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变迁与战略选择
□ 时 伟1，2
（1.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2.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 全球化是当今时代最不可抗拒的趋势，但也呈现出新的趋势，即从以资本主义为主导开始转向以社会主义为主导。中国的发展与崛起与全球化息息相关，从近代被动地卷入与自救、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偏离与抗争，到改革开放后的融入与改良，再到金融危机后的拥抱与主导，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变迁证明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稳定需要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与全球化的关系互动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把握人类发展走向所提出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关键词］ 全球化；世界历史；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角色变迁
历史是以往实践的呈现与总结，也在过往的实践中预示着未来，一个新理论的出现和实践的新推动都离不开用历史的眼光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最具中国特色的世界话语，也是中国面对全球化新进程提出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针对这一方案，西方各国态度迥异，这实质涉及到他们如何理解中国崛起后对世界的态度。到底是“中国霸权”引起新一轮的世界战争或动荡，还是“和平崛起”推动世界新一轮的发展，是各方持有的争论焦点。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理解，就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来看，不论是被动卷入与自救，还是全面拥抱与主导，都蕴含着中国对所处世界的独特视角和见解，也确证着中国对世界秩序一直所做的努力和贡献，这构成了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政治上抛弃霸权主义，尊重主权平等；经济上扬弃资本逻辑，实施共享发展；文化上融突合和，培育共同价值等，以具体的可操作性，全面支撑和引导全球化出现的新特征和发展的新趋势。
一、全球化进程呈现新转向
全球化是冷战结束后世界最为显著的特征，它是任何一个国家处理好自身与世界的关系都必须面对的时代域。2008年金融危机是全球化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尽管“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干扰一直存在，但多为不发达国家或在全球化中被边缘化的国家所发出的抗议。金融危机之后，以英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逆全球化”迅速升级，急剧改变着人们对现有国际格局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认识。学界针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也是见仁见智，不论全球化是正在“被去除”[1]（p39-41+141），还是逆全球化“不过是全球化起起伏伏进程中必然伴有的偶发现象”[2]（p42-45），我们都需要追本溯源，追问全球化的理论逻辑和实践发展。
（一）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条件决定着全球化进程不可逆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以分工、交往的普遍性而产生。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大生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开辟了世界市场，世界各民族孤立的或独立的本民族内的自然分工日益演变成世界各民族之间的社会分工，随着“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3]（p541）。在分工与密切交往的基础上，地方性的民族的闭关自守状态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无论在物质、精神乃至文明等方面都呈现了一幅世界的图景。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以致“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4](p35)。历史由地域性的民族史逐步走向世界性的世界史。当今世界，生产力总体提升，信息技术进一步加速了资本的流动和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5](p272)。可见，生产力发展的不可逆性与世界交往最大限度的普遍性、深入性使全球化进程不可逆。
式中：η为像素率，单位：mm/像素；D1为两个角点之间保持的实际距离，单位：mm；D2为两个角点之间保持的像素距离，单位：像素。
