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39;“财政货币双稳健”再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稳健论文,货币论文,财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刘文林：始于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在2004年底为何终结？扩张性财政政策转变的宏观背景是什么？
唐旭：从1998年开始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针对当时的投资不足而实施的。其主要措施是通过增加国债发行，为基础建设提供资金，从而拉动银行信贷的增长。近两年来，中国经济出现了很大的变化。90年代下半期7～8%的经济增长率现在又一次回升到9%以上，经济过热的出现，使宏观调控从拉动经济增长转为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原材料、能源、钢铁、建材的需求大幅上升，形成巨大的需求空间。在利润的诱导下，民间资本大量进入这些短缺行业，成为本轮投资的一大特点。前几年呼吁对民间资本投资给予大力政策扶植，促进民间资本向投资转化，现在的民间资本投资已成为某些过热行业投资的主要力量。
在这一轮投资热中，银行信贷也快速增长。除了产业链中的上游行业出现短缺而形成大量投资外，像房地产业这样的涉及居民消费的行业也出现了过旺的需求，从而使总体经济对信贷资金的需求大幅增加。这种绷紧的信贷，实际上反映了民间投资中的资金来源，有相当高的比例来自于银行贷款，并非自有资金的积累。通常，银行信贷对投资者的支持属于正常的业务，但是，在过热或者在经济泡沫出现的时期，大量银行贷款支撑的集中投资隐含的风险是很大的。若过热的投资在宏观调控中被降温，银行贷款中的不良资产就会大幅上升，造成银行体系的不稳定。
在2004年的金融宏观调控与产业政策的调整下，经济逐渐实现了“软着陆”。投资、信贷与物价的上升势头受到遏制，11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已降至2.8%。财政收入也出现了大幅增长，增收大约5000亿元。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的转变是必需的。从总体经济来看，不需要再用财政扩张的方式来拉动这已经很高的经济增长。
王松奇：在2005年到来之际，我们看到：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中国已成为进出口贸易总额排名第三，GDP年度总量排名第四的国家；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和显然被低估了的汇率计算，中国在2010年前后就会在总量上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经济大国。这的确是能够让每个中国人都感到振奋和自豪的发展前景。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即使有再大的经济总量，中国还不能说自己已成了一个经济强国，其原因不仅在于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准仍嫌太低，而且还在于我们的经济成长质量过差。可以认为，改革20多年来，中国经济仍然处于依赖高消耗、高投入推动成本堆积式发展的粗放成长阶段。中国当年实施改革开放路线，其根本目的就是寻求建立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现在，当我们判定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仍未摆脱粗放低效状态时，我们也完全有理由断言：
只要经济体系中还未生成能促使资源配置效率自动提升的制度化市场化新机制，我们的改革任务就远未完成。
张杰：财政和货币金融政策从原来的直接刺激或者抑制经济增长功能转向运用适当的政策工具维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是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新时期对财政金融政策提出的新需求。因此，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搭配是由近年来宏观经济发展机制的变化“内生”出来的。这种新的政策调整由于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全球经济增长过程而显得尤为及时，可谓与时俱进的明智之举。
刘文林：实施稳健财政政策的宏观政策目标是什么？其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何种影响？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如何有效组合？能否冷却过热的投资？
张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双稳健”搭配体现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基本取向的“微调”。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无外乎相机抉择和遵循规则两种，可以说，这两种政策取向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在不同的国家都有过成功和失败的例证。
