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总需求不足的深层原因及其扩张的路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当前我国论文,总需求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总需求不足：我国经济跨世纪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
计划经济体制下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产品短缺。供不应求和总需求膨胀始终是社会经济生活中无法解决的一大难题。正因如此，我国建国以来曾先后发生过五次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胀对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危害，迄今仍令我们每个经历过它的人心有余悸。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以高速发展，但由旧体制所引发的总需求膨胀却往往成为伴随高增长的可怕阴影。实现高增长低通胀，对于饱受高通胀之苦的国人来说，一直是一个孜孜以求的梦。1996年底经济“软着陆”的成功实现，使我们终于破天荒地圆了“高增长低通胀”这个梦。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当人们还未来得及为之自豪和庆幸，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即于1997年下半年迅速出现了令人们颇感突然的重大变化。经济舞台上长期扮演主角的短缺悄然退去，产品过剩取而代之走上了前台，多年困扰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总需求不足这个幽灵在我国开始显现。尔后一直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徘徊，且愈演愈烈，宏观经济运行迅速进入产品全面过剩阶段。我国经济刚刚跳出通货膨胀的泥潭，旋即又落入了通货紧缩的圈套。
过剩经济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经济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经济总供给能力空前增加，物质财富大大丰富，同过去的短缺经济相比，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巨大成就，可喜可贺。但也应当清醒地看到，这种全面过剩背后所隐藏的社会需求不足，已经给我国经济在当前乃至跨世纪的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蒙上了很大阴影。主要表现在：工农业产品普遍过剩，企业生产能力大量闲置，库存增加，亏损严重，失业半失业压力加大；物价长期走低，其中消费品价格21个月、生产资料价格39个月持续走低，危及企业成本和正常经营；银行长期存大于贷，亏损运行；城乡居民收支增长趋缓，投资和消费增长双双乏力；经济增速连年下滑，1996年9.7%，1997年降至8.8%，1998年又降为7.8%， 今年上半年仅为7.6%，从而使财政增收和就业扩大变得更为不易。
很显然，总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作为我国经济步入新的成长阶段的最突出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在当前乃至跨世纪的健康发展，成为我国当前社会经济生活诸多矛盾中的最突出和最主要的矛盾。下大力治理社会总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毫无疑问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
体制变迁和结构转换滞后导致经济流程受阻：总需求不足的深层原因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显示，生产过剩和总需求不足一般发生在人均GDP3000美元左右。而我国人均GDP还不到1000美元就出现了过剩，实属异常。过剩经济何以在我国超前亮相，人们的解释自然是见仁见智。笔者认为，按照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要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关键是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动态平衡。而要实现这种动态平衡，就必须做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使全社会国民收入中的一部分顺畅转化为消费，另一部分即储蓄顺畅转化为投资。我国目前所出现的产品过剩和总需求不足，从根本上说，就是这两个转化在体制转轨与经济发展中因一系列体制和结构矛盾而严重受阻的结果。
首先，经济发展进入新的成长阶段后出现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导致国民收入中应该用于消费的那一部分收入转化受阻。
经济发展，既是一个经济总量不断扩大的过程，又是一个包括生产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以及城乡结构等在内的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与转换的过程。我国是一个正在飞速发展的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各种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它不仅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收入水平，而且还制约着人们的收入向消费的顺利转化，进而影响着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资本与劳动的结构转换，导致城镇职工收入减少。