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儒李星湖的孟子解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孟子论文,李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問題的提出 朝鮮儒學史的發展，雖以性理學爲主流，但朝鮮後期，因政治與社會衝突不斷，17世紀以降，遂有實學風潮之興起。其中，屬于畿下南人的李星湖（名瀷，字子新，1681-1763），平生隱居林下，博覽群書，以經史爲本領，尤留意于經濟實用之學①，被視爲朝鮮實學之巨將。有關星湖之學，于實學的統緒上，則祖述李栗谷（名珥，1536-1584）、柳磻溪（名馨遠，1622-1673）②；于性理學的學統上，則尊崇李退溪（名滉，1501-1571）。③而星湖從子李秉休于《家狀》則言：“總而論之，其心則學朱，而其詣則希聖也。”④由此可見，星湖之學雖別開生面，另創學風，但其學術也孕育于性理學的土壤上，于退、栗之學，皆有所取。今之研究者，大體可涵蓋三大重點：一是星湖的實學成就，以政治與經濟實用爲主⑤；二是星湖的西學世界⑥；三是星湖的哲學思想⑦。然而，在此諸多面向研究中，常隱含一成見，即將朝鮮實學與性理學對立，如此一來，星湖乃成爲一反對朱子學者，似乎星湖之實學思想乃是性理學的反動。尤其受日本學者高橋亨（1878-1967）“主理派/主氣派”朝鮮儒學解釋框架的影響，有學者認爲實學派多爲主氣派，但星湖之主理思想，又爲特例⑧，在實學內部又圓鑿方枘。因此，筆者要探問的是，以星湖的《孟子》解釋爲例⑨，朝鮮實學果真與性理學對立？二者的關係，是矛盾？還是相容？是斷裂？還是連續？抑或是批判地轉化？ 二、李星湖《孟子疾書》撰述之由 星湖平生著作極多極廣，“以經書爲先，繼以史記、諸子百家”⑩，乃至天文、地理、算律、醫藥、卜筮等，無所不究，故其門人慎後聃（號遯窩，1702-1761）嘗言：“退翁以德造，先生以智造。”（11）《家狀》總括星湖之學如下： 若舉其大要，則其于經學，由集注以溯六經之旨，而間多先儒之所未發，皆出于深思自得也。其論禮，必弃奢而從儉。其論經濟，必損上而益下。皆探本挈要，各有科條，可舉而措，异乎世儒陳腐無用之空言也。（12） 星湖治學首重經學，他由朱熹《四書集注》溯源六經，故有經學《疾書》系列（四書、三經）等著作。星湖又注重《朱子家禮》，晚年乃有《家禮疾書》。而且星湖自爲學之初，就留心世務，以救國政之弊壞，故《藿憂録》即是其經世濟民之作。此外，百科全書式的《僿說》，性理學論著《四七新編》，也是星湖重要的代表著。凡此諸多著作，“不喜依樣，要以自得”（13），充滿批判精神，此與當時儒者陳腐空言之學風，恰成對比。 值得注意的是，在星湖諸多著作中，經書《疾書》系列著作，多有先賢未發之旨。按諸《疾書》之撰述，先四書，繼以三經，後歸于《朱子家禮》。（14）四書之中，又以《孟子疾書》（15）爲先，因爲星湖認爲：《孟子》于四書中，“以世則後，以義則詳。後則近，詳則著”，故“求聖人之旨，必自孟子始”。（16）由此可見，《孟子疾書》有其獨特的地位。 “疾書”一詞取自朱子《橫渠畫像贊》“妙契疾書”之義（17），星湖雖謙稱“妙契則吾豈敢，疾其書之義，則吾竊有取焉”（18），但諸《疾書》之作，正顯示星湖博學深思的批判精神。星湖《孟子疾書序》開宗明義說：“疾書者何？思起便書，蓋恐其旋忘也。不熟則忘，忘則思不復起。是以熟之爲貴，疾書其次也，亦所以待乎熟也。”（19）故主觀而言，疾書之作，起于學問之“思”而達于經典之“熟”。但客觀來說，也針對當時盲信朱子的學風而發。星湖嚴厲地批判說： 至朱夫子《集注》出而群言遂定。播之海外，舉同軌而一之，盛矣哉！雖然發揮諸子，林蔡〔蓁〕海滾，未必皆中。而永樂胡廣輩起身蔑學，去取無據，使箋釋之義〔意〕，或未免湮埋轉訛，則疾書之作，胡可已也？嗚呼！朱子尊孟子也，後人尊朱子也。後人之尊朱子，殆有甚于朱子之尊孟子……故于《集注》無事乎黑白，茲所謂不自信而信可信。