（二）世界历史理论的动力逻辑彰显着资本主义全球化本质的内在限度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创了世界历史，“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6](p714)。也就是说，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以“利益挂帅”，实现资本的增殖是资本主义进行全球扩张的动力逻辑。在资本原始积累初期，资产阶级主要通过血腥暴力实现获利，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稳居主导地位时，主要通过在世界范围内寻求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产地，优化自己的产业链，力保资本增殖的最大化。“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7]（p521）。资本的贪婪性、剥削性使其超越一切空间界限时透露着本身的内在限度。马克思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8](p716)。不可否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曾起过“非常革命”的积极作用，但是，如今这种优势处处彰显着本质的内在缺陷。资本扩张使人与自然关系恶化，全球生态危机凸显，使人与社会异化，资本主体成为生产过程的主体，活劳动受死劳动的控制和支配，使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加剧了全球贫富差距的分化。资本主义全球化本质的内在限度表明，只要仍以资本逻辑为中心，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改变，社会化程度越高，生产力越发达，“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会敲响得越快。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参与全球化的前提条件，也是中国理解自身与世界的逻辑起点。新生政权如何理解及处理与世界的关系，取决于当时的国际背景、国家实力及民族心态。一是就国际背景而言，以意识形态划分世界体系是二战后最明显的特征，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对峙，西方国家对新中国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二是就国家实力来看，当时中国“一穷二白”，在物资、人力等方面急需苏联事实上也只有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能给予支持。三是民族心态。中国刚刚从被殖民、被掠夺的屈辱中走出来，对国家主权持高度谨慎和戒备，对西方列强深恶痛绝，怀有强烈的抵抗心理。“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14](p1465)。主客观的综合因素使中国当时对全球化也持有戒备性的看法，导致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站在生产关系即意识形态对抗角度，丧失了融入全球化的发展机会，偏离了全球化进程。
（三）世界历史理论的价值指向蕴含着全球化转向的方向
中国的发展既遭受过全球化带来的肌肤之痛，又享受过全球化带来的巨大红利。中国从近代被动地卷入全球化到主动拥抱并引导全球化，体现着中国的世界观，这是我们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
（四）经济全球化沿着世界历史理论的内在规定在实践中呈现新转向
线性判别分析(LDA分析)是判断样品所属类型的一种统计方法，与PCA相比，更加注重样品在空间的分布状态及各品种间的距离，使不同类别的数据差异达到最大，进而反映不同辣椒品种的辣度差异，提高分类精度。 LDA分析图能较好地区分各类样品，见图4，除17151和17129这2个品种有极小重叠外，其余7个辣椒品种均无重合部分，说明其余7种是完全不同的辣椒品种。与PCA分析相比，LDA分析数据更为集中，分类更加明显，因此，在评定辣椒辣度及其种类应综合2种方法进行分析。
解析：由纯合灰体菜粉蝶和纯合黑体菜粉蝶交配，子代全是灰体可知灰体对黑体为显性。由题意可知，该题必须先用哈迪-温伯格定律定律：p2+2pq+q2=1，p+q=1，其中p、q分别表示常染色体上的一对等位基因A和a的基因频率，p2、2pq、q2分别表示AA、Aa、aa的基因型频率）计算出F1中A、a的基因频率。由于自由交配不改变种群的基因频率，故亲代A、a的基因频率与F1相同，然后再利用方程思想解题，如下：
一是体现在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有限性日趋明显。高放先生早在2012年就洞悉到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是相互否定的意识形态的政治共同体，基于当今世界两类国家能够通力合作、共创和谐世界的基础上，提出“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已发展到社会资本主义新阶段”[10]（p5-9），而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是推动这一变化的主要支点。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与全球化的新转向是一致的，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国家对内缺乏复苏的动力，对外失去全球治理的能力，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率先走出困境，并不断为全球治理献计献策，贡献自己的智慧和方案。
二是体现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出现总体性危机。全球化推进现代化巨大成就的同时，现代性之殇也日益突出，生态危机、恐怖主义、信仰缺位等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出现了总体性危机，归根结底都是以资本逻辑为发展逻辑的后果呈现。面对总体性危机，寄希望原有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解决方案无济于事。美国学者戴维·科顿认为，“我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当今的世界已经陷入了严重的状况之中：全球化资本主义只关注创造金钱的能力，而世界的真正财富正在迅速地遭到破坏”。因此，“在很多方面，新的市场经济必须转变方向，即向目前全球化资本主义正在推进的相反方向转变”[11]（p5-12）。总体性危机需要一种新的力量去化解。这种新的力量首先应该不是立足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是一条超越资本逻辑，促进全世界各国民族发展的新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即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发展方向，推动全球化趋向于一个新的发展境界。
