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50年的历史轨迹及其内在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轨迹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逻辑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 （2000）04—0032—06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其发展历程同社会主义实践密切关联在一起，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在理论上的升华和缩影。因此，在世纪之交回顾和反思建国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走向，就必须从历史的视角切入，以现实为根基，以时代的文化精神为坐标，揭示其理论发展的内在线索和逻辑。从这一基点出发，可以把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大体分为三个时期：改革开放前的教科书体系的客体化哲学时期；80年代的回归、探索和重建马克思“本真”理论的时期和90年代的关注现代化的实践理性时期。这三个时期发展的内在逻辑，体现了从传统的农业文明思维方式向现代的工业文明思维方式的转换，体现了日渐深入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本质的思考。
一、教科书体系的实证化倾向和对主体性的削弱
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时间里，我国理论界流行的是教科书体系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这种哲学模式的特点是把自然和社会看作一个受客观必然性支配的辩证发展过程，它的最大缺陷是泯灭了人的主体性，把自然解释为与人无关的纯自在运动，把社会理解为无主体的“自然历史过程”。因而，可以把这种只见物不见人的哲学称之为客体化的哲学。它的直接理论来源是前苏联的哲学模式，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并在建国后得到普及。
教科书体系的客体化哲学其实质是一种农业文明的文化精神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是人不能自主，依赖外在力量的补偿性观念的产物。具体来说，它的形成和发展有理论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三大原因。
第一，从理论的原因来看，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人类解放的学说，它不是根据某种给定的规律，而是以人类实践的总体运动及其内在逻辑为依据来说明历史，追求人类的解放和幸福。这种全新意义的哲学，我们称之为“实践哲学”。然而，这样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马上就会遇到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这种意义的实践哲学与人们通常所知的以经济必然性来说明人类历史运动的唯物史观，显然不尽相同。从前一种立场常常推导出以人为核心，以实践为本体的人本主义，而从后者则经常产生客观化的倾向。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马克思前后期的“对立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说”。
其实，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并不存在所谓的前后“对立”，而只是存在着不同层次的差别。实践哲学是马克思全部思想根基的第一层次的哲学理论，体现的是他解释世界的立场和出发点，而唯物史观则是实践哲学在历史观中的具体运用，是第二层次的关于变革现存世界的革命道路和未来社会发展的一些基本设想。应该说，这两个层次的理论是统一的，都服务于人类解放的宗旨，只不过所涉及的历史尺度和抽象程度不同，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从抽象到具体的表现。但前苏联和中国由于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突出关注的是政治、经济层面的具体变革，因而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吸取的是关于社会具体运动的理论，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
第二，从历史的原因来看，传统哲学只吸纳马克思实证层面的思想这同传统的东方农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其实质是工业文明的产物。这种历史定位的根据是：实践哲学弘扬的是人的主体性，它表述着人通过能动的创造活动，在改造世界的基础上，克服自身的异化，而使人获得解放的历史过程。从这个角度说，实践哲学就是一种主体性的哲学，一种人学。而人成为主体只是工业文明发展带来的成果，所以，从人出发，以主体为核心去说明人与自然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反映的正是工业文明时代的文化精神。因而，也只有从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出发，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作出正确的理解。而前苏联和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社会发展的程度还处在前工业化时期，传统的农业文明社会，群体主体的活动形式是社会结构的本质特征，人对自然的依赖，导致了人对群体的完全依赖，从而形成了人的以依附关系为特征的天然血缘联系和统治服从的政治联系。依附性的社会关系又必然产生依附性的社会文化，当人还不能自主时，推崇外在力量，盲从外在力量就会成为人的文化意识。所以，作为时代精神反映的哲学也就必然宣扬泯灭人的主体性的自然本体论和泯灭个性的社会本体论。当从这种文化精神去看待马克思主义时，就会把马克思当作“科学的上帝”，把人类自身解放的过程外化为客观的必然过程，似乎人类解放的原因不在自身，而必须依赖客观规律，否则不足以坚定人们斗争的信念。其实，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客体化理解，正是葛兰西所讲的工人运动缺乏自主性的补偿性思想的体现，是农业文明的依附性文化精神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方式。
