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动力学视域下资本与权力的空间交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动力学论文,权力论文,资本论文,时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1）05－0053－06
20世纪80－90年代，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在全世界范围兴起，新帝国主义的兴起成为当今世界不容回避的现实。全球化在创造新世界的同时，带来了新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威胁，帝国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新的色彩，呈现出新的、多元的形态，需要一种新的理论解释框架。当今西方学者大卫·哈维敏锐地对全球化原则的新趋向进行了颇具想象力的洞见。他通过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地理学批判路径，将时空动力、资本积累的非—空间理论、地理空间相整合，试图建构动态的“资本积累内在时空动力学”① 的理论，为我们描绘一幅新帝国主义辩证的、充满活力且极具复杂性的地理景观：资本与权力空间交错、相互盘绕，经济利益的驱动力与扩张领土的驱动力相互结合，彼此助动，资本力量的逻辑与领土力量的逻辑互相掣肘、交替作用，共同“追随着资本剩余，追寻那依附于其吸收或贬值的、以地理学和领土为基础的实践”②，通过空间实践的扩张，达到追求利润和实现国家霸权的目的。
一 资本逻辑与政治逻辑
哈维对当前全球趋势做出诊断，将政治与经济分析模式结合起来，把新帝国主义明确界定为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表明了两种逻辑，即权力的领土逻辑与资本主义逻辑的辩证关系。“两种逻辑之间的关系应该被视为一种存在疑问的、甚至经常是相互矛盾的（辩证的）关系，而非功能性的或片面的关系。两种明显不同但却相互纠缠的权力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为分析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打下了基础。”③ 哈维是受到阿瑞吉④ 对两种逻辑区分的启发，把国家和帝国的政治称为领土逻辑，资本的生产、交换和积累的空间扩散称为资本逻辑。新帝国主义是两种权力资源之间张力的结果，“一个是存在于国家组织中的权力的领土资源，另一个则是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而后者是对金钱、财产的控制，以及资本的流动与循环”⑤，也是两种竞争、经济和地缘政治形式的交叉统一体。
两种逻辑的区分将新帝国主义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个构成性维度之一即资本竞争中（另一个则是对工资劳动的剥削）来考察。从历史的逻辑进程来看，19世纪晚期，州际间的竞争被统摄在大量资本竞争之下，新帝国主义则是作为这种竞争的特殊形式而兴起，它与经济竞争相互缠绕，但却不能被仅仅还原为经济竞争产物。将新帝国主义看做是经济与地缘政治竞争的结合体，也可以避免一种可能源于在权力资本与领土逻辑区分之上产生的错误观念，即资本自身并不需要空间维度的界定与说明。而资本在空间的扩展与不平衡分布，恰恰是空间洞见力所关注的。他认为，“一种非正式的、易渗透但却难以确认的权力的领土逻辑—区域性，在资本积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分子化过程中必然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⑥ 特别是当考虑到两个有区别的团体即资本家和国家管理者的利益时，对新帝国主义两个组成逻辑辩证关系的认识，能够帮助我们从繁复的表象中把握到历史的本质与必然。占有特定空间场所的不同阶级行为者的生产规则，是为了确保他们的空间地位而设计，资本家的再生产规则为了保持其资本的空间扩张，实现具有竞争力的资本的动力积累。一旦他们失败了，资本就会破产或被更强大更成功的资本所代替。而对于那些国家管理者来说，他们关注的是维持和扩大国家的权力，以便对抗他国，使公民服从于权力，如果他们失败了，就会削弱对人民的统治，也会削弱他们在占有优势资源上的领先地位，最为极端的后果有可能导致国家的崩溃，比如索马里、塞拉利昂、刚果民主共和国最近几年的发展情势。两个不同团体遵循着两套不同的“再生产规则”⑦，它们也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评价考虑自己的利益。如美国对伊拉克入侵这一国家行为，引起美国商界包括石油工业的广泛怀疑态度。尽管如此，这还使得资本家和国家管理者相互依赖起来。资本家需要政治家清除一切障碍，为其资本积累保驾护航，但它们更多的是需要来自一个特定国家更为具体的支持，因为它们的利益相互交织，比如现代世界经济中WTO的贸易谈判；对政治家来说，对资源的控制以及对内和对外权力的维持，建立在他们领土范围内资本的规模及盈利性基础之上，因此这个逻辑积极驱动着他们在自己的边界内推进资本积累进程，并使之成为可能。
