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经济增长的历史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化与论文,透视论文,全球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论及20世纪的全球化与经济增长时，现有经济学文献存有诸多争议。本文考察了其中的重大进展，并试图从历史视角简要解析三大问题：一是全球化导致了“大分化时代(divergence big time)”吗？二是全球化有助于经济快速增长吗？三是未来的全球化世界会减少国际经济不平等吗？
一、全球化的驱动力
从驱动力角度看，全球化是全球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融合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壁垒不断减少。全球化要么缘起于技术进步(它降低了运输成本，改善了信息流)；要么导因于政策变化(它减少了贸易保护主义，放松了外商投资管制，并使移民更容易)。自19世纪中叶蒸汽船、铁路和电报出现以来，技术进步就一直是全球化的推动力量，但经济政策却从未如此多变过。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全球化经历了以贸易战和资本管制为特征的倒退。国家干预主义的回潮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此后关贸总协定(GATT)逐渐发挥重要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各国宏观经济政策鼓励国际资本流动，却又面临三难困境：在固定汇率制、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自由流动三大目标中，一国宏观经济政策至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世界主要经济体对放弃目标的选择因时而异：1914年以前是独立的货币政策；20世纪50年代放弃了资本自由流动；1971年后则摈弃了固定汇率制。
虽然全球化不易度量，但表1和表2中的历史数据却有助于加深相关理解。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全球化的倒退及其逆转前所经历的漫长时期内，外国资产占世界GDP的比率，从1914年的17.4％下降到二战结束时的4.9％，此后直到1980年才恢复到1914年的水平。全球贸易量占GDP的比重，1929年为9.0％，1950年为5.5％，降幅相对较小，到1960年代后期才得以提高。然而，两表最显著的特征是当今世界的全球化程度超过了此前任何时代。
表1：外国资产占世界GDP的比重
年份
1870
1913
1930
1960
1980
1995
比重(％)
6.917.5
8.44.617.7
56.8
资料来源：Obstfeld and Taylor( 2003) ,Global Capital Market:Integration,Crisis and Growt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表2：世界商品出口占GDP的比重
年份1820
1870
1913
1929
1950
1973
1998
比重(％)1.04.67.99.0 5.5
10.5
17.2
资料来源：Madison( 2001) ,T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Paris:OECD) 。中译本见：《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页——译注。
二、经济学的预测
不同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模型，对全球化的经济增长效应所作的预测大相径庭。这些各执一词的争论最终都得由实证来解决。
卢卡斯从新古典视角提供了有益参考。他认为，国际收入不平等扩大是20世纪的特征，但在21世纪这种局面将被扭转。在纯粹新古典模型里，所有国家都能得到相同的技术和制度，采取亲市场(Market-friendly)的经济政策，同时资本在国际间完全自由流动，因而，国际收入不平等将被迅速降低。因为随着资本由富国流入穷国，经济追赶和经济趋同将随之发生，它使初始收入水平和此后的实际人均收入增长呈现反向相关关系。
卢卡斯认为，在21世纪的全球化经济中，这种预测越来越有其合理性。因为各国不断吸取历史教训，摈弃失败(即非亲市场non-market-friendly)的经济政策，推行各种巩固有效市场的制度，利用外国资本和技术的弹性供给，以消除经济增长中的国内储蓄和知识制约。这样，资本通常不会由富国流入穷国的“卢卡斯悖论”将不复存在。加入“追赶俱乐部”的国家将能以高于亚洲四小龙的速度实现经济增长。新古典模型的一个修订版(即卢卡斯模型（注：卢卡斯模型的含义是：增长起步较晚的国家，其初始经济增长速度较快，随后，经济增长速度(及收入增长速度)与其同等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成正比。即：△y/y=α+βx。式中，△y/y为经济增长率，α=2％，β=2.5％，x为1800年以来以50年为标准的周期数。现代经济增长启动风险率(λ)的变动范围为0.001～0.003。原文为图文框——译注。）)表明，20世纪不断升级的国际收入不平等，将在21世纪得到较大改观。
