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透视中国与第三世界——从中国视角看第三世界学术研讨会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世纪之交论文,世界论文,纪要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9月29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第三世界研究中心主办了“从中国视角看第三世界学术研讨会”。会议由现代所所长陆忠伟主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西亚非研究所、亚太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等单位的学者与专家以及本所有关研究人员共30余人聚集一堂，对世纪之交的中国与第三世界的关系进行了把脉与透视，进行了热烈而充分的讨论。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其中不乏独到新颖的见解和饶有兴趣的思考。现将会议讨论情况综述如下：
一、“第三世界”——一个有待重新界定的概念
陆忠伟所长认为，第三世界是冷战时期确定的概念，这一板块已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形势的巨变而发生了变化，经济上分化突出，政治上西靠明显。这一概念应重新界定，这一板块应重新定位。第三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需要依托与借助的力量。因此，加强对第三世界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北京大学教授陆庭恩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第一世界已不复存在，何来第三世界？故“第三世界”一词最好不要再用，用“发展中国家”代替则更为合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研究所副研究员贺文萍认为，第三世界实际上是发展中国家的代称。发展中国家已发生严重分化，这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若继续使用第三世界这一概念，就会衍生出第四世界、第五世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张敏谦博士则指出，第三世界概念之所以沿用至今，主要在于约定俗成，目前尚未有更合适的概念来取代，何况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对现实的反映也不完全准确，因为发展中国家也已发生重大分化。
简言之，第三世界这一概念，尽管目前实际上与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南方国家等概念通用，但仍有在理论上进行探讨与界定的必要。
二、第三世界新时代特点——一个饶有兴趣的话题
与会者认为，冷战结束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受到严重冲击，呈现出新时代的发展特征。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吴洪英博士认为，目前第三世界具有四大特征：第一，经济发展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南北贫富悬殊拉大，南北矛盾凸显。目前，北方富国占有世界GDP的86%、世界出口市场的82%、外国直接投资的68%、世界电话线路的74%；而南方穷国只占上述各个领域的大约1%。北方富国与南方穷国的收入差距已由1960年的30:1扩大到1997年的74:1。同时，北方发达国家及其控制的国际金融组织与跨国公司还不择手段地控制发展中国家经济，许多南方国家因之失去经济自主权，民族经济发展步履维艰，一些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经济“边缘化”趋势加强。二是南方国家内部分化严重，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发展中国家大体上呈现4个层次：(1)发展迅速、已跃入新兴工业化的国家，如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新加坡和韩国等；(2)迅速崛起、前景看好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南非、印尼、智利、马来西亚等；(3)发展缓慢的国家，包括相当一批亚非拉国家；(4)停滞不前的国家，如联合国列举的48个最不发达国家。第二，政治状况趋于复杂化。一是政治模式多样化。南方国家涌现出各式各样的“民主制”，如拉美多数国家确立的代议制、东亚许多国家的“过渡民主”、非洲一些国家的“多党制民主”等，还有一些国家仍实行军人统治。二是政治立场存在严重分歧。南方国家在对待核裁军、禁毒、环保等国际性问题以及对待北约空袭南联盟等具体问题上都有不同意见。第三，安全形势不容乐观。随着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第三世界长期为冷战所掩盖的各种矛盾尖锐起来，所面临的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其一，民族纠纷、宗教冲突和领土争端接连不断。1999年世界20起大的冲突和动乱都集中在亚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持续的冲突严重制约了当事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且为西方国家的干涉提供了借口。其二，军备竞赛有增无减。以美国为首的北方发达国家为了自身利益不断向第三世界国家倾销军火，南方诸多地区性冲突也促使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加紧扩充军备。其三，非传统安全因素突出。近年来，南方国家的制毒、贩毒、环境污染、非法移民等问题明显严重，极大地影响了南方国家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第四，整体国际影响力趋于弱化。一些南方国家为谋生存、求发展，采取实用主义手法，经济上依赖西方，政治上倾向西方，价值取向追随西方。第三世界内部矛盾增多，磨擦不断，内部凝聚力减弱，因而国际地位和作用下降。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研究所张晓东副研究员对冷战后第三世界发生的新变化也进行了剖析：(1)第三世界内部分化加剧。冷战结束后，南方跨地区组织（如77国集团等）的作用弱化，围绕重大国际性问题（如中东和平、科索沃问题等）存在分歧；经济差距拉大，1983年第三世界低收入国家与中高收入国家之比为263:2075美元，目前已扩大到350:4520美元。(2)边缘化趋势明显。南方地区原大多处于两极争霸的战略性地带，冷战结束后受到冷落。1993年美国撤销了一些研究亚非拉的机构。(3)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越来越屈从于美国等西方的压力，对国际性和地区性问题的立场选择余地越来越小。(4)第三世界国家大多将经济发展作为国家工作的重心，从自身利益出发，对西方依赖较大。(5)政治民主化进程呈现复杂局面。拉美政治民主化结果稳定，对经济影响明显；非洲政治变化结果尚难下结论，对经济影响不明显；中东地区真正意义的民主变革尚待开始。故政治民主化对第三世界前景的影响难以判断。(6)第三世界正在酝酿新的崛起。冷战结束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与经济上越来越倾向西方，在外交上屈从于西方压力。不过，近年来，东南亚金融危机和科索沃事件使得第三世界受过西方教育的新一代领导人清醒起来，开始对西方推动的政治与经济全球化趋势重新思考，意识到并非接受西方政治民主化和市场经济就能被西方国家认同和接纳，必须立足自身发展，才能有所作为。
