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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这个让人倍觉沧桑的文学话题，在世纪之交的文坛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冲击波”。北京大学“批评家周末”对此文学现象的得与失、功与过，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现实主义创作重新受到关注，是对文学缺失的一种补偿
现实主义文学现象，被有些批评家将此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现实主义回归”、“现实主义小说回流”、“现实主义新浪潮”、“社群文学”等等。日前，由谢冕，洪子诚教授主持，部分当代文学博士生，来访学者和新闻记者参加的“北大批评家周末”，就当前现实主义文学现象展开了两次热烈讨论。与会者认为，任何匆忙地情绪化的命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冷静分析。为什么现实主义文学现象会在世纪之交勃然兴起呢？
主持人谢冕教授首先指出：“文学总应当对现实说些什么。”他认为：当前“现实主义”创作的兴起，是对前几年新潮小说玄虚、飘浮和“古老”偏向的一种校正，也是对近年来相当多的作品极端个人化和不关心公众及社会偏向的一种校正。“遁入空门”——完全地逃到“个人”和“历史”中去，从而断绝了人间的喧嚣和烦杂，是当今文学的失误。因此，当人们看到一幅幅鲜活的底层生活的画图，一个个芸荟众生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使用的语言和展开的描写又是那样接近我们的欣赏习惯时，的确使人感到十分亲切。这一切，对那些执意营造文学空中楼阁的作家当然是一个提醒。所以，当前“现实主义”创作重新受到关注，是对文学缺失的一种补偿，它的效果是积极的。我们的文学不能沉溺于游戏和谈玄，文学应当保持和人们生存实际的联系，应当让人看到人们身边的烦恼和纠缠、欢喜和忧虑，应当有泥土味和烟火气。
马相武（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认为：看待近年的现实主义需要从社会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不同需要决定不同的现实主义，而现实主义本身有多元性。不同需要在往不同方向推进现实主义。
刘圣宇（博士生）说：除了媒介的炒作，以及这些作品与主流意识形态有较大程度的契合之外，最主要的应从文学创作现状来寻求解释。先锋写作以及与先锋写作有深刻精神关联的“新写实”、“新历史”、“新体验”等等，无论从文学自身的发展来讲有多大的合理性，但在与社会生活的互动性，与读者的阅读需求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紧张关系，而这在一切都并不轻松的中国是致命的。评论界和读者都在企盼着转折的出现，而任何转折都是针对上阶段的偏颇，也就是希望我们的文学对社会现实能够作出热切的回应，和普通人的生活经验有更多的联系，它不仅提供评论家进行理论解剖的样本，而且能够给一般读者带来启迪和激动。
王冠（来访学者）提出：中国的“文学国情”不容忽视。我们读者中的大多数是经过长期“纯正”的现实主义熏陶培育成长起来的，他们的阅读能力、文学感受能力已经习惯化和类型化，尽管经过商业通俗文学的冲击和先锋实验文学的洗礼，但对于现实主义文学仍一往情深，他们会时常用记忆深处的纪念碑式的现实主义巨著与激进的文学实验相对照。这也许就是小说家们绝不可轻视的“文学国情”，当代读者正陷于转型期的现实困境之中，他们迫切希望看到与生活同步的，有自己影子的作品，并能在其中寻求心灵安慰和精神支持。
高秀芹（博士生）认为，某些刊物针对文坛的现状组织了一次有计划的行动，试图矫正令人不满的文坛现实，如作家的零度写作，没有责任感，缺乏沉重的现实感和历史感，等等。同时，这些理论家又通过手中的刊物推出了一个又一个现实主义风格鲜明的作家作品。其实，现实生活远远比这些作家们所描写的要丰富、深厚得多。他们只是策略性地选取了当前现实的困境：大中型企业面临着破产的危机，工厂发不出工资，乡镇政府也困难重重等。另外，写实的笔触轻轻绕过先锋写作的形式实验，以叙述的朴实和低调处理，满足了一般读者的审美要求。