其他理论所作的预测并不如此乐观，并试图证明在某种意义上卢卡斯采用的假设是错误的。例如，新经济地理学派认为，经济发展的进程不是穷国向富国的逐步趋同过程，而是像新近东亚各国等少数地理位置优越国家的快速转型。他们构建的模型倾向于认为，除非运输成本非常低，由于接近市场与供给者引致的集群优势，全球化将使世界经济活动更趋集中而非分散，从而阻碍地理位置不佳的各国的工业化进程。
诺思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史观认为，制度(即构成社会运行的各种约束)及相关经济激励机制对投资决策和(或)创新抉择至关重要。抑制道德风险和激励成功企业非常重要，并能改善为发达经济提供融资支持的深度资本市场的发展。但这种观点也强调，低劣的制度通常较顽固，甚至在条件适宜时无法进行实质性改革——用行话讲，这些制度表现出“路径依赖”。如果产权界定不清，契约执行不力，政府掠夺成性，新古典的追赶进程将会夭折。
格申克隆(Gerschenkron)倡导的另一经济史分支则认为，对备受市场失灵困扰的经济体而言，在“摆脱落后”的早期阶段，政府的积极干预或许是问题的解决途径而非形成原因。其理由部分在于：当市场疲软且法治基础不牢时，资源由政府集权配置较之市场配置更有优势。在防止协作失灵、金融体系动荡(两者都会潜在地破坏投资)上，政府发挥着关键作用。它提供的重要启示是，较之金融自由化、自由贸易和市场依赖，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在分配资金和扶持本国幼稚产业的强力作用是极具优势的。这就明确反对经济政策和制度安排中的“放之四海皆准”观，认为全球化会阻碍经济快速发展。当然，这种观点的前提是政府能有效纠正市场失灵。经济起飞完成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成功转型，完全融入全球化的资本市场。
最后，源自国际贸易的利益分配值得关注。20世纪中期有一个十分悲观的估计[即普雷维什—辛格(Prebisch-Singe)假说]颇受青睐，它对其后数十年发展中国家的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假说的支持者怀疑经济开放和基于比较优势而竞争的各种好处，理由是贸易条件变动会持续地不利于初级产品生产者。其中一个特例是“悲剧性增长”：生产潜力的增长将被出口价格下降和进口购买力损失大大抵销。
三、经济增长：20世纪的实践
本节主要描述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及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我们主要关注基于国民收入核算账户的传统测度指标、依据麦迪生《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的数据库，以及用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人均实际GDP等概念。然而，如果采用更加宽泛、尤其是与脱贫密切相关的“生活水平”进行衡量，则广被使用的人文发展指数(HDI)（注：该指标主要衡量收入、识字率、寿命的最高与最低可能水平间的差距，具体公式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01)。）同样值得探究。
1870年以来，世界人均实际GDP的增速大为提高。世界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在1820以前很少为正，1820—1870年间年均约为0.5％；1870—1913年间提高到1.3％，与20世纪最后25年持平；二战后的“黄金时代”年均近3％。在史无前例的快速增长背景下，主要由于部分国家增长过快，人均实际GDP增长率的国别差异急剧扩大。因而，正确抉择的回报(以及错误行事、错失增长机遇的代价)现在比以前更高。
正如普瑞契特(Prechett)所作的著名表述，这是“大分化时代”。表3显示，非洲与美国的收入差距急剧加大；经济衰退结束后，找不到任何迹象证实新古典理论所预测的：最贫穷国家的初始收入水平与后续收入增长之间的反向相关关系(甚至谈不上有条件趋同)。
表3：人均实际GDP(单位：1990年国际元*)
1870191319501998
非洲444 585 852 1368
中国530 552 439 3117
印度533 673 619 1746
拉丁美洲68915112554 5795
英国3191
4921690718714
美国2445
5301956127331
*原文为Geary-Khamisdollar，直译为“吉尔瑞—开米斯元”(简称G-K元)，通译为“国际元”。这是多边购买力平价比较中将不同国家货币转换成统一货币或“国际元”的货币计量方法，由爱尔兰经济统计学家R.G.Geary创立，S.H.Khamis发展——译注。