三、全球化对第三世界的利弊——一个众说纷纷的命题
与会者对经济全球化给第三世界带来的利弊也进行了热烈讨论，并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即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不管你喜不喜欢，愿不愿意，都得面对它、接受它，并要积极参与进去。不过，对全球化到底由谁主导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利弊则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王和兴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给西方和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利益是不一样的，西方发达国家明显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发展中国家获利则少得多，故卡斯特罗和马哈蒂尔在今年4月南方首脑会议上用激烈的措辞抨击全球化，要求实现更为合理与公平的利益分配。正是由于全球化使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故不少第三世界国家反对全球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江时学则认为，南方首脑会议上有些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讲话过于偏激与极端，实际行动难以一致。我们既应看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又要看到它提供的机遇，还应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化。有些问题（恐怖主义活动、毒品犯罪等）是伴随全球化而发展的，有些问题则并非全球化带来的。东亚金融危机是对金融风险防范与处理不当所致，并非由于参与全球化所致。相反，参与全球化对东亚国家带来了不少的好处。少数发展中国家没有参与经济全球化，结果落伍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步伐。我们不能将所有不好的东西都归咎于全球化。如果说没有全球化，难道南北差距就不会扩大？！说不定，没有全球化，南北差距会更大。如果说，有全球化，还有“汤喝”的话；若无全球化，连“汤”都没得喝的。比如：有的加拿大人认为，尽管北美自由贸易区给加拿大带来了种种不利影响，但若没有北美自由贸易区，加拿大经济可能会更糟。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弊，应作具体细致的分析。
陆庭恩教授指出，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它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思想、生产方式的变化，进而引起政治领域的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说20世纪是解放的世纪，那么21世纪则是发展的世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能脱离人类社会发展的大环境。21世纪是人类社会向全球化迈进的世纪。不少发展中国家已深受麦当劳、肯德基和可口可乐文化的影响。国外对全球化研究相当深入。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全球化是20世纪的时代特点。从20世纪初殖民地瓜分完毕后世界开始全球化进程，后因十月革命、30年代大危机而两次被打断，到90年代初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加速了全球化进程。目前存在两种全球化，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化，一是以中国为首的南南合作的全球化。还有的外国学者认为，美国提出的所谓全球化，是指西方制度、价值观、生活方式统一到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最终沦为西方新的殖民地；还有一种全球化，是不同国家与民族联系增多，相互影响加大，产生共同认识，采取共同行动来影响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我国对待全球化应有自己的旗帜和看法，应积极参与，趋利避害。当然，下面两种对待全球化的观点应予反对：一是文明冲突论、新干涉主义和人权高于主权；二是不承认全球化，以消极态度对待，无所事事。显然，后一种方法不可取，最终将耽误自身的发展。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极不合理，我们应参与进去，改变现状；我们应积极进行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地位。
贺文萍副研究员补充说，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不尽相同，对最不发达国家而言，挑战大于机遇；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而论，则机遇大于挑战。全球化带来的利弊应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张敏谦博士则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全球化不完全是西方的，应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每个国家在其间所起的作用是不相同的。
四、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利益——一个意义深远的选题
关于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到底有哪些共同的利益和哪些竞争，则是此次会议另一个引起热烈争论的议题。
吴洪英博士认为，中国与第三世界不仅根本利益相一致，而且在重大国家问题上存在着广泛的共识。首先，双方的政治利益基本一致。在相当长时期内，西方发达国家力图以“自由、民主、人权”为借口，肆意干涉发展中国家，严重损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发展中国家对“新干涉主义”不断进行抵制和反抗，第三世界成为推进多极化的重要力量。尤其在联合国等重大国际场合，第三世界国家在人权和台湾等问题上给予我们有力的支持、同情、理解与声援，是我们国际斗争的重要依托。其次，双方存在着大体一致的经济利益。近年来，随着中国与第三世界经贸交往增多，双方贸易额明显扩大，第三世界国家成为中国重要的资源地和市场之一，两者经贸合作的潜力很大。同时，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金融合作，防范类似墨西哥金融危机、巴西金融风波和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双方面临的共同的经济安全任务。此外，参与制定新的国际规则、建立更合理、更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是我们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强烈要求与共同心声。最后，中国与第三世界的安全利益大体相似。中国与第三世界面临着相似的安全课题，例如：地区冲突、领土领海争端、外来军事干预威胁、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冲突等。双方还有着类似的安全观。加强同周边发展中国家睦邻友好、促进双边或多边安全合作，对推动我国经济建设意义重大。做好台湾“邦交国”的工作，进一步挤压台湾国际生存空间，可为实现祖国统一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