“文学水准下降了”
“批评家周末”的与会者在肯定当前现实主义文学现象的主导倾向的前提下，对其艺术形式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尖锐的质询与批评，有些观点之间还形成了对立、碰撞。
谢冕教授指出：我读了《年前年后》、《大雪无乡》、《本乡有案》这样一些作品，感觉很愉快，很好读，完全没有读先锋文学的那种生涩隔膜之感。但是在愉快之后却感到很不满足，因为它的文学水准下降了。我以为，我们在一片赞扬声中倒是要保持一份冷静和清醒。首先，即使再好的东西也不能是一律的提倡，要是因为我们热情失控，出现“千篇一律的现实主义”，那就是文学的后退。另一点，文学最终还是文学，它是通过艺术语言创造出来的形象化的精神产品。既然是文学作品，既然是服膺于写实原则的作品，那就应当刻划出人物的鲜明性格，至少应当经过“静观默察，烂熟于心，然后凝神结想，一挥而就”（鲁迅语）这样一些提炼的功夫。
遗憾的是这些作品中，没有一个人物的形象是鲜明的、突出的和个性化的。那些有趣的事件讲过之后，人物也跟着消失了，没有阿Q，没有孔乙己，甚至也没有三仙姑和李双双！这些作家要不是创造性的衰退，那便是太漫不经心了。
马相武认为：一些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出全面否定世俗和现世的倾向；对历史的把握遭受历史叙述态度难以确定的困惑，这也是一个历史主义变迁所带给历史认识主体的问题。缺乏文化上的、哲学上的穿透力几乎是相当普遍的问题，包括最优秀的现实主义新作；结构松散和语言方面的毛病在文学领域随处可见。
高秀芹说：目前这批现实主义小说，严格说来没有形式感，没有文化指向，没有能够把人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最主要的问题是其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模式化的制作中：生活模式化、问题模式化、矛盾模式化，好像作家们面对着同样的一群人及其关系，好像是一个作家在不停地重复自己，作家的个性消融在现实主义的旗帜下。真正的作家要勇于直面全部丰富的现实，生存与现实的困境会给每一位作家提供无限的可能性。但是，如果直面人生仅仅成为一种操作策略，那么，这种直面的深度与真诚都会在重复中失去丰富多彩的层面，而仅仅成为单调的模式。写工厂、写乡镇均是困难重重、危机四伏。这种重复其实是在貌似丰富性的同时，简化了生活和现实，而这种简化恰恰违背了现实主义的原则。
周雅芹（博士生）、贺桂梅（博士生）等人也尖锐批评当前的现实主义文学现象，实际是一种保守的文学现象，它试图在秩序与欲望之间保持某种平衡。这批小说在思想上没有哲学和历史的高度，在文学规范上则相当陈旧，仍然是故事小说的模式。它表现了与现实的一种主动的迎合甚至是“合谋”。
杨颖、萧夏林（《中华读书报》记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严格说来，这批现实主义小说近乎于“懒人文学”，只简单地迎合了读者轻松的阅读习惯。在艺术形式的探索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后退。从这批小说里看不到前些年小说形式实验所取得的成就。将其放到现实主义的长河里，看不到有任何新的进步。这些作家缺乏知识分子立场，缺乏哲学思维和独立的批判立场。萧夏林还质疑道：这批作家和理论批评家号称分享艰难，那么他们是在“分享”谁的“艰难”？是分享那些小干部和大款们的艰难，还是分享真正处于生活底层的普通老百姓的艰难？刘东杰（《北京青年报》记者）则从现实主义作品在目前图书市场上销售不出的事实，对现实主义小说深受读者欢迎的说法提出了疑问。张嘉谚（来访学者）说自己读过这批作品之后的失望是难以掩饰的，称之为“泡沫式”的小说。从这批以“新”面目出现的小说中只能获取一些“旧”信息，它们对现实的合事似乎表明其基本价值不在小说本身而在小说之外。巫小黎（来访学者）则对作家的价值观提出疑问：这些作家没有深究困窘之根源，没有提供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只是一味地描述“艰难”，把是非不明、善恶不分、原则性不强，没有爱憎和褒贬的“和稀泥式”的“维持会长”，当作90年代的改革“英雄”而大唱赞歌，不能不使人对作家的价值观产生质疑。
