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约束下的制度变迁及其适应性分析——以天津自行车业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津论文,为例论文,适应性论文,自行车论文,需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言：天津自行车的兴衰历史
天津原是中国两大自行车生产基地之一。然而，进入90年代以后，天津市国有自行车企业的产销量却逐年下降，以至于使整个产业的发展陷入困境。
但是，自2000年以来，天津自行车整个行业的产销量出现大幅度回升，产销量陡然上升，2002年达到了2000万辆，平均每年增长420万辆，年平均增长幅度超过1.5倍。
探究天津市自行车产业由兴而衰、再由衰而兴的历史演变，一个明显的结论是：当外部经济环境改变之后，制度本身为响应这种变化需要做出相应调整，才能更有效地实现其处理信息和节约交易成本的功能。国有自行车企业由于产权的刚性而调整乏力，因此出现制度危机，最终导致其在该产业的全面退出。当国有企业为私人小企业制度所替代，产权的束缚得以解除，企业对环境的适应性明显增强，从而产生制度效率，并拉动自行车这一传统产业重新恢复生机。因此，制度变迁是制度对环境进行的一种适应性调整，而其结果则有着效率增进的取向。
我们对天津自行车产业的分析也正是在这一逻辑背景下逐步展开的。
一、系统性环境和企业的制度适应性特征
（一）系统性环境和企业的适应性功能
作为盈利性的经济主体，企业时时刻刻要与所处的外部环境进行信息交换，以最有效地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并做出相应决策，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我们的分析主要关注影响企业盈利的各种环境参数总体，即系统性环境（简称环境），而把企业和环境之间的信息协调能力称为企业的适应性功能。从本文下面的分析可知，企业的适应性功能要求不同的信息关联模式与不同的环境相匹配。
（二）企业对环境信息的反应及协调模式
为了描述不同企业制度对环境信息的反应和协调方式，我们引入青木昌彦(2001)对组织内信息关联模式所作的区分，即“层级分解”（Hierarchical Decomposition，即HD）、“信息同化”（Information Assimilation，即IA）和“信息包裹”（Information Encapsulation，即IE）三种基本模式。其中，假定环境信息分为系统性信息和特质信息两部分；T1和T2分别为执行管理任务和操作任务的两个基本任务单元。
层级分解(HD):T1监测环境参数，并根据自己的估计调整行动变量，然后以一定的交流误差告诉T2自己的决策，T2再做出自己相应的决策。
信息同化(IA):T1、T2两个单元共同监测环境，他们的观察相互关联，形成信息共享，并形成对环境的同化认知。
信息包裹(IE):T1、T2两个单元独立地监测环境的系统性部分和特质部分，他们的观察互不相关，对信息的加工成“隐蔽状”，因此对环境的认知也各不一样。
结合任务单元的竞争与互补特性和环境参数变化的统计相关性，我们可以把这三种基本的信息关联模式的效率特征归纳为以下三点：
(1)假定所有任务单元对环境信息的处理能力一样，如果两个任务单元是竞争性的，信息包裹比信息同化更有效率；如果两个单元是互补，则相反；
(2)假定环境信息对于互补的任务单元同样重要，则信息同化模式将更有效率；
(3)如果两个任务单元所面临的环境之间统计相关性高，则层级分解比信息同化更有效率；如果环境之间统计相关性低，信息包裹更有效率。
（三）与信息模式相适应的制度类型
青木昌彦(2001)将上述三种信息关联模式，与组织的两种基本协调方式——垂直协调和水平协调——相组合，得出八种组织信息结构的模式，并以现实的组织案例予以对照。为理解天津自行车产业的制度变迁及其制度的适应性，本文列举其中五个类型作为分析的参照。
(1)HD-IE，即决策一体化的功能层级制，也可以理解为垂直一体化模式。在这种模式中，T1为信息观测、调节及决策的主体，T2垂直接受T1领导。T2层的任务单元之间相互独立而且信息是包裹的。以福特汽车公司为代表的“美国制造系统”是这种模式的典型。
(2)HD[IA(t)]-IA(t)，即水平层级制。T1和T2在总的层级制管理下，意会地（心照不宣）同化关于系统内部的信息；而在T2层次上，操作单元之间共享他们局部公共环境中的信息。日本的“丰田”的“看板制度”是这种模式的代表。
(3)HD[IA(t)l-IE，即供应商系列。T1和每一个T2分别在功能层级制的总体框架下同化有关环境的系统性信息，而在T2层次上各任务单元则实施信息包裹。日本的金字塔式承包供应商制是这种模式的代表。
(4)HD[IA(t)-IA(t)]，意大利工业区。T1层次的核心企业负责设计、协调和营销，而大量专业化的企业(T2)则负责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T1和T2仍是一种垂直协调关系，但在T2层次上则是分别独立的企业（企业群）。
