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衰征：“浮华交会”之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浮华论文,之风论文,汉末衰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4.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238（2007）02—0055—06
东汉和、安以后，由于宦官、外戚交替专政，导致社会政治日益衰退、百疴辄生，此时虽有“党人”群起担荷责任、匡救乱世，但终究还是“国随其亡”。[1](《汉纪·灵帝建宁二年》) 学界对此多从“士之自觉”的角度加以考察，甚有美誉，却常常忽略东汉社会颓势已成，不可逆转，所谓“士之自觉”，始终挟裹在末世衰征之中，社会中的“浮华交会”盛行，民风、士风、官风陵替，士林的“振拔”与匡救最终仍被湮灭。
一、民风之殇
民风是一个社会盛衰的晴雨表，所以中国古代先贤或王者都特别注重“移风易俗”① 东汉以名教治天下，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激励士民砥砺操行，讲究名节，从而鼓动风气。然和、安以后，社会中洋溢着一片“浮华”之风。首先，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普遍舍本逐末、竞着一片“浮华”之风。首先，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普遍舍本逐末、竞相牟利。这种情况早在汉明帝时就已显露出种种端倪，永平十二年五相牟利。这种情况早在汉明帝时就已显露出种种端倪，永平十二年五月的诏令中说当时“田荒不耕，游食者众”。[2](卷2《明帝纪》) 和、安以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对此，汉末几位著名的社会批判家在他们的著作里多有揭露。王符《潜夫论·务本》说：“今民去农桑，赴游业，披采众利，聚之一门，虽于私家有富，然公计愈贫矣。”又《浮侈》中说：“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本末何足相供？则民安得不饥寒？饥寒并至，则安能不为非？”不仅如此，《浮侈》中还多次提到，当时的人们不择手段地竞相牟利、穷形尽相：“或事口舌，而习调欺，以相诈绐”；“或以谋奸合认为业”；“或以游敖博弈为事”；“或丁夫世不傅犁锄，怀丸夹弹，携手遨游。或取好土作丸卖之”；“或作泥车、瓦狗、马骑、倡俳、诸戏弄小儿之具以巧诈”；或“起学巫觋，鼓舞事神，以欺诬细民，荧惑百姓”；“或栽好缯，作为疏头，令工采画，雇人书祝，虚饰巧言，欲邀多福”。总之，按照王符的观察，当时社会中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在为钱而奔忙，只要能弄到钱，不管是经商、演戏、求神、弄鬼、欺诈、赌博，什么都干。崔寔对此种情况也有深刻的观察，他在《政论》中说，当时人们纷纷弃农从商，致使“农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入厚。故农夫辍耒而雕镂，女工投抒而刺绣，躬耕者少，末作者众”。
天下贵末贱本、竞相逐利的结果就是舆服、丧葬制度形同虚设，奢侈之风盛行。虽然东汉从明帝开始，就曾明令抑禁奢华，如上引永平十二年五月的诏令中说：“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又车服制度，恣极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众。有司其申明科禁，宜于今者，宣下郡国。”[2](卷2《明帝纪》) 又安帝永初元年秋九月，“庚午，诏三公明申旧令，禁奢侈，无作浮巧之物，殚财原葬。”[2](卷2《安帝纪》) 但由于社会积弊兹久，无法挽回。正所谓“上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独不奢侈失农，事之难者也”。[3](卷65《东方朔传》) 因此抑奢之令，虽言之凿凿，听之则藐藐，无有成效。而和、安以后，纲纪颓弛，政衰时乱，此类禁令，如同空文。于是奢靡僭越之习，相沿成风。正如《全后汉文》卷46《政论》中崔寔所说：“王政一倾，普天率土莫不奢僭者，非家至人告，乃时势驱之使然。”