此雖學者之正法，其或篤信之餘，疑有未釋。露于講貫之際，藏于畢〔筆〕箚之私，求有以至于發蒙，斯亦不得已也。人輒繩之以訕上，繩之固若有意，峻法刻刑，奚爲于孔子之門？余故曰：今之學者，儒家之申、商也。于是唯諾之風長，考究之習熄，駸駸然至〔底〕于無學，則今之學者之過也。傳曰：“事師無隱。”蓋不禁其有疑難也，處下欲進而便自謂涣然者，非愚則諛，余實耻之。（20） 在星湖看來，朱子《四書集注》雖有其權威性，但並非無可致疑。加上胡廣（1369-1418）《四書大全》去取無據，反而無法得見經典之義。不過，當時學風，一味盲信《四書集注》，推崇此書，卻無法得知朱子之心。因爲，朱子之《四書集注》是以開放篤實的態度來面對之前的舊說與异見，故“朱子之心，與天地同恢，與古今同公”。但當時學者卻不思量、不致疑、不發揮，一旦質疑朱子之文，便慘遭學界撻伐，失去批判性與創造性（21），這是星湖《孟子疾書》不得不作之緣由，其他《疾書》亦然。星湖憂心，當學者失去深思、致疑、問難、辨別的能力後，學術也因而沈淪，此非尊朱子之道。由此可見，《孟子疾書》的撰述，並非反對朱子《四書集注》，而是批判學者盲信朱子而“含糊鶻突，因循無得”的惰性思考，進而以致疑之心與問難之念，探本溯源，以闡明經典之義。在這個意義下，《孟子疾書》（包含其他《疾書》）深具批判精神，自得之見，最能顯現星湖治學之意。因此。星湖門人尹東奎（號邵南，1695-1773）所撰《行狀》，論及星湖之學，特別長篇引用《孟子疾書序》與《論語疾書序》二序，强調星湖以疑難深思的批判精神而知朱子之心，進而“傳聖賢之心法，而繼斯學之幾絶。”（22） 三、李星湖對《孟子》的解釋 李星湖對于《孟子》的解釋，及其自得之見，詳見于《孟子疾書》。此書針對《孟子》七篇，隨讀隨記，約有435條筆記；或訓詁字句（“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或考證制度，或詳史事，或論義理，令人不得不折服星湖之博學深思。其中，對于朱子《孟子集注》，星湖或修正，或增補，或同調，少有激烈之辭，而多深思之言。本文限于篇幅與學力不足，僅以《孟子》人性論、修養論、政治思想等重要文本爲主，考察星湖對《孟子》的解釋，也思考星湖之解釋，與性理學思維的异同。 （一）性善與生之謂性 星湖在《孟子疾書序》中曾提及《孟子》在儒學傳統中的地位與重要性，到兩宋以後纔被確認，而朱子《孟子集注》有定向作用。事實上，孟子性善說也是宋明儒者的共識，而朱子以形上思考的理氣論來解釋心性論，异于漢唐儒者，是其獨特之處，星湖于性善說的解釋亦然。茲以《孟子·告子上》前三章爲例，星湖針對第一章“性猶杞柳”、第二章“性猶端水”有如下的解釋： 形而上下，理氣有別。以物喩性，終有不甚肖似處。孟子喩性未嘗及形而下者，告子以杞柳、湍水比性，而孟子則輒曰“杞柳之性”、“水之性”，是則卻以“杞柳”與“水之性”比“人之性”，而杞柳與水乃帖在人字上也。有此形質，莫不有此性，以形喩形，以性喩性，顚樸〔撲〕不破矣。告子合下遺上面一段事，只單舉杞柳與水，故孟子便又因其語而荅之，以“戕賊人”比“戕賊杞柳”，以“人無有不善”比“水無有不下善”，亦和性說了。（23） 對第三章“生之謂性”也有所辨明： “性”字，生之從心者也。性之爲言生也。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程子之意，則蓋謂告子說得本是，只下面接得不是，故後來舉此句爲論性之訣。朱子曰：“且従程先生說亦好。”又曰：“生之謂性如捥盛水，後人便以捥爲水。”據此，則程子說固當然非専指理而言。朱子又曰：“伊川說得未甚盡。生下來唤做性底，便有氣禀來雜，便不是理底性。”據此，則程子說若有未安者。然朱子編《近思録》已采而著之，雖非理底性，而其言之自是可知。程子又曰：“生而静以上，即人物未生之時，只可换理，不可唤性。纔說性，此性字即和氣質言，便已不是性。”此性字乃理底性，此就生而静以後分開両說，而既生以後，性便搭于氣質也。