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民主何以可能：一种现实主义民主观的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大众论文,现实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97(2008)05-0034-07
一、引言：问题的导出
西方近现代史经历了宗教信仰的崩溃、传统社会形态的嬗变以及与此互为因果的个体性的人(individuality)日渐显位的过程。在秩序重构过程中，人的心理及其行为也经历了一个重新调适的过程。从社会心理学意义上说，这个调适过程使“瞬间”心灵变得无所归依的人各奔前程，各自调整人心秩序，寻求适合自己的归属感，由此分化了人的阵营。十分笼统地说，在个人主义时代，人的世界分为大众的世界与公众的世界。一部分人不堪抽象的个人自由的心理重负，逃避自由（弗洛姆），投入群众或者大众(crowd,mass)及其领袖的怀抱寻求安全感和确定性；一部分人则高擎公共理性的旗帜，在公共领域中组成批判性的公众(public)，同君主专制的制度体系“争权夺利”。大众与公众的交织并存与互动斗争，在政治上成为民主秩序建构的基本动因和基本矛盾，在思想上则引发了关于民主秩序建构的主体、路径、可能与限度、前景等等的理论分野与争论。
公众与大众的分野，在理论上大体反衬了三种不同的立场与观点。其中一种来自自由主义，认为从价值序列上看，公众位于高阶，大众归属低位。①大众易得（勒庞甚至说过，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群众成员），公众难求。大众的形象与暴民、群氓常常难解难分，是自由秩序的“麻烦制造者”。人们分析群众、发展群众理论的主要目的是限制群众，压抑那些在群众存在并在骚乱中露头的要求。他们认为，暴民，就像我们残暴的自我部分，必须被压制下去；其能量必须受到挑战，其行为必须通过法律和秩序能够发明的技术手段加以控制。与此相反的另一种思路来自马克思主义阵营，它把群众看做是善的化身，革命能量的来源，是历史发展的真正推动者。就其本性而言，群众代表了美德而不是罪恶，②反而是那些由所谓“文明的”资产者、贵族等等组成所谓的公众，代表了剥削与压迫的邪恶一方。同时，由于群众、尤其是近代的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私利，因此能够代表全人类的利益，他们的解放代表了人类进步的方向。因此，群众才是人类历史的真正主人。理论家的任务就是批判与揭露剥削者及其剥削秘密，在思想上、组织上武装群众，“剥夺剥夺者”，进行革命，夺取政权，实现世界大同。在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还有一种可以称之为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并不崇尚大众革命，但认可现代平等主义的时代风尚，其理论旨趣在于探索如何让大众大规模地走向历史前台并被纳入宪政结构，促使大众向公众转化。
上述理论流派在大众与公众问题上的看法分野，进而决定了现代西方思想阵营对大众民主的态度分化。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大众与现代宪政体制之间的关系，是否得到解决？如何解决？以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来看，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决定了无产阶级如果不在经济上解放自己，政治上的解放就没有保障。因此，大众并没有真正成为权力俱乐部的一员，自由民主是虚伪的，其本质是资产阶级的专政，出路只能是阶级革命。按照自由主义精英民主论者的看法，现代自由民主体制已经在形式上解决了大众进入权力俱乐部的问题，但问题在于，进入政体以后的大众提出过分的要求——“参与激增”导致现代民主治理权威的下降。社会民主主义者（多有共和主义的思想背景）的看法与马克思主义类似，它认为大众选举的民主机制并未有效解决民主的真实性问题，现实政治仍然是一种寡头制。但与马克思主义不同之处在于，它不认为应该消灭私有制并打破现代国家机器，而是倡导范围广泛的公民参与，解决现代民主政体的“民主不足”问题。 “民主虚伪”、“民主过度”和“民主不足”这三种判断，大体上构成对大众民主的现代性问题的基本判断。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选题和篇幅的局限，本文没有具体考察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内容，而是集中在精英民主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相关论述上。精英民主主义者为了民主在大众社会中的可操作性，修正了民主的定义，构思出精英民主理论，降低了民主的“大众性”。这种民主观体现了一种现实主义的哲学旨趣，因此也被称为现实主义民主；激进主义则坚持认为，除了选举精英之外，规范的民主理论还应该关注如何让大众更多地参与政治，让更多的人民主起来，为此需要构建分布广泛的公共领域，“追求更多的民主”。