王符在《潜夫论·浮侈》中记载这种奢侈浮华之风说：“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庐第，奢过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仆妾皆服文组綵牒，锦绣绮纨，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瑇瑁，石山隐饰，金银错镂。穷极丽靡，转相誇咤。其嫁娶者，车軿数里，缇帷竞道；骑奴侍童，夹毂并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其不逮。一饷之所费，破终身之业。”“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玉镂匣，檽梓楩，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其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
《全后汉文》卷46《政论》记载，崔窟也观察到了这种社会危机，他说当时存在三患：一曰：奢僭。时人竞为“僭服”、“淫器”；“婢妾皆代瑱揥之饰而被织文之衣，”“余黄甘而厌文绣”；“玩饰匿于怀袖，文绣弊于帘帏”。二曰：弃农经商。所谓“农夫辍耒而雕镂，女工投抒而刺绣，躬耕者少，末作者众。”弄得仓廪空虚，“百姓穷困而为寇“，或“饥绥流死，上下相匮”。三日：厚葬。父母送终，尽为“高坟大寝”、“饷牛作倡”；“轜梓黄肠，多藏宝货”。因厚葬风习蔓延，人人仿效，不惜倾家荡产，结果是“穷厄既迫，起为盗贼”。
仲长统则从更为深广的历史背景抨击这种弊病，他在《昌言·损益》中指出：“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伦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焉。”“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此皆公侯之广乐，君长之厚实也。”
总之，作为汉末政治紊乱，纲纪失坠的必然结果，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呈现出一派浮华奢侈、恣意妄为、人欲横流的喧嚣场景。民风之殇已经说明东汉王朝必然趋向灭亡的大背景。
二、士风之殇
在中国古代社会，士被认为是“四民”之首，也是国家与社会风教、纲纪所系、所在，因而士从某种程度上引领着一个社会的风气。故早在战国时荀子就在《儒效》中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之为人下如是矣。”而其中所谓“正身之士”更是这个社会的“正气”所在即《尧问》所言：“彼正身之士舍贵而为贱，舍富而为贫，舍佚而为劳，颜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纪不息，文章不废也。”降及西汉，国家之所以倚重儒生，主要因为儒生“务忠良”、“以节优”② 对于“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3](《贾谊传》) 有利。东汉倡导名教治天下，除了希望做到人尽其才、官称其职外，就是“尊崇节义，敦励名实”，[4](卷13《两汉风俗》) 达成政教双赢的目的。颜之推曾在《颜氏家训·名实》释“名教”曰：“劝也，劝其立名，则获其实。且劝一伯夷，而千万人立清风矣；劝一季札，而千万人立仁风矣；劝一柳下惠，而千万人立贞风矣；劝一史鱼，丽千万人立直风矣。故圣人欲其鱼鳞凤翼，杂沓参差，不绝于世，岂不弘哉？四海悠悠，皆慕名者，盖因其情而致其善耳。”
然而荀子也很早就看出，士人有“仰禄之士”和“正身之士”两类，二者中能够真正引领一个社会之正气的只有“正身之士”，而所谓“正身之士”毕竟是不多的。众所周知，东汉末年的“党锢”事件，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士大夫群体担荷责任、匡救乱世之运动，涉及“诸生三万余人”，[2](《党锢列传》) 然真正称得上“正身之士”者，也不过是李膺、陈蕃、王畅、范滂等几位党魁和当时被称为“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③ 的少数骨干，如李膺“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5](卷1《德行》) 陈蕃“言为士则，行当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5](卷1《德行》) 范滂亦“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2](《党锢列传》) 而绝大多数参与党事者应该都是属于从风随响，或者倾慕上述诸人之风采，甚至还有的是为了求其拔举。当然其中主要是第一种情况。《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这种情况说：“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执，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即便算上所有参与者，也不过三万余众，这在一个以儒学治国的时代，其比例并不是很大的。