若将视野从资本家与政治家之间的关系扩展到资本与国家之间关系上，会发现资本与国家这两者处于结构性的相互依赖关系之中，国家不能简化为资本的工具，每个实体的利益也不能被简化为另一个实体的利益。资本家和政治家都在为了推动各自不同利益的政策和策略的设计过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同时，这个过程也使他们成为合作者或伙伴。资本家和政治家各自独特的利益诉求及相应的再生产策略，产生了两种辩证的逻辑力量形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会产生不同的变化及意义，在任何既定的历史地理时刻，总有一个逻辑会处于支配地位。经济与地缘政治并不能被看做是相互分离的领域，正好是因为两者的相互依赖关系，才使得一些政治家和资本家有意识地制定能够包容经济与政治的策略。比如“在资本家那里，可能采取某种企业游说的策略，这种策略已被证明在当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它同时能够包括一些学者们所观察到的二战后大西洋合作自由主义发展过程中更有野心的举措”⑧，同时，国家的策略者们在评估国家面临的危险与机遇时会将自身放置于涉及其现实的和潜在的竞争对手的全球经济体系之中考虑。理解哈维对两种逻辑的区分是把握新帝国主义本质的前提和基础。两种逻辑的区分是对帝国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或是历史唯物主义路径的继承与超越，表明了他将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融入到地理学中的创见。他既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又扬弃了其非空间的线性发展局限，将民族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与经济斗争的空间因素结合进去，批判性地扩展到对进化的地理学及文化转向的关切之上，建立动态的时空动力学理论工具，对新帝国主义造就的景观政治学进行空间的实践想象与追寻。
二 空间修复
哈维认为，倘若我们考虑到两方面的张力，“一方面是区域性与领土阶级联盟形成，另一方面则是资本的自由地理循环”⑨，就会发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权力的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之间的矛盾，产生于时间—空间转移的动力学中，并且在资本积累中被内化。两种逻辑的辩证关系有更深远的影响，尤其是涉及到帝国主义和地缘政治，因此两种逻辑可以看做是源于资本主义时空逻辑之中两种既相区别又相关联的地缘政治斗争的表现形式。当资本主义出现资本与劳动力过度积累的危机时，资本就会寻求“空间修复”应对国内的经济衰退，使之摆脱过度积累的困境。空间修复是地理上的空间扩张、重组和重构，目的是为了让新的地域空间吸收剩余资本，加快其资本积累与流动，建立新的充满活力的积累中心。“空间的提供，全新劳动区域分工的形成，新的更廉价合成资源的开发，作为资本积累动态空间的新地区的开发，以及通过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制度调节，对先前社会结构的渗透，都为吸收资本盈余与劳动力盈余提供了重要途径”。⑩ 按照空间修复的逻辑，资本盈余和劳动力盈余会被输送到其他有利可图的新地方，比如19世纪，英国的资本和劳动力盈余被输送到它的殖民地以及美国。这当然需要一些地域为了资本与劳动力的渗透而保持开放，从而打开新的地区市场。这些地域要么是迫于军事力量、殖民化或商业压力而开放，要么是为了从其他地方的剩余价值中获利而自愿开放。领土逻辑显然是为了确保开放的空间，使得剩余资本能够自由流动，并且使资本积累能够向外扩散，最终能在世界舞台上实现增值。但是最终所有被资本主义所“占用”的地域，将会在寻求空间修复过程中生产资本剩余，“由于多个能动的资本积累的中心地区面对过度积累的强大趋势而在世界舞台上竞争所导致的不断加剧的国际间的竞争”(11)，企图影响或控制其他领土的地缘政治的竞争和潜在的军事对抗不可避免地由此产生了。地区间的发展会显现出不同景观，但贸易赢利、相对优势等等因素都能够被整合到“相互支撑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学模型”(12) 中。