二十多万大军投降项羽，进军到新安，发生了“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的惨变。其中的缘由，史籍记载的很是清楚：“诸侯吏卒异时故徭使屯戍过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及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诸将微闻其计，以告项羽。项羽乃召黥布、蒲将军计曰：‘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4](卷7，项羽本纪》)于是，坑杀降卒二十万人的惨剧随即发生。追寻这场惨剧发生的深层原因，就是秦朝错误的地域歧视政策，产生了在秦朝统治有效期内“秦中吏卒”对“诸侯吏卒”的奴役，及至秦军被迫投降，“诸侯吏卒”的报复行为就出现了——“轻折辱秦吏卒”，降兵则因此而心怀不满。项羽担心降兵生变，才决意坑杀降兵。秦始皇的地域歧视政策的负面影响，显然是这次惨剧发生的根源性因素。
对“坑降”事件之起因，王子今已有分析：“事件起由在于项羽率领的关东诸侯联军对秦人持怀疑和歧视，而最初则又与诸侯军吏卒早时曾经徭役屯戍经过秦中，受到秦中人的歧视有关。秦人由于不负担繁重徭役与关东人形成鲜明的对比，以及基于类似因素而产生的显著的地方优越感和特权观念，进一步激发了关东人的复仇心理。”[9](P61)这一论断，笔者完全赞同。
其二，在“楚汉之争”的正面战场上，双方在荥阳激战。“楚骑来众，汉王乃择军中可为车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为校尉，可为骑将。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臣愿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灌婴虽少，然数力战，乃拜灌婴为中大夫，令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将郎中骑兵击楚骑于荥阳东，大破之。”[4](卷95，《灌婴传》)这个记载所反映的历史信息，值得认真分析。刘邦在部将中推选精通指挥骑兵作战的人才，最应该当选的是李必、骆甲两位校尉。他们两位原来的身份是“故秦骑士”，当刘邦要封拜他们为骑将时，两人却明智地拒绝了，出自他们口中的“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一句话，反映出由秦朝错误的地域歧视政策所导致的关中秦地与关东六国故地之间的地域对立情结，是何等严重。
由以上两个案例可以推论，秦朝的统一形态，在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军事控御等“硬件方面”应该是明确有效的，但在文化与心理层面的“软件”却远远没有达到统一天下的基本要求，特别是在地域文化和地域心理方面，甚至还一直存在着两大板块之间无法弥合的对立与仇视。就此而言，秦朝的统一形态是不完善、不完备、不彻底的。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战国时期就存在的“关中”与“关东”两大板块之间的敌对情绪之外②，秦始皇在统一战争的过程中过度使用暴力，以及在建立了统一国家之后，在中国思想、统治政策等方面依然存在着对关东吏民的歧视、防范、威慑、镇压，无疑是最为直接的原因。
秦始皇作为大一统政权的最高统治者，为何在心理层面不能堂堂正正地做“天下之主”，始终无法摆脱“故地”概念的束缚?似乎是自我设限一般?他并非低智商的人，那么，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秦始皇遭受的心理创伤一直没有得到恢复，并且一直在有意无意之间影响着他的地域政策走向褊狭和偏执。而这种心理状态形成的原因，后世论史者固然可以从他一生的多种阅历加以解析，而笔者在经过对相关史实的考索和分析之后，愿意提供如下讨论问题的视角和结论：在统一天下过程中发生的三次刺杀行动对秦始皇的心理影响极为巨大，大到了他对山东六国臣民的恐惧意识和由此而来的敌意始终无法消歇。在“秦国之君”与“天下之主”心理定位上，不是秦始皇不愿意实现“角色转化”，而是客观现实让他感觉到来自山东六国之人无法消失的敌意，迫使他无法实现“角色转化”。暴力与敌意的恶性循环，在这里呈现出历史的繁复与多变。
注释：
①《燕丹子》，古小说。作者不详。《汉书·艺文志》未载此书，《隋书·经籍志》始见著录，明永乐年间之后亡佚。清乾隆时，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为《燕丹子》上、中、下三篇。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推测《燕丹子》是汉代之前的作品。也有人推测此书的成书年代或晚于汉代。现在传世版本较多，一般以为中华书局出版程毅中校点本为佳(1985年)。
②仅《战国策》一书中，就多见六国君臣激烈斥责秦国的言论。如“今秦者，虎狼之国也”(《战国策·西周策》，“秦令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条，游腾之语)。“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战国策·楚策一》“苏秦为赵合从说楚威王”条，苏秦、楚威王之语)。“秦虎狼之国也，无礼义之心”(《战国策·赵策三》“秦攻赵于长平”条，虞卿之语)。“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则肆然而为帝，过而遂正于天下，则连有赴东海而死矣。吾不忍为之民也!”(《战国策·赵策三》“秦围赵之邯郸”条，鲁仲连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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