更何况汉末党事主要针对宦官阉竖，此为当时之社会巨蠹、祸害所在，所谓“正直废放，邪枉炽结”，故而士林反响强烈。不过，党事毕竟只有二十余年，所反映的也只是部分士大夫和太学生救世的悲壮。因此，东汉社会崇尚名节，虽然出现了上述李膺、陈蕃、王畅、范滂等坚贞不屈的抗厉之士，但东汉政治之颓弛、社会之趋华早已显现。在这种大趋势之下，土不免于俗，士风也在四处漫漶的浮躁、浮华中沦丧。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学风趋华，儒学陵替。东汉和、安以前，士林学风已渐与西汉时笃守章句、竞明经学的传统发生背离。史称光武帝笃信图谶，“用人行政亦以谶书从事”，[6](卷4) 明、章二帝祖述而因之。从此，东汉从一开始就弥漫着一片谶纬迷信之风。士林中虽有桓谭、张衡等人讥以“虚妄”，力陈摒抑，然此风已长，漫漶成灾。张衡曾谓曰：“自中兴以来，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訞言。”可知图谶已成为当时士人争相求仕的“捷径邪至”。[2](《张衡传》) 同时前引王符《潜夫论·务本》中说汉末社会盛行“起学巫觋，鼓舞事神”；“或栽好缯，作为疏头，令工采画，雇人书祝”之风，不能不说是这种士林图谶之学的民间翻版。
又王充《论衡·程材》记载当时朝廷重文吏、轻儒生的风气，迫使昔日欲以儒生资格入士的士人，纷纷转习文吏之事：“是以世俗学问者，不肯竟明经学，深知古今，急欲成一家章句。义理略具，同趋学史书，读律讽令，治作情奏，习对向，滑习跪拜，家成室就，召署辄能。……是以古经废而不修，旧学暗而不明，儒者寂于空室，文吏哗于朝堂。”这一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东汉光武、明帝以来婴心吏事、重视文法的直接结果，④ 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儒生开始抛弃“古经”、“旧学”传统，一味追华媚俗，所谓“学问”不过是士人们争相跻入官场的一块敲门砖而已。
和、安以后，“儒学陵替”[2](《樊准传》) 之势更甚，《后汉纪》卷十五《殇帝纪》载尚敏《陈兴广学校疏》：“自顷以来，五经颇废，后进之士，趣于文俗；宿儒旧学，无与传业，由是俗吏繁炽，儒生寡少。……太学之中，不闻谈论之声，从横之下，不睹讲说之士。……今百官伐阅，皆以通经为名，无一人能称。”《后汉书·儒林传上序》亦云：“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汉质帝时，虽然京城太学“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对此，王符在《潜夫论·务本》中曾严厉地批评当时这种学风说：“今学问之士，好语虚无之事，争著雕丽之文，以求见异于世，品人鲜识，从而高之，此伤道德之实，而或蒙夫之大者也。”可见学风已深陷于浮伪虚妄之中。
应该说明，东汉后期“儒学陵替”虽自咎于身，章句之繁琐必断送其生命力，此已为当时后世学者所论及，无须赘述。然时学人鄙薄章句，博涉古今，并非都有郑玄“述先圣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齐”[2](卷35《郑玄传》) 之精神，而大多属于趋华媚俗、急功近利。
其次、虚造声誉，欺世盗名。东汉以名教人，士大夫崇尚名誉，国家选官取仕亦“徒因众誉”，于是求名成为一时风气。诚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尚名节”条中所说：“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为苟难，遂成风俗。”然而这种纯粹的“以名取人”也必然会使原本通过恪守并身体力行人伦道德而获得声名的制度出现异化，而表现出时人藉助道德手段以沽名钓誉的种种矫行。其中尤以假隐拒仕最为虚伪。东汉中期确实有一部分道德高尚的“岩穴之士”，因其不慕荣利、淡泊守志而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其风声足以激贪厉俗”，成为当时各级政府竞相礼聘、罗织的对象，借以邀取天下士心。东汉后期以来，由于士林官场流俗鼓动，致使风教纲纪弛废，朝廷为了振饬政治，也开始数度大规模征聘处士。在这种社会需求之下，一方面是高士声名益发升高，而且辞官、拒仕愈多，声名相应也就愈高。如顺帝时处士法真，前后四征，仍“深自隐绝，终不降屈”，虽不仕，却名动朝野，史称其友人曰：“法真名可得闻，身难得而见，逃名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可谓百世之师者矣。”[2](《逸民列传》) 另一方面则由于拒仕可以带来名誉身价以及朝廷的礼遇，致使一部分投机者借拒仕以养声名。如隐士姜肱，屡征不仕，以至于顺帝不得不叹服说：“肱抗陵云之志，养浩然之气，以朕德薄，未肯降志。”然《风俗通义·十反》却记载姜肱自言其拒仕是“以虚获实，蕴藉声价”；同书《愆礼》亦云：“南阳张伯大、邓子敬……俱去乡里，居缑氏城中，亦教授，坐养声价。”对此，范晔《后汉书·方士传论》中说：“汉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虽驰张趣舍，时有未纯，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非所能通方物，弘时物也。及征樊英、杨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无它异。英名最高，毁最甚。李固、朱穆等以为处士纯盗虚名，无益于用，故其所以然也。”