在中国，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决策层，不知是什么原因，曾经一度出现这样一种近乎共识的认识，那就是相机抉择的政策取向劣于遵循规则的政策取向。平心而论，人们都希望政府的经济政策具有长远眼光和遵循一定的规则，以便给经济运行一个稳定的预期。但问题在于，遵循规则的政策取向的推行并不是没有条件的，它需要成熟而稳定的市场体制和人们对这个市场的理性参与，更需要整个社会能够围绕所要遵循的规则达成妥协和取得一致。只有如此，遵循规则的政策运用才会是有效的。可是，在中国，经济体制正处在变革之中，市场制度远未成熟，整个社会仍然缺乏广泛达成妥协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遵循规则的政策就如同空中楼阁一般，没有推行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处于体制变革和市场建设时期的经济政策取向可能更需要相机抉择，以随时适应经济运行的变化而作出政策调整。需要明确的是，相机抉择并不必然意味着政策愚弄和政策欺骗，对于处在经济改革时期的中国而言，就更是如此。
从这种意义上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双稳健”搭配就包含着丰富的政策取向调整含义。所谓稳健，就是说，政府在政策的制定和操作上的“随意性”会下降，而规则性则会增强。但这种“稳健”表述，又同时兼顾了在特定条件下政府需要进行政策相机调整的需要。进一步地，未来的政策会包含更多的规则成分，实际上意味着，经过多年的经济改革，中国的市场机制逐步趋于成熟，市场上拥有了更多的理性参与者，人们对更具长远预期的政策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因此，“双稳健”搭配的政策格局实际上是政策制定者对上述要求的一种回应。
唐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一个信号，表明政策的转向。但它并不表明过去为拉动经济而发行的长期建设债券就完全退出市场。财政还会继续为未完工的国家投资的基础建设项目融资，也会为过去发行的长期建设债券还本付息发行新的债券，只不过发行额度会有所减少。
按照经济学理论，财政投资会“挤出”民间投资，但是，中国的情况是因为民间投资不足而实施财政投资，这不但不会“挤出”民间资本，反而因为持续地投资而维持了经济的适度增长。同样，按照经济学理论，财政投资的退出，会使民间投资增加。但中国的情况又有差别，财政的逐渐退出是在民间投资已经大规模地进入之后。因而也不存在为民间资本投资让出空间的问题。更进一步分析，财政债券筹集的资金主要用于公路、码头、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建设项目也是民间资本不愿或不能承担的项目。通过六年多的大规模建设，中国的基础建设已有了很大改观，能够为民间资本进入生产领域提供相对良好的硬件环境。
稳健的财政政策对于舒缓银行信贷的压力可能是有限的。银行信贷的压力现在来自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与民间资本的投资压力。因此，如果预测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稳健后，货币政策要有所放松，以达到宏观经济政策的“松紧”搭配，是不现实的。货币政策的稳健是在对经济不断地调控中实现的。这是市场经济下，发挥中央银行对经济的调控作用，是运用经济手段调控经济的主要方式。
其实，我们应该看到，财政手段对经济的刺激，可用资金一年只有1000多亿元，而金融业新投入的资金2004年超过2.2万亿元。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我们不能认为稳健的货币政策就是“紧”的政策。一旦认为信贷的增长与经济增长不相适应，中央银行的调控就会促进商业银行增加贷款的投放。
刘文林：经济是有周期的，宏观调控在市场经济中具有常规性。而作为宏观调控主要手段的货币政策如何根据环境变化，更稳健、前瞻、透明、松紧适度地向市场发出调整信号，微观主体如何传导货币政策取向，使自己稳健经营？
唐旭：在市场经济中，商业银行有自己的经营准则和经营目标，同时也有自己的风险管理手段。随着中国银行业微观机制改造的深入，商业银行都逐渐地适应市场的要求，对每一笔贷款进行审查和风险评估。因而，商业银行对宏观金融政策的变化比企业更为敏感，一旦政策信号出现变化，他们都会做出适当的反应，在信贷政策上与风险衡量上进行调整。因而，当企业还不认为经济过热或有泡沫时，银行已经感受到了秋天的凉意，而需要增加防护措施了。这时企业的资金需求与银行的信贷行为就会出现很大的反差。
对于中小企业贷款也有类似的情景。中小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中小企业的经营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与银行的风险控制手段是不适应的。许多中小企业甚至没有正规的资产负债表，更别说经过会计事务所审计的报表。这样的企业要想得到商业性的贷款，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但这与宏观调控或“松”、“紧”的货币政策无关。
稳健的货币政策不是要自己稳健，而是要商业银行稳健，要对可能发生的坏结果进行修正和预防，要整个金融体系稳健。它可能是一个航标，要各金融机构在经营时随时注意这个航标的存在。它也可能是一个舵手，不断地修正航行中的金融之舰，不要偏离了既定的航线。
因此，这既是一门技术，也是一门艺术。既要有战略眼光，也还要有战术规范。要保持稳健的每一次调控，尽管是微调，都是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利益调整，因而它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一致赞同。所以，每一项宏观调控政策，都会有人受到损失，有人获益。评价宏观调控是否成功，就是看经济是否正在持续稳定而快速地发展，是否让大多数人获益。这需要有观察力，也要有领导力，需要有正确的决策。
张杰：有迹象表明，货币当局在今后一段时期仍将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比如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推行再贷款浮息制度以及小幅提高存贷款利率等，这与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否有所抵触呢？实际上，稳健的货币政策并不意味着排斥松紧操作，不仅如此，这种政策更需要松紧搭配。在今后，货币政策期望实现的意图是，使政策的实施具有浓厚的结构调整性质，亦即一项货币政策的出台，产生的效果是有松有紧，该松的松，该紧的紧。这就是所谓的稳健。