空间修复看起来是为了资本主义长期的稳定服务，试图将经济危机和资本贬值限定在特定地区诸如这里工厂关闭、那里上涨失业率的事件之中。资本通过地理扩张的空间修复过程创造的“美好和圣洁的循环”(13) 被两个主要因素打断。一方面，地区阶级联盟之间的竞争行使强制权力。国内的政治结构不得不被迫调整，不情愿地接受外来压力。新帝国主义的逻辑在世界范围内延伸，区域被迫进入一些权力和利益的等级中，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富有的地区越来越富有而贫穷落后的地区则负债累累，由此引发国内动荡不安、阶级联盟统治的分崩离析以及对抗外来权力的战争，最为严重的还是由过度积累这一慢性病而引发的全球性危机。领土之间共生的、相互支撑的关系，也是竞争的表现，在这场竞争中谁能够承受贬值的代价谁就获胜。有着不可预测和潜在暴力后果的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政治斗争其实深深地内嵌于资本积累的动力学之中。为了民族解放的斗争，以及为了争取民族能够作为反映种族认同，或宗教归属的有凝聚力的国家形式存在的权利的斗争，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中都不应该被忽视。但如果将这些斗争看作是彻底地独立于剥夺性积累过程之外，或是与时空中资本积累的一般动力学相分离，显然也是错误的。因为资本积累赋予地域阶级联盟的形成，某种区域性的生产以及地缘政治的对抗，所有种族、宗教认同与自治范围内的斗争都是相互交织的，并且结合了所有的力量。
空间修复与霸权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可以说空间修复导致霸权，但空间修复中也潜藏着霸权的目的，因而空间修复的过程也是潜在的霸权目的外化与现实化的过程。两者交错复杂的关系也表明了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相互纠缠的辩证关系。哈维赞同阿伦特的敏锐洞见，认为任何霸权都必须无止境地寻求扩张、延伸和增强它的权力，来保证在无限的资本积累中占据稳定的一席之地。霸权是新帝国主义本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组成因素，但当前美国的霸权是“受到挑战和充满矛盾的”(14)。一般说来，“金钱、生产力和军事力量可能是霸权得以长期维持的三根支柱”(15)，其中又集聚了诸如领土逻辑中的声望、地位、尊重、权威和外交影响这些无形的东西，但这三者总处在动态变化及不稳定中，造成了美国霸权地位的不稳定性。美国正在为维护其在世界中日益遭到威胁的统治地位而做出的努力，不仅仅对美国自身而且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相当冒险的。“当前情势因为矛盾而受到破坏。当一个国家运用强硬方法来对抗它的敌人时，实际上造就了新的敌人。美国所声称的民主自由不仅仅没有得到推进，反而在美国本土内受到危及。新帝国主义的经济代价迫使美国陷入负债中，从经济上威胁到它政治上努力维护的统治地位。”(16) 在哈维看来，新帝国主义的策略自相矛盾，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内在深层地不一致。资本逻辑正在使美国失去经济权力，美国霸权地位受到挑战并不仅仅是从经济、金融意义上来说的。自世界贸易中心遭到袭击之后由布什政府实施的更为侵略性及更单边的外交政策，似乎将对美国广泛的同情转换到它的对立面，反美情绪前所未有高涨，国际局势也日益不稳定。阿瑞吉用“没有霸权的统治”(17) 来描述持续的物质力量与贬低的道德影响之间的共存关系。哈维则认为，“认同的霸权”正在被“强制的霸权”所取代，结果就是失去所有的朋友和合作者。美国通过真正认同而进行的领导能力正在大大下降，文化影响力也在逐渐衰落，“科学研究、出版发行以及专利权方面的霸权地位也正在下降或失去，”(18) 它不得不依靠强制来获得支配权。所以尽管美国仍保持着强大的相对权力，这种权力是“借来的权力，出借者并不情愿永远为这个借出的权力买单”(19)。
三 剥夺性积累
通过资本的空间修复，资本主义系统内在固有的剥夺性积累扩散到整个世界。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剥夺性积累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特征，其中私有化是其重要因素之一。在哈维看来，马克思所讲的原始积累的所有特征，不仅仅包含在资本积累的历史地理学之中，而且在当今仍旧作为通往帝国主义的重要与持续力量存在。原始积累概念是建立在一种假定之上，即原始的积累已经发生，现今的积累是在“和平、财产权和平等”的条件下作为扩大的再生产而进行的。所谓的原始阶段已被“认为与现在不再相干，或如卢森堡所认为的那样，被认为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外在于’资本主义的封闭的系统”(20)，哈维认为用剥夺性积累代替原始积累能够更清楚更深刻地说明目前正在发生的资本积累过程。