然則夫子所謂相近之性即性之本義，而後來不囿于氣一段說話，即窮源發微之論也。朱子曰：“生之謂性，他合下便錯了。”又曰：“程先生認告子語脉不著，若果如此，則孟子何必排之？則知其發端固非矣。”竊詳此說，“認告子語脉不著”云者，謂其一句語善觀，則固如程子意，而程子猶未的知告子所指也。“何必排之”云者，謂若果如程子意，則其言固是，孟子不必排之也。“發端固非”云者，謂其所指既別，則所以發語之端便己不是也。假使告子之意合于程子，則在朱子采而著之，在孟子何獨排之？今以語勢看之，“生之謂性”疑若不异于“白之爲白”，然字既從心，已與生字差別。比之，則志字從之、從心，“心之所之”謂之“志”也，如曰“‘之’之謂‘志’，則可。”如曰“‘之’與‘志’無差別，則不可。”告子之論性，専在知覺運動，故意謂性與生無別，如白之謂白。孟子乃知言而善辯，已知其蔽陷之所在，而詰發其病敗。及再詰而再以爲然，則其病十分見矣。至犬性、牛性之難，彼無所遁其辭矣。孟子之辯，如撿死人相似，必得個致命痕，告子之荅乃詅癡符歟！（24） 形而上之上，陳氏謂上聲讀。按諸韻：升上之上，上聲。物上之上，去聲。然《語類》問：何以形言？曰：若以有形無言，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謂攔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個界至分明也。然則非“升上之上”明矣。蓋成思之，不曰形之上下，而必下而字者，語意如人而無禮之義。既形而道不離于其上，器因承乎其下。如以秚承水，則上之謂水，下之謂秚也。梅氏《字彙》云：《說文》上聲上字，高也，是指物而言。則物上之上，亦在物而言。則物上之上，亦在上聲。據此，則陳氏之意非。謂當讀以升上之上。只欲依《說文》正其訛耳。（25） 合此三條筆記，我們可以看到星湖是如何來理解孟、告的人性論辯。衆所周知，告子的“生之謂性”與孟子的“性善”說，分別代表人性論的兩種類型。由星湖的解釋，可以得知： 第一，星湖對于孟、告之辯的解釋，深受性理學影響。星湖批評告子“性猶杞柳”、“性猶湍水”之喻皆是“以物喻性”，根本是理氣範疇的錯置。因爲“性”與“物”實是“形而上下，理氣有別”。形上固不離形下，理亦不離氣，但二者截然有別。故星湖斷言：“孟子喩性未嘗及形而下者。”而孟子之論述策略，在星湖看來，乃善用告子之喻而逼顯其錯謬，以凸顯不能從形下之氣論性。换言之，告子的“生之謂性”是以“形下之氣”論性；孟子的“性善”，是以“形上之理”論性。此與朱子所言“‘生之謂性’，只是就氣上說得。”“孟子卻以理言性。所以見人物之辨。”（26）同一思路。 第二，星湖深入辨明二程“生之謂性”與告子“生之謂性”之异，再證成孟子性善說。相對于孟子論性，二程論性，進一步兼論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故二程論“生之謂性”乃就個體之存在，理與氣不離而言，其背後的義理模式與告子不同（27）。告子是就經驗主義而言，故無天道創生的超越面，此即星湖所批評的“告子合下遺上面一段事”。但二程是以“生生之謂易”來談論“生之謂性”，尤重天道賦予人性的創造性。因此，星湖藉由朱子對于二程“生之謂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的討論，準確地掌握朱子之意。朱子認爲，告子“生之謂性”是“指氣爲性”，而二程論性，雖承認若從人之具體存在論性，誠然是性（理）與氣相雜不離；但從人之所以爲人的存在根據而言，二程論性，只云“性即理”。星湖掌握此義，故從孟子之排斥告子“生之謂性”，就可得知二程與告子論“生之謂性”不同。星湖又進一步由文字訓詁推證，“性”字，從心，從生，則“性”與“生”有別。但告子卻將“生之謂性”與“白謂之白”等同（生之謂性猶白之謂白），足見告子言“性與生無別”，專就“知覺運動”言，是一自然人性論的經驗進路。由此可見，星湖辨明孟、告人性之辯，並未逾越或反對朱子性理學的思維。 