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清华政治学系的建立与崛起———项学科教育史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史论文,清华论文,学系论文,学科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2)05-0082-10
作为社会科学的主流学科之一，政治学曾是老清华成为一流综合性大学的主要科系之一：“政治学不仅是清华学堂最早开设的课程门类之一，而且是清华设立大学部时的专设科系之一，还是清华改制为大学时的重点学科之一”①。自1926年建系至1952年取消建制(期间包括1937年至1945年西南联大政治学系)的26年里，清华政治学系从无到有，并迅速成为国内一流的学术单位，其中尤以抗战爆发的十年为快速发展时期，有人称之为“清华学派”，亦有人视为“清华典范”②。无论是否同意这种总结，这一时期确实是清华政治学的快速发展期，在政治学学科发展史上留下独有印迹，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使其停滞。清华政治学的历史沿革，一定意义上，可说是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进入中国知识视野的过程，也是中国本土的政治思想与政治问题进入现代学科框架的历史，清华政治学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成就了现代中国政治学的展开③，因而是一个值得剖析的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史个案。
一、走向学科建制之路
1.政治学在中国的早期发展
19世纪末，政治学在西方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欧美大学逐渐开始设立政治学系。1913年初，民国教育部公布《大学令》和《大学规程》，对大学的学科及门类做出规定，在法科之下列出了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后来各所大学大多将这三个科系设于法学院。1903年开办的京师大学堂，其八科课程中就有“政治科”。1907年开办的京师政治学学堂，在“政治门”下设有政治学、政治史、外交史等课程。1932年，全国已有近30所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
在早期中国政治学界，东洋与西洋这两种政治学路径曾延续若干年。1919年，北京大学改政治学门为政治学系，聘有李大钊等留日学者，1923年聘请留英的王世杰和周鲠生，开始以本国教员取代日本教习、以欧美学术取代日本学术。燕京大学1923年开办了政治学系。与北大先日本再欧美的路径“变轨”不同，从1926年建系直到1952年停办，清华政治学的四任系主任均是留美学生，任教者亦大多为留美学生，更曾有若干美国教员(大多有欧洲求学经历)，易言之，以留美预备学校为基础开办的清华，一开始就直接选择了欧美路径。
2.老清华政治学系的建立与发展
1909年由设立的游美学务处及游美肄业馆，以及1912年改名的“清华学校”，一开始便在史学政治类名目下设立了政治学的课程。1926年4月，清华建立了包括政治学系在内的11个正规学系。1928年清华大学成为国立清华大学，“以求中华民族在学术上之独立发展，而完成建设新中国之使命为宗旨”。逐年递增的办学经费、不断完善的教学体系和持续招聘的教研人才，为清华政治学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华政治学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1932年9月中国政治学会在南京成立，发起的45人中有4名清华教员，而出身于清华政治学的学者共有10人；担任学会常务理事的5人中，有清华教授浦薛凤和钱端升。1942—1943年，民国教育部选出两批共45位“部聘教授”，政治学科入选两位，其中一位是萧公权。1948年评选出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中，政治学三名院士中有两位清华学人(钱端升和萧公权)；而以微弱票数落选的三位候选者中，又有清华学人两位(张奚若与张忠绂)。民国时期的庚款留学考试竞争非常激烈，由于政府注重理工等应用学科，政治类留学名额极少，并且偏重应用性的公共行政、公务员任用或社会立法等。六届留美考试和八届留英考试中，政法类名额绝大多数由清华政治学毕业生考取。清华政治学师生在国内政治学界的成绩，由此可见一斑。
值得指出的是，清华政治学系的发展，与特定的现实因素有关。经费充足自然首当其冲：清华图书馆很注意订购全国政府机关出版物及档案，如《政治官报》、《内阁官报》、《国民政府公报》、《外交公报》等④。还有若干重要因素值得考量。一是政治学教员在清华改制中的话语权：1920年后到校任教的余日宣，不久兼任校务调查委员会会长、西学部史地政治组分科会议主席、学校课程委员会委员、校务委员会成员，1926年4月，政治学教员钱端升又被推举为清华学校改组委员会的七委员之一，负责起草清华学校组织大纲。余日宣之后继任的政治学系主任吴之椿，不但是罗家伦亲自聘请的，还曾兼任清华教务长职务。这些人事安排对政治学的建系与崛起均有关系。