狄更斯对待马格维奇的态度，与大英帝国对待流放澳大利亚的罪犯如出一辙，他们可以成功发财，但是鲜能期望回来，他们可以赎清罪孽，前提是只有老老实实呆在澳大利亚，他们永远是出局的人。萨义德曾这样总结:“狄更斯在英国人关于这些罪犯在澳大利亚定居的推想上做了一些编排。他们可以成功，但是他们很难在真正的意义上回归。他们可以在技术和法律的意义上赎罪，但他们在那里遭受的一切将他们扭曲成永久的外人。当然，他们可以赎身，只要他们留在澳大利亚”。[6]7
优美的水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必须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坚持全民共建、全民共享，广泛凝聚保护河湖的强大合力。
三是体现在世界格局的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迅速成长，并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中改变着经济全球化的整体秩序格局。“中美时空开始切换，即美国时代与中国时代的开始切换”[12]（p60-70+160），是目前世界格局最显著且最有影响力的变化。
毋庸置疑，目前全球化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转向，即由资本主义为主导开始逐步转向以社会主义为主导，凡是寄希望于通过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完善和修复来继续引导全球化走向健康发展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如果在原有秩序框架内进一步进行制度框定与设计，那只不过是一种改良，从根本上改变不了既有不公平的格局。新的实践呼吁新的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13](p539)即是在这样的历史发展语境中出场的。
二、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变迁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目的不仅在于揭示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更根本的是探究人的本质的发展。“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出发点，“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9](p409)。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世界历史发展最终的价值旨归，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实现人的本质解放的过程。从“人的依赖关系”到“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再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随着社会发展而进行自我发展的轨迹。这里我们要区分“政治解放”不等于“人的解放”。“政治解放”既具有显性的进步意义，也有隐性的欺骗性。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里指出，政治解放把市民社会从国家中分离出来，使人也独立成为市民社会中的“利己的、独立的个体”，显示其进步性，但另一方面，它不是人解放的最后形式，是一种形式上独立的、看似平等的解放，是这一种抽象的“公民”存在。“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3](p46)。显然，目前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使人在通向自我解放的道路上日益迷失，而只有在“自由人联合体”中才能实现真正的人的解放的理论逻辑，就蕴含着全球化进程必然朝着社会主义方向的路向转化。
（一）卷入与自救（1840—1949年）
无论是世界历史理论揭示的全球化发展趋势还是现实的实践经验，都证明中国在全球化新转向的关键期将承担重要的主导地位，问题的重点在于如何实现主导，通过何种理念来支撑和引领。中国经历过战争与掠夺，继续按照西方的丛林法则，在实力强大、有机会主导世界发展方向的今天，也可以以“大国强权”的姿态来掌握世界方向，但这不符合中国道路的历史逻辑和价值指向。回顾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无论是处于任人瓜分、风雨飘摇期，还是处于赶上时代发展、拥有较强综合国力的今天，中国对待世界的态度始终不卑不亢，始终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对待其他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始终友好如初，中国立足实现共产主义和促进人解放的历史使命从未动摇。正因如此，在全球化进入十字路口的历史时期，世界才把期望寄托在中国身上。理论指导实践，主导全球化的进程是否顺利和有效，是否促进全球化朝着历史发展规律前进需要整合世界的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以深厚的传统文化为积淀，以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角色变迁为历史参照，以独特的民族思维方式为视角而产生的对当今世界的一种深刻理解，不仅是中国智慧的产物，也是对整个世界的走向与进一步发展作出的有力解释和回应。
面对西方的冲击，中国在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回应，在国际体系边缘地位中开始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探索自救道路。从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维新派“百日维新”、革命派的“辛亥革命”，再到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摸索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全面向西方学习的道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14](p1469)但是，基于“先生老是欺负学生”的困惑和思考，中国放弃西方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选择马克思主义，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不愿接受古老文明被西方规则国际化的艰难探索过程。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革命使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被划开了一个裂痕，社会主义新元素融入了全球化。中国革命的胜利，对全球化进程的影响是长远的[15](p43)。