第三，在《孟子疾書》中，星湖多處運用文字訓詁的方法，來解釋義理，此不同于朱子《孟子集注》。以“生之謂性”章爲例，星湖從“性”字的文字結構，指出告子以“生”爲“性”之誤。爲論證孟子論性誠如朱子與二程所言，爲形上之理，星湖也從“形而上之上”的讀音來討論。從韻書來看，“上”有二音，一是“升上”之“上”，讀上聲；一是“物上”之“上”，讀去聲。若從義理上來說，星湖贊同朱子以“形質”解釋“形而上”之“形”，故形質以上爲道，形質以下便爲器；以顯示形質與理不離，也顯示二者有別。故朱子反對以“有形”、“無形”來區分“形上”、“形下”。星湖也同意此說，進而反證“形而上之上”不是“升上之上”，而是“物上之上”，並且由明末梅膺祚《字彙》所引《說文解字》之解釋，來辨明“形而上之上”爲“物上”之“上”，讀去聲。同時也指出：“形而上”不同于“形之上”，而是如“人而無禮”之語意與句法；據此，在義理上，星湖也證成理氣之不離不雜。諸如此類的文字訓詁與義理相濟的解經方法，星湖于《孟子疾書》中運用自如，而朱子《孟子集注》卻少見，頗有特色。 （二）“勿忘勿助”與“鳶飛魚躍” 在孟子的修養論中，“知言養氣”章（《孟子·公孫丑上》）是頗具代表性的文本，筆者即以此章爲例來看星湖的《孟子》解釋。星湖于此章有十五條筆記，有分辨孟賁、北宮黝、孟施捨、曾子之勇的不同，也懷疑“子夏之勇”應指“子襄”而非子夏，也有字句討論。但最具深度的解釋，則在于將此章之“勿忘物助”與“鳶飛魚躍”並論，領會功夫之妙。星湖的解釋如下： 纔說“必有事”，則恐人預期其效，故旋說“勿正”以救之。纔說“勿正”，則恐人因循怠緩而忽于用力，故旋說“勿忘”以救之。纔說“勿忘”，則恐人催促張王有欲速之心，故旋說“勿助長”以救之。實夫子“先難後獲”之意，而加密焉。比如人向亰則“必有事”如裝束而起程也，“勿正”如不可纔發而先期于彼也，“勿忘”如信脚不休也，“勿助長”如不可大急趲程也。朱子《荅呂子約》書曰：“必有淵飛魚躍，孔子只說‘先難後獲’一句，後來子思、孟子、程子爲人之意轉切，故其語轉險，直言到潑潑地處，此語盡可啇量。”程子曰：“‘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竊嘗妄揣程子之意，鳶在天，不見勤勞用力之迹而能御氣而飛；魚在淵，不見勤勞用力之迹而能御水而行。使鳶須臾有忘則必墜下矣，使魚須臾有忘則必浮出矣。然而能戻、能躍，不離于天、淵者，“勿忘勿助”故也。天道無忘無助，故能成造化；爲學勿忘勿助，故能就徳業。其妙仰而驗于鳶，俯而驗于魚，外此無物也。潑潑，活貌水之流動不息也。于陡急瀑瀉時著此字不得，于停留不動時著此字不得，惟“逝者如斯”時可見。以物喻，則曰“鳶魚”；以用功喻，則曰“勿忘助”，而“潑潑”字盡之矣。何以明之？乾九四曰：“或躍在淵。”程子曰：“深淵者，龍之所安。淵在深而言躍，但取進就所安之義。”程子之觧“淵”、“躍”字本如此。若謂跳擲而出乎水，則是涉于“助”、“正”，己與孟子之旨不相似。予察魚之擲出于水面者，作氣力騰上，倐閃滅没，如欲形容其妙容顯行者，則當求豁然呈露處爲言，何必魚也？愚故曰：“程子之取于魚不在乎跳擲騰上也。”退溪曰：“潑，撒水也，取理在萬殊之意。”此恐未安。“潑潑”本出釋經，或作“鱍鱍”，故語類亦多従魚。潑是撒水，則鱍亦爲撒魚乎？蓋無論從水、従魚，只是活貌，魚之出游従容，是鱍鱍也，須于勿忘勿助處領會可也。（28） 此段星湖對“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的解釋，深入宋儒的論述，頗有發揮。首先，星湖以人之赴京啓程爲喻，從“必有事”、“勿正”到“勿忘”、“勿助長”，說明功夫的層層遞進與綿密，可謂善喻。其次，星湖也熟知，在宋儒的論述中，程明道將《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與《中庸》“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並觀而論，認爲二者都顯示功夫的活潑潑氣象。