二是学子的“外交报国”、“从政报国”取向。根据1937年《清华同学录》记载，从1912年到1928年清华改制为国立大学之前，留美预备部共有973人放洋，其中学习政治学的有133人，约占总数的13.7%，1920—1926年间甚至明显超出了配额限制。据另一项统计，1905—1937年期间，中国留学生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者共42位，其中清华出身者22人；获得国际关系和国际公法博士学位者共45位，其中清华出身者13人。国家积贫积弱的现实情况下，投身政治学业以报效国家，有志青年的这种选择也是清华政治学得以崛起的重要原因。
此外，地理位置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之一。中央大学政治学系地处民国首都南京、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地处北平城里，清华地处北平郊外，并且从不聘请政府高官任教，这既避免了政治现实的干扰，也有助于保持相对的学术独立。此外，“清华大学不仅办学经费充足，而且由于它同美国的特殊关系，使得它在办学方面有一定的独立性”⑤。凡此种种，皆造就了一个“学术空气浓厚，图书设备丰富”⑥的政治学系，为师生提供了良好的教学场域。
二、老清华政治学系的教员群体
一流的师资是大学赖以提升学术水准的首要条件。“吾人常言，大学之良窳，几全系于师资与设备之充实与否，而师资为尤要。是以吾人欲图本校之发展，欲图提高本校之学位地位也，亦以充实师资为第一义。”⑦清华政治学系成立的基础是师资的准备。教员阵营的齐备，使该系有能力开设一流的专业课程。与清华从留美预备部起步、最终建成国立大学一样，该系教员的聘任也从聘请外籍教员起步，逐步实现了本土化，同时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国际化程度(从罗家伦担任校长至梅贻琦接任的十多年中，清华各科系的外籍教授约占5%⑧)。
1.外籍政治学教员
清华自建校伊始，即以培养学生留美入美国大学为目标，因此课程完全使用英文教材、用英文讲授，政治学课程亦是如此。由于政治学是由西方传入的学科，在本国教员非常缺乏的情况下，聘任外籍教员在早期清华便成为必然选择。
以政治学课程来说，1917—1921年，原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和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麦克洛斯任教清华，就西方代议问题发表了系列演讲，主题涉及“代议思想史纲要”、“希腊和罗马的代议思想”、“日耳曼民族的代议思想”、“英国的代议思想”以及“代议思想与美国革命”等等。⑨1921年秋，明尼苏达大学教授魁格雷与清华签订两年任教合同，主讲“现代文化”与“政治学”两门课程。1922年9月，辛辛那提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教授劳力利用学术休假到清华，担任了“长期演讲员”，主讲宪政政府，包括宪法功能、内阁体制、代议方法、权力分配通读国家财政收支等问题。1928年聘请克尔文为教授、1929年聘请莱特为教授。⑩
值得指出的是，这是一批美国政治学界的一流教授：克尔文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第一任主任，后来曾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麦克洛斯曾在欧陆求学(德国柏林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后来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和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莱特先后担任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教授；魁格雷教授曾获得罗兹奖学金，在剑桥求学三载，后来两度出任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系主任。从学科分支来讲，他们所专长的政治史、行政、国际公法，涵盖了当时主流政治学科的全部内容。
2.本国教员：从清华学生到清华教师
1909年第一届留美攻读政治学的唐悦良回国后在清华任教，始开清华学子留美回校任教政治学之先河。1920年，1913级的余日宣回清华任教，1924年，清华1919年毕业生、从哈佛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的钱端升回清华任教；次年，两位清华1920年毕业生，一是先后在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刘师舜，另一位是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的陈复光，回清华担任了有关政治学课程的教员。清华政治学完成了由主要聘任美国学者向留学归国的中国教员主讲的转变。