由于绝大多数士人竞相求名而不择手段，又因政教陵替，察举失真，致使“虚造声誉”之风盛行。此时所谓“名士”，不过是欺世盗名之辈耳。
第三、背叛礼教、儒雅日替。汉末儒学渐衰，老、庄思想兴起。其间虽有郑学“兼通古今文，沟合为一”，[7](p142) 试图予以振兴，然“其说出于折衷调停，犹近章句之烦琐”，[8](p356) 并无真正振兴纲纪之社会政治功能，于是士大夫渐以失望，甚至予以批判、将其抛弃，他们或超然避世，或放浪形骸。对此，学界多有论及，无需赘举。此处仅录葛洪《抱朴子》外篇卷25《疾谬》中对当时情况之总括予以说明：
“汉之末世……蓬发乱鬓，横挟不带。或以
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类味之游，莫切切进德，誾誾修业，功过弼违，讲道精业。其相见也，不复叙离阔，问安否。宾则入门而呼奴，主则望客而唤狗。其或不尔，不成亲至，而弃之不与为党。及好会，则狐蹲牛饮，争食竞割，掣拨淼折，无复廉耻。以同此者为泰，以不尔者为劣。终日无及义之言，彻夜无箴规之益。诬引老、庄，贵于率任。大行不顾细礼，至人不拘检括。啸傲纵逸，谓之体道。呜呼惜乎，岂不哀哉！”
葛洪《抱朴子》外篇卷27《刺骄》中又称：“闻之汉末诸无行，自相品藻次第。群骄慢傲不入道检者为都魁雄伯、四通八达，借背离礼教而从肆邪僻。讪毁真正，中伤非党；口习丑言，身行弊事。凡所云为，使人不忍论也。”
士风之伤意味着官场之坏，而官场之坏则必然导致政治紊乱，纲纪失坠。历来史论汉末政乱均归咎于外戚阉竖，而鲜有从士风之殇而延致官场之坏议者。
三、官风之殇
东汉自和、安以后，由于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使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刻意经营的专制国家秩序以及一整套以儒学为主干的社会意识系统与文官制度都开始崩怀。
首先，察举失真，名不副实。据阎步克在《察举制度变迁史稿》中的研究，当时选举腐败主要表现在由士林舆论操纵的“以名取人”深刻地影响着王朝选官，使“名实不相符，求贡不相称”；而新出现的“以族取人”的现象，又使大小衣冠世族凭借家族地位权势，优先占有各级官职，严重地破坏了察举征辟的实施。⑤ 征之诸史论，发现和帝时选举之弊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史称“在位不以选举为忧，督察不以发觉为负，非独州郡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2](《和帝纪》) 到顺帝时，由于吏政不勤而导致天下难安的情况日剧：“退省所由，皆以选举不实，官非其人，是以天下未得，人情多怨。”[2](《顺帝纪》) 期间虽有左雄主持的阳嘉改制，⑥但选举陵替之势已积重难返，所谓“诏书连下，分明恳恻，而在所玩习，遂致怠慢，选举乖错，害及元元”。[2](《桓帝纪》) 降及灵、献之世，正如《抱朴子·审举》所言：“台阁失选用于上，州郡轻贡举于下，夫选用失于上，则牧守非其人矣，贡举轻于下，则秀孝不得贤矣。故时人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对于这一情况，王符在《潜夫论》中曾多处予以深刻揭露：有对贡士名实不符的批判，如《实贡篇》：“其贡士者，不复依其质干，准其才行，但虚造声誉，妄生羽毛。略计所举，岁且二百。览察其状，则德侔颜、冉，详核厥能，则鲜及中人，皆总务升官，自相推达。”“贡士者，非复依其质干，准其材行也，直虚造空美，扫地洞说……虚张高誉，强蔽瑕疵，以相诳耀，有快于耳，而不若忠选实行可任于官也。”《考绩篇》：“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以谀谄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以空虚应有道，以嚣 应明经，以残酷应宽博，以怯弱应武猛，以愚顽应治剧。名实不相符，求贡不相称。”有对选士论族姓阀阅提出置疑，如《论荣篇》：“人之善恶，不必世族”；“仁重而势轻，位蔑而义荣，今之论者多此之反，而又以九族，或以所来，则亦远于获真贤矣”；“今观俗士之论也，以族举德，以位命贤。……无是能而处是位，无是德而居是贵。”可见，东汉后期，主昏政谬，国事日非，选举之制亦因之陵迟。
