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北美和东亚新经济战略平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欧论文,东亚论文,北美论文,新经济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过去的三年中，我们已多次地感到自1945年以来工业化世界正在经受着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传统振兴经济的方法已不再灵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办的《经济嘹望》杂志每次新的预则表明：经济增长在减慢。（只有最近半年期发表于7月的报导认为经济增长在加速例外）。目前等待已久的经济复苏最终开始呈发展态势，虽然如此，经济发展之关键还是就业问题并未有所好转。事实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办的《经济嘹望》杂志业已证实了人所共知的情形：欧洲的失业人数将会持续增长直至90年代中期以后才可能有所好转。
实际上，我们目前正经受着的不仅仅是经济危机，同时亦在经历一场世界范围的经济革命，这使我们感受到正卷入一场周期性经济危机。换言之，在过去的三年间，工业化世界的发展正面临着经济危机和经济革命所带来的种种障碍。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周期性经济危机问题。诚然，目前美国经济已在复苏，欧洲也是如此。这种经济复苏已使得所有的工业化国家摆脱了近二十年来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经济倒退。美国的经济增长已较为稳定。加拿大与英国情况同美国相同。在欧洲的其他地区以及日本经济衰退已达谷底，德国和法国经济增长显示出比预期更为强劲的热头。
然而，目前经济复苏并未使就业情况有明显改善，这一证据表明这不仅仅是周期性经济危机。一些观察家将这一现象称之为“非就业改善之经济复苏，”或“疲软型经济复苏”；因为无论日前或以后计划中的经济增长率均不会大幅度地提供就业机会。一个严峻的事实是工业化国家今后的经济增长率必须比过去20年间的增长率高2.6%才能使其就业问题有明显的改观，对于成熟市场经济的维持来说，如此的经济增长率却非易事，因此在今后的几年内失业仍将是敏感问题，主管政治及经济的首脑们一时也拿不出什么解决办法。
事实上，目前这种疲软的经济复苏（因其未能提供就业机会）仅仅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着的世界范围的经济革命的种种表现之一。这场革命使得许多经济结构加以改变，如此对于世界经济的主要参与者来说便产生新的竞争规则以及必要的新的机制。
或许这场革命主要体现在世界经济的重心已移至亚洲。自60年代末这种情景已导致了世界经济势力的重新分配且影响已开始明显。1960年，东亚经济输出占世界的4%，而今已达25%。在过去的25年间，欧洲和美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平均每年增长2.5—3%。而许多东亚国家年均增长率在6.5%—7.5%之间。预计增长趋势还会持续并超出本世纪末。1992年至2000年间，东亚购买力的增加将占世界的40%。这些地区将吸收全球进口增长的35%—40%的资金。东亚中心银行目前掌握着将近世界外汇储备的45%，而美国及多数欧洲国家却正债台高筑，日本、台湾、新加坡及香港则无任何外债。
上述这些发展用经济学术语概括便意味着我们正处于一个三足鼎立的世界（即西欧，北美及东亚），正处于一个战略经济平衡的位置上。事实上，若目前的发展趋势持续下去（如果没有地区性大的变故的话，这种发展可能会持续下去）东亚将会在本世纪前超出其对手。
经济势力向东亚转移将可能会促进其它诸多方面的发展，这些发展会导致全球经济分配产生戏剧性的改变。既然国家及地区之间的限制，金融流动的壁垒已经不复存在，那么不论是技术工艺或经营与市场的技术都无国界，经济发展成功的重要先决条件是增加国与国之间的资金转移。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冲破经济束缚使原先封闭国家进入世界经济（如中国、印度、越南等）。这些发展引起原先互相敌对的国家之间对外汇投资的激烈竞争，同时也使他们立刻进入全球市场。
同时，上述这些情况造成目前世界范围的工业产品非地区化。这已逐步成为世界经济革命的重心。十年前，一些仅能采取落后技术手段，劳动密集型经济的国家现在已能以提供低成本生产商品服务。原来这些都由工业化国家所垄断。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马来西亚，这个国家一改20年前依赖于日用品的经济转而变成世界半导体主要生产国，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发展受到严格限制。
不久前，日本作为亚洲地区唯一的能够利用廉价生产基地优势的主要工业势力。而今，西欧、美国和具有新的经济势力的东亚一样在其各自的区域内打开门户。随着苏联及东欧中央集权的垮台，这些国家的生产厂并入欧共体并且向低成本生产基地国家转移（如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同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给美国在墨西哥提供了同样的机会。
随着欧洲和北美上述情况发展日趋明朗，地区化的现象打破了原先存在的高技术、高生产率、高质量及高工资的链条。正是这一链条曾经使工业化国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得以保障。然而时至今日，高技术、高生产率、高质量和低工资可能成为一体。当然，随着工业发展中国家和新的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成熟，我们可以预计：目前的工资差距将会逐渐缩小（把技术水平及生产率都考虑进去），就目前而言，这些国家的低工资因素仍然是考虑经济能否合作的最重要因素，特别是跨国之间的合作更是如此。
鉴于非地区化的选择导致所有公司面临激烈的竞争，因而任何形式的合作都不可避免。事实上，这已经成为生与死的选择，因为面临着超级竞争即全球经济革命的另一重要方面，只有合作才能把握机会，占居优势。这样，股份公司及国家之间不仅要与同行对手竞争，同时还要同不断加入新的竞争者竞争。在这场角逐中平衡不断打破，竞争产生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使公司生产合理化，降低内部成本，寻求最廉价的生产基地。