1926年建系之时，政治学系有四位教授：余日宣、郑麐、刘师舜和钱端升，不久又聘到金岳霖和杨光泩到清华主讲国际法和国际关系课程。1928年10月，政治学系新聘教授浦薛凤、王化成(莱特教授是王化成在芝加哥政治学系的博士论文导师)、胡元义以及讲师郭闵畴、刁敏谦。同时，还聘请兼任教授和讲师(北平大学法学院经济系主任刘懋初、以及黄右昌、何基鸿和刘彦等人)。1929年8月，又从中央大学聘来张奚若，还聘胡道维为教授，潘昌煦、程郁庭为讲师。
清华政治学系教员“阵容颇为整齐”(11)，其实力不仅在校内、在国内政治学界也名列前茅。“本校的政治系，年来赖吴主任及诸教授的努力，蒸蒸日上，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就同学说罢，全系同学共有101人，占全校人数的五分之一，以系别的人数而论，仅次于经济系。就教授说罢，本系连主任、教授、讲师，共有十位，除了中国外国二文学系外，亦首推本系，但中国外国二文学系的教授有几位是教全校同学必修的国文英文等学科而并不是专门教该系的同学的，所以事实上，本系的教授是全校中最多的一系了。即就课程而论，本年度开班有二十几门。这种种现象都是令人十二万分满意的。”(12)
1931年10月梅贻琦任校长后，浦薛凤接手政治学系主任。1932年清华学子萧公权来到了清华，1933年沈乃正和陈之迈回清华任教——沈是浙江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曾任职内政部，专长于市政研究。1932年聘请的讲师邹文海和赵德洁，则是清华1930年设立研究院后自己培养的年青学者。至此，清华政治学的教员群体基本成型，不仅都正值盛年，并且知识结构完备——政治思想史、市政、国际法等方面的教员齐备，又请到历史系主任蒋廷黻主讲中国外交史，这样的教员结构为清华政治学成为一流学术单位奠定了基础，使黄金发展期成为可能。
实际上，清华政治学系聘请留学归国清华学子的传统，一直维持到西南联大时期，比如1939年到1940年，西南联大政治学系先后新聘了5位清华学子：清华聘了庚款留英的龚祥瑞和楼彦邦、哈佛博士周世逑，南开聘了王戆愚、邵循恪。
三、老清华政治学系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的演变
1.“留美预备部”时期的积累(1911—1928)
1911年《清华学堂章程》规定，学校分设中等科与高等科，各四年，史学政治类课程则贯穿中等科与高等科共8年的教学。(14)1911年，清华学堂改称清华学校，学科简化为西文与中文两大部分，并以西文为主，课程则分为必修和选修两类；在高等科内，又有文科与实科两大类别。专门的政治学课程只设在高等科四年级，作为文实两科学生的通开必修课程，课时为每周2小时。(15)这一时期，政治学课程相对比较浅显。1916年，清华开始着手改办大学，当年的高等科课程表中(16)，政治学改为选修课，与新增的公民学、国际法等课程并列为三、四年级高等科学生的选修课，课时相当有限。
1922年之后，清华的政治学课程有明显发展。依据1922年的高等科功课表(17)，在社会科学部的课程中，有“公民学”和“比较法制”、“政治学”、“东亚邦交史”、“泰西文化”、“劳动法”、“商法”；在国文部的课程中，有“法制”课程。1925年，清华新设了大学部与研究院，校内大学部、旧制留美预备部、研究院三个教学单位并存。政治学课程仍开设在培训留学预备生的旧制部之中。依据1925年秋教员授课表(18)，这年的旧制部中，有钱端升开设的“比较政治”课程和余日宣开设“政治学及远东政治”课程。1934年代理系主任王化成对此的总结是“民国十四年以前，清华为留美预备部时代，当时学校亦设有二三关于政治学之课程，惟以办学目的，在求深造于国外，故课程性质，尽属基本浅显学科”(19)。
此时的政治学作为通识教育课程，在教学方法上并未有严格要求。但是教员们已在课堂讲授之外，开始加入了实地考察的现场教学。1922年12月，魁格雷率政治学同学30余人赶赴民国众议院，旁听有关议案的讨论；1923年6月，余日宣和魁格雷带领政治学课程班17人以及非政治学课程班同学4人，晋见当时的民国大总统黎元洪，黎勉励清华同学“诸君既有国学根底，又有游美机会，将来截长补短，定可为祖国尽一份力量，行将见诸君握中国大权矣”(20)。
根据《1924—1925年的课程表》的“科目说明”，此时开设的“公民学”课程，意在使学生知公民之责任。研究项目包括：(一)群众生活，分家族、学校及市区观察之。(二)市区之公益事件，如卫生、保安、观瞻、道德等。(三)工业社会之雏形。(四)中国中央省区、地方政治之组织及概况。并鼓励学生留心时事及考虑现今中国之政治社会各问题。研究方法有讲演、问答、讨论、报告等。(21)但是教学方法已经开始发生改变：“政治学及远东政治”课程则规定，将中国、日本现今政治上之组织及实际运用，作比较的研究，以讲演及读书方法为之。(22)由此可见，此时清华政治学课程的教学已经开始与现代教学方法接轨。
1926年4月29日，各系主任选举产生，清华政治学系开始成立。由于清华经费充足，学系建制稳定，从1926年开始，清华政治学开始逐步进入黄金发展期。这一时期政治学系的学程大纲中，除国文、英文、世界史和自然科学等学校通开课程以外，专门课程有9门：政治概论、市政学、比较政府、远东政府、世界政治、政治理论、政党论、现代帝国主义研究、中国外交。但这基本沿袭建系之前的课程、没有太多创新，因缺乏体系性和本土化而遭到批评。清华文科课程委员会对政治等四个系的课程设置提出了改进建议：“清华大学的文科，其职务不只在灌输学生以欧美的智识。大学文科的教员，应与学生一同研究中国的问题，使中国的社会科学，将来有独立的希望”(23)。他们要求增加有关中国政治的课目、提升课程的层次以强化研究性(100—200课程有中国宪法，200—300课程有中国政府、欧战前中国外交史、现代中国外交问题、满蒙藏问题，300—400课程有中国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组织史)，同时要求用科学方法组织材料，用现代教学法讲授材料。经过调整的政治学课程，以(政治学)入门、政治思想、政府、法律和国际为5个组别，列出了总共27门课程，增加了有关中国政治的内容(由1门增至5门)，也补充了许多法律课程(清华当时未设法律系)。虽然这个计划明显过于庞大，但其总体框架有深远意义。