资料来源：Madison( 2001) ,T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Paris:OECD) 。中译本见：《世界经济千年史》表B-1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9页——译注。
但这并不是全部景象。用HDI衡量这段经济发展历程的结果则大相径庭。如表4所示，虽然非洲、中国和印度的HDI尚未达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水平，但较之1950年，它们在1999年的HDI水平与西方的差距已大为缩小，同年，世界贫困地区HDI的绝对值显著提高。当预期寿命被赋予相当权重时，“分化观”便站不住脚了。因为20世纪最主要的成就之一是全球各地预期寿命异乎寻常的上升(至少在艾滋病肆虐以前如此)；目前，最不发达国家的死亡率与最发达国家1870年的水平相当（注：然而，艾滋病肆虐使受害最深的国家面临经济福利和HDI大幅下降的威胁，相关估计见Crafts and Haacker(2003)。），衡量预期寿命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从1962年的0.237下降到1997年的0.114。
表4：人文发展指数(HDI)
1870 1913 1950 1999
北美 0.5040.6430.7740.934
西欧 0.4210.5800.7070.918
非洲0.2710.527
中国0.2250.718
印度
0.1430.2470.571
资料来源：Crafts( 2002) ,Th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1870—1999:Some Revised Estimates,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6,495—405.
的确，如果考察重点不是收入水平的绝对差距，而是不平等的简单统计，则评估“大分化时代”论仍需更多条件，撩人兴趣的20世纪末转折点极有可能产生，这个转折点让人回想起卢卡斯模型。大约1970年代初以来，衡量国际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缓慢下降。更长时期的计算仅仅适用于限制条件更严的一些国家，但其结果似乎表明，1870—1950年间收入不平等大大加剧的趋势得到了显著的扭转，详见表5。
表5：国际不平等的部分指标(1870—1999)
第20百分位数(a) 第80百分位数(b) 比率(a/b) 差 距
人均实际GDP
1870 1996 500
4.0 1496
1913 4146 552
7.5 3594
1950 6338 428 14.8 5910
197312595 773 16.3 11822
199817982 1363 13.2 16619
人文发展指数(HDI)
19130.610 0.143 4.3 0.467
19500.766 0.220 3.5 0.546
19990.898 0.500 1.8 0.389
19000.393 1970
0.539
19500.530 1998
0.496
资料来源：Crafts(2002)；基尼系数来自Boltho and Toniolo( 1999) ,The Assessment:The Twentieth Century-Achievements,Failures,Lessons,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15,4,1—17.
由于作了一国所有居民均拥有平均收入的假定，这些估计无疑十分粗糙，但没有严重歪曲事实：国际收入不平等的趋势几乎完全决定于国别间的不平等而非国内的不平等。近年来，国际收入不平等趋势的扭转无疑主要导因于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但即使剔除中国因素，也不会改变过去20年间80百分位数占20百分位数这一比率的下降趋势，如表5所示。
四、全球化与经济增长：历史证据的检验
虽然全球化导因于运输成本和通讯成本的降低，但即便到20世纪末，地域距离仍是重要因素。国家间的距离越远，贸易流量、技术流量、金融流量和资本流动就越小。此外，距离市场、资源供给地的远近与收入水平高度相关。表6和表7说明，全球化以来，工业产量和出口的地理分布通常高度集中，远远超过GDP或者人口的集中程度。因此，世界经济似乎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纵横驰骋的运动场。换言之，当被引入经济增长的回归分析时，地缘变量对相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远小于政策与制度。
表6：世界工业产量份额(％)
1880 191319531998
英国22.9 13.6 8.4 3.5
西欧(不含英国) 30.8 27.217.728.0
北美14.7 32.044.724.5
中国12.5 3.6 2.3 6.3
日本 2.4 2.7 2.915.1
印度 2.8 1.4 1.7 1.6
亚洲其他国家n.a.
n.a.