（29）此一解釋，朱子有所保留，認爲“鳶飛魚躍”是比喻“道體隨處發見”、“天理流行發見之妙”（30），若以此言功夫之“活潑潑”，恐墮于釋氏之見。然而，星湖的解釋近于明道而遠于朱子。在星湖看來，“鳶飛魚躍”與“勿忘勿助”之意同，旨在闡釋：“天道無忘無助，故能成造化；爲學勿忘勿助，故能就徳業。”由此可見，星湖對于明道所言“‘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纖毫之力”（31）頗有體會，解釋也相應。有趣的是，星湖最後論證一轉，從“潑潑”、“躍”等字義解釋著眼，指出“潑潑”出自佛教經典而本作“鱍鱍”，無論就水或魚而言，皆取其自然從容貌。“躍”亦就“所安”而言，而非跳擲而出乎水面。退溪也許受朱子影響，將“潑潑”從“灑水”之意而闡釋“理一分殊”，都不能善解明道之意，星湖亦從“鱍鱍”之字義，修正退溪之說。由此可見，星湖並不盲從朱子或退溪之說，對于明道圓熟功夫化境，深有體會。而其巧妙運用字義訓詁闡釋義理的方法，也頗具特色。 （三）“義利之辨”與“王霸之辨” 孟子的政治思想，在理念上最重視“義利之辨”與“王霸之辨”。星湖雖然一生在野不入仕，但基于經世致用而濟民之意識，他對孟子政治思想的關注，從理念、制度到行動，無不關切。如對《孟子·梁惠王上》首章的“義利之辨”，星湖就有如下的解釋： 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後義而先利，則流以爲欲而無復義之和矣。故夫子罕言利，而未嘗不言利。利者，天地間元有此道，君子雖急于喩人，豈冝絶然斷絶而廢當理之言乎？其或矯枉之過，語涉偏重，則人未必悅繹而従之矣。殆朱子所謂使世人並與正理而疑之也。今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者，亦夫子罕言之意也。如將截然斷絶，則當云“不可曰利，只有仁義而已”可矣。今乃不曰“不可”而曰“何必”，不曰“只有”而曰“亦有”，其旨可見。如烏喙食則必殺，人謂“不可食”則可，謂之“何必食”可乎？……程子、朱子之說則宛轉發明盡矣。蔡氏謂：“斬釘截鐵，斷斷然只說仁義，更不向利上去。”抑恐未安。又按朱子《荅劉季章》書曰：“孟子說‘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便是仁義未嘗不利。然董生卻說：‘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是仁義未必皆利，則自不免去彼取此。蓋孟子之言，雖是理之自然，然到直截剖判處，卻不若董生之有力也。”此說亦可以旁證，而蔡氏所謂董氏得其傳者，說欠該備，故特附見焉。（32） 在此條筆記中，星湖要辨明的是：孟子此章論“義利”關係，是從“先義後利”著眼，而非强調“義利對反”。亦即孟子並未否定“利”，而在凸顯“義”與“利”兩種價值觀不同，義利之間有優先順序。據此，星湖批評蔡覺軒（名模，1188-1240）以董仲舒“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未能得孟子之意。事實上，對于孟子義利之辨，宋儒的論述脉絡，涵蓋兩層：若從道德存心而言，義利對反，此即朱子所言：“凡事不可先有個利心，纔說著利，必害于義。”（33）在這個意義下，義利對反不相容，故朱子、也認爲董仲舒之言較孟子更爲直截有力。若從政治效用來看，利爲義之合，君子未嘗不欲利、不言利，怎可截然斷絶利？但此政治效用必須從“先義後利”來說，順此優先順序，“義未嘗不利”；悖此順序而“後義先利”，政治成爲功利的競逐，孟子嚴加駁斥。實則，這兩個層面的論述並未抵觸，爲政者以“義”存心，先義後利，也會帶來利衆人福祉之利。就此而言，孟子雖未否定利，但也不是倫理學上的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基本上，“先義後利”、“義未嘗不利”是星湖對孟子此章的詮釋。