(5)IA-IE，第三方中介—硅谷的企业簇群。这是一种操作性任务单元(T2)通过第三方中介(T1)同化本来相互包裹的信息。企业家通过不同缝隙市场得到的信息进行独立的创新性活动，但又需要借助创业资本家的信息中介最终形成一个新的产品系统。这种信息沟通的方式被认为是导致硅谷创新性小企业成功的重要原因。
（四）企业产权制度的适应性和协调性
企业产权制度是企业内部各主体对企业财产的所有权关系。这种所有权关系体现在企业内部各项权能的分解及配置上。在一般研究企业产权的文献中，产权制度的效率主要表现为产权的界定、产权的配置以及产权的激励等各个方面。而如果从制度的适应性角度来看，产权制度同样存在着对环境的反应、协调和适应的特性以及与企业内部信息协调机制的匹配问题。
二、“飞鸽”集团：制度刚性与调整失炅
（一）短缺经济下"HD-IE"体制的高效运行
如前所述，在计划体制下的短缺经济环境中，自行车长期供不应求。为了满足市场需求，“飞鸽”自行车企业采取了内部一体化的组织战略。并逐渐形成了财产、组织、信息和决策等全方位的纵向联结和行政协调。
“飞鸽”集团的这种体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高效运行的，表现在该企业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之间持续的高赢利能力，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天津市的支柱性产业和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但是，“飞鸽”这种"HD-IE"的高效运行完全依赖于外部环境的高度稳定性（包括需求的稳定增长和国有商业包销）。因此，企业内部各个操作单元无须从环境中获取信息，相互之间也无须进行信息交流，生产任务由作为管理单元的总公司进行统一安排和协调。行政命令在传达信息方面具有准确和迅速的优势，从而在扩大产量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HD-IE"的失效与制度危机的凸现
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市场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自行车企业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市场供给方面看，短缺经济状态逐渐消失，工业产品的供给开始出现过剩。从市场需求方面来看，在买方市场条件下，消费者提高了对商品的选择偏好。市场需求条件由宽松型转向约束型。
市场条件的变化，使得“飞鸽”集团这种"HD-IE"模式的信息处理效率大大降低，进而出现制度危机。
首先是销售危机。原来非常抢手的“飞鸽”自行车卖不出去，形成了大量的产品积压。其次是生产危机，由于产品积压，资金周转困难，集团下属的各个公司不得不一个一个地陆续停产。财务危机接踵而来，大量固定工人和管理人员（包括在岗和离退休职工）的基本工资无法支付。到90年代末，“飞鸽”集团虽未正式宣布破产，但事实上已经倒闭。
（三）制度刚性及调整失灵
对于一般企业而言，当环境参数的特征（比如方差和相关性等）发生变化，导致企业出现信息不畅和制度危机时，企业的决策主体应该做出及时反应和相应调整。一种做法是放松"HD-IE"行政层级式协调，扩大企业内部的信息同化，即采取"HD-IA"水平层级协调方式。通过企业内部上下的信息同化形成分散化的决策机制，以增强企业对外部环境的反应能力和适应能力。若HD的层级式协调实在难以为继，则企业应该采取更为彻底的转变方式，即将企业分拆、转包、租赁、甚至变卖，把层级分解的结构变为内部信息同化（分权）和信息包裹外化（转制）的结构，来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
但是，作为一个国有企业，产权的刚性使得“飞鸽”集团的制度调整漫长且效率低下。所谓产权的刚性，首先表现为国有财产在产权形态上的不可分割性（过度捆绑）。其次还表现为国有财产在价值和实物形态的高度集中性，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如果没有变通的政策，民间资本根本无法参与到国有企业的制度调整中来。再次相当顽固的“国有资产流失论”，则反映了传统意识形态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巨大阻碍力量。
三、私人小企业：制度替代的潜在获利机会
（一）私人自行车小企业的蓬勃兴起
就在天津国有自行车企业逐渐衰落之际，一大批小型私人自行车企业，利用原有国有企业的技术和人力资源等要素流出的机会，蓬勃地发展起来。1993年，天津市第一家私人自行车企业—富士达自行车有限责任公司诞生。到2001年末，天津市的自行车企业已经发展到655家，其中而且绝大部分是年产量为几万和十几万辆的小型私人企业。
（二）产权的“松绑”及缝隙市场的发现
同时面对一个市场环境，为什么“飞鸽”集团亏损而私人小企业却能盈利？原因显然在于企业制度的差异，以及由此引致的潜在获利机会的发现。
与国有大企业产权过度捆绑而产生的刚性相比，私人小企业的产权特征可以叫做“松绑”。“松绑”的效应首先表现为因产权明晰而产生的激励。同时，“松绑”使得企业制度具有了可调整性（也即制度弹性）和对环境的适应性。
