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的资本深化进程：现状描述与动力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农业论文,进程论文,现状论文,资本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部门的增长速度虽不如非农部门般举世瞩目，但是，它做出了为非农部门发展所应尽的贡献[1]467-505。从产品贡献来看，农业发展基本满足了城市居民收入提升后对农产品需求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即满足了中国居民收入上升后对动物脂肪及高蛋白的高附加值农产品的需求[2]103-125。从要素贡献看，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把亿万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为乡村工业的崛起和城市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廉价的劳动力。同时，土地生产率的提升还为城市扩张所需土地的供给创造了可能。从市场贡献来看，农民收入的上升为城市工业品提供了庞大的市场，而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为农业生产资料行业的扩张提供了动力。尽管改革开放后农业的外汇贡献下降了，但是，蔬菜、花卉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出口也提升了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发展更体现在农业内部结构的演变上。从总量来看，按不变价格计算，如果1978年为100的话，2011年为436.8，增长了近4.4倍①。从1952-2010年中国第一产业年均产出增长率来看，改革开放前第一产业的增长周期波动明显，而改革开放后波动趋缓。从1978-2011年，中国第一产业以4.6%的年均增长率增长，就第一产业而言，这是一个很高的增长速度了。同时，农业内部结构的变化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对农业的要求。种植业的比重不断下降，而牧业和渔业比重不断上升。1978年，农、林、牧、渔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分别为80.0%、3.4%、15.0%、1.6%，而2011年，这一比例变为51.6%、3.8%、31.7%、9.3%。双重动力推动了这种结构转变：第一重动力是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对农产品需求结构的变化；第二重动力是要素禀赋推动了劳动密集型农业产业的发展。
根据经济增长核算理论，推动农业增长无非两种力量：要素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因此，农业产出是由农业劳动力、资本、土地与农业技术等共同决定的。对于一国而言，土地面积一般是固定的，中国由于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压力致使可垦地几乎全部开垦，通过土地面积扩张而增加农业产出的空间很小。在1952-2011年间，中国耕地面积变化很小，中国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一直在1.4亿公顷至1.6亿公顷之间徘徊。因此，土地扩张不可能是中国农业总量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从农业劳动力看，1991年中国农业从业人数达到顶峰的3.91亿，从此农业就业人数开始持续降低，2000年降低到3.60亿，2010年进一步降低到2.79亿。因此，20世纪90年代之前，农业劳动力的增长可能是农业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但是，此后，在从业人员降低的同时，农业仍然持续增长。因此，农业劳动力的变化也不能很好解释农业的增长。为此，中国农业的增长必须用资本要素和农业技术的进步来解释，而农业技术进步经常嵌入在农业资本设备之中。我们利用非参数的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方法，测度了中国1978-2005年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对农业发展的作用，发现，这一期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3.3%，贡献了中国农业年均增长的51.24%[3]70-82。
现代化一直是中国政府对农业发展的定位和目标。而很长时间以来，我们认为，现代化农业就是机械化的农业。在这一理念和政策目标的指导下，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农业生产的动力结构逐步由畜力和人力转向机械动力。1952年，中国农业机械总动力存量为18万千瓦，1978年增加到11750万千瓦，2011年进一步增加到97 735万千瓦。从每公顷耕地拥有动力总量看，1952年为0.002千瓦，1978年增加至1.182千瓦，而2011年更进一步增加到8.03千瓦。从劳均拥有动力总量看，1952年为0.001千瓦，1978年增加至0.415千瓦，2011年进一步增加到3.68千瓦。虽然中国农业机械化的进程在改革开放前就已经开始，但是，农业机械化真正加速是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业机械的主要作用为翻耕与平整土地、灌溉、收割与脱粒、运输等，而这些工作都离不开农用拖拉机。