持平而论，不论是激进主义民主观还是现实主义民主观，都有其自身的论证逻辑，也都有其合理之处。同样地，他们各自的缺陷也很明显。现实主义为了可操作性而“牺牲”民主性，有阻遏大众民主原初动力与持久活力之虞；而激进主义观则因对大众群体的价值同情和对大众德行的过度依赖，容易陷入伦理政治的理想主义色彩，其论调“听起来很美”，但“做起来很难”。因此，激进民主观往往成为革命的号角，不管这种革命是政治革命还是民族革命，不论其革命的对象是专制主义还是殖民主义。凡是把不平等和强权永久化、制度化的地方，激进主义民主观都有它的市场。而现实主义民主观则更多地适合承平时代秩序建构之需要，它要面对的是“娜拉走后怎样”的实际问题。相对而言，激进主义民主观注重“道德号召力”，现实主义民主观则强调“制度约束力”。前者基于对人性向善的信任与期许，后者则基于一种人性的幽暗意识，③它认为，“道德沉沦的趋势，普遍地存在每个人的心中，不因地位的高低，权力的大小，而有例外，就人的罪恶性而言，人人平等！”[1](P28)当然，地位越高的人，因为他为恶的危害性越大，因此更值得警惕，所谓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使人腐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相反的趋势，即大众取得在社会上的优势地位以后，也同样值得警惕，因为就道德性而言，普通人并没有更优越的制高点：多数经由选票，利用人多势众欺压少数，这种可以推理、在现实中也屡见不鲜的情势，同样是一种人性腐化的表征。
因此，如果我们认同现实主义的某些合理要素的话，或者我们认识到激进主义的某些潜在弱点的话，那么，在现实大众民主政体中，对于大众民主何以可能的问题，就有必要进行一番理论审视。
二、大众民主的限度
总体来说，在现实主义民主观看来，大众民主至少要面对以下几个方面的诘难——这些诘难也构成大众民主的限度。
（一）大众的非理性、极端化倾向加上缺乏政治技巧，将给民主公共生活带来种种弊端
不用诉诸历史，日常的经验就能说明，人们要理性地聚众议事决策，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说人的个性、修养、学识、经验等等方面的差异，光是人聚在一起，就能产生许多独处时无法察觉的问题。柏拉图早就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在他看来，民主群众聚在一起之时，没有理性的辩论，也缺乏平和的审议，更多的是喧嚣、胡夸、起哄、人云亦云。[2](P241)勒庞则举出“心智归一法则”(the law of mental unity)这面科学主义的大纛，同样攻击大众聚会议政时的非理性。他看到，作为个体的人或许是理性的，但一旦聚集在一起，随着聚众规模扩大，他们之间就会相互影响和相互感染，最终导致思维和行为方式上渐趋一致，个性趋于消失，人受无意识支配。这时候，人的智力下降，更容易受情感支配，作为一个群体，其特征是冲动、易变和急躁，易受暗示、轻信，情绪夸张而单纯，信念偏执、专横而保守。[3]弗洛伊德则在对人类群体心理机制的揭示中，看到了压抑的普遍、领袖的专断、平等的虚幻和自由的渺茫。他认为，大众是懒散的、无知的；他们并不喜欢对本能冲动进行克制，而且不容易说服他们相信克制这种本能冲动的必然性。大众的任性行为势必对文明造成伤害。因此，文明的发展需要对大众进行引导和必要的压制，而不是发展所谓的大众民主。[4](P26-28)还有就是麦迪逊为代表的联邦主义者所担忧的，大众的激情和利益会激发危险的派系争端，引发多数对少数的压制。达尔也注意到，一个人所处的社会经济阶层愈低，他愈加具有权威主义人格，他也就愈加不可能在政治上积极。因此，如果政治活动的增加把具有权威主义倾向的人带到政治舞台上，那么在政治积极者当中对基本规范的共识一定会下降。[5](P123)
显然，对大众品性的这些判断，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容易观察和体验到普通人群议事（政）的低效率和低质量，其中的各种利益纠葛，派系斗争等等，也经常可以见证大型集会中大众的非理性。虽然，我们不认为上述说辞构成反对大众民主的充要理据，但它们却是我们思考大众民主时必须重视的意见。不是说所有的大型、小型集会都是非理性的，但构成这些集会的成员的素质和经验确实能够影响民主议政的质量和效率。政治是一门艺术，民主政治更是一门高超的艺术。“接受民主的准则需要丰富的经验和个人安全感。一个人的经验和稳定感越少，他越可能支持简单化的政治观点，越不可能理解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越不可能支持宽容的基本原则，越可能感到难以领会或容忍政治变革的渐进主义思想。”[6](P88-89)而大众或者说下层阶级的成员们，由于其眼界、阅历、受教育程度等等所造成的性格特征，“导致他们往往以黑白分明、非此即彼的方式看待政治问题和人际关系，渴望直接行动，不耐烦对话和讨论，对有长远观点的组织缺乏兴趣，愿意追随给图谋反对他的恶势力（宗教的或政治的）给予性恶解释的领导人。”[6](P88-89)