其次，怠慢政事，尸位素餐。选制既驰，任用为非，授官序爵班禄之制也因之陷入混乱，其政由此而颓坏。东汉官员虽大多数出身儒士，然一旦入仕在位，便迅速融入官场的那种追富逐乐、恣意妄为的风气中，在道德修持和现实利益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对此，王符分析说：“俗士浅短，急于目前，见赴有意则先至，顾无用则后背。是以欲速之徒，竞推上而不暇接下，争逐前而不遑恤后。”[9](《交际》) 于是从朝廷重臣到地方守令，皆怠慢政事、专情务利、坐作奢僭：“当今列侯，率皆袭先人之爵，因祖考之位，其身无功于汉，无德于民，专国南面，卧食重禄，下殚百姓、富有国家，此素餐之甚者也……坐作奢僭，骄育负责，欺枉小民，淫恣酒色，职为乱阶，以伤风化。”“刺史守相，率多怠慢，违背法律，废忽诏令，专情务利，不恤公事。细民冤结，无所控告。”[9](《三式》) “令长守相不思立功，贪残专恣，不奉法令，侵冤小民……侍中、博士谏议之官，或处位历年，终无进贤嫉恶、拾遗补阙之语，而贬黜之忧……富者乘其材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听所以数乱荒也。”[9](《考绩》)“当涂之人，恒嫉正直之士……故上饰伪辞以障主心，下设威权以固士民。”[9](《明暗》) 《意林》卷五引曹丕《典论》：“孝灵之末，朝政堕废，群官百司，并湎于酒，贵戚尤甚，斗酒至千钱。中常侍张让子奉为太医令，与人饮酒，辄掣引衣裳，发露形体，以为戏乐。将罢，又乱其舄履，使大小差蹄，无不颠倒僵仆，踒跌手足，因随而笑之。”这样，不仅作为国家官员的威信丧失殆尽，就连士大夫的起码斯文也完全扫地。
第三，交通奸猾、朋党用私。在两汉时期，“交游”本指士人周游而学以及集结、聚会的活动。但是这种原为求学内容的活动到了东汉却日益演绎成为一种“结党权门，交援求名”的勾当。东汉中后期，中央为了防止结党营私，多次扩大回避制度，汉灵帝时甚至设立了“三互法”，[2](《蔡邕传》) 但终究无法阻挡其日益炽盛的朋党之风。《太平御览》卷四百六引阮武《政论》曰：“夫交游者，俦党结于家，威权倾于国，或以利厚而比，或以名高相求。”
王符在《潜夫论》中曾予以充分揭露，如《务本》：“今多务交游以结党助，偷世窃名以取济渡，夸末之徒，从而尚之。”《实贡》：“夫志道者少与，逐俗者多畴，是以朋党用私，背实趋华。”“举世多党而用私竞，比质而行趋华。”《贤难》：“今世主之于士也，目见贤则不敢用……众小朋党而固位，谗妒群吠
贤……以面誉我者为智，谀谄己者为仁，处奸利者为行，窃禄位者为贤尔。”
徐干在《中论·谴交》中描述东汉后期的“交游”情况时也说：“世之衰矣，上无明天子，下无贤诸侯，君不识是非，臣不辨黑白，取士不由乡党，考行不本于闺阈，多助者为贤才，寡助者为不肖，序爵听无证之论，班禄采方国之谣。”“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道，饥不暇餐，倦不获已；殷殷沄沄，俾夜作昼，下及小司，列城墨绶，莫不相高以得人，自衿以下士，星言夙驾，送往迎来，亭传常满，吏卒传问，炬火夜行，阍寺不闭，把臂捩腕，扣天矢誓，推托恩好；不较轻重，文书委于官曹，系囚积于囹固，而不遑省也。”
应该说明，东汉后期“党人”的活动虽然我们今天予以高度评价，但于当时和后世看来，仍属于“朋党用私”。首先，在汉末社会批判家那里，不论是王符、徐干或葛洪，都没加区别，而通称为“举世多党而用私竞，比质而行趋华。”其次，由于汉末“党事”确实具有“请托私门”和“喜议政事”的特点，后世政治家或政论家多有所忌惮，并不予以提倡，相反加以摒抑。如建安十年，曹操就针对这种活动发布了一道措辞严厉的破朋党法令：“阿党比周。先圣所疾也。”[10](《魏书·武帝纪》) 其后继者曹丕同样也表达了对朋党结社的不满，撰文批评汉末士大夫的结社交会活动。“桓灵之际，阉寺专命于上，布衣横议于下，干禄者殚货以奉贵，要名者倾身以事势，位成乎私门，智定乎横巷。由是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常举，事无定价，长爱恶，兴朋党。”⑦ 因此对于汉末党人、党事，我们在肯定他们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应指出其历史的局限性。
四、汉末“浮华交会”之风盛行的原因
东汉后期盛行的“浮华交会”之风，是当时社会整体滑坡、陵迟的一个显著征兆。抛开众所周知的政治因素不说，其产生的深层原因主要是汉末在经济上的游离特点。侯外庐、杜国庠二位先生曾在《中国思想史》一书中指出：“汉代强固的土断人户的组织和安土重迁的乡亭旧法，被魏晋时期半生产半军事的具有游离性质的屯田制和“相土处民，计民置吏”的临时办法所取代，经济形式和土地制度的变化使得安固状态下的缙绅礼仪渐渐破产，给博士意识下的古典章句之师法以恶劣的打击。经济上游离其业，思想上的反映便是浮华任涎。没有物质条件的浮游，就不会有意识的虚诞。”[11](p39—40) 侯、杜二先生虽然主要针对魏晋而言，没有明确指出游离经济对汉末“浮华”风气的影响，但是经济上的游离其业，也即上文所说的“民风之殇”，必然反映于思想上的浮华任诞和士风上的私竟交会。一个脱离故土而流徙的人也就脱离了故土上的宗法血缘群体，转而与来自它方的人居住形成新的群体。这一方面必然使得安固状态下的缙绅礼仪渐渐破坏，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宗法血缘纽带，从而导致士风之浮华。同时，游离经济产生的背景是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而长期的政治紊乱又使大批的文人难以通过正途仕进。于是通过“交会”而依附于贵戚、权门、阉竖甚至“党人”成为“求名”之捷径，导致交游风气的盛行。