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科技不断进步，工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是无法抗拒的经济规律，从而导致以资本替代劳动的要素组合结构转换。正常情况下，工业资本利润率下降和工资率上升调节企业自动提高资本与劳动力的比例，绝对和相对减少工人。由于减员增效，工人工资水平相应提高，消费结构变动对第三产业提出需求，于是在第三产业发展中又不断将第二产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者吸收进来。如此不断循环，推动经济在结构不断调整中向前发展。而在我国，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企业一直承受着冗员过大的沉重压力，资本有机构成难以提高。企业资本利润持续下降和职工工资率的持续上升，把众多国有企业推向困境。为使国有企业生存下去，迫使我们近两年不得不实施大规模减员增效战略。但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同时，因各种再就业渠道不畅等原因，又迅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失业和下岗人员群体。这样，一方面，大批职工因下岗和失业收入减少，消费水平下降；另一方面，劳动市场供给过剩，又制约着在岗职工工资的增加。最终导致收入总体增长滞后于经济供给能力的增长，收入与消费的正常均衡难以实现。
②分配结构不合理，使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拉大，广大中低收入者消费明显不足，从而使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下降。在一国既定的收入水平下，消费总体水平的高低，与收入分配结构状况密切相关。按照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消费占收入的比率即消费倾向的高低，在不同收入者那里是不一样的。消费随收入增加而增加，但消费倾向呈递减趋势。因此，富人的消费倾向通常低于穷人的消费倾向。这是因为，穷人的消费是最基本的消费，基本生活资料占了其收入的很大比重；而富人的消费早已超越了基本需求的层次，基本生活资料在其收入中所占比重不大。据此理论反观我们现实，应当说在人们收入普遍增加的同时，确也出现了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据有关专家估算，目前我国银行居民储蓄的80%为占人口总数的20%高收入者拥有，80%的中低收入者只拥有其中的20%。这种分配格局，势必形成少数有钱人无消费欲望，多数没钱或钱少的人无消费能力的结果，从而使全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下降。
③消费结构升级中出现严重断档，从而难以形成新的消费热点，消费领域无法拓宽。按照一般规律，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消费结构将大体遵循吃、穿、用、住、行、医、教、乐的顺序逐步升级和演进。从我国目前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现状来看，食品、服装、中高档耐用消费品需求已基本满足，消费结构正面临着一个由千元级消费向万元甚至数万元级的诸如购房、购车消费的较大跨度的升级。然而由于长期的低工资政策和福利性消费体制改革滞后，使得这个升级变得十分困难。由此形成了一方面银行居民储蓄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新的消费热点难以形成。消费领域过于狭窄的状况，客观上加剧了消费品市场供过于求的矛盾。
④城乡二元结构转换滞后，导致农民增收增支缓慢。经济发展过程，一定意义上也是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元结构的转换过程，其核心是农村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可使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者收入大大增加，同时也会使仍从事农业的劳动者因农业过剩劳动力减少而提高其收入。农村城市化又会大大改变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优化农村居民的消费环境，从而促进农村消费大大提升。我国目前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的70%，大体高出世界同等收入水平国家10%以上。由于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展缓慢，农业和农村人口比重过大，人均农业资源占有水平低下和大量过剩的农业劳力转移不出去，将从根本上长期制约我国农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如果说前些年我们还可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那么在当前国内农产品价格已接近甚至还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情况下，此路已经不通。依靠农业科技进步和推行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民增收无疑是条重要出路，但作用毕竟有限，因为它归根到底要受到农村土地资源的限制。农民收入增长趋缓，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目前两者收入比大体为2.6∶1），并进而拉大了城乡消费差距，农民消费总量尚不到全国消费量的一半，农村消费水平从总体上落后城市10～15年。由此使得城市居民消费升级后所过剩的工业品无法及时地由农村来接纳和吸收，在城乡居民消费之间出现了一个差距较大的消费空档或断层。而在这个空档内，恰好集中了我国目前大量的过剩产品。