（二）大众民主的最大的危险莫过于落入群众煽动家的股掌之中，成为其操纵政治的掩饰品
这一点，同样可以在柏拉图所总结的古希腊政体循环中充分显示出来。在柏拉图眼里，民主政治具有其内在的脆弱性，蕴含着寡头与僭主之间的斗争，人民则成为二者斗争的工具和牺牲品。麦迪逊与汉密尔顿也注意到，“一个议会无论由什么人组成，其人数越多，众所周知的是，感情就越是胜于理智。其次，人数越多，知识肤浅、能力薄弱的成员所占的比例就越大。这时，少数人的雄辩和演说正好对这类人起到众所周知的有力作用。”[7](P298-299)现代极权主义实践也证明，大众有可能自觉不自觉地落入极权主义者的股掌之中。以纳粹主义为例，它很大程度上显示了“大众民主”的吊诡之处：正是公民的自由权利，正是公民参与政治的权利，正是大众民主，具有嘲讽意义地把希特勒抬上了德国总理这个宝座。而希特勒恰好利用总理这个宝座以及庞大的社会机器和极其煊赫的国家权力，来剿灭他不喜欢的德国人，机械化地屠杀犹太人。这个例子说明，现代民主政治在战胜了专制主义之后，还需要战胜极权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是更强大的敌人，因为它包裹着大众民主的“合法性”外装。
（三）在庞大而复杂的社会里，必须考虑人们对公共事务的了解和决断具有其内在的局限性
事实上，原始意义上的民主与“微观空间”联系在一起。直到18世纪晚期，普遍的观点仍然是：民主不适用于广土众民的民族国家，它只是一种适合于城邦或者小型共和国之类的政体。卢梭认为，民主的条件在他的祖国日内瓦最为完备。而在他生活的年代，当地只有22000多人口。虽然现在领土与人口规模不再是民主的拦路石，但是，宏大规模本身就妨碍了人们对诸多公共事务的了解。与此同时，现代技术越来越精密，分工越来越细密，普通大众在掌握有效信息方面障碍重重。更何况，正如熊彼特所看到的那样，现代大众媒介操纵了信息生产的全过程，辨别有效信息本身就是个难题。[8](P389)总而言之，大众掌握的信息要么太少，要么失真，或者能力欠缺，无从理解和处理复杂的政策或者政治议题，这样，大众同复杂政策或者政治议题日益隔膜，他们更倾向于让精英来为他们做决定。久而久之，他们没有兴趣卷入公共事务，对政治越来越冷漠。
归纳而言，对大众的非理性、对大众被操纵的疑虑，对大众参与公共事务能力的怀疑，构成反对、怀疑或者修正大众民主的基本理由，也是我们观察大众民主之限度的基本视角。它可能给民主公共生活带来一系列的弊病。大众的激情和利益会激发危险的派系争端；大众受制于群体心理中的诸如“极端化”的机制，削弱了他们选择的合理性；大众的偏好太过分歧，影响了他们选择结果的稳定性；从能力来说，由于大众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受教育程度的局限，没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公共事务，缺乏政治经验和政治技巧，不能掌握必要的信息，因此无从处理复杂的政策和政治议题；这种情况进一步导致大众平时对政治冷漠，在危急时刻对政治激进。政治冷漠和政治极端，终究不是合格的公民态度，也因此让政治事务留给领袖和精英人物操纵了。
三、如何让大众民主起来？
当然，现实主义因大众民主的某些弊病而否决了大众参与民主政治的可能性，未免有因噎废食之嫌。平等主义是难以遏阻的时代风尚，也是现代政治民主不断深化的不竭动力。如果不是逆着这股历史潮流，那么，观察政治问题时，大众主义的立场就有其“正当性”。换言之，在现代性的条件下，人们需要思考的不是如何遏制大众参与政治的冲动，而是如何让这种冲动在深化民主的过程中充当建设性的力量。或者说，我们主要应该思考，如何让大众民主起来？针对现实主义所揭示的大众参与的弊端，我们认为，要让大众民主起来，需要解决如下三个方面的基本认知问题，即防范民粹主义倾向，建立民主规则共识，培养大众开明理解力。
（一）防范民粹主义倾向