第三，从现实原因来看，群体本位的社会结构和计划经济使意识形态日益向客体化方向发展。解放后，我国虽然从社会制度上进入了社会主义，但在文明发展的程度上还没有根本实现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因而农业文明条件下的群体主体活动形式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特征。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命令服从的管理模式，使企业和个人都不能成为独立的主体，也就不能产生主体的意识、平等的意识。所以，在改革开放前，泯灭个性的群体本位的社会文化始终左右着意识形态的发展。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主体哲学根本没有生存的土壤，而强调必然性和社会对人限制的客体化哲学就必然成为时代的主流文化。尤其是计划经济企求把社会变成自动化的大机器，人只是一颗“螺丝钉”，起决定作用的是客观规律，只有认识和利用规律，才能使“机器”正常运转。这就大大加强了客体化哲学的地位，使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在全国推广和普及。
通过对客体化哲学形成和发展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客体化哲学是同人的缺乏独立自主性的生存状态相伴随的，是几千年的依附性的农业文化精神在新时代的延续，它既没有反映出马克思主义能动的革命的本质，也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因而在改革开放开始后，客体化哲学逐渐退出了主流文化的历史舞台。
二、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和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重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使人由自在自发走向了自为自觉，主体性的文化精神成为社会的主导潮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哲学也开始了从客体向主体的转变，所以，透视主体哲学的发展是理解80年代哲学发展走向的关键。
8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经历了归真、探索和重建的不同阶段。80年代初，理论界掀起了研究马克思早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热潮，异化理论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股热潮兴起的直接原因是对“文化大革命”中种种非人道现象的谴责，隐含着对极左路线时期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批判，试图从哲学的角度对当时存在的问题和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作出总体的理解和把握。这一时期理论的内涵是归真，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本来的面貌，揭示马克思的原初设计。应该说，这种归真的意识还是肤浅的，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但它毕竟是一种重大的进步，不但突破了原有意识形态的局限性，而且在理论上第一次把视角聚焦于人，打出了尊重人的权利和尊严的旗帜，开始了从客体哲学向主体哲学的转向。
80年代中期，在早期异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哲学的发展开始了“破旧立新”的工作。教科书体系的客体化哲学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不但各种原理都被重新探讨和辨析，而且整个哲学体系存在的根基也被逐渐动摇，批判反思的意识成为流行的时尚。在“破旧”的基础上，人们开始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一时间，认识论哲学、价值论哲学、马克思早期思想和晚期思想的关系等等问题，都被人们研究和探讨，并成为争论的热点。在这些探索和争论中，虽然不乏站在原有哲学立场对教科书体系的修修补补，但主流思想开始逐渐统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人学本质被揭示出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主体哲学日益被人们所接受，成为共识。可以说，中期探索的主要成果就是对马克思主体哲学性质的认识，它彻底转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使人们开始从人学、从主体的视角去考虑理论和现实的问题，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研究指明了方向，为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了基础。
80年代末、90年代初，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机已经成熟，理论界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标志着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实践唯物主义，既是对传统的客体化哲学的彻底摈弃，又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主体哲学研究成果的总结和深化。实践唯物主义表明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即马克思对旧哲学的改造，不是把其“颠倒”到存在的运动上去，而是立足于人的感性活动，把实践视作主客体分裂和统一的基础，视作现存世界变化的根据。因此，对现存世界以及人本身都必须从人的活动过程去理解，它强调人在改变现实中实现自身的解放。从这个角度说，实践唯物主义实质是一种实践人学，是人的生存、发展和实现终极理想的理论。尽管对实践唯物主义涵义的理解还不尽相同，实践唯物主义的概念还带有折衷的色彩，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为实践唯物主义，毕竟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性质的认同，因为实践总是人的实践，总是同主体性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实践唯物主义的提出，体现着客体化哲学向主体哲学转换的完成，体现着80年代对马克思主体哲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反思8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首先，哲学向主体回归，取代客体化哲学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其根源存在于现实之中，是现代化过程所逐渐形成的主体性社会格局在理论上的折射。