因此，农用拖拉机的数量能够较准确地反映农业机械化的程度。从表1可以看出，1978年我国拥有农用大中型拖拉机和小型拖拉机分别为557 358和1 373 000台，至2011年迅猛增长至4 406 471和18 113 000台，不考虑单机动力变化，分别增长了7倍和13倍②。用拖拉机主要作为农活的动力来源，各种农活的机械化程度依靠配套农具的数量。每台大中型拖拉机配套农具数量从1978年的2.14部下降到1990年的最低点1.20部，然后再次上升至2011年的1.59部。而农用小型拖拉机配套农具数量持续上升，从1978年的1.06部持续增加到2011年的1.69部。农业灌溉的机械化程度也迅速提高，农用排灌柴油机的数量从1978年的2 657 000台迅速增至2011年的9 683 914台，增长了3.64倍，1978-2010年间动力增长2.76倍。从每公顷土地拥有的农用小型拖拉机和排灌柴油机看，1978年以来增幅明显。2004年以来，农用大中型拖拉机的增速同样加快，这是农户土地流转加速导致农户规模相对扩大和农业机械合作社发展的结果。
总之，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的农业发展伴随着明显的资本深化进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一进程明显加速，表现为农业生产的动力结构迅速由人力和畜力为主转向机械动力为主，农业的机械化程度大大提高。但是，到目前为止，鲜有文献研究中国农业资本深化进程背后的动力结构及其变迁，从而无法对中国农业机械化的未来发展做出有效指导。
一、中国农业资本深化进程的动力分析
许多文献已经强调农业资本深化对农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奥姆斯特德和罗德在分析美国1910-1990年北部农业生产率的增长时指出，“生产率的提高通常可归结于两个因素：(1)机械化，它增加了单位工人所能管理的牲畜数或作物种植面积；(2)生物技术进步，它提高了牲畜或土地的单位产量。……尽管这两种途径是独立前进的，但二者常常相互依存。”[4]704 Mugera和Langemeier在对美国堪萨斯州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与趋同分析中指出，“资本深化是劳动生产率增长与趋同的最基本驱动因素。从时间上看，小农户在资本投入的积累上扮演着‘追赶者’的角色。”[5]高帆以上海为例的研究表明，上海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主要由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部的结构转化、农业内部和农业外部的资本深化所推动[6]66-73。
但是，中国农业资本深化进程的驱动力却少有文献关注。对此问题的通常解释是诱致性创新理论。按照此理论，农业的资本深化源于资本相对于劳动力价格的相对下降，驱使农民用廉价的资本要素取代更为昂贵的劳动力，从而导致农业的机械化程度提高，推动了农业的资本深化进程。阿塔克、贝特曼和帕克在对美国19世纪农业的研究中就认为，劳动力的供给紧张推动了美国农业的机械化进程。“这种劳动力供给的紧张鼓励了大家庭的存在以及促进了人们对于那些能节约劳动力的农业生产工具的需求。为了满足对生产工具的要求，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像约翰·迪尔(John Deere)公司和赛勒斯·麦考密克公司(Cyrus McCormick)这样的新兴制造商。”[7]265休斯和凯恩同样认为，劳动力的稀缺推动美国农业机械化的奇迹。“现代的中西部家庭农场一般轮种大豆、小麦和玉米，拥有500英亩以上的土地，主要由一个全职的操作员使用价值不菲的机械作业：拖拉机、播种机、大型圆耙、喷洒器、带空调的联合收割机，甚至在贮窖里使用丁烷干燥剂。这种机械化的经济奇迹的起源正是19世纪时期中西部农场劳动力的长期短缺。”[8]192 Pingali认为，土地面积的扩张和节约劳动力是从畜力驱动到机耕的根本推动力[9]2779-2805。
但是，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在解释美国农业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变迁的道路时与美国的历史不符。Olmstead和Rhode的研究表明，当劳动节约型机械设备于19世纪中叶开始在美国发明并在农场推广时，劳动力相对于土地的价格正在下降。而当增加单位土地产量的生物技术创新于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时候，正值土地价格对化肥和劳动力价格的比率下降时期10]100-118。利用该理论解释中国的农业资本深化时，更与历史明显矛盾，具体表现在：第一，中国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的上升是2005年前后才开始的，但是，中国农业的资本深化进程却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就已开始，改革开放之后明显加速。因此，中国的问题是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农业开始了资本深化进程。第二，20世纪90年代之前，农业资本深化同时，农业劳动力也在增长，因此，农业机械化推进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因此，除了劳动力、资本、土地的相对稀缺程度决定的要素价格之外，中国农业的资本深化进程背后还隐藏着其他因素或驱动力。
(一)农业增产与农业资本深化