2.国立清华大学时期的系统化进程
1928年，政治学系的课程大纲调整为5个组别：政治基本科目5门，国际科目5门，外交科目5门，政治思想5门，政法科目9门。有关国际科目和外交科目之课程的增加，大约与新任系主任吴之椿曾参与武汉国民政府外交事务有关。按照该计划，1930年，政治学系开班的课程多达28门，较上一学年多出7门。尽管应修学科的限制略有放宽，但修订后的学程仍规定政治学系本科4年修业，需修满136个学分，其中本系科目34门，有关的其他系科目17门。但吴之椿任内的课程设计路线，仍处于学科本土化的摸索期。
国立清华大学时期，政治学系在完成教员本土化的基础上，在研究内容和课程设置的本土化上也有长足进步。诚如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所指出，“考察中国若干大学之历史、政治科学或经济之课程，若不能断定此种计划究为研究中国之西洋学生而设，抑为研究西洋之中国学生而设”(24)。蒋廷黻也曾抱怨说“即以政府组织为例，中国留美学生往往熟读政治思想、比较政府和地方政府等书籍。他们学成归国后可以在大学开课，像美国学者在大学中一样讲授英国、法国、德国或意大利的政府。但是却没有一位中国学者能够讲授中国政府，因为美国大学中没有这门课。再以市政为例：当时在清华有一位教授，教伦敦、巴黎、芝加哥和纽约市政，但他对天津、北平、上海等市的施政情形却一无所知。再让我们看看政治思想方面。有一段时间，清华有三位教授都能教政治思想，他们能从最早的柏拉图讲到当代的拉斯基，但却没有一个能讲授中国政治思想演进情形的。”(25)政治学的本土化显然是清华校内外都关注的问题。
政治系开始着手解决上述问题。“我们提议任何担任社会科学的教授，如果他想要放弃原有西方国家的课程改讲授中国方面的课程，都可以减少他授课的时数，增加研究及实地考察等等方面的补助。如此一来，经过三两年时间，他就可以讲授中国政治思想、中国政府或中国经济史等课程了。”(26)即萧公权所说“我每星期授课六小时，有充分的时间去从事研究”(27)。实际上，浦薛凤当初聘请萧公权来清华，请他开设中国政治思想史和西洋政治思想史两门课程，目的就在于打通中西政治思想史的藩篱。
政治学系课程体系在浦薛凤1931年接任系主任后基本成熟：“为造就吾国应用人才起见，对于本国政治方面各学科及市政学，尤加注重”(28)。这一时期，政治学系的课程分为(研究生)三类(本科生)五门，三类为公法、制度和思想；五门是宪法与行政法、国际法与国际关系、政治制度、市政学、政治思想，同时还特别关注近代中国外交史、中国政府、中国历代政制专题研究、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治思想、中国地方政府研究等关于中国国情的课程。新的课程安排既保持了通识与专业的均衡，也强调以国际视野和科学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终极目标是“务期学生于了解深邃的理论后，对于本国切身问题，能触类旁通，实际应用”(29)。同时提出“编制课程之目标，在(一)灌输学生以政治科学之基础知识，训练其思想之缜密，理解之确切，并授以研究学问之经验与方法，使能独立作高深学术之探讨；(二)养成学生应付社会环境之学识与技能，使于毕业后，或服务社会，或参加考试，皆能兴措裕如，悬鹄以赴，是以本系之课程，理论与事实并重；同时对于各种考试(如留学考试，高等试验，县长考试)之科目，亦求其能互相衔接”(30)。可见，政治学系的课程设计思想，除了知识的本土化之外，实用性也是一大特色。
这一时期，在授课内容的本土化方面有较大进展，在教学方法上也开始兼顾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两个重点。张奚若最擅长课堂讲授，“他反对花时间写讲稿，上堂一字一句照念，他说每次备课，最好是多读一遍名著、原著，加深对原著的理解，第二天上堂就讲得出来，很生动”(31)。浦薛凤“曾利用整个暑假作成一份‘政治学概论’必修课程之详细参考资料单。此项资料包括中文英文，涉及古今中外，乃摘自标准书本或杂志，并且注明每一学生必须阅读及选择阅读之章节，页数及多少。秋季开学上课之第一天，即将预先铅印订册之此项参考资料单发给学生，嘱将每周必须阅读与札记之中文报告按时呈缴，由系中助教仔细批阅给分，准时发还”(32)。萧公权则要求学生除了到堂听讲、期终应考之外，“必须阅读我所指定和他们找到的参考书，并须在学年终了以前，就研读所得，作一篇专题报告(我极力鼓励他们在教室里提出问题，以便大家讨论)……清华学生的阅读和思想都不弱，他们肯用功，不只是因为想得‘积分’而是对学术发生了兴趣”(33)。在课堂讲授之外，教员们有目的地采用了讨论式和问题探究式的教学方法，促进教学相长。这一时期，现场教学也有发展。沈乃正开设“市政府”和“市政”两门课时，他曾专门请浙江兰溪和江宁两个模范县的县长到校介绍地方政制的建设情况。