哈维赞同卢森堡的论断“持续不断的帝国主义扩张是资本主义存活的必要条件”(21)，同时认为剥夺性积累是资本主义发展在国家权力强力支持下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但对此需要更具体地说明。他认为，如果资本主义要作为一个社会体系占统治地位，需要资产阶级在控制资产盈余方面战胜其他的阶级力量。这种情况可以用欧洲的历史来说明，尽管有多种争议，但基于“自我维持”基础之上则是毫无疑义的。欧洲中心的资本主义体系一经形成，为了实现对资本盈余占有、控制和利用引发的战争就一刻没有停息过。事实上持续不断的斗争部分是为了保存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阶级的权力，来反抗诸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是不同神学政治运动的威胁。但更重要的是，这些斗争中有共同的不断的追寻，即企图将资本主义的权力延伸到剩余价值或是对于剩余价值的生产有利的自然资源等等还没有被融入到资本循环过程中的那些领土、地区或是区域。
资本盈余以不同形式出现，自然资源以及其他自然条件为快速的剩余价值生产创造可能性，打开资源富足地区大门和控制其资源的行为则成为通过擅取而积累的隐蔽形式。对高质量自然资源无止境的追寻则因为剩余价值而变成一种掠夺，因此剩余价值的生产成为资本主义历史地理学中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些资源及资源的复合体是不平衡地分布，某种不平衡地理发展结果因此产生。土地、货币商品、劳动力、文化产品、地方风俗、社会网络等等都为擅取性的行为提供更直接的目标。所有这些因素都具有地理空间上的差异，对它们的擅取则依靠空间的策略。剥夺通常以不同方式出现，如“行使强势权力带来的外在强制，需要一些既存的社会秩序和地理区域对强势权力优势的渗透。”(22) 商业资本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的努力基本上属于这种。一旦资本循环的权力和它的同类物（比如技术和军事）的优势被清楚地揭示了，那么就会有一个持续的诱惑来使一些团体服从，与外在的资本主义权力合作来获得自身的剩余价值，因此也存在着外在压力与内部驱动力相结合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积累剩余价值的事实。尽管剥夺性积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如何进行有大量可能，但基本的逻辑是不会变的，“那就是如果资本主义体系要获得任何稳定的表象，需要一定程度的剥夺性积累的集聚。通过剥夺产生的不平衡地理发展，是资本主义稳定性的必然结果。”(23)
剥夺性积累还表现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资产之间的相残与吞噬，比如金融资本机构所实施的投机性劫掠，金融资本抓住机会擅取农民或工厂主的资产，或是资本的领土、区域组织通过商业竞争和（或者）一些诸如军事干涉的地缘政治策略来获得或破坏竞争对手的资产。通过合并和资产剥离获得积累同样也是资本主义实践相当充分的表现。资产的破坏与它们的吸收一样对于新的组织利用而言都同样重要。阿瑞吉曾经指出过，贬值的危机为获得便宜的资产提供多种机会，并且能够帮助渡过危机，在世界范围内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流逝，“资本积累的霸权中心大量的地理及分级的转换”。(24) 危机同样也会激活不同部门及区域之间紧张的地缘政治竞争及权力斗争，来决定谁将在什么地方来承担贬值的冲击。这里擅取或是控制他者的盈余就不是吸收过剩资本到资本循环之中，而是拥有使它们贬值甚至破坏它们的权力，有时候需要不惜动用武力。国家干预和国际机构会以自己的方式精心安排贬值，既确保剥夺性积累，又不会引起普遍的崩溃。当今新帝国主义逻辑下，通过负债而实现金融控制是强行实施资本贬值的主要方式，为此“信用体系和金融资本成为掠夺、欺骗和偷窃的主要手段”。(25) 金融力量在国家支持下强迫发展中国家将以前抵制资本逻辑的领域私有化、商品化和市场化来解决自身的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权力的领土逻辑与资本主义逻辑在国家的力量之下动态的交织在一起，尽管这种交织在哈维看来并不是必然和谐的。