张晓东副研究员则提出不同的见解，认为中国与第三世界的根本利益并非一致。从经济角度讲，两者是竞争性关系，即使双方是互补性关系，也谈不上利益一致；从安全角度上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利益也不一样。不过，中国在第三世界具有重大的战略利益。政治上，第三世界是中国与台湾展开外交争夺战的主要战场，是与西方进行人权斗争的重要盟友，是中国大国地位的主要依托，是推进多极化的重要舞台；中国与第三世界有着相同的政治需求。经济上，加强对第三世界的经贸合作，摆脱对美国贸易的依赖，扭转对中东石油进口的依靠，实现贸易伙伴多元化、石油来源多元化，与第三世界一起共同抵制西方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制定的不利于我们的规则，对我国经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在国家安全上，周边地区（如中东、中亚、南亚地区）对我国安全影响越来越大，尤其冷战结束后，中东、中亚因文化与宗教的一致而交流不断增多，对我国边境的影响越来越大，伊斯兰教问题更是与我新疆与西藏问题密切相关。保持西部地区的稳定对我国国家安全意义重大。
王和兴研究员指出，中国是否与第三世界根本利益一致的问题，涉及到我国外交政策如何制定的问题。中国与第三世界的根本利益集中体现为政治利益。解决台湾问题，需要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实现多极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是我们与第三世界的共同要求，也是我们与第三世界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当然，我们在经济上尤其出口商品方面也面临着同发展中国家（主要与东亚国家）的竞争。不过，“中国与第三世界根本利益一致”的提法并没有过时，今后这种利益的趋同会越来越加深。中国过去加入联合国是依靠第三世界的有力支持，今后与西方打交道仍需第三世界的大力支持。
针对上述争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苏振兴则提出折衷的观点。他指出，在国际斗争中是否存在根本利益一致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大议题。国际斗争是统一战线的问题，政治经济情况十分复杂，不能笼统讲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一致。若说政治利益一致，究竟有几个第三世界国家同意搞社会主义？若说经济利益一致，第三世界国家除了共同谋求发展外，仍存在着利害冲突。因此，讲到利益一致，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应注重在哪个方面、哪个层次上的利益一致。近十几年来，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中国与第三世界也出现很大变化，因此外交政策的制定应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在发展与大国关系的同时，应兼顾到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
陆庭恩教授也说，学术研究工作应该视野开阔、具有超前意识。第三世界已发生很大分化，情况相当复杂。台湾的29个“邦交国”均为发展中国家，还有些发展中国家与我们在政治上有分歧，如在人权与民主问题上看法不一致。因此，不要笼统而论利益一致，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应分析哪些利益相一致，哪些利益不一致。
关于怎样加强第三世界工作，如何维护我国在第三世界的利益，学者们提出许多具体有益的政策建议。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徐伟忠认为，目前中国外交政策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型期。随着国际形势与环境的巨变，中国应调整对第三世界的政策。如何制定对第三世界的外交政策关系到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如果说，20世纪的第三世界政策更多是政治合作带动经济合作的话，那么21世纪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应更多地考虑用经济合作来支持政治合作，且这种经济合作应是可持续发展的。除保留适度的经济援助外，还应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实现经济合作的互补性与互利性。此外，在某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应与第三世界国家取得共识，为争取建立更合理与更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努力。
张晓东副研究员则提出了更为具体与可操作性的建议。第一，应减少在台湾问题上战线长、消耗大和外交成本高的不利因素。目前我在非洲与台湾展开的是拉锯战、在中东进行的是狙击战、在拉美开展的是攻坚战。第二，应注意点与面的结合。制定外交政策不可能全面均衡，应选择重点，如地区大国、战略关键国、资源拥有国和外交自主性国家等等。第三，应将官方外交与民间外交相结合。充分发挥多层次、立体外交，尤其动员民间机构、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对党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第四，制定切实可行的经贸战略，对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经贸方针。第五，制定大中东战略，将中东、中亚作为整体置于我国外交战略中考虑，加强同它们的经济与安全合作。
吴洪英博士认为，我们应立足于国家的整体利益，从战略的高度来推进第三世界外交。首先，应处理好大国外交与第三世界外交的互动关系，处理好“不当头”又要“有所作为”的关系。其次，加强同周边邻国的双边或多边经贸与安全合作，深化与非洲国家的政治关系，拓展与拉美国家的外交关系，促进中东和平进程。最后，注重培养友华力量，拓展合作与交流渠道，建立协商机制，加强对第三世界的研究，增加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了解与合作。
张敏谦博士进一步补充道，针对发展中国家不再是一个整体、已分化成不同的层次，应根据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来制定不同的政策，而不应以单一的政策来对待。今天世界形势已发生变化，我们应有自己的利益判断。我们的利益定位应以经济利益为中心，在主要发展与大国关系的同时，兼顾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
（吴洪英、余文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