王本朝（来访学者）认为：这批现实主义作家在先锋文学与商品文学之间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提供了先锋文学所没有提供的东西，诸如现实关怀立场、问题写作方式、求真向善的审美追求等，满足了近年来读者的部分阅读期待。但是，如果置他们于一个更广阔的时间背景上，又令人感觉到他们的创作似曾相识，他们的创作激动了当下的部分读者，但却不能激活文学史。另外，如何使文学的可读与可思走向相对的和谐与统一，是当下的创作应该首先考虑的。在以文学的“可读”来调整先锋小说的极端化处境时，必须注意不可矫枉过正，要注重建设文学自身的丰富的意义世界，不可把文学的可读性作简单化理解，与社会问题、大众焦点和意识形态合谋化，从而失去自我的价值立场。
刘圣宇的观点则与众不同，他认为：虽然这批作品没有站在时代的高度上展示出中国当代文学经过许多曲折发展，到今天应该达到的思想和艺术的高度，但还是应该承认刘醒龙等人的小说标志着一种有益的取向，因为它具有一种现实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不仅存在于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方面，就文学自身的发展来讲也是如此。因为今天的文学需要直面现实的精神，需要对于社会的承担。这批作品中也并非全然不见十几年来文学积累的痕迹，对主人公作为普通人的世俗生活画面的大量描写，就是过去的小说中不多见的。与五十年代中期出现的一批“干预生活”的作品相比，它们对于社会发展阻力的揭露并不逊色。肯定这些作品出现的意义，并不等于承认其在艺术上是成功的，相反，我认为这批作品大多是很粗糙的，尽管感到不满足，但我还是愿意寄以希望。
王冠着重指出了这批现实主义小说的最大失误，在于把“写什么”与“怎样写”的问题割裂开来，顾此失彼。在这个基本的常识问题上，当代小说家应该吸取的教训太多了。我们既不愿意遭遇因为题材远离现实而大面积失却读者的悲哀，也不应该陷入艺术上粗糙遭人诟病的尴尬。对“写”的考究，对文体形式感的高度警觉，并不会导致现实主义小说家丧失民间性立场和平民化视角，也绝不会堕入贵族化的形式主义泥淖。关仁山“要为农民说句话，把文学称为“我乡间的月亮”；刘醒龙要写国民的优根性。认为“真正传承中华文化的恰恰是这些乡村农民……我现在特别鄙视‘审视’这一东西的运用，这只是自我吹嘘的一种堂皇形式”；诗歌认为小说是一种俗文化，是写给老百姓看的，写得太庄严容易偏了。上述作家的价值取向作为个体的一种选择自有其合理之处，但绝不可成为在艺术探索上漫不经心，不精益求精的借口。我们为什么不愿意使自己的“文学的乡间月亮”变得更美丽、更完美，更恒久呢？在精神倾向上拒绝采取知识分子的写作立场是令人敬佩的，但是，如果在形式技巧的终极探索上也取一种非知识分子甚至反知识分子的姿态，那就非常令人惋惜了。
文学要想人们关心它，它就应当关心人们
现实主义的确是一个庞大的文学存在，让每个进入文学的人都无法绕过它、回避它。在20世纪末期，当一些先锋作家、新潮批评家率领读者驾乘文学快艇，自以为欣然逃离了它之现实之岸的时候，现实主义又一次横亘在人们的眼前，显示了它之于文学的某种巨大的不可超越性。
谢冕教授对此感慨地指出：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中国可谓历久不衰，它变着花样适应着中国现代社会多变的环境，而且总是占据着重要的甚至是主导的位置。现实主义在中国的生长和发展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中国社会对现实主义的情有独钟，首先是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的人文的环境：儒家的入世的文学观，加上中国特有的功利性的文学观念，特别是意识形态对于文学作用的强调，这些因素往往把各种名目的现实主义推到显要的、有时则是唯一的极端。
要是撇开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不论，单就文学写作自有的性质来考察，现实主义在各种各样创作思想中的地位也是很特殊的。这就是有许多文学现象虽然会极一时之盛，但又往往会很快地成为过眼烟云，时空转换之后，它们仅仅留下了历史的足迹。而现实主义不是，它具有恒久的魅力，吸引着那些兴味盎然而又乐于追求新鲜的作家们，宁肯舍弃其它而一往情深地执着于斯。这也是一个让人深思的题目。