诚然，从价值上说，大众民主是可欲的。按照列宁的说法，政治的本意就是“人民自己的事情”，按照孙中山的说法，政治乃“众人之事”。既然如此，那么，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进入政治公共领域，就关系到包括自身在内的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事务，进行民主协商讨论和民主，就是天经地义的事了。但是，追求大众民主，并不等于所有的事务都要大众亲自过问、所有的政策都要大众参与制定、所有的管理都要大众亲自执行。上述倾向实际上是民粹主义的一种表现。民粹主义是发轫于19世纪下半叶的一种社会思潮、政治运动和统治策略。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的基本含义是它的极端平民化倾向，它正确地反对精英主义，却错误地忽视或者否定了政治精英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民粹主义主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而从根本上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政治变迁中的重要作用。作为一种政治统治的策略，民粹主义指的是动员平民大众参与政治进程的方式。归结到现实政治生活中，民粹主义意味着事无巨细、事无大小都要由人民做主；它轻视政治统治中精英的作用、专家的作用、素质的作用；它的表现之一就是经常搞公民投票，对民主的程序过分迷信，对民主的制度化却不太相信。
仔细审视之下就会发现，民粹主义的民主观表面上关注大众，骨子里却无视活生生的个人的利益及其欲求，事实上很容易落入精英主义的窠臼。近代以来的历史也显示出，民粹主义把民主的理想绝对化，把民主主义推向极端，最终的结果不但是背离了民主的本义，而且常常走到民主的反面，成为一种反民主的威权主义和极政主义。
那么，民粹主义谬误的根由何在呢？答案不难找出，那就是混淆了政治生活与政治管理的区别。正如虞崇胜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政治生活根源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政治管理虽然也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有关，但其直接原因是社会分工的要求；政治生活作为人类生活的一个方面，是每个人必须经历的，而政治管理作为一种专门化职业，则总是由少数人干的；政治生活的主体是永恒的，只要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就是政治生活的主体，而政治管理主体则不是永恒的，一旦不再担任公职，就不是政治管理的主体了。[9](P265)就是说，政治是众人之事，并不意味着众人事必躬亲，政治管理作为社会分工的产物，只能是少数人的职业活动。在制度上，政治生活应该民主化，政治管理则应该专业化；在价值上，政治生活应该大众化，而政治管理应该精英化。换言之，政治生活应该突出大众，而政治管理应该突出精英——当然，政治管理的精英也需要受到约束。另一方面，为防范民粹主义，我们强调政治管理的专业化，但我们也需要警惕另一种倾向，那就是令韦伯十分担忧的“官僚专政”。官僚具有专门知识和信息，有机会接近机密，因而他们必然掌握重要的权力，他们往往由政策的执行者演变成权力的掌控者，最后连政治家都得依赖于他们，民主化的果实被行政专权吞噬了。因此，为了防范民粹主义与官僚专政这两种相反的趋势，必须在界分政治生活与政治管理的前提下，把专业化与民主化、精英化与大众化在实践中有机结合起来，倡导一种能力治国的思想方略。④
能力治国的思想是一种介于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的思想，是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折中”。能力治国思想强调人的能力差异，并基于这种差异，把更为艰巨复杂的治国理政的职责，分配给“精英”。说到底，大众与精英的界分，是一种基于能力差异的社会分工的结果。但是，它并不因此藐视大众的重要性。没有精英，人类各项事务将长期在“黑暗中摸索”；而没有大众，精英也将无所作为。能力治国的思想，是一种比现代民主更强调平等理念的思想，它不仅主张政治起点和经济规则的平等，而且也主张经济起点和政治规则的平等。它主张，继消灭了政治世袭制之后，现代社会需要进一步消灭变相的政治世袭制和经济世袭制以及性别歧视和种族压迫，努力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国家为每一个人都提供相同的起点和竞争规则，至于其后天成就——后天获得的政治权力、社会地位和财富，那就要看个人的先天智力和体力，以及后天努力了。
显然，能力治国的思想与现代民主观念并不冲突。它不像精英主义那样仅仅将身份、地位和财产作为衡量精英的标准，不考虑它们的获得是世袭的或变相世袭的，还是通过个人的能力和努力获得的。能力治国的思想不像民粹主义那样否定精英的作用，也不像精英主义那样轻视大众，而认为社会是大众和精英的有机结合体。在能力治国思想看来，大众和精英必须通过平等的起点和规则竞争分辨出来，而不能通过世袭制或变相世袭制这样的非平等的起点和规则决定；精英必须是大众真心认可的先进代表人物，而不能是大众不满和嫉妒的贵族人物，大众必须是精英的发源地，而不是精英的对立面。