在师资充实和课程体系完善的基础上，政治学系又成为清华乃至国内最早开办政治学研究生教育的学术机构。1930年夏，清华研究部开始招生，政治学系、经济学系以及中文系、外文系、历史系和物理系为首批开办研究生教育的学系，共招收14人。其中政治学系招收3人。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时，专设了文、理、法三科研究所，其中，法科研究所设政治学和经济学两部，招生规模亦有扩大。值得指出的是，此时清华的研究生实行精英教育，因此要求相当严格。1935年政治学系毕业进入研究生院的靳文翰回忆说他当时“把奥本海姆的国际公法包括小注，已然通读了八遍”(34)，由于要求过于严格，政治学部没有一个研究生能在规定的最低期限(两年内)完成学习与研究，即使成绩极为优异的邵循恪，也三年才毕业，其他人甚至费时四至五年。
总之，在国立清华大学时期，政治学系的课程体系逐步完善，教学方法也日益丰富。1933年，清华大学评议会专门通过社会科学各系的课程应尽量向有关国情方面发展的决定，并建立了专门机构和采取专门措施以推进相关工作，此时政治学系已基本完成了本学科课程的本土化。1924年，正在美国留学的王化成曾建议清华增设有关中国社会科学的课程，当他10年后任代政治学系主任时，有关中国历史政治和现实政治的课程，已占清华政治学总课时的三分之二。
从上可见，至抗战爆发前，清华政治学系的课程已涵盖本科与研究生，同时也为本校其他科系提供政治学选修课程，教学方法也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讲授法，现场教学、专题研讨等现代的互动式教学已开始普遍采用。因此，就学科发展而言，政治学系显然已进入成熟阶段，因而高质量的学术产出和优秀学生的培养便成为必然结果。
四、老清华政治学的学术成就评估
何炳棣先生曾云，“30年代的清华文法两院表现出空前的活力。除各系师资普遍加强外，教授研究空气较前大盛，研究成果已非《清华学报》所能容纳，于是不得不另创一个新的学术季刊《社会科学》。冯友兰师的《中国哲学史》和萧公权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两部皇皇综合巨著更足反映文法教学研究方面清华俨然已居全国学府前列。”(36)老清华政治学人的贡献，主要在于两点：一是政治学知识和分析框架的引入，二是政治学研究内容的中国化。他们在这两方面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至今少有人能超越。
1.学术论文与著作
张奚若在留美期间发表《社(会契)约论考》和《主权论》，1930年和1931年发表长篇论文《自然法观念之演进》和《法国人权宣言的来源问题》。张不是一个高产的学者，但这两篇高质量的论文奠定了他西方政治思想史一代名师的地位。浦薛凤虽然主要研究西洋政治思想，他的《西洋近代政治思潮》一书1936年被列入“国立清华大学丛书”，但奠定他一生学术成就的是在《社会科学》上发表的《政治学之出路：领域、因素与原理》一文，他认为“政治，即人类共同事务之有组织的管理，共含有五项因素：(一)政治现象，(二)政治制度，(三)政治观念，(四)政治势力，与(五)政治人物”。浦薛凤的“政治五因素说”，是用来分析东西方政治现实与演进的创造性分析框架。
1928年，萧公权的博士论文《政治多元论》在伦敦被列入“国际心理学哲学及科学方法丛书”出版，并被牛津大学指定为“当代巨著”课程必读书目。萧云“近世欧美学者辄轻视中国政治思想。例如雅勒(Janet)邓宁(Dunning)诸君，或谓中国无政治思想，或谓其浅陋零碎不足观。……吾人推其相轻之由，似不外乎两端。(一)异邦学者于我之文字学术、典章制度，不易有亲切之体会。其所闻知者大半得之于辗转译述。误解难免，阙漏必多。而遽加论断，岂能中肯。(二)西人治学，甚重方法。古希腊以来，学术分科，已成风气。著书立说，尤贵系统。而‘爱智’既夙为治学之主旨，政治学者乃能超越时地，不求功利，作纯理论、纯科学之研讨。……重实际而不尚玄理，此中国政治思想最显著之特点也。……就其大体言之，中国政治思想属于政术(Politik，Art of Politics)之范围者多，属于政理(Staatslehre，Political Philosophy，Political Science)之范围者少。中国政治思想之第二特点为多因袭，少创造。”(37)萧对政治学本土化最大的贡献，是他的70万字《中国政治思想史》，他1932年至1937年任教清华时，“通过给学生开设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积攒了一千四百多页资料，奠定后来撰写《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基础”(38)。该书将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分为封建天下、专制天下和近代国家之思想三阶段，又以政治思想的传承发展为主线而分为创造时期、因袭时期、转变时期和成熟时期四个时期，“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之方法，略叙晚周以来二千五百年间政治思想之大概”(39)。萧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一版再版，至今仍是经典。