当今世界（投资）风险较高，许多国家政府在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之时，尽力维系其本国社会和政治的基本稳定。我们可以有把握地预言：各国在国际间贸易事务问题上会采取强硬的态度使国际间贸易紧张加剧。尽管美欧赞同乌拉圭回合协议。但双方在贸易方面则采用更加强硬的态度，这一事实已昭然若揭。在欧洲，已统一农业出口价格，此前法国持反对态度。因而在农业出口价格统一之时，法国从其合作伙伴那里得到了承诺；严格执行反倾销规定。（欧洲已实行这一措施，用来对付有相当竞争力的对手）。同样，当美国准备签署乌拉圭回合协议时，克林顿政府重新启用超级301条款，旨在利用强制手段迫使其他国家打开市场。更有甚者，当美国正将乌拉圭回合协议呈交国会签署时，克林顿政府中保护主义论者对协定中有关反倾销规定的解释采取容忍的态度。其理由是这一条款可保证美国有更大的余地来对付竞争者。
当然就其本身来说，乌拉圭回合协议考虑到了一些事条的进一步发展，包括农产品出口，其重要性日益增长而占主要地位；投资以及知识产权保护（上述所有内容以前关贸总协定均未涉及）。同时乌拉圭回合协议也将促成控制世界的关键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的产生。然而，此协议使世界年贸易额水平大幅度增加。进一步说，这一协议的有益之处在于可明显地缓和贸易紧张局势和避免贸易战争。
如果将贸易事务考虑进去的话，目前，由于世界范围的经济革命所导致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可以归纳为以下问题，我们将如何能够维持和扩展多边贸易体系？将如何吸收那些新的愿意和我们共享贸易利益的伙伴？同时我们将如何又能维护工业化国家生活水准以防止其倒退？由于上述原因，多边贸易体系不仅对工业化国家而且对其他不同水平的国家都起作用。
正当世界经济围绕世界三个地区的中心持续向全球化、组织化方向发展之时，同时也大大加剧地区间的紧张局势，即三个地区间经济循环失去同步化。例如，尽管日本经济在1991年至1994年间衰落加速，但东亚经济仍很繁荣，而欧洲及美国却遭受了近代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虽然美国经济得益于欧洲经济复苏，但当美国从经济衰退的泥堆里爬出时，欧洲经济却仍在争扎之中。
当然，对于西方工业化国家来说，当务之急是尽快地从周期性经济危机中解脱出来，面临当前的经济结构调整。这里包括恢复欧洲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以剌激产生新的就业机会；将着眼点放在未来的关键技术上，拥有这些技术的工业化国家便有希望占有竞争优势；调整教育与培训系统，以培养人才。
在东亚工业发展中国家及新工业化国家中还有三个因素对于西欧及北美经济结构新调整过程起辅助作用，首先通过区域性的经济增长过程创造和扩大消费基地：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台湾和南韩，这些国家已被证实由于中产阶段迅速增加而致国民消费增加，这些消费欲望又很快满足。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从1992年至2000年底，东亚的汽车消费预计每年达300万至700万辆。目前中国南部国民消费增长的事实便是另一证据。
第二个影响西方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因素是东亚经济发展在一些新工业化国家集中地域需要开发基础产业及能源产业。这种需求的增长将会给这个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诸如能源、通讯及运输业需求增长。（预计到2000年东亚基础产业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将由现在的4%提高到7%）。同样，有关环境保护及清洁技术的需求将对能给予所需技术和服务的合作提供新的机遇。
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影响因素是东亚的发展加速了地区性工业发展国家及新工业化国家的经济解放。例如南韩和台湾，正向私有化大步发展，而迅速增长的区域性金融市场和通讯业亦将对欧洲和美国提供新的合作机会。
从1980年到1990年，东亚工业发展国家和新工业化国家进口总量增加了将近250%。1990年后增长会更多。尽管东亚的地区内贸易增加，如果欧洲及美国公司将经济战略调整使其符合三足鼎立的世界经济格局新的现实，建立正确的优先权及作出必要的承诺则仍有希望在这些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紧张性和潜在的贸易战构成了经济变化中的一部分。在当前世界经济变化日趋明显的今天尤为如此。如果说当今世界范围的经济革命将产生一个广泛而又稳步的经济增长新时期，那么应优先考虑以下三个问题：
1、需要尽快地建立或改革国际间贸易机构。这样的贸易机构能维持、领导及主宰全球经济新秩序。世界贸易组织的产生便是重要的一步。鉴于许多国家新近加入世界市场有关世界银行及IMF的规则正在讨论，这也是实现上述设想的重要步骤。
2、鉴于在北美、西欧和东亚之间新的经济战略平衡已形成，国际经济整个运作方式应重新进行评价。正如我们以前就注意到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67）运作过程将不得不重新进行全面评价。（80年代曾对其报有很大期望）。既然地区化趋势已经形成，最关键的便是：我们应对任何能维持及扩大地区化进程的政策和设想都予以支持。
3、在西方发达国家需要宣传一种“文化革命”以便于从合作及国家的水平上改变这种经济势力转向东亚的局势。西方国家以前从世界经济地位上得到一些优势，但这些优势的丧失却不需花费太长的时间，短期内便可使生活水准下降，除非西方国家持有适应上述趋势的基本态度及政策，才能学会利用其剩余的竞争优势。同时，新工业化国家亦必须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显示出其态度及设想：即承担其由于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势力日见增强所应承担的义务。
今天在纪念二战结束及全球经济秩序建立之际，有关布林顿森林协议对战后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之功绩难以言表。今天我们可以说，当今时代冷战已经结束，世界范围的经济革命中期已经进入布林顿森林协议后时代。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世界经济将进入更为繁荣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