我有个近于武断的想法，即从文学艺术的产生来考察现实主义的这种处境，我以为“模仿说”是现实主义的根源，而“游戏说”则可能是别种主义产生的理由。人类在长期的发展中创造了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人类珍惜它，他们需要欣赏自己创造的成果，重温创造的艰难和欢欣，而且要通过再现这种成果以满足自己的审美需要，于是他们坚持着艺术的写实和再现的立场。这是与人类的创造、生存和发展紧密关联的艺术思想和艺术方法。而其它的“主义”则不具备或很少具备这种关联的密切性。
这样，我们就从文学自身的普遍性和中国社会环境的特殊性上，解答了现实主义的存在和受宠之谜。
前面我用了“它变着花样适应着中国现代社会多变的环境”这样的说法。所谓的“变着花样”，即指不论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各个时期，是被叫做“写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是如今被叫做“新写实”或“新状态”，骨子里都是宽泛而具体的“现实主义”。我希望人们不要被那些新奇的提法弄花了眼。至少我自己这样认定。尽管我注意到了它们在各个时期的“异”，然而，我还是坚持认定它们的“同”。
文学总应该和人们实有的生活保持联系。文学要想人们关心它，它就应当关心人们。
马相武说：现实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中其实一直存在和发展着，现在只是势头加大，引起了普遍关注。现实主义一直处于不断演变之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批判现实主义，再到革命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再到现代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演变不会结束。所以，对未来的现实主义应该不断注入新的生气和内容，赋予新的观念和方法，使它突破传统规范，提供新的艺术可能性。
高秀芹认为：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文学永远离不开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文学都是现实主义的，只不过抵达现实的方法与抵达现实的途径不尽相同而已。巴尔扎克是一种现实，卡夫卡也是一种现实。正如法国的罗蒂·加洛蒂在《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中说：“现实主义是无边的，因为现实主义的发展没有终期，人类现实的发展也没有最终期。”“没有任何艺术不是现实主义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艺术不是参考了在其以外并不以其为转移的现实的。”
高秀芹进一步分析道：现实主义成为一个包容性极强、涵盖量极大的命题。
现实对于文学和作家永远具有召唤和期待意义。现实主义永远是文坛进行革新的一种有效途径。从现实主义到现实，从一种具体的创作方法到创作精神，现实主义作为一种伟大的传统，经典性地启示着文学的方向。
回归现实是一种期待。重构现实主义也好，回归现实主义也好，都是藉着现实主义精神对当前文坛进行破坏性与建设性相统一的修改，都企图改变当前文坛的不满局面，寻找一种新的话语方式，希望让文学更健康更生动地发展。
现实主义在中国曾一度被奉为圭臬，也曾遭到严厉的批评，“现实主义在中国是一个幽灵，它不但影响了作家的创作，也影响了文艺理论的建设，甚至影响了文学史的写作”，“现实主义在中国被政治化、观念化、逻辑化甚至制度化。”（《王蒙王干对话录》漓江出版社P94）站在新旧世纪之交，究竟如何评价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和现实社义理论建设，还需要我们更加全面深入的讨论，和更加平心静气的沉思。无论怎样，“北大批评家周末”之所以对当前现实主义文学现象表现出如此热情的关注，也许用谢冕教授的感慨来做注解是最恰当的——
“文学要想让人们关心它，它就应当关心人们。”
我们热切地注视着当下的现实主义文学风景，也许唯一的原因，是它正在诚挚地关怀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