钱端升1930年出版《法国的政治组织》，1934年又出版《法国的政府》、《德国的政府》两本著作。钱先生的这些基本著作，基本穷尽了相关领域的外文文献，他以政治制度为目标，但又不囿于此，他的目标是通过庞大的比较政制研究个案，对西方政制作出全面的介绍，因此虽然以宪法为研究重心，但完全不是宪法研究的条文解释路径，而是以宪法史入手，全面剖析政制结构与运行过程。西南联大时期，他出版《战后世界之改造》和《建国途径》两部文集，前者更是中国学人关于战后国际组织的唯一著作。抗战胜利后，钱在哈佛大学任教时出版英文的《中国政府与政治》一书，数十年里一直是该校必读书目。
王化成1930年出版《现代国际公法》一书，并先后发表《最后二十年国际关系》、《世界军缩运动之经过与困难》、《意阿纠纷之由来》、《论最近中日事件的责任》、《国际犯法的国家责任》、《国际公法与抵制日货》、《国际公法与满洲国之承认问题》、《西班牙内乱与国际公法》等文章。沈乃正编译出版了《政治学总论》、《美国政党》、《比较政治制度》和《法国地方政制》，而且发表了有关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和自治制度的多篇论文。邹文海出版有《自由与权力》一书。胡适曾评价说“(陈)之迈是如今政治学中的一个天才，他一个人就可以撑起《独立评论》”。
与教授们的成就相比，清华政治学系学生的发表与出版也非常可观，许多学生在就读期间即有高水平论文公开发表，例如1925级的姜书阁曾以论文《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考辨》获得清华大学“丙寅学术论文奖金”一等奖，刊登在校报上，还刊发了单行本，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大学一年级所写的《桐城文派评述》。楼邦彦本科刚刚毕业即与同学龚祥瑞合作出版专著《欧美员吏制度》，并在《清华学报》发表数篇英文论文。清华政治学毕业生呈现出三种略有不同的学术发展路径。一种是得益于进入清华之前的家族传承和早期教育，以及清华扎实的通识教育，进入传统的史学和文学研究领域成就不俗，如姜书阁等；另一些毕业生则是在早期教育的基础上，融入清华的社会科学知识和方法训练，在传统的学术领域开出新天地，如汤象龙之于经济史——这也与清华国学教育融入现代社会科学知识的传统高度契合；三是致力于现代政治学研究的毕业生，比如在狭义政治学或经典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曾炳钧、王赣愚、邹文海和杜汝楫，在广义政治学或所谓政法研究领域的王铁崖、楼邦彦、陈体强，都有突出成就。作为以知识传授为特质的学术共同体，学生的学术发展也证实了清华政治学教育的先进性和完整性。
2.学术期刊
清华政治学的专门性学刊首先由清华留美学生在海外创办。1918年11月，清华留美学生成立政学社“留美政治学者(本社以政学名，包含政治、经济、法律及社会学，非狭义的政治学politics之谓也)日愈众，而无一学社以交换知识，无一学报以发表言论，此留美学界政学诸子所引为大耻者也。同人等用是不揣冒昧，于民国七国十一月九号第一次会议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哲学馆，是日实为政学社诞生之期”，(40)决定发行《政学丛刊》，一年四期，吴之椿等人为主要作者，由商务印书馆代印。1920年1月出版了第一期。同期，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学的张奚若、金岳霖和徐志摩以及在国内的一批学人，1919年12月创办《政治学报》(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由中华书局印制发行。
在国内，清华政治学会1927年决定出版《政治书报指南》，搜集和编辑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研究的著作概要、英文学刊论文索引，中文的政法书籍介绍、以及中文杂志的论文索引。1929年一出版便获得好评，燕京大学教务处曾专门致函要求出版续编。清华政治学会还在1931年正式出版了《清华政治学报》。值得指出的是，由蒋廷黻和萧公权先后担任总编辑的英文学刊《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The China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自1931年创刊后几乎是当时国内唯一纯学术的英文学刊，质量一流，因而为欧美各大学图书馆所订阅。清华政治学教员、包括外籍教员，均是这一学刊的积极作者。
五、两个向度上的政治实践：议政与参政
因专业之故，政治学者多参与政治评论。萧公权云：“我‘立言’的宗旨是很简单的：把平日学思所得有关国家社会进步的意见提出供政府和国人的参考。所见未必有是，但所知无不尽言。”(41)在胡适创刊年的《独立评论》上，清华师生、尤其是政治学系师生成为主要撰稿者(文章最多的前20位作者中，清华师生有7人)。(42)钱端升被迫离开清华后担任了天津《益世报》主笔，西南联大时期他主办《今日评论》，发表大量社论与时评。清华政治学系师生在校外的政治评论活动广受关注。当然，抗战开始后多位教授进入政府(行政院与最高军事委员会)，更是政治实践的集中体现。