所谓现代化，其根本含义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这种转型固然涉及到客体层面的变革，但本质却是人的生存方式的转变，是人的解放过程。所以，从主体的角度来定位现代化，就是群体本位的社会格局向个体本位的社会格局的转变，是人由农业文明条件下的自在自发状态，向工业文明所要求的自由自觉状态的转变。并且只有人成为主体，才能充分激发人潜在的创造力，给社会生产和社会进步带来巨大的动力和活力。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客观层面的变革，无论是农村的联产承包或是城市的企业改革，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和主动创造性，就充分说明了现代化所内蕴的主体性质。如果说与农业文明相伴随的自然经济形成了人的依附性的社会关系，从而把个体紧紧锁闭起来的话，那么商品经济作为一种平等自主的经济，则解除了束缚着人的一切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从而使个体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所以，凸现个体主体、生成个体主体正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主体性经济的根本含义和根本历史作用之所在。
当历史向主体化社会迈进时，奠基于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客体性的依附文化，也就必然让位于工业文明的主体性文化，这正是80年代哲学向主体回归，主体哲学成为时代主导潮流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其次，80年代虽然最终确立了主体哲学的地位，但也应该看到，当时的社会变革还没有达到总体化的程度，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也还在酝酿中，两种体制的矛盾和新旧思想的冲突使社会处于有序前的混沌状态，这就决定了人们对社会发展前景的认识还是不明确的，还不可能把现代化同文明的转型自觉地联系起来作总体的思考，认识不到现代化的深层结构所蕴含的文化精神。由于对现代化和主体哲学的发展缺乏文明发展程度的定位，于是造成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缺陷：从理论来说，对主体哲学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不能从文明发展的总体过程上去理解主体哲学的地位和意义，从而也就不能从文化的深层结构上去阐释主体哲学存在的根基以及发展的过程和趋向，这就造成了对主体哲学理论研究的肤浅，流于表面；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理论和实践之间缺乏有效的结合点，主体哲学理论还不能有效地指导实践。主体哲学虽然根基于现实，但它所体现的却是一种深层次的时代文化精神，而不是具体的方法。它只能作为一种社会自我批判的意识，以抽象的方式去把握宏观的历史过程和时代的精神本质。因此，如果不能从文明发展的过程去理解现实，去理解主体哲学的内蕴，那么这种时代的文化精神也会流于表面，外在于现实，而不能成为社会变革的自觉意识。
当然，人类只能完成历史提出的任务，当80年代社会改革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社会发展的最终走向还不明确时，要求理论从历史发展的整体过程去定位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过程也是不现实的。理论只能总结80年代的实践业已达到的成果，所以，80年代只是理论上的“拨乱反正”的年代，只是在理论上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体哲学的年代，而用时代精神去深入地把握现实，阐释现代化的过程和发展走向则是90年代的工作。
三、文化哲学——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跨世纪走向
90年代是中国社会发展走向开始明确的时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被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也就被定位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上。这种目标的确定和文明的定位，为深化马克思主义主体哲学的研究和用时代精神去深入地把握现实，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直接契机。
9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承袭了80年代的传统，继续探讨主体哲学各个方面的内容，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体现了对主体哲学认识的深化。90年代对主体哲学的研究又有不同于80年代的新特点，如果说80年代对主体哲学的探讨，其目的还是针对传统的客体化哲学，力争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重点不在于说明具体内容，而在于通过这些内容来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主体性质的话，那么90年代的研究已不再是“拨乱反正”的重建，而是把主体哲学作为共识的前提，自觉地运用主体哲学的原则去说明各个领域的问题，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主体哲学的内容日益丰富，形成了具有系统性特征的主体哲学的各个分支。可以说，从80年代到90年代主体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感性具体到抽象，再到思维具体的过程。这种理论进展的成果到了90年代末期已出现了这样的趋势，即突破实践唯物主义概念固有的二律背反，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被提了出来，并用以去统摄主体哲学的各个分支。