如同马克思所言，资本的诞生从来就不是一件和平的事情，围绕原始积累和剥夺性积累始终都是暴力与松散的斗争。剥夺性积累引起的不同政治与社会反抗斗争形式中，最明显的是那些为了争取土地和生存空间，争夺水、生物总量、能源的斗争。还有一些不太明显的斗争，比如为了尊严、认同、自我表达和某些权利的认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正在进行的斗争如何将剥夺性积累的问题内在化。比如哈维认为，巴基斯坦为了恢复土地和水资源的权利进行的斗争对于理解中东冲突是非常根本的，同时也与那个区域中资本积累动力学之上更广泛的地理政治斗争相关。虽然这种类型的冲突清楚地表达了长期的怨恨与愤怒，但其条件的改进不可避免地需要强调对土地和水进行剥夺已经产生的一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对于理解问题的本质和渗入了不平衡地理发展特点的更广泛的区域冲突是相当必要的。剥夺越来越与通过资本积累来获得积聚的权力有关，从日常生活的政治相关度和嵌入性的角度来看，资本逻辑与政治逻辑又相互交织起来，“围绕着对于什么被剥夺、被谁剥夺以及如何对抗而产生的表面的大量的斗争为时空中资本积累的动力学增加了一份不可预测的诱惑”，(26) 这也是真正的政治困难所在。
四 日常生活世界
资本积累必然地物质地植入社会生态的生活之网中，但资本积累并不仅仅是关于作为剩余价值的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循环，它同样也是前面所说的对他者资产的擅取。只有将剥夺性积累或贬值作为基本的动力，才能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不平衡发展。不平衡地理发展反映了不同社会团体将它们社会性的模式嵌入到生活之网的不同方式，形成了开放的、充满活力的、进化的社会生态体系。有着无意识后果的社会行为以及环境的转变仅仅是因为自然及人类本性之中对于新颖的永恒追求，地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家都在从事着帮助理解这种过程和结果的相关性工作。关键问题是找到一个能够使得多样、特别甚至是异质的地理变化方式，使之与资本积累的更普遍的过程、社会斗争以及环境的转变相联系。多样的物质性过程需要依照资本积累的目的及路径被擅取、利用和重塑，相反，资本积累也需要它所遭遇的物质条件来调整或是转换。因此资本积累的规则需要详细说明，也需要有一个方法论来探索这些规则如何通过社会生态进程被清楚地表达和积极地重塑。考虑到权力的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辩证张力，对于不平衡地理发展之理解也需要在一般理论与其辩证地融入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之间保持辩证张力。资本主义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也逃离不了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的时空交错的动力学。对资本主义体系下日常物质生活的探讨，应该成为把握新帝国主义实质的可能方法及路径。
资本积累并不外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布罗代尔将资本主义体系视为三层分立模式中最高的一层，日常物质生活在1800年以一种地区的方式存在并且只是极少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27) 然而，这种情境越来越少。如墨西哥的财政危机和政策的结构调整，深深地改变了国家民众的日常生活。推动资本的某种神秘力量—资本主义的逻辑，并不是外在于日常生活之网，也并非不受物质的影响，而是“有悖常情和有限制力逻辑的产物，源于按一个被称为资本家的全异团体要求来建构的制度性的安排”。(28) 资本家会采取措施适应新的条件，对于资本主义历史地理学而言，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灵活性与适应性。新的制度安排不断地被设立来回应生活之网中资本积累的物质嵌入的条件改变。哈维认为，只有当日常生活被彻底地呈现在资本循环面前，政治主体有着完全受资本循环中的嵌入性所确定的视野的时候，资本主义才能够因为其情感意义与合法性的支撑而起作用。那时身体就会变成“一个积累的策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那样的条件下过着自己的生活。作为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有着道德主张的人是能够变革处于任何市民社会中心地位的社会关系和制度的。