适应性的制度调整促进了私人小企业对自行车缝隙市场的积极发现和拓展。所谓缝隙市场，是一种避开主流市场，针对特定消费人群的非常小的细分市场。在短短几年间，几百个私人小企业都以自己差异性产品和服务去寻找新的个性化需求，自行车的需求市场被大大拓展起来，进而演变成为主流市场。
（三）私人企业的信息包裹(IE)式竞争
与“飞鸽”集团的纵向一体化的"HD"体制不同，私人自行车小企业是将自行车生产的各个环节分解开来。每一个环节都成为一个独立的经营单元，也即厂商。企业间形成了相互竞争的信息包裹(IE)关系。这种信息结构的优点是通过垄断并独享信息，可以保证有效地获得缝隙市场，提高企业盈利能力。但是，"IE"模式的缺陷也是明显的。企业之间的信息传递完全依靠价格进行，但在远离完全信息这种理想状态中，价格不是一个充分统计量，其所能传导的信息量十分有限。同时，大量分散的私人小企业的并存与分工，中间生产和中间产品的增加，使企业间交易的频率提高，交易费用无疑也会上升。因此，为克服信息包裹(IE)式竞争的制度缺陷，天津私人自行车小企业自发地形成了制度创新，小企业集群产生。
四、集群：竞争深化的适应性制度安排及其特点
（一）自行车小企业集群的生成
事实上，天津市的自行车私人小企业，从产生的开始就带有空间集聚的特征。它们分布在天津的四郊五县，形成六个明显的企业群落。其中，武清区王庆坨镇是一个最为集中和最为典型的小企业群落。
仅仅五六年的时间，王庆坨的自行车小企业已经发展到整车企业95家，零部件企业145家，其中大部分是家庭企业。自行车已经成为一种王庆坨镇家家参与、遍地开花的产业。到目前为止，全镇的自行车生产量已经占到全天津市自行车产量的40%，在全国的产量中接近1/10。王庆坨自行车产业发展之快为国内同行所称奇，被称为“王庆坨现象”。
（二）竞争深化下的制度创新
所谓企业集群，是指“一组在地理上靠近的相互联系的公司和关联的机构，它们同处在一个特定的产业领域，由于具有共性和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波特，1998）。经济学最近的研究认为，企业集群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企业和市场的经济组织或准组织，这种组织能够有效地降低组织的运行成本，刺激组织的运行活力，增强组织的扩张能力，具有较高的组织运行效率。本文认为，集群是私人小企业响应竞争深化的市场环境而自发形成的一种适应性制度创新。由于这种制度创新，私人企业间信息包裹式的竞争为集群内部不同程度的信息同化所代替，制度的适应性与效率均可以大大提高。
仍以王庆坨为例。由于小企业聚集而生，企业间自然形成了专业化分工。在分工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以组装企业(T1)为核心的零配件供应关系（供应链）。在组装(T1)和零配件供应(T2)两个层次上，企业之间存在的相互竞争和信息包裹。但是在T1和T2之间，则形成了稳定的供应链关系。
王庆坨小企业集群内部的供应链，与日本企业的"HD[IA(t)]-IE"结构比较接近。在T1（组装企业）和T2（零配件企业）之间，信息共享。而在T2层次上，企业之间相互独立。不同的企业从不同的缝隙市场取得信息，以信息包裹的形式争取各自的利益。但是，与日本供应商系列"HD[IA(t)]-IE"模式有所不同的是，在王庆坨的集群中，作为组装企业的T1与上游的零配件供应商T2并不是高度资产专用的发包－承包关系，而是一种较弱的专用性资产关系。这种关系在分散风险和开拓市场方面对T2层次的企业显得更有优势，这可能是王庆坨企业集群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张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在企业集群，同业企业（包括T1和T2）之间的信息包裹并不是绝对的。信息的同化通过地缘和人缘（如乡里乡亲）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意会地进行着。信息通过中间人和销售商的走门串户，弥漫性地传递。尽管同业企业之间并不交流，但却不妨碍他们之间的相互学习、模仿与攀比。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信息共享。这样，王庆坨的企业集群又具有意大利工业区的企业关系性网络(HD[IA(t)]-IA)的一些特点。在关系性网络中，竞争性企业的信息通过更加非正式的联系而同化，形成整个集群的HD[IA(t)]-IE[IA(t)]信息结构模式。
但是，与意大利工业区T1和T2企业间明显的互补性关系相比，王庆坨集群中组装企业(T1)的集中度不高，存在着过度竞争的倾向。而与硅谷企业族群(IA-IE)中创业者在竞争基础上通过第三方中介形成的协同性行动相比，王庆坨同业企业间非正式的信息同化，显然程度还不够高，这或许缘于传统自行车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之间的产业差异。关于这些问题，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