在校内，清华学生组织了积极的社团活动。1920年11月，清华高等科同学十人组织成立了“政治学研究会”，目的是“纠合同志，公共讨论及研究而切有关于政治之问题及学理，一为扩充公民智识提倡公民责任，一为将来肄业专科中预备起见”，邀请校长金邦正以及政治学教员余日宣、沈楚纫担任顾问，开展了读书讨论会、名人演讲、法庭模拟演习、实地参观政治、研究报告撰写等活动，很快成为校园里最活跃的社团。民国政界的清华学子中，许多人曾是该社团的成员。1927年，研究会与大学部的政治学系同学会合并，组成“清华政治学学会”，设宗旨为“研究政治学术，联络感情，并辅助清华政治学系之发展”，会员既包括政治学系师生，也吸收对政治问题感兴趣的外系学生加入。
六、结语
抗战爆发后，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后迁昆明为西南联合大学，政治学系的教员有来自清华的7位教授(浦薛凤、张奚若、萧公权、沈乃正、王化成、赵凤喈、陈之迈)。浦、王、陈先后进入民国政府，萧转任四川大学，清华政治学系留下的教授只张奚若一人，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后。北平和平解放后，清华政治学系开始进行课程体系的修订和改革，准备开设“新民主主义理论”课程。1952年6月26日，教育部的通知下达到了清华大学，调整文科和理科，政治学系随之结束。虽然老清华政治学系的发展是特定历史时期的轨迹，但其崛起之快与学术水平之高，至今仍有参考意义。
综观老清华政治学系的建立与发展，可以得出若干结论。首先，丰富及时的图书资料储备和充裕的经费，可谓是重要前提。检视诸位教授的经典著作，不难发现参考资料、尤其是中外文资料的极其翔实与及时(比如钱端升著作中的英文、法文、德文书目与资料)，这应该归功于清华校方当时在经费和图书方面所费力气。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良好的学术与教学气氛，即教授向学、学生好学的良性互动，是学科充分发展的本体。
其次，与国际学科主流的对话与接轨，是短时期高效发展的重要条件。1926年钱端升曾专门演讲政治学的科学性问题，他认为政治学“如能成为科学，则当可自成一家，在社会科学中，当可占位置。否则恐仍不免介于哲学法律之间”；而对于政治学未来的发展，他坚持乐观的态度，以为“当不难成为科学”(43)。关于政治学科学性质的这一理解显然带有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色彩，显然是当时美国政治学发展主流的共识。当时，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刚刚独立不久，与历史学、哲学和法学仍有诸多粘连，这种见解可谓极为先进。
再次，立足本土，以现代科学的路径开展教学与科研，这既包括研究路径的选择，也包括教学方法的现代性。在教学方法上，既有课堂讲授，又有现场教学，既有传统书院式的中国师生互动方式，又有实地调查。在研究路径上，彼时的清华政治学人开始用现代科学的路径开展政治学的教学与科研，既使他们能够关注中国问题和本土知识，也使他们自发地使用现代学术理路处理中国资料，进而讲授所形成的现代中国政治学知识，在“智”与“识”两个层面上促进了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展。政治学系的毕业生不但在本学科有积极建树，在国际法、外交史、经济史等领域的突出成就，均与在校时所接受的学科训练有关。这些既是老清华政治学成功的关键，也为后来的学科发展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样本。
正如张奚若教授当年所言：“学问要往大处着眼，不然就是精深也是雕虫小技。”(44)立足本土、服务本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终极使命。对老清华政治学而言，“科学的研究方法、国际视野和国际学术标准、注重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独立之精神”(45)是其在短时间里崛起的关键，对本学科乃至其他社会科学的建设来说，至今仍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注释：
①钱颖一，李强.老清华的社会科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96.
②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350-351.
③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王向民.民国政治与民国政治学：以1930年代为中心[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④转引自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35.
⑤许美德.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74.
⑥萧公权.问学谏往录[M].合肥：黄山书社，2008.112.
⑦梅贻琦.致全体校友书[A].杨东平.大学精神[C].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238.