对于中国这样人均耕地面积少的人口大国而言，粮食的自给能力是关乎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同时，在非农产业不够发展、非农就业机会非常少的情况下，农业增产既是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是农户增收的重要途径。农业增产的重要途径包括：第一，在单位面积产量一定条件下，增加耕地面积，如美国历史上的西进运动；第二，在耕地面积一定条件下，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如绿色革命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意义；第三，在单季亩产和耕地面积一定条件下，提高现有耕地的复种指数。而对于新中国而言，通过增加耕地面积增加产量几乎没有可能性。为此，中国农业增产的关键在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复种指数，而这二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也就是说，通过选择适合复种的种子及合理安排农时来提高复种指数。中国淮河-秦岭一线以北基本是每年一季，这一线以南地区可以一年两季，而长江中下游平原及以南地区通过合理安排农时可以实现一年两季的水稻种植。但是，这要求该地区在20天左右的时间里完成早稻的收割和晚稻的栽种，这是极其耗费劳动力的工作。农业机械的引入，提高了土地翻耕、平整、脱粒和灌溉等工作的效率和速度，节约了农时。因此，劳动无限供给下中国农业的资本深化源于农业增产的需要。其基本逻辑是，利用农业机械化的效率和速度优势提高农业复种指数，以实现耕地一定条件下增产增收的需要。图1描述了1949-2010年农业复种指数的变迁，其从1949年的1.27增加到1995年的1.58③。由于复种指数的提高，农业劳动力的需求也增加了，因此，出现了农业劳动力和农业机械同步增加的现象。也就是说，资本或者农业机械不是替代了劳动力，而是增加了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图2描述了1973-2010年中国农业机械总动力(万千瓦)与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万人)之间关系，二者呈明显的倒U曲线关系。也就是说，在21世纪以前，随着中国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增长，农业就业人数也在增加，资本或机械不是替代劳动力，而是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仅在新世纪以来，伴随农业机械化的推进，农业就业人数才开始下降，资本或机械对劳动力的替代才开始发生。
图1 农业复种指数：1949-2010年
图2 农业机械总动力与第一产业就业人数
Pingali认为，根据所需能量的强度，农业生产可以分为动力密集型和高度控制型两种活动，其中土地平整、交通运输、排灌、研磨、脱粒等活动就属于前者，锄草、筛滤、水果采摘等活动就属于后者，而块根类农作物的收割、谷物收割、间作、复耕则介于二者之间。无论在土地稀缺还是丰富的国家或地区，动力密集型活动都首先实现机械化，而高度控制型操作的机械化更晚，且与工资率的变动密切相关[9]2779-2805。在中国的农业机械化进程中，首先实现机械操作的就是土地平整、交通运输、排灌等活动，在这一过程中，拖拉机作为基本动力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提供了土地翻耕、平整等活动所需的动力，农用柴油机提供了灌溉所需的动力，更重要的是它们满足了作物轮作对时间的需要。根据美国农业发展的经验，帕克认为，从农业部门的整体发展来看，拖拉机属于一项土地节约型创新[11]372。中国农业机械化的经验印证了帕克的这一观察。图3描述了1985-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的主要固定资产的变化轨迹。从中可以看出，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小型和手扶拖拉机、农用水泵、机动脱粒机等保有重增长的同时，役畜和胶轮大车的保有量并没有明显降低，这表明作为动力来源的拖拉机并不是役畜的替代物，而是对复种指数提高导致的劳动量增加的反应。
因此，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农业的资本深化背后具有不同的驱动力量，新世纪以前的驱动力量是农业增产推动的复种指数的提高，从而导致在农业机械化提升的同时农业就业人数也同步增长④。
图3 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主要生产性固定资产(年底数)
(二)非农就业、就业模式转变与农业资本深化
新世纪以来，经过二十多年非农产业的高速扩张，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被非农产业所吸收，劳动无限供给的时代即将结束，这导致劳动供给曲线由无限弹性阶段进入有限弹性阶段，非熟练劳动力工资开始上升。与此同时，工业化模式的改变导致就业模式发生转变，“离土不离乡”的乡村工业就业模式向“离土离乡”的城镇就业模式转变，这更加剧了农村劳动力的短缺，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因此，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就业模式的转变导致农村劳动力的短缺，推高了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导致农民利用节约劳动的农业技术以解决这一问题，从而推动了中国农业的机械化。同时，非农就业收入也构成了农民投资于农业机械设备所需资金的重要来源。