（二）偏离与抗争（1949—1978年）
也许，正如人们所说，决定我们每个人命运的不是机遇，而是选择。因为你未来的人生之路，就在你的每一次选择中。但抉择之后，我们要做的就是坚持，就像俞敏洪3次考北大，用13年时间坚持做“新东方”一样，坚持做下去便能做出成绩，“熬”出一个伟大的人生。
当然，如果说这一时期中国与全球化完全格格不入也是有失公允的，新中国最初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希望营造社会主义阵营体系内的世界格局，换言之，更准确地讲，中国偏离或拒绝全球化是拒绝融入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过程。从选择社会主义制度到最初偏离资本主义全球化，内蕴着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前途的批判与认识。毛泽东在纪念俄国十月革命40周年时指出，“苏联之所以不可战胜，就是因为苏联是一个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社会主义必然能够战胜资本主义”[16](p313-314)。周恩来对全球化的批判也触及其本质，“美国所说的‘世界主义’‘大国领导’，其目的是要小国永远跟它走，永远受它奴役剥削”[17]（p91）。尽管这一阶段显示了党的理论自觉，但强烈的意识形态对抗意识，使中国在利用全球资源方面走了弯路。随着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加深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的外交政策从“一边倒”到“两个拳头打人”再到“一条线、一大片”，在偏离的基础上慢慢走向融入。
（三）融入与改良（1978—2008年）
邓小平站在中国发展的十字路口，以全球的高度、智者的眼光做出改革开放的决策，将中国置入全球化的发展环境中。20世纪80年代针对美苏冷战缓和，邓小平指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并高瞻远瞩地认识到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18](p90)。突破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完全对立的认识局限，明确社会主义的本质，分清手段与制度的关系，逐步从不结盟、不称霸到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完成了自身的渐进式改革。“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19](p91)。立足自力更生，借助外部市场，将改革与开放有机融合在一起，中国开始主动融入全球化的发展进程。
中国成为全球化的参与者、融入者，享受全球化的红利，加快自身发展，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完全认同，“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命题。从国家发展道路角度理解，“走自己的路”强调不同于“苏联路”，不同于“资本主义道路”，也不同于“民主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是立足自身国情的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坚持走“自己的路”，意在明确中国的全球观，即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吸收借鉴先进文明国家的经验，“拿来主义”是“为我所用”，而不是“丧失自我”，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持自身特色与民族尊严，争取自身地位，呼吁更加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这一阶段，中国以积累自身实力为主，在外交上整体奉行“韬光养晦”的政策，并没有积极主动地去塑造全球规则，而是努力融入与学习[20](p15)，是全球化的参与者，呼吁国际秩序的改良者。
（四）拥抱与主导（2008年至今）
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一方面揭开了资本主义主导下全球化虚假繁荣的面纱，另一方面则确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金融危机过后，全球面临着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发达国家对此束手无策。反观中国，处理危机冷静、有效，率先走出危机，并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前在全球化进程中，我国积极推动多边贸易谈判，G20峰会中各种议题的确定，“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等基础设施投入等，表明中国正以负责任的大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规则重构和全球治理当中。全球化进程动能呈现出由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尤其是中国转变的特征。中国于全球化，已经从一个边缘的融入者、被动的参与者、小心翼翼的学习者成长为现在的贡献者、主导者。
其次，如果值班律师不享有“辩护人”的身份，其就无法享有辩护人所享有的权利。比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7条第4款规定:案件自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辩护人可以查阅本案的相关案卷材料。如果值班律师不具有辩护人身份，其查阅案件卷宗的权利必将受到极大限制。［3］试想，在值班律师无法通过查阅案卷了解案件具体证据情况、事实情况的前提下，其如何提出“有效的法律帮助意见”?如果值班律师提不出法律帮助意见，其怎么能协助被告人同检察官进行“控辩协商”?