总而言之，在一个运行良好的现代社会，政治生活是向所有人开放的，人的政治主体性的平等地位是不容否定的，民主政体必须创造条件让大众对政治有终极意义上的决定之权；另一方面，政治管理的职位虽然原则上也是向所有人开放的，但由于它数量有限，因此，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遴选那些有能力、有兴趣、有机会、有条件从事政治管理的人去执掌。
（二）建立民主规则共识
现代民主史昭示我们，作为一种政治公共生活形式，民主首先是建立在民主规则和程序的共识基础之上的。大众民主制度化的第一步，乃是民主政治体系的建设，让民主的行事规则逐渐成为一种共识，至少最初是少数社会中坚力量的共识，然后经由公民教育和公共参与，让大众逐步养成一种民主的政治文化，扩大这种共识。在英、美等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民主政治的任务逐步由高调的平等主义诉求，转向低调的民主规则和程序的建立，民主由此从道德的神坛走向制度的平地，确乎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只有在民主规则共识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让更多的人民主起来。”诚然，在巨型复杂的社会中，追求共识并不容易，但并不等于人们就此无所作为。我们认为，现代民主规则之共识，需要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去构建。
宏观层次来说，按照韦伯的看法，在世俗化时代，大众选举是追求民族国家政治程序共识的不二法门。通过大众选举，民主在国家、政府、具体的执政者以及大众之间架设起了桥梁。经由民主选举产生执政者，组成政府，代表国家行事，这就是现代政治运作的正当程序。按照这种理解，民主政治事实上“是现代国家构建必不可少的要素”，也是建立程序共识必不可少的步骤。通过民主程序，国家得到合法性，同时，国家通过民主程序将大众从社会的边缘带进社会的中心，从而增加社会的凝聚力，并最终增强国家的力量。
对于处在向民主化过渡阶段的政体来说，似乎更有必要注重微观层面累计民主的规则共识。而微观的民主规则共识，必须从寻常的政治公共生活（比如各种集会）开始训练。这一点看似小事，实则意义重大。公共生活是一门公共技术，需要规则、程序，才能开得有效率；也是一门公共艺术，需要妥协、平衡，才能获得共识。但是，集会需要公共空间的长期训练。这方面甚至可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民主化道路。拿英国和法国的民主化比较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英国的民主化道路是独特的。这种独特性的一个显著方面就在于它有等级议会这个从统治集团中分化出来的合法的公共空间可资利用。它从原先的“君臣不隔”的机制发展为后来的“上下不隔”的机制，是一个渐次发展的、改良性质的公共空间。与英国相比，其他西欧国家则没有这么“幸运”。哈贝马斯指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产生并无历史原型。在英国，君主权力经由议会而被相对化了，而在欧洲大陆，这些社会等级则被君主所统摄。[10](P129)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在国家层面上，三级会议已经有一百多年没有召开了，以至于在国王迫于形势宣布要召开时，由于长期的隔绝，各个等级对于政治公共生活，都没有经验，都固执于一己的私利，都不知道妥协的艺术，国王也没有权衡的能力，会议的议程一任事态的发展所左右，谁都不知道结果将会怎么样。正是由于缺少英国那种流传久远的具有有效政治控制功能的合法公共空间的训练，所以法国的政治现代化道路，它们的民主化道路，更需要“非法”的革命来完成，其依托的渠道自然缺少规范性。在这种条件下，其政治现代化道路自然要“艰难”得多，曲折得多，也暴烈得多。当然，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在贬低法国大革命，我们的意思是说，民主规则共识的有无，的确可以影响到民主道路的选择。