90年代主体哲学的研究除理论上继续深化外，又产生了另一方面的走向，即从纯粹理论的自身研究向“实践理性”的飞跃，用主体哲学去说明现代化的实际问题。毫无疑问，只有这种切入现实的“实践理性”，才可以说是9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哲学只有在关照现实，给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时，才能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从此角度说，只有“实践理性”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代表着跨世纪的未来哲学走向。而“实践理性”的具体体现，在逻辑上经历了从发展哲学向文化哲学的演化。
发展哲学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它成为哲学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既有国内现实的原因，又受国际的大背景影响。从国际的原因来看，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过程历来把发展理解为经济的增长，把经济量看作是发展的重要指标，使科技理性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但科技理性却由其内在逻辑走向了自身的毁灭，不但破坏了人和自然的和谐，而且使人处在物化状态，日益失去自主性，被物所左右。这就不能不使人对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模式产生疑问，反思科技理性所缺少的人文关怀。近年来发达国家纷纷提出了以人为核心的社会全面发展的理论，促使发展的经济学研究向更高层次的哲学研究转化，由此发展问题就成为国际范围的哲学热点问题之一。从国内来说，当改革的最终趋向被定位在市场经济之后，人们对现代化就不再简单地从“四个现代化”的分散层面去理解，而是把其同社会的整体发展，同文明发展的模式联系在一起。当发达国家从后工业社会的角度反思自身现代化过程的缺陷时，我国的理论界也在思考，我国现代化的目标是什么？应该走怎样的现代化道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是必然的，但应尽量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缺陷，减少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给现代化过程以人文关怀。这样，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哲学就被运用于发展理论的研究，使发展理论成为哲学的中心议题，以达到对现代化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哲学高度的理解。
发展哲学的研究又必然走向文化哲学的研究，可以通过如下三方面的原因来说明这种必然性。
首先，发展是一个社会整体的变迁过程，虽然政治、经济等客观层面的因素都是社会的重要内容，但又不足以概括一个时代的总体特征，而文化则是历史的深层结构，制约着政治、经济制度形成的具体特点。从这一视角出发，才可以说明这种历史现象：表层的政治、经济制度可以变换，但文化的模式和类型却可以相对稳定。如我国虽然在社会制度上进入了社会主义，但在文明发展的程度上却还处于前现代化时期。因而，今天的现代化过程就不仅仅是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根本的是制约着这些政治、经济体制形成的深层文化结构的变革。所以，当从社会的整体视角去理解发展时，就必然走向用文化模式的变迁去说明发展。
其次，现代化作为一种文明的转型过程，其实质是文化模式变迁的过程。文明总是同文化联系在一起的，文明是对一个时代的社会特征的静态描述，而文化则是文明中所内蕴的一种活动结构，一种人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不同的文明就有不同的文化模式，一种文明向另一种文明的转型，就是文化模式变迁的过程。因而，文化模式的变迁是理解文明转型的内在根据。9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西方后现代主义和新儒学的传播，其本质就是从文化的角度对现代化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理解。
再次，从社会发展的方向看，人日益成为社会的主体，现代化的过程本质上是人的解放过程，是主体性跃升的过程，是使人由农业文明的自在自发状态转向工业文明的自由自觉状态。而人不能仅仅理解为经济的动物或政治的动物，人是文化的动物，是历史形成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的产物。而人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则是文化基质的凝聚，人的整体性，他的情感、生活、行为、交往和习惯等等，也只能从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去理解。所以，现代化最根本的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又必须具有现代的文化，毫无疑问，如果没有现代文化所塑造的具有现代素质的新型主体，任何现代化都有落空的危险。这也说明了中国自近代以来，现代化的过程为什么总是反复游历着这样一个过程：从器物层面的引进，到制度层面的变革，最后总要落脚在文化的变革上。
如果说发展哲学的研究确立了“实践理性”，揭示了主体哲学向现实的转向，而文化哲学则是“实践理性”的进一步深化，阐释了发展的具体内容和理解发展的视角。
纵观建国后50余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客体化哲学向主体性哲学再向“实践理性”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业文明的时代精神反映，主体性是其根本的特征，而主体哲学的深厚土壤即存在于现实的生活世界中。所以，只要我国还处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工业文明还是社会发展所追求的价值取向，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跨世纪走向就一定是实践人学，即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总体人的理论。而文化哲学作为实践人学和生活世界的交汇点，就必然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成为实践人学的主要内容和对人的存在进行阐释的主要方法。
收稿日期：1999—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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