值得注意的是，星湖除根據《易·乾文言》“利者，義之和也”而言天地原有此道外，更斟酌孟子譴詞用句之語意來論證“義未嘗不言利”。因爲，“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不同于“不可曰利，只有仁義而已矣”，前者義利是相容關係，後者是矛盾關係。至于存心上的義利消長（34），星湖並非不知此意，但不是此章論述的重點。 另就“王霸之辨”言，星湖的解釋如下： 有以力不假仁而服人者，秦政是也。有以力假仁而服人者，桓文是也。然假者終非其有，而有力則服，無力則否，是所服在力不在仁也。故總謂之“以力服人”。苟非先王之道而以詐力取之，雖有等不同，槩乎其均辠也。然秦政之服人，力不贍也，故力可以敵，則衆起而亡之矣。桓文之服人，假仁也，故没世而稱述不衰。彼假猶然，况自吾之得于心者，推之乎徳者，固人之所同得，心悅誠服，亦是以徳服于人也。以徳服人，如水之濕，火之燥，不期而皆然。東西南北，無思不服，天下之徳同也。（35） 星湖清楚地區分“以力不假仁而服人”的秦政、“以力假仁而服人”的齊桓公、晋文公，以及“以德服人”的先王之道。即使“以力假仁”的五霸，雖“没世而稱述不衰”，星湖仍未予以極高的評價。因爲，在星湖看來，爲政者之存心或作爲，究竟是以“力”或以“德”服人，是王霸之別所在。故星湖解釋“齊桓、晋文之事”時也說：“王覇异路，其公私真假之心，迹于是見矣。”（36） 值得注意的是，星湖在解釋孟子的政治理念時，也區分聖人之法語（義理之當然）與孟子所面對的政治現實之差距。因此，星湖在解釋《孟子》時，常關注孟子當時具體的政治環境與制度，其解釋面向，就與性理學的面向有別。茲以星湖解釋《孟子·梁惠王上》“仁者無敵”章爲例，星湖就說： 孟子于齊、梁之君皆勸行王政，至其言功效，則每舉强國勝敗之利以實之，此亦夫子之志而聖賢之所不得已也。恵王所問，欲强晋國。孟子所對，専行王政。公私兩絶，意未接續。若但以法語而不思所以導掖之，則以恵王之昏欲，如水投石也必矣。當時天下塗炭極矣，孟子以被髮纓冠之志，豈合一語句斷，任其従不従而莫恤乎，其亦在所委曲啇量，而裨補于事也。故始曰施仁政，終曰仁者無敵，中間略涉功效，使人信而聽之，非王者本志如此否者，只是利而假之也。然則扶仁斥利，不復可爲七篇中苐一義，而孟子他日尊王賤伯之辨，只爲架虛之談矣，學者要須識得。（37） 依據星湖的解釋，孟子處于戰國紛亂的政治現實環境中，若欲推行其政治理想，不得不因勢利導。故孟子爲人君分析利弊得失，言及功效，以利假之，雖非聖人之志，但卻有顧及政治現實的必要性。在這個意義上，星湖也說“扶仁斥利”不是《孟子》七篇的第一義，“尊王賤伯”也只是“架虛之談”。這樣的論點，顯然與性理學的思維，迥然不同。 （四）“先王之政”與“明堂” 如前所述，星湖解釋《孟子》時，除政治理念的闡釋外，也留心于制度的辨明。因此，他對于“井田制”、“萬乘之國”、“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等古代制度措施，特別加以考證，或印證、或補足、或修正朱子《孟子集注》。同樣地，星湖也將政治制度與政治理念的闡釋相結合，別出新意。茲以《孟子·梁惠王下》第五章爲例，齊宣王欲毁明堂而徵求孟子之見。星湖的解釋是： 孟子勸齊王勿毁明堂，或爲勸行天子之事。竊以爲疑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非“止有救人于水火之誠心，是自己身上事都做得是無一不備，方能彰信兆民（自“非止”以下朱子語）”。若于其身親犯僭竊之辠，而曰我急于救民也，則此覇者之所以欺詐天下而得辠于聖門也。是故有意于服人者，霸者之假仁也。無意于服人者，王者之行仁也。自古論王霸心迹，亦未有如孟子之深切著明。何孟子他日尊王賤霸之辨，即與此不相似也。孟子以來，惟漢有董子者爲最純，其言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程朱子所以表章而爲王道之宗法。