因此，规则共识的建立，需要从像如何集会这样的小事做起。孙中山在关于近代化中国之大策划的“建国方略”之中指出，落实民权乃基本的环节，而落实民权的第一步就需要国人先学会集会之规则。有感于“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人心涣散，民力不凝结”，他认为首要之事在于建民国，兴民权。建立民主之国体固然重要，但民主之遽行，端赖于民权之发达，然则“民权何由而发达？”“则从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始，而欲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又非从集会不为功。是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然中国人受集会之厉禁，数百年于兹，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集会之原则、集会之条理、集会之习惯、集会之经验，皆阙然无有。以一盘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从，所谓集会则乌合而已。是中国之国民，今日实未能行民权之第一步也。”[11](P340)。因此，建民国、兴民权应该始于学习集会。于是，在《民权初步》中，从“临时集会之组织法”、“永久社会之成立法”、“议事之秩序并数额”到“动议”的提出、讨论、表决、搁置、延期、付委的方法和原则乃至“修正”议案的方法，等等，孙中山详详细细地写了二十章，最后还附了一个“章程规则”的样本。因之，《民权初步》又名《会议通则》。孙中山先生把“习练演试”开会这等“寻常小事”作为凝聚“民心民力”的大体，作为落实民权、“走向共和”的“初步”，这的确令人深思！卑之无甚高论，大众民主之实践，需要民主规则的共识，而民主规则共识之获得，应该从集会这等小事做起。俗话说，“魔鬼是藏在细节里的”，其实，大众民主这个“美丽的天使”，又何尝离得开集会这个细节呢？
（三）培养大众开明理解力
鉴于大众作为民主主体的资质不足，是否“让更多的人民主起来”曾经引起很大的争议。在初期，严格来说，民主学说（代议制民主理论）是很不合乎民治要求的。人们都认为代议政治要根据经验和理性，所以认定选举者和被选举者的资格都应该很高。这样，在资产阶级革命结束的初期，一般都伴随着对选举资格和被选举资格的限制，这种限制要么关乎财产，要么关乎教育。虽然选民的资格定得这样高，但在平等主义风行的时代，一旦代议民主原则深入人心，突破上述限制便是大势所趋。英国的宪章运动便是最明显的例子，它的根本诉求便是突破财产和教育的限制，实行普选权。时代的风尚不可阻挡，“让更多的人民主起来”的目标终于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在欧美主要国家实现了。
虽然来之不易，但选举权仍只是“民权初步”。大众大规模地进入宪政体制，并没有抵消一些人对大众民主的疑虑和反对。相反地，正是这时候在西方兴起了一股强大的反对大众民主的理论潮流。在强大的反对压力之下，大众民主的拥护者不得不思考另一个问题，如何“让更多的人民主起来”？并非偶然地，多数人想到了普及教育。密尔曾经旗帜鲜明地提出：普及教育必须先于普及选举。他说，“我认为任何不会读、写以及——我再加上——不会作普通的算术运算的人参加选举是完全不能允许的。……当社会还没有履行它的义务，使每个人都能受到这种程度的教育，在这情形下是有些难堪之处，然而这是应当忍受的。如果社会未能履行两项重大义务，则两者中较重要和较根本的必须首先履行，因此普及教育必须先于普及选举。”[13](P129)
在这方面，美国政治学者曾担任驻华公使的芮恩施说得更全面，“说到归根，教育总还是重要；没有普及教育，普遍选举是想不到的。虽然有财产、有教育的人不见得自己就有政治的智慧与道德；但是不识字，在独立的思想和推论上毫无训练与经验的人，却也一定不能参与政治生活的。所以，凡是已经有了代议政治的地方，都应该同时尽力实行普及教育。”[12](P89)芮恩施写作《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的本意，是看到中国在帝制末期向平民政治转型的趋势，但也深感中国人民普遍缺乏关于共和政治的基本常识，因此结合中国实际，用平易通俗的语言，试图为中国普及公民教育出一份力。且不论其实际功效如何，但他的这种关切点，的确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当然，说到教育在民主中的重要性，可能没有谁比杜威更有发言权了。他认为，没有我们所想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民主主义便不能维持下去，更谈不到发展。而民主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教育原则。他说，“民主主义本身便是一个教育原则，一个教育的方针和政策。如果说一个竞选运动在教育那些参加选举的国民上的价值大于其在直接的外在选举结果上的价值，那并不算什么新奇的说法。