⑧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107-133.
⑨苏云峰.清华职教员与圣约翰关系表[A].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
⑩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外籍教员资料辑.未刊稿.
(11)萧公权.问学谏往录[M].长沙：岳麓书社，2008.112.
(12)潘如澍.对于“充实政治系内容”的一个新建议[J].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0，(144).
(13)转引自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28.
(14)清华学堂章程(1911年2月)[A].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1卷)[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146.
(15)北京清华学校近章[Z].神州(1-2)，1914-7.
(16)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165.
(17)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67-171.
(18)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1卷清华学校时期(1911-1928)[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338-341.
(19)王化成.政治学系概况[J]，清华周刊，1935，(向导专号).
(20)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九十年[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29.
(21)清华一览1925-1926[A].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1卷[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320.
(22)同上，322.
(23)吴景超等.关于清华大学文科课程的商榷[J].清华周刊，1927，(416).
(24)国联教育考察团.国联教育考察团报告书.中国教育之改进[R].国立编译馆译.南京：教育部，1932.182
(25)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M].长沙：岳麓书社，2003.128.
(26)同上，129.
(27)萧公权.问学谏往录[M].长沙：岳麓书社，2008.112.
(28)王化成.政治学系概况[J].清华周刊，1935，(向导专号).
(29)同上.
(30)浦薛凤.政治学系概况[J]，清华周刊，1936，(向导专号).
(31)端木正.端木正自选集[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401.
(32)浦薛凤.音容宛在[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25.
(33)萧公权.问学谏往录[M].长沙：岳麓书社，2008.113.
(34)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99.
(35)钱颖一，李强.老清华的社会科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139.
(36)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99
(37)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588.
(38)萧公权.问学谏往录[M].合肥：黄山书社，2008.113.
(39)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590.
(40)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64.
(41)萧公权.问学谏往录[M].合肥：黄山书社，2008.185-186.
(42)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299-349.
(43)钱端升.政治学[J].清华周刊，1925，(17).
(44)周培源.张奚若文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20.
(45)钱颖一，李强.老清华的社会科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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