整体而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内蕴着两个内在逻辑规定。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由地域史、民族史转向世界史；二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人自身也完成了解放，“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3](p541)。理论既指导实践，也需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全球化是目前世界最深刻的实践，它是世界历史发展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全面渗透于世界各国的发展，裹挟着世界前行，历史发展到今天，全球化功不可没。但随着“资本逻辑”的并发症日益凸显，全球化进程正逐步呈现出一个新转向，也确证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内在规定性。
面对21世纪中国的崛起，“大国责任论”“中国威胁论”是西方世界贴给中国的标签，要么捧杀，要么棒杀，其实质都是在阻挠中国的发展。“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是党在十九大上对中国的明确定位，面对世界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的剧烈转型期，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3](p525-526)。中国的发展是兼顾各国命运的发展，为世界尤其是非发达国家提供借鉴和帮助，秉承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全球观。全球化以资本主义为主导转向以社会主义为主导，是历史发展规律使然，中国在新一轮的全球化转向中，将扮演主导者的角色。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在全球化进程新转向中的战略选择
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历史节点。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保持着世界古国的农业文明底色，在闭关锁国中享受着“天朝大国，无所不有”的满足；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被迫“卷入”西方世界的全球化浪潮中。当封建末世遭遇迅速成长的资本主义，在“依附论”的世界体系中，中国明显处于“外围”“边缘”地位，是作为西方列强眼中国际秩序体系的“他者”而存在，是要被瓜分和殖民的对象。
（一）经济上扬弃资本逻辑，实施共享发展，支撑全球经济得以持续发展
全球生态危机、恐怖主义、人的全面异化、价值虚无等处处彰显着以“资本逻辑”为中心的全球化发展至今遭遇到了最大的资本主义发展危机。全球化新转向在理论与现实层面都需要对“资本逻辑”予以批判、拷问和扬弃。当然，保持有效的发展是全球化能持续发展并得以顺利转型的关键所在，中国共产党基于改革开放的经验以及对全球化发展问题的思考，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其中“共享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二者在理论上有深度的契合，在价值旨归方面相融相通，在实践践行中能确保全球化经济发展的正义性。共享发展理念站在人类的“类”主体的整体利益出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理论上超越了亚当·斯密提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动摇了被原有全球化奉为圭臬的发展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提出的“从经济人到公益人”人类发展实践的动态模型理论，贡献了新质的共同体之人性假设的理论基础[21]（p46-53）。也就是说，共享发展与马克思的发展观本质上是一致的，“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对发展的本质理解，而“资本逻辑”恰恰使人在发展的过程中迷失自我，这显然与马克思的发展观背道而驰，全球化新转向继续以“资本逻辑”做理念已经困难重重，难以为继，既不能确保财富的公正分配，又不能满足人类对自我解放的需求。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22](p793)，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属性，它首先是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的一种发展理念，呼吁为人类世界作出贡献的各行为主体国家都应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关切全人类共同利益，同时它更是一种行动践行，倡导各国在共建基础上共享，而非依靠发达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分配或救济，是一种积极的共享观。在具体实践中，由中国做主导方，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等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搭建更多平台，各国积极参与配合，共同商议规则，实现“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13](p540)。在全球化新转向中，负责任的中国继续秉承共享共赢的发展理念，努力弥合或缩小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差距，使全球化朝着均衡性、公平性、普惠性的方向发展。
（二）政治上抛弃霸权主义，尊重主权平等，确保全球化转向的政治秩序
世界历史进程使世界各国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但是国家仍然是进行国际合作和竞争的主体，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家不会消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政治共同体，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民族文明不同的各民族国家的存在是其构建的前提条件。从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转向社会主义为主导，需要批判与建构原有的国际交往思维。首先，政治理念上抛弃霸权主义与冷战思维，各国不论规模大小、实力悬殊，都需尊重主权平等，“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23](p59)。这里要注意两个层面：一是大国与小国之间。