我们的竞选运动在实际上的教育价值并不如其可能有的那么大，但在大体上，它确曾起作用，使全国公民了解在社会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些什么问题，有些什么被建议的足以应付今日论点的各种方法和策略。”[14](P25)同时，在现代性的条件下，民主的成功依赖于科学的人文化。杜威把民主看作是一个共同体的探询过程。[15](P322-336)在现代大型复杂社会中，对民主共同体依然保持信心的来源之一就是科学。杜威相信，自然科学为人类探索自然树立了典范，社会科学应该在探询社会知识方面贡献自己的相应份额。他说，这便是指示给我们的任务。如果用冠冕堂皇的名词来说，这个任务是使科学人文化。“只有把任务仔细分析，把智慧应用到许多场合中各色各样的问题上，使科学和技术成为民主希望和信仰的侍仆，才能在具体上执行这个任务。这个动机鼓舞着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忠诚心。但是除掉联系着希望和努力，我们还应该养成观察和了解自由的、广泛的、有训练的态度，使这些态度成为和科学方法的基本原则血肉相连的东西，成为习惯的不知不觉的东西。在这个成就中，科学、教育和民主动机合而为一。”[16](P23-24)
应该指出，大众民主的支持者强调教育优先，是针对精英民主理论家关于大众品性与能力的指责所做出的正常反应。道理很简单，既然大众的资质不足以胜任公共事务商讨决策，那么一个直接有效的途径就是普及教育。在世俗化的时代，人民主权的实现，不是靠单纯呼唤平等和吁求大众参与就能实现的。人民之声不像上帝之声，呼之即来。按达尔的说法，大众要理性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必须要有开明的理解力。达尔在前期的著作中认为满足民主有两个基本标准，即政治平等和有效参与。但是，达尔后来加入了第三个前提：开明的理解力。[16]这个额外的标准有什么必要吗？达尔强调，古典的反民主观点认为，一个或者少数几个有智慧有德行的人比起多数人或者人民大众更能胜任决定政治生活的目的和手段。其潜台词是少数开明的人的能力比多数不开明的人的能力总和还要强。要反驳这种论调，民主要成为可欲的统治形式，必须假设某种最低限度的决定政治生活之目的和手段的平等能力。因此，多数或者人民必须是开明的，民主只有在这种情形下才有真正发展的可能。教育水平的提高未必意味着政治理解力和政治经验的提升，但如果没有普及教育，那结果一定是没有真正的民主生活。
四、结语
总而言之，现实主义民主观所揭示的大众民主的种种弊端表明，在民主的承诺与民主的现实之间还有不小的差距。一味调高民主的分贝，并不能缩小这种差距。在革命之后，高分贝的民主理想应该降低道德声调，从人性的现实、人民的素质、经济的水平、传统的影响、国内外的环境和复杂的社会现实等要素出发，构思大众民主的制度体系。但是，我们也不能认同现实主义那种把大众民主局限在大众选举机制之中的思路。我们认为，在构思大众民主政体时，应该努力把大众主义与能力治国结合起来，避免民粹主义；应该在推进大众公共生活中培育民主规则共识；还应该在大力开展大众教育、尤其是公民教育中，提高大众的开明理解力及其参与能力。
收稿日期：2008-08-10
注释：
①丛日云在《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群众”概念分析》一文中，从纵横两个侧面详考了群众的内涵与外延及其同其它相关概念的区别，最终落实到在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内涵。他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提出，“‘群众’是‘人民’的不彻底的具体化，是‘臣民’向‘公民’的过渡环节。”载《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京）2005年第2期。
②汉娜·阿伦特指出，穷人悲惨的生活被迫面对富人腐朽的生活，这是理解卢梭和罗伯斯比尔如下断言的关键：人的“本性”是好的，但被社会方式所腐化，下层人民仅仅因为不属于社会，因此势必是“公正与善良的。”见Arendt,Hannah,On Revolution,Westport,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1982,P101.
③幽暗意识是张灏先生的一个独创词，它“是发自对人性中与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遗憾。”（见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④关于能力治国的思想，主要参考资源：《能力治国思想并非精英主义》，http://www.pc812.com/zhf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