时空转换及资本逻辑和领土逻辑的辩证动态交错，在资本积累的历史地理学中与劳动身体在一个更受限制的空间上所进行的生产和再生产关联起来，全球化及新帝国主义的实践导致一些分离、违背、损害及消灭了劳动身体及日常生活的整体性与完整性。新帝国主义不仅仅提出全球性的环境与政治问题，也提出人的生存境遇问题。在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辩证交错的时空动力学下，能够帮助我们把空间生产看做是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动态中的一个基本环节，并且将文化多样性、不同的生活方式、非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消费模式融入其中，更好地理解辩证、充满矛盾的新帝国主义如何将国家和资本主义市场推向一个又一个政治议程，如何不遗余力占领与控制、破坏与摧毁对于造成吸收资本剩余障碍的一切竞争的空间区域。
注释：
①② David Harvey,“In What Ways Is ‘The New Imperialism’ Really New?” Historical Materialism,No.15,2007,p.58,p.59.
③⑥⑩(11)(15)(20)(25) David Harvey,The New Imperi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30,p.103,p.116,p.124,p.40,p.140,p.147.
④ Arrighi,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Verso,1994,p.33,阿瑞吉将两种逻辑看做是相互对立的“规则模式”。领土规则在其领域中确定权力，将财富或资本看做是领土扩张的一种方式或副产品。相反，资本规则是在它们控制稀缺资源范围内确定权力，将领土的获得看做资本积累的一种方式或副产品。在他那里，两种逻辑主要指国家政治，而哈维的两种逻辑则是指政治逻辑与经济逻辑，也可以说是领土逻辑与资本主义逻辑。
⑤ David Harvey,Last Days of Empire,Socialist Worker,July 30,2005.
⑦ Robert Brenner,“The Social Basi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Analytical Marxism,edited by John Roeme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⑧ 参见 George Monbiot,Captive State,Macmillan,2000; Kees Van Der Pijl,The Making of an Atlantic Ruling Class,Verso,1984.
⑨(12)(13)(22)(23)(24)(26)(28) David Harvey,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Verso,2006,p.107,p.109,p.109,p.92,p.93,p.94,p.111,p.81.
(14)(16)(19) Bob Sutcliffe,Imperialism Old and New:A Comment on David Harvey's The New Imperialism and Ellen Meiksins Wood's Empire of Capital,Historical Materialism,Volume 14 :4,p.70,p.70,p.72.
(17) Arrighi,Giovanni,“Hegemony Unravelling:Part1”,New Left Review,March-April,2005.
(18) William T.Broad,“U.S.Is Losing Its Dominance in the Sciences,” May 3,2004,New York Times.
(21) R.Luxemburg,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translated by A.Schwartzschild,Monthly Review Press,1968; see also David Harvey,The New Imperi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A Short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27) F.Braudel,“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 1400-1800”,Cited in G.Arrighi,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Verso,1994,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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