现有研究已经证明，非农收入是提高农村居民家庭福利的关键[12]713-762。1988年，美国小农场主(销售额40 000美元以下)占总农场数的70.8%。而在其收入构成中，该群体平均务农收入1988美元，政府补贴1697美元，非农收入26434美元，合计30 119美元。非农收入在其总收入中占有绝对优势[4]72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结构的变化也再次印证了这一洞见。1990年，工资性收入仅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0%，家庭经营性收入占76%。但是，到2011年，工资性收入占比提升至42.5%，而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比下降至46.2%。中国分区域数据也揭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水平越高的地区，家庭经营纯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越低，而工资性收入比重越高。因此，获取非农就业机会对于农村居民家庭的福利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出于对更好生活的追求，在城乡之间推拉二力的相互作用之下，中国农民迅速加入到非农就业大军之中。根据国家统计局监测调查结果显示，2011年中国“离土离乡”农民工共约2.4亿[13]。另外，2011年，在4.05亿乡村就业人员之中，还有1.59亿在乡镇企业就业⑤，0.34亿在乡村私营企业就业，0.27亿从事个体，这些“离土不离乡”的乡村非农就业共2.2亿，仅1.85亿从事农业。从改革开放伊始，中国非农就业就持续增加，到2010年，非农就业总量(城镇就业和农村非农就业之和)达到5.79亿，在总就业中占76%。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非农就业增速加快。而随着农村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农村缺乏体力劳动者，导致农民用机械设备取代劳动力。图2表明，新世纪以来，农业就业人数与机械总动力二者之间存负相关关系，农业的机械化不再是增加劳动力的需求，而是开始替代劳动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化模式的改变也加速了农业的资本深化进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推进了中国乡村工业的崛起，“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小城镇发展模式构成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工业化的基本模式。到20世纪90年代的中期，乡村工业达到了发展的巅峰，其总产值占GDP的1/3强，1995年，吸收了1.64亿乡村就业人员。乡村工业这种发展模式并没有对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需求产生多大的冲击。因为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对劳动力的需求集中在收割和播种的农忙时节，其他时间则几乎完全是闲暇。因此，“离土不离乡”的工业模式很好地利用特征，从而既兼顾了农业生产的需要，又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廉价并优质的劳动力资源⑥。所以，在乡村工业大发展时期，工业的发展并没有产生机械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而是互补效应。
但是，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改制，乡村工业的发展基本陷入停滞状态，吸收就业能力明显停滞。图4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乡村非农就业的增长非常缓慢。与此同时，小城镇发展模式逐步被城市化模式所取代，北上广为核心的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成为发展的龙头，从此“离土不离乡”被“离土又离乡”的就业模式所取代。从图4可以清楚看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新世纪以来，城镇就业成为非农业就业扩张的主要推动力，农民工这一候鸟式群体也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之一。与“离土不离乡”模式不同的是，“离土离乡”模式下农民不能再在农忙季节回家帮忙了⑦，外出打工开始冲击农民家庭生产经营活动对劳动力的需求，这加速了农业的机械化进程，利用机械替代劳动力成为农民的最优选择。因此，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今，每百户农民家庭拥有的拖拉机持续增加，而役畜不断降低，因为役畜的喂养更加耗费劳动力。
同时，非农就业收入的增加也为农业的机械化提供了资金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2010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41 799元，国有单位最高43 483元，城镇集体单位最低28 791元。由于农民工集中在私营企业和建筑行业，而私营建筑业2011年平均工资为26 108元。因此，2011年农民工年收入25 000元的估算是合理的。同期，一台101小型手扶拖拉机的价格为3000元左右，加上翻耕、平整、运载等其他配套农具，合计6000元左右。为此，农民置办一套可以多年使用的小型农业机械大概花费年打工收入的1/4左右，这可能是项收益比较高的投资，因为喂养役畜的劳动力成本太高。但是，6000元的投资对于农村低收入户而言太高，2011年按照五等份分组，农村低收入户人均纯收入仅2000.5元。因此，非农就业是农民投资农业机械的最重要资金来源。而且，至少从2003年以来，非农就业的实际工资上涨速度一直超过机械化农具的上涨速度，因而，相对于劳动力工资而言，农业机械化设备的实际价格是下降的，这也为农业机械化提供了条件。