0.8 5.6
世界其余部分13.9 19.521.515.4
资料来源：Bairoch( 1982)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isation Levels from 1750 to 1980,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11.269—331; United Nations( 1965) ,The Growth of World Industry,1938—1961( New York) ; UNIDO( 2001) ,International Yearbook of Industrial Statistical( Vienna) .
表7：世界制造品出口份额(％)
1876/80191319551997
英国
37.8 26.917.9 5.5
西欧(不含英国) 51.3 50.336.338.3
北美4.4 11.126.116.0
日本
n.a. 2.4 3.9 9.8
亚洲其余国家
＜1.5 3.8
南亚和东南亚 2.818.1
中国 0.6 3.3
世界其余部分
＜6.5 5.512.4 9.0
资料来源：UNCTAD( 1983)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Development Statistics ( New York) ,UNCTAD( 2000) ,UNCTAD Handbook of Statistics( New York) ,and Yates( 1959) ,Forty Years of Foreign Trade ( London:Allen and Unwin) .
制度优劣对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影响同样深远。有人使用卖给外国投资者的风险评估调查数据量化分析了制度效应。但这种量化结果绝对不理想，不能作为甄别最优制度结构的依据。但有一点似乎很明确，支撑资本市场的法律框架的优劣，对金融发展的深度和投资质量影响重大。
如果这一观点正确，则各国制度质量的巨大差异值得重视。如果存在多种可供遵循的功能模式，则没有证据表明成功的实践模式总体上趋同。这从各国法治指数的差异中可窥一斑（注：各国法治指数最低、最高分别为阿富汗的-2.17、瑞士的1.97。其中，OECD中的欧洲国家为1.466，亚洲四小龙为1.130，拉丁美洲为-0.233，非洲为-0.499。资料来源：Kaufman et al( 2002) ,Governance Matters Ⅱ:Updated Indicators for 2000/1,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772。原文为表格——译注。）。同样，新的制度安排一经确立(一如转型国家所为)，就并非最优。例如，俄罗斯的守法指数仅为-0.87，新近的一份评论将其视为以坚决拒绝彻底市场化改革为特征的经济。道格拉斯·诺思曾诙谐地建议，俄罗斯成功发展经济的最佳机遇是“重塑历史”，或许能引起一些共鸣。
毋庸置疑，最令人瞩目的成功追赶型增长案例在亚洲：黄金时代的日本、亚洲四小龙和随后的中国。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经济体并没有简单采取传统(美国)的市场经济战略，而是在某种“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战略的主导下运行，这让人回想起格申克隆主义者关于迈向现代世界的先见之明。罗德里克(Rodrik)所描述的韩国和台湾地区动员投资的方法，以及阿姆斯登(Amsden)和维德(Wade)剖析亚洲国家或地区完成经济起飞的成因时分别强调的“让相对价格错位(getting relative prices wrong)”和“有管理的市场(governed market)”，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东亚国家推行的外向型增长战略，与南亚和拉美地区普遍采用的国家主导的内向型工业化道路形成了鲜明对比。但至少在1990年代以前，无论按贸易开放度还是按资本流动标准衡量，东亚各国或地区都没有完全参与全球化进程。事实上，有一点似乎很清楚：这些国家[而非转型经济体中的补充候选国(Accession Candidates)]如果有望加入欧盟，就不能全面推行1990年代中期前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各项政策（注：欧盟“补充候选国”锁定的改革策略是：制度质量优于其他前共产主义国家并有利于经济增长(Crafts and Kaiser,2004)；另一方面，它们却深受其限：它们不能推行导致韩国、台湾等经济体高速增长的快速追赶的发展型国家战略。）。
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并不代表这些经济体此前取得的成就只是海市蜃楼。但这幕插曲(伴随着日本泡沫的破灭)的确表明，向金融自由化转型及参与全球化的资本市场并非易事。金融市场制度和金融监管脆弱的韩、泰等国的危机程度远比香港或新加坡严重，后二者执法标准更严，资本充足率更高。