故曰“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是以齊桓之伐椘，仗義執言，不由詭道，而聖門五尺亦羞稱焉，豈不以其初既假，故終亦非其有也乎？當時宗周之國雖曰天命之已去，王者一日未興，則猶是一日天子也。孟子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噲”，乃以不告王私與作爵爲喻。夫周之衰，一也；燕與齊，均也。以其爵爲周之爵而不告，則爲僭。誠以世無天吏，君臣之分依舊繫于周也，何可曰“勿毁之，將行天子事于此也”？竊謂王政只是先王之政也。明堂，先王頒政之堂也。欲行先王之政，則不可毁先王之堂也。孟子之意，不過曰“先王雖逺，獨其迹巋然。如欲復行其遺政，不可先泯其迹”云爾。蓋先王之世，天下同軌，功澤所及，莫非王政。在方伯則方伯行王政，在連帥則連帥行王政。所謂王政，亦不過下章“九一”、“世禄”之類是也。此天下民牧，人人得以行者，而未曽涉乎僭。孔子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徳行不敢行。爲民牧者，亦當非先王之仁政則不敢行也。孟子之時，王道不行，有其迹而無其實。然天子之堂固非諸侯之所敢擅毁，勸之勿毁，實如存羊之義，周之不頒朔亦乆矣。然而存之，豈不謂告朔王政也。或庶幾因此而爲之兆耶。齊之明堂，奚异于此。《大戴禮》明堂注曰：于明堂中施十二月之令。《五經釋例》曰：“告朔行政謂之明堂。”槩見其義之同也。是故既勸其“勿毁”，又以文王之政明之。文王率商之叛國而朝之，其所行則王政，行其可行者而已。未聞文王將欲身爲王者而先行此政也。使文王邈然無心于天下，則不行此政可乎？令孟子先計功利，姑勸其勿毁，先以天子事自期而爲窺覦之所，則反不若毁之而絶其奸萠之爲愈也。不然只是說而利之也。宋牼之號，安在其不可乎？故諸侯之僭，不特夫子之所惡，孟子亦不取。王者之興，不特孟子之所勸，孔子亦將不禁。有能行先王之政，爲朝覲訟獄之所歸，其王天下即在天下，齊亦可也，梁亦可也。聖人又何心而惡之？孔子曰：“鳯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伏羲，舜文之瑞，夫子尙庶幾有待？何獨禁諸侯之行王政乎？愚故曰：前後聖非二揆也，然壞亂日甚，緩急殊勢，孟子于時君，廉角稍露。有不可槩而一之，惟在善讀者默會焉耳。（38） 就《孟子》文本而言，孟子是以“王欲行王政”爲由，來勸阻齊宣王勿毁周天子之明堂。星湖認爲，孟子若是爲了勸齊宣王行天子之事而勿毁明堂，則是以諸侯而僭越周天子之位，絶非孟子之意，也違背孔門所言的君臣之禮。更嚴重的是，若諸侯霸主皆以行王政利民爲由而進行攻伐，則給予霸者合理化的理由，此與孟子“尊王賤霸”的立場也相違背。職是之故，星湖從“明堂”作爲維繫先王政治秩序的象徵角度著眼，進而提出“王政只是先王之政”的解釋。事實上，在《孟子》文本中，“王道”、“王政”、“仁政”的意涵均同，性理學家的解釋，多從爲政者以仁存心的解釋著眼（39），發揮“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之意。但星湖則從“先王之政”來理解“王政”，指“耕者九一，仕者世禄”等制度措施而言，從理念上說，是以仁政爲內涵。因此，“王政”就是：先王之仁政。對星湖而言，此政治制度與理念，具體可行，是理想的政治型態。不論是周天子、諸侯或是爲民父母之官，人人皆可行。這樣的解釋，强化了“王政”（先王之政）的具體可行性與普遍性，也維繫了政治秩序的穩定性。 顯然地，星湖對于孟子“王欲行王政”而“勿毁明堂”的解釋，是從政治制度著眼，亦即“明堂”之存，意味著先王之政之“迹”；故欲行先王之政，不可滅其迹，此與《論語·八佾》孔子反對廢告朔之餼羊之意同。據此，星湖也從經、史、諸子文本中，仔細考證先王之“明堂”恐是神農之遺典，且位在與齊相近之泰山。（40）如此博學式的考證，正顯示星湖對于先秦典章制度之深入理解。 《孟子》七篇文本豐富，李星湖《孟子疾書》也多所辨證、發揮。