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西方大国处理国际关系固有的思维，在目前全球化语境下，国家之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大国军事实力非一般国家短时间内可以抗衡，旧有思维不去除，全球化依旧困于原有体系，存在战争与动乱的危险。二是大国与大国之间，尤其是原有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正确认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定律，中国的崛起给原有发达大国造成了紧张和压力，但是以爱好和平为民族底蕴的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只有被动防范，从未有主动侵犯，随着自身实力增强，反而为世界和平发展努力贡献自己的力量。正如习近平看待中美关系所说：“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22](p689)。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是诞生在西方，也不可能产生在西方，命运共同体本身就意味着国与国之间的平等理念，中国的崛起中没有强权与霸权的基因，中国主导全球化新转向的历史进程，只会使世界朝着更加和平、国家关系更加和谐的方向发展。其次，尊重主权还应体现在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世界历史揭示全球化发展总路向，即最终从资本主义制度走向共产主义制度，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把资本全球化所导致的“世界历史”的“总体性”的形成看作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提条件[24]（p5-11）。在“总体性”尚未达到之前，应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道路。这里也存在两方面认知：第一，走向现代化道路并非只有“西方化”这条道路。第二，也不存在非西方即东方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有别于西方，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在全球推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国不对外输出模板，只是为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只有相互尊重主权、相互尊重发展道路，全球化才能迎来困境的突破和转型。
（三）文化上超越西方中心论，培育共同价值，凝聚全球化的价值认同
全球化进程由不同文明的民族国家共同推进，在共享发展理念下构筑利益共同体固然重要，倘若价值观存在巨大分歧或对抗，共同合作往往会流于短时的利益寻求。
以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利用经济优势不断在全球渗透、推行着西方的价值观。他们认为文明有优劣、高低之分，西方文明优于世界上任何其他文明，文明的中心即西方。“西方中心论”以“民主、自由、人权”等具体的价值认知来推行文化霸权，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脱离西方的文化价值体系去架构自己的文化和发展道路，那必然会受到发达国家的制约和打击。这种西方中心论是伪文明，是不尊重各国民族文化的虚幻的价值。暂不争论文明到底产生于东方还是西方，人类学家告诉我们，每个文明都是独立的，平等的。换言之，文明具有民族性、独立性、平等性，并无等级之分，各文明应互鉴、交流。
中国是全球化新转向的主导者，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面对全球危机贡献的中国智慧，共同体不仅仅是利益、安全的共同体，更体现在价值上、情感上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融突而和合是打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智慧，是化解人类生存厄运的一种武器”[25](p44)。“和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代表着中国人的处事原则。“融突而和合”度越了“西方中心论”，尊重不同的民族文明，寻求“不同而和”的价值共识。文明是独立的、平等的并不意味着价值是虚无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13](p522)。这是任何国家应该认同的共同价值，不是某一特殊利益的虚假的普遍性表达。站在全人类立场、超越文明冲突，兼顾不同国家和民族利益、包容多样文化的共同价值承载了人类对历史的共同思考，构成人类共同价值的思想基础[26]（p38-43），是全球化新秩序的价值支撑，也是各国成为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点。
结语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历史逻辑，准确把握全球化未来发展的趋势，在面对全球性的总体危机时提出的中国方案。这一战略是支撑全球化从资本主义为主导转向社会主义为主导的理念支撑，决定其能否顺利实现转型的关键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如后现代主义般只批判不建构，其魅力在于它是有设计、有策略、有行动的有效方案，在于它是在相互尊重、文明互鉴基础上对共同体的共同体认，在于能够使各国形成同向而行的凝聚力，在于把社会的发展与人的解放有机融通。但人类命运共同体仍然是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渡阶段，我们也需要有冷思考，如何使这一理念得到西方各国的认同，处理好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竞争与合作，中国还在未来很长时期内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属于发展中国家，号召权力与主导权力需要进一步探索更加广泛的有效平台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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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19.06.013
［中图分类号］ D8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19）06-0088-07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研究”（16JZD001）；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研究”（18JZD008）。
作者简介： 时伟（1981—），女，山东肥城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申 华
标签：全球化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角色变迁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