不过，要实现这种政策意图，则需要多样化的政策工具，因为政策本身的松紧搭配说到底是要依靠政策工具的不同组合来实现的。我们理论界和政策界长期以来一直在争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到底是货币供应量好还是利率好。其实，仅从理论上讲，这两个政策工具并无优劣之分，就看你能不能把它们使用得恰到好处。对于稳健的货币政策来说，这两种工具都是需要的。
目前在中国还不能完全依赖市场工具，因为盲目依赖一个不健全的市场来操作货币政策是危险的。这就意味着，中国的货币政策需要“人为”操作与市场操作的合理搭配，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稳健货币政策的目标。
无论如何，积极推进货币金融改革和创新，不断创造和丰富货币政策工具，当为有效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之应有之义。或者说，稳健货币政策的提出与推行，对中国今后的金融改革和市场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刘文林：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用“科学发展观”指导经济建设的方针，这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在当今社会绝大部分货币资源都由金融体系承担分配职能的现行条件下，各项改革和制度调整的金融政策是否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最得力的工具？
王松奇：2003年以来的宏观调控实践给我们提出了许多经验性启示。其要点大致为以下几点：(1)无论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是货币现象。我记得在2002年之前的讨论中，有不少研究者都附和某些领导者关于“中国存在物价下跌，但不存在通货紧缩”的观点。2003年，当银行信贷年增长率达23.1%的时候，我们看到，经过半年左右的传导时间，“通货膨胀”的幽灵以4～5%的水平又开始徘徊。这说明，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的“货币重要，货币政策至关重要”的格言同样适用于中国。(2)在1998～2003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一直以“拉动内需”为己任，而这种政策选择的暗含前提就是“中国已出现全面供大于求的现象”。然而，当2003年6月中国经济陡然发力并使GDP增速超过9%以后，我们才猛然醒悟：中国在资源产品供给领域中的形势一点都不乐观。(3)本轮部分领域中投资过热的推动者地方政府和企业，它们的扩张冲动和扩张行为，说明中国经济的粗放成长特征并未因20多年的改革政策实践而发生实质性转变。(4)实体经济部门中的过度投资现象，其实是中国金融体系尚不具备资源提升、自我调节功能的最好说明。在全社会85%以上的资源都依赖于金融系统调动和分流的现行分配体制下，要矫正浪费型经济成长的不良倾向，就必须运用多种政策组合来改善我们的货币金融资源配置机制。
那么，2005年我们如何综合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深化改革的各种措施来创造出一种能够自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成长质量的市场机制呢？我认为包括以下两方面。
1.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还不具备能主动为实体经济部门结构调整目标服务的功能。因此，必须对金融体系进行根本性改造。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说，要在实体经济部门中引入“新经济”因素，就必须有一个能担负起“新经济”因素孵化功能的机构体系和市场体系与之相适应。从国外经验看，就是要有能为主动承担市场风险吸纳高新技术的创新型中小企业服务的发达的创投机构和多层次资本市场。
2.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200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培育“循环经济”、“减少资源浪费”的特殊强调，“稳健财政政策”还应该被赋予许多新的内容。因为，财政政策也的确有货币政策所不具备的功能独特的操作工具，即税收手段。无须讳言，尽管财政政策自1998年以来就一直以“积极”的姿态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这些作用都是通过支出扩张工具来实现的，税收工具的积极作用则发挥得远不尽如人意。几年前，我曾用“积极财政政策跛行”的说法对这一现象进行批评。
现在，在财政支出工具降低使用强度的情况下，正是提高税收工具运用力度矫正财政政策跛行的最佳时机。
最简单的思路就是对创投机构、科技企业、循环经济项目、环保和节能项目等加大税收扶植力度，对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企业用重税和重罚等经济手段进行惩治，对那些投资回收期长、市场风险较大且民营资本暂时难以进入且又有利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行业或项目，财政还远可以在税收工具之外直接用货币投入或利息补贴的方式给以数量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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