第二个根本的原因是儒学的衰颓和老庄之学复兴影响下所兴起的“人性觉醒”的推动。东汉的儒学一开始就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绝境，章句之烦琐，图谶之虚幻，儒学丧失了它作为统治者意识形态的基本社会功能。从上述民风、土风、官风的陵替中我们都能看到儒家社会伦理和价值观的全面丧失。正因为如此，才有党人的“波荡”与匡救、才有王符、徐干等人的失望与批判、才有一部分士大夫超然避世与放浪形骸。在儒学衰颓的同时，老庄之学得以复兴，成为人们混迹乱世的新思潮，于是中国进入了一个以“崇尚自然”为原动力的“人性觉醒”的时代。关于这一点，学界已做深入研究，不必赘述。我们所要说的是，在这个“人性觉醒”的时代，追求个体欲求、情感的满足，追求个人的自由和平等，成为当时人们力求充分展现其个体生命和才情的一种时尚。这些都在汉末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象汉末民间竞相逐利、奢靡僭越之习，又何尝不是追求合乎人之本性需求的自然之情呢？！又士人之“交会”，在人际关系的五伦中，选择具有无尊卑贵贱等级观念为交结特征和以诚信友爱为联接方式的朋友一伦，无不显示出它的自然特色。总之，一种新思潮经常会这样产生一些不期而至的社会作用与影响。
［收稿日期］2007—03—22
注释：
① 《周礼》曰“礼俗从驭其民”；孔子在《孝经》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风俗通义》中认为：为政之道以“改风正俗最其上也。”等等。
② 王充《论衡·程材》：“夫文吏能破坚理烦，不能守身，则亦不能辅将。儒生不习于职，长于匡救，将相倾侧，谏难不惧。案世间能建蹇蹇之节，成三谏之义，令将检身自敕，不敢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将欲放矢，低嘿不言者，率多文吏。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二者长短，各有所宜，世之将相，各有所取。取儒生者，必轨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优事理乱者也。……文吏、儒生皆有所志。然而儒生务忠良，文吏趋理事。苟有忠良之业，疏拙于事，无损于高。”另参见阔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八章、第三节；页324—33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出版。
③ 《后汉书·党锢列传》：“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君者为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寓为八俊，俊者青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为八及，及者育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
、王章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也。”
④ 参见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十章、第一节；页41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出版。
⑤ 参见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第四章；页80—91。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4月出版。
⑥ 参见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确》第三章；页61—79。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4月出版。
⑦ 详见《意林》卷五注引曹丕《典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