是否开放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经济增长呢？这既要区分贸易自由化和资本自由流动，又要区别不同的时期。部分地由于“开放”的度量相当困难，现有论据无法得出结论。然而，最新证据表明，贸易自由化的确具有相当大的经济增长正效应，而金融自由化是一种高风险战略，一般而言，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当微弱。
弗兰克尔和罗默(Frankel and Romer)最为透彻地研究了贸易自由化的经济增长效应。他们估计，在1960—1985的样本期间，贸易额占GDP的比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率将上升1.5个百分点，尽管他们估计的置信区间相当大。克莱门斯和威廉姆森(Clemens and Williamson)则强调，虽然近年来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但二战以前的情况却完全相反。这一悖论无疑值得进行更多的研究。有鉴于此，美国在崛起为全球经济领袖前一直推行高关税政策的事实，同样值得关注。
贸易自由化的结果与特定背景密切相关的建议很有价值，但现在的决策者更关注当前的结果。多拉和克拉雷(Dollar and Kraay)依据贸易政策和贸易额占GDP的比率的变化，将发展中国家区分为后1980年代“全球化国家”和“非全球化国家”，而“全球化国家”的经济增长势头更为强劲，见表8（注：Crafts(2002)的数据表明，在缩小HDI实际值与HDI理想值的差距上，全球化国家更为成功。1990年代，这一差距缩减了26.8％，而1980—1990年间为15.2％。）。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国家都是远离自由贸易的典范，包括像中国这样在发展型国家模式下而非遵照华盛顿共识，追求外向型经济战略的国。
表8：实际人均收入年增长率(％)
全球化国家非全球化国家
1960年
1.42.4
1970年
2.93.3
1980年
3.50.8
1990年
5.01.1
贸易额/GDP增长率(％) 104-18
资料来源：Dollar and Kraay( 2000) ,Trade,Growth and Poverty( mimeo,World Bank)
20世纪贸易条件的变动趋势确实不利于初级产品，但其危害程度并不像普雷比希和辛格的追随者们估计的那么严重。布林尼和格林韦(Bleaney and Greenaway)对贸易条件变动趋势的估计是：非原油初级产品较之工业制造品的出口价格每年下降0.6—0.8％，发展中国家出口品价格的降幅平均仅为该比例的1/3。1914年之前，运输成本下降如此之快，以至于所有国家的贸易条件实际上都得到了改善。
关于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证据则不太乐观。过去25年的实践表明，资本管制放松总是伴随着银行危机增加，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管制年代，则全然没有银行危机。大量研究说明，资本账户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十分混杂；但现有证据表明，在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下，发展中国家从完全封闭走向完全开放，能得到约1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正效应。
五、结论
本文评述了全球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历史实证关系的一些论争。鉴于这些论争在许多方面尚未形成定论，现就导论中提出的问题作观点小结。
1.全球化导致了“大分化时代”吗？答案的关键是对“分化”的界定。近期研究最有趣的发现或许是：至少从某些指标看，世界收入不平等在1970年左右达到顶峰，而在此后史无前例的全球化时代略有下降，而其驱动力主要源自中国和印度——多拉和克拉雷认定的两个“全球化国家”——改善良多的增长绩效。
2.全球化有助于经济快速增长吗？尽管理论观点不一，实证依据也较庞杂，但仍有理由对此问题保持谨慎乐观。1950年代开始的政府主导型工业化战略现已备受怀疑，更自由的贸易才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最重要的启示是制度质量(尤其是涉及资本市场的制度质量)至关重要，它决定增长绩效，影响对全球化金融的成功融入。同时，戈申科恩主义者所倡导并为东亚实践所证实的制度多样性，在经济快速追赶中也发挥了重大作用。
3.未来的全球化世界会降低国际经济不平等吗？卢卡斯(2000)曾大胆预测，一旦新古典趋同力量崭露头角，国际经济不平等降低将成为21世纪的现实。但似乎有充足理由质疑卢卡斯模型中参数设定的合理性。这一预测假定不断加入“追赶俱乐部”的国家经济增长强劲，隐含了空间距离消失的假定。新经济地理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史学派认为，地域距离障碍和顽固的次优制度会减缓不平等下降的进程；更让人担忧的是，非洲可能不在这一进程之列。
译者简介：王年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博士后。何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