⑤福利型消费体制改革的集中推进，将会过度强化人们对未来支出增加、收入不稳定的预期。在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及其预期很低的情况下，为应付购房、养老、医疗、教育等消费支出以及可能下岗等各种风险，势必造成人们不仅无钱不能花，即使有钱也不敢花；不仅不敢把明天的钱拿到今天花，即使今天的钱也要等到明天花。为什么1996年以来银行利率连续7次下调，银行储蓄却一路大幅攀升， 消费需求依然回升无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我国消费占GDP 的比重即消费率过于偏低，目前仅为56%，远低于处在相同发展阶段国家的水平，如1975年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消费率普遍达77～86%。因此，消费需求不足的出现就势在必然了。
其次，金融体制改革导致融资渠道狭窄，使储蓄难以顺利转化为投资，从而导致储蓄大于投资，投资需求不足。
按照现代经济学常识，国民收入中的消费剩余即为储蓄。在消费不足的情况下，要保持社会应有的总需求规模，就应由扩大投资需求来补充。储蓄要转化为投资，不外乎是通过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两条渠道来完成。我国目前总需求不足，主要是因为随着投融资制度的改革，间接融资渠道正在相对缩小，直接融资渠道又不能相应拓展，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受阻，从而导致投资需求严重不足。
改革开放前，政府直接操作着国民收入中储蓄部分的分配和使用，财政投资是企业主要资金来源，这种经济实际上是一种政府直接融资型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主要渠道是政府财政直接投资，一般不存在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困难。改革开放后，随着分配体制和投资体制的改革，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国家财政收入所占比重下降，城乡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则越来越大。政府财政由生产建设型变成了吃饭型和借债型。特别是1984年实行“拨改贷”以来，国民收入中用于投资的那一部分越来越多地转入到银行，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则主要通过间接融资渠道来实现。国民经济由此便由政府直接融资型经济转变为金融机构间接融资型经济。储蓄与投资的矛盾相应转化为金融部门存款与贷款的矛盾。
间接融资经济对于银行来说是一种高风险经济，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种高负债经济，因此在金融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其弊病甚大。东南亚和东亚一些高负债经济型国家近年发生金融危机的残酷现实就是证明。1997年7月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后， 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了高负债经济的危险性。于是我们在1994年以来金融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信贷监管，有效地防范和化解了金融风险，但同时也出现了贷款急剧萎缩的问题。一是从银行方面看，随着自我约束机制的建立，出于信贷安全的考虑，面对众多的效益不好的企业，不得不采取非常谨慎的放贷行为。昔日的有求必应、盲目放贷今已不在。二是从企业方面来看，多年的改革使企业自我约束机制趋于强化，基于要还本付息的压力，也一改过去那种盲目借款、盲目扩张，而趋于谨慎借贷；而那些资产负债高、亏损严重、付息还本有困难的企业，则更不敢冒然借款，即使申请借款也难以获准；至于广大中小企业，虽然需要资金扶持，但因种种限制很难获得贷款。三是从地方政府方面看，随着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和银行体制的逐步完善，其经济行为也在发生变化，直接投资办企业、上项目的热情明显下降。昔日那种盲目跟进、大干快上的局面已成为历史。与此同时，倒逼银行贷款的行为受到明显抑制。这样，由于银行“慎贷”、企业“慎借”，以及地方政府不再“逼贷”，使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资金流量势必大为减少。正因如此，1998年以来尽管中央银行积极实行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政策，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取消贷款规模控制，继续下调利率，但贷款流量相对放慢和减少的趋势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由此不难看出，间接融资渠道萎缩，直接融资渠道不能相应拓展，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导致了投资需求不足。
政策扩张、体制变革与结构转换三管齐下：扩大总需求的路径选择
选择启动总需求的可行路径，首先需要全面而深刻地把握这一轮总需求不足的基本特点，以便找准症结，对症下药。与三年治理整顿期间出现的那轮需求不足相比，这次发生的总需求不足具有如下重要区别：
首先是成因不同。前者是国家为抑制通胀而采取过于从严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过于从紧的货币政策亦即“急刹车”的办法所致，因此它主要是一种因政策急剧收缩而形成的“政策性需求萎缩”。后者则是在经济“软着陆”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其中虽然有政策收缩因素，但如前所述，它主要是由体制转轨和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体制和结构矛盾所致。因此是一种熔“政策性需求萎缩”和“体制性需求萎缩”于一炉的“综合性需求萎缩”，其实质是“体制性需求萎缩”。