本文僅擇孟子重要思想的數則文本，來考察星湖的孟子解釋。雖不能窮盡全貌，但也可以得知星湖解釋《孟子》的獨特之處。儘管“四端之心”是孟子人性論的核心概念，也涉及朝鮮儒學重要的“四端七情”論争。但因星湖另撰《四七新編》深究之，《孟子疾書》也未討論此論題，故本文略之。 在《孟子疾書》中，星湖對孟子的解釋，我們可從思想內容與解釋方法兩方面加以分析。就思想內容而言，星湖對孟子人性論與修養論的解釋，並未溢出性理學的思維模式，也對性理學擅長的本體或工夫論述，都有深入的理解與體會。但在政治思想方面，相對于性理學之內向型的解釋，星湖多采外向型的解釋。亦即爲政之存心固然重要，但對《孟子》文本與星湖而言，孟子生活在紛亂之世，故現實政治秩序、政治制度與措施，以及歷史事實的細究，是星湖更爲關切的議題。據此，星湖對《孟子》的解釋方法，就溢出性理學的格局，不僅靈活運用文字訓詁來闡釋義理，也大量援引先秦兩漢典籍，或以經解經，或以史解經，或經史互證。舉凡六經、諸子文集、史書記載等，都是解釋孟子的重要資源，也使《孟子》中所涉及的先王之典章制度，得以彰顯；而春秋戰國的錯綜複雜的史實，也得以辨明。星湖這樣的解釋經典方法，是奠基于性理學的思維，而吸收考證學的方法。故其解經特色，並非訓詁考證與義理的互斥，而是訓詁考證與義理的巧妙結合，相得益彰。 星湖作爲朝鮮實學之巨擘，門庭廣大，濟濟多士，下啓安鼎福（號順庵，1712-1788）、尹東奎、丁若鏞（號茶山，1762-1836）之風。丁若鏞對星湖的學術，就曾贊嘆：“惟我星湖夫子，以天挺英豪之才，生于道喪教弛之後，得以私淑于晦、退，經之以心性之學，緯之以經濟之業，著書百餘編，以嘉後學。其同堂適傳，及門高地，蓋莫不彬彬鬱鬱，繼往開來。”（41）其中，以心性之學爲經，以經濟之業爲緯，可說是星湖之學的恰當定位；而星湖《孟子疾書》所反映的特色，也與丁若鏞的論斷，若合符節。就此而言，星湖批判的是盲從朱子的學風，他並未摧毁朱子學（性理學）的心性論與形上世界。在這個意義下，怎可將星湖之學乃至朝鮮實學歸于“反理學”（反朱子學）之列？（42）因此，若中國清代乾嘉學風下的戴震（號東原，1723-1777）、阮元（1764-1849），日本江戶時代古學派的伊藤仁齋（1627-1705）、荻生徂徠（1666-1728），與朝鮮時代的李星湖、丁若鏞，都可寬鬆地歸入“實學”的話，那麽，回歸六經先秦儒學、重視經世致用、喜用文字訓詁或經史考證方法等，三國儒者有其相似處。然而，孕育于性理學土壤的朝鮮時代實學，從李星湖到丁茶山，並未泯除其“經之以心性之學，緯之以經濟之業”的學術性格，故與中國乾嘉學者或日本古學派學者的立論根基迥然有別。因爲，後兩者摒弃了儒學的超越面，而朝鮮實學者，雖然强調經世致用，但仍保有儒學的超越面。故筆者認爲，星湖所開創的實學，並未根本顛覆朱子學（性理學），而是將朱子學予以批判地轉化與創造，獨樹一幟。 ①參李丙燾：《韓國儒學史略》，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86年，頁252～253。 ②許傳所撰李星湖《諡狀》：“先生雖處畎畝之中，亦未嘗果于忘世。嘗曰：‘惟李栗谷、柳磻溪爲識務之最，而或抑而不施，或藴而未顯，是爲可恨。”見李瀷：《星湖全集》Ⅲ，附録，卷2，頁4b，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第200輯，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7年，頁197。以下本文凡引收于《韓國文集叢刊》之文集，不再詳注。僅在方括號內分別標明輯數、頁數，如頁4b〔200：197〕。 ③李秉休所撰李星湖《家狀》：“尊慕退溪，無异于朱子。”同前書，附録，卷1，頁10a〔200：182〕。 ④同前書，《家狀》，頁18a〔200：186〕。 ⑤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