图4 中国的城镇就业和乡村非农就业的演变：1978-2011年
二、中国农业资本深化的未来：高度控制型操作的机械化
改革初期，国家通过复种指数提高增加农业产出的需要，推动了农业的机械化进程。改革后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非农就业的增加和工业化模式的转变，节约劳动力成为推动农业机械化的主要动力。由此可以预见，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的持续上升，节约劳动力的机械化进程将加速，并逐步由动力密集型操作的机械化迈向高度控制型操作的机械化。
日本和韩国的农业机械化模式为中国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因为我们有相似的要素禀赋和农业结构。1960年，日本农业生产中的排灌和脱粒已经完全机械化了，同期动力耕耘也开始起飞，动力耕耘机由1960年的75万台迅速增长到1965年的250万台。1965年，日本每公顷耕地就拥有0.5台动力耕耘机，到1989年，日本每公顷水田至少拥有1台动力耕耘机。韩国的经历与日本相似：1965年，韩国的动力耕耘机仅1000台，到1980年就增加到了29万台，1970年韩国每公顷水田有0.1台动力耕耘机，而到1989年，每公顷水田就有0.5台动力耕耘机[9]2779-2805。
中国的农业机械化在改革开放后加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这段时间。1978年，中国共拥有55.7万台农用大中型拖拉机，137.3万台农用小型拖拉机。到2011年，农用大中型拖拉机增加至440.6万台，小型增加至1811.3万台，总量增长明显。但是，到2011年，中国每公顷耕地拥有的农用小型拖拉机仅为0.15台、农用大中型拖拉机仅为0.036台。从中国每公顷耕地拥有的动力耕耘机看，中国农业的机械化程度还不到日本1965年水平，比韩国1970年水平稍高。因此，按照日、韩农业机械化的经验，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农业机械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
根据国际经验，农业机械化的先后顺序是：由动力密集型操作(高强度动力和低度控制)向高度控制型操作(高度控制和低强度动力)推进，而且后者与工资率的变动紧密相关。中国的农业机械化经验也与此一致，首先是耕耘的机械化，目前正推进到收割的机械化，联合收割机的保有量呈指数化增长。收割是高度劳动密集型活动，而且对时间的要求非常高，要赶在变天之前完成，因此，短时间内需要大量劳动力，而非农就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使收割时节劳动力的短缺更加严重。这样的商机吸引了很多个人(组成合作社)和公司投资于这一领域，通过提高收割服务获利，推动了农业收割的高速机械化。由此可见，中国农业的机械化将进一步由动力密集型操作向高度控制型操作推进，如块根类作物的收割、除草，棉花、水果、茶叶等的采摘活动。
引用格式：周端明.中国农业的资本深化进程：现状描述与动力分析[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090-97.
①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版。以下数据，除特别说明，均出自此书。中国农业资本深化进程的现状。
②农用小型拖拉机的增速几乎是大中型拖拉机的两倍。中国人多地少，小型拖拉机适合小规模的农户，大中型拖拉机主要适用于一些集体农场。农用排灌柴油机的数量增长快于动力增长反映了同样的逻辑。因此，中国大中小型农用拖拉机的不同增速、农用排灌柴油机的数量增长快于动力增长都表明农户对要素禀赋决定的要素价格做出了理性反应。
③1996年复种指数的急剧下降源于耕地面积从1995年的94 970.9千公顷直接增加到130 039.2千公顷。《中国统计年鉴》注释，“1996-2005年耕地面积(总资源)来源于国土资源部、国家统计局、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关于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数据成果的公报’”。因此，1996年复种指数的急剧下降是统计数据调整的结果，而不是农业生产方式的急剧改变所致。
④中国在现代投入进入农业的时期，农业变迁的形式主要是单位面积劳动投入的密集化。“拖拉机在长江三角洲所起的作用：它没有导致劳动力的节省；反之，是导致了进一步的劳动密集化。”Pingali指出，劳动节约技术的采用并不总是意味着对劳动力的替代。例如，动力排灌设备的采用提高了作物的播种密度，导致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2]。
⑤2011年乡镇企业就业人数缺失，这里的1.59亿是2010年数据。
⑥乡村工业的竞争优势除了因为利用的主要是农民的农闲时间，从而时间的机会成本比较低之外，还有重要一点：乡村工业雇佣的主要是本地劳动力，熟人社会的他们更容易监督，并相对容易实现团队合作的劳动过程。
⑦这里“不能”是指农忙时节回家的成本太高了，以至于“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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