其次是面临的国内外经济运行环境不同。前者虽然当时面临着国际经济制裁，出口和引进外资受阻，但国际经济发展态势比较看好；国内经济运行中银行体制和企业改革尚未到位，职工还未大批下岗，消费结构尚未断档，农民增收还有较大余地，住房、医疗、教育等福利性消费体制改革还未展开。因此，政府、企业和居民的预算约束仍然软化，投资与消费需求十分旺盛。而后者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则截然不同：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增长放慢，出口和引进外资严重受阻；国内各项改革全面铺开，大批机关人员分流，上千万企业职工下岗乃至失业；农民增收难度加大等。因此，政府、企业和居民投资和消费的欲望普遍下降，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全面趋紧。
最后是持续时间的长短和解决的难度不同。前者持续时间不足3 年。1990年跌入谷底，GDP增长3.8%；1991年启动，即达9.1%，上升5个百分点；1992年大干快上，达14.2%，又上升5个百分点。 前者启动比较容易。1992年中央一定速度指标，相应放松经济政策，各地政府及其部门便竟相攀比，层层加码，大上项目和开发区，并以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名，倒逼各家银行贷款，加上银行机制尚未转变而推波助澜，投资需求被迅速释放。而这次需求不足不仅持续时间长，迄今已经3年， 目前还在发展，而且启动难度也大。1996年以来，为了缓解国内产品过剩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央政府已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扩张性政策措施来启动需求。但由于这次需求不足的成因和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这次政策扩张并未像过去那样诱使企业和个人很快跟进，迅速做出反应，因此成效并不十分明显。
明确了当前需求不足的上述特点，十分有助于我们正确选择解决需求不足的现实路径。扩大社会需求，从国际经验看，实施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无疑是重要的手段。然而，宏观经济政策作为总量调节手段，对经济总量关系的有效调节，是以国民收入转化为消费和投资的各种渠道较为畅通为前提的。鉴于当前我国存在的需求不足是一种如前所述的“综合性需求萎缩”，因此，仅仅依靠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启动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总需求不足背后所隐藏的体制不顺和结构不协调问题。这些深层矛盾不解决，旨在调节经济总量关系的政策效应势必大打折扣。治理当前的需求不足，恰如治疗一个脑中风病人，正确做法不是为其急于输血以弥补其血液流量外溢而造成的流失，当务之急是扩张血管，清塞化淤，促进血流畅通。有鉴于此，要启动社会需求，必须坚持政策扩张、体制改革和转换结构三管齐下的方针，着力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第一，切实启用好收入分配政策，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提高其消费能力。中低收入者是社会中最大的消费群体，也是启动消费需求的主要力量。增加他们的收入和消费能力，对社会总体消费需求的扩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最近中央决定适当提高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资、相应提高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收入、下岗失业人员等低收入者的生活补助，不失为明智之举，应认真加以落实。此外，要下大力促进农民增收增支。从长期看，必须强力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逐步消除二元经济结构，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和消费关系不协调的矛盾。
第二，大力更新消费观念，加快改革消费体制，重新调整消费政策，创造新的消费热点，进一步拓宽消费领域。启动消费需求，既是个人行为，又是政府行为，而目前主要矛盾方面在政府。为此，政府有关部门、新闻媒体要加强有关知识的宣传，积极引导广大居民转变消费观念，提倡和鼓励适度超前消费；要加快公有住房的改革步伐，适时启动二级市场，切实促进住房消费；把教育消费、文化消费和旅游消费作为新的消费热点抓紧抓好，取消对投资办学的各种限制，大力提倡和鼓励社会投资办学，积极推进非义务教育的大众化、社会化和产业化；要继续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文化消费和旅游消费的发展；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使居民对消费预期更趋明朗，尽快建立起有利于促进消费的居民合理预期；大力发展消费信贷和租赁消费，继续加强有利于促进消费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优化消费环境。
第三，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投融资体制，加快投资的社会化和资本的社会化，大力拓宽融资渠道。一是要积极发展民间金融，并适当放宽银行对中小企业的信贷限制，不断完善金融服务，努力满足正在蓬勃发展的众多中小企业旺盛的资金需求。需要强调指出，在这方面目前我们做得还很不够，这项工作做好了，将对扩大投资需求产生巨大作用。二是要彻底消除不利于居民个人直接投资办企业的各种限制，特别是意识形态障碍和政策障碍，大力鼓励个人投资，尽快实现目前主要由政府和企业投资向全社会多元化投资格局的转变，从而扩张目前因国家、公有企业投资萎缩而形成的投资需求不足。三是要积极发展资本市场，加速资本的社会化。在对上市企业和证券市场依法加强监管的同时，积极增加上市公司数量，扩大基金上市规模。除继续办好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市场外，还要逐步放开证券的场外交易和地区性的一级半证券交易市场，以适应不同企业融资的需要，从而缓解因直接融资渠道狭窄而使储蓄不能顺利转化为投资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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