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型与依赖型自我：Markus等的自我结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我论文,独立论文,结构论文,Markus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我”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1890年，詹姆斯在其名作《心理学原理》中提出了“自我”的概念。此后，关于“自我”的研究断断续续，涉及许多层面。近几十年来，Markus等人对于文化与自我的研究日益成为自我研究的一个主流方向，得到了广泛的关注。Markus等人认为不同的文化即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文化将对应不同的自我结构：独立型自我和依赖型自我。而不同的自我结构可以预测解释个体在情绪、认知、动机等方面的差异。Markus的研究结果引人注目，同时也受到了相当多的质疑和批判。
1 Markus等人的研究及其支持证据
Markus等人认为典型的西方文化是一种个人主义文化，强调个人的品质与成功，在这种文化下，个体通过发现和表现其独特的内在品质、关注自我来维持其独立性，个体形成的是一种独立型的自我结构，自我是一个包含着明显的品质特征、与情境分离的一个整体[1]。而大部分非西方文化是一种集体主义文化，强调人际的和谐和团体目标，在这种文化下，个体形成的是一种依赖型的自我结构，自我被认为是与环境相互依赖的，关注他人或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依赖型的自我图式中将一些重要他人包括进来，而独立型的自我图式中不包含他人。这种对自我和他人的认识将指导个体评价、组织、调节其个人经验和行动。东西方文化下不同的自我结构可以解释人们在认知、情绪、动机等方面的跨文化差异。
1.1 认知方面的相关研究及结果
不同的自我系统将产生认知上的不同结果。依赖型自我比独立型自我对他人更关注和敏感，相应的，会有对他人、自我与他人关系方面的更好的认知。独立型自我的个体更关注突出其独特性和个性的信息，根据其兴趣、技能、态度编码组织信息，对与自己相关的信息有着更好的记忆。Holyoak和Cordon等人发现，对于一个典型的美国人，其对自我的表征比对他人的更详细和清晰[2]。Shweder和Bourne则发现，对于所熟悉的人的描述中，印度人的描述比美国人的更情境化、人际化[3]。就是说，独立型自我者更易将自我知识组织到一个个体个性品质的等级结构中去，而依赖型自我者具有相对少的关于“普遍自我”“普遍他人”的结构知识，特定社会情境比单独的个体品质更多用于表征之中。
1.2 情感方面的相关研究及结果
自我结构的差异也反映在人的情感经验差异上。Markus指出情感经验是依赖于当前的社会情境的，同时，情感经验反过来在解释改变社会情境的本质上起着关键作用，并可刺激个体投入某一特定行为[1]。关于社会情境的构念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自我、他人以及二者的关系，情感经验则根据自我构念而发生系统性的改变。
有研究发现[4,6]，个人主义者比集体主义者快乐，自我的某些心理属性（自尊、自我一致性）对于西方的个人主义者比集体主义者与快乐有更高的相关。一项实验也表明，美国人报告积极情感的频次显著高于消极情感的报告频次，但在日本则完全没有这种差异。Suh认为，在高度个人主义的文化中，更强调每个人的权力、自由和独特的情感，每个人都可获得许多个人自由和机会并要对自己的快乐高度负责，可以更努力地从积极的角度看待他们的生活[5]。而在更加集体主义的社会中，集体的一个重要目标和需要往往优于个人的思想、价值和喜好，人们相信对于幸福的控制是有限的，各种因素超越个人的控制，如幸运和家庭背景被认为在决定一个人的最终幸福时起到重要作用。Markus和Kitayama认为在独立自我的文化要求下，文化认可的社会动机极大地帮助个体去揭示和确认自我的令人满意的内在品质；在依赖性自我的文化要求下，社会动机强调在相互依存的情境中保持一个相互参与的社会关系，推动个体去确证依赖性自我[6]。
1.3 动机方面的相关研究及结果
从西方文化的角度看，通常认为人的动机来自于个体的内部需要，如自尊、避免认知冲突、自我实现，这些动机也可在某种程度上看作是独立型自我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近年来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动机过程是依赖于自我系统的性质的。不同于独立型自我，依赖型自我会更多表达、经历社会性的或与他人相关的动机，会努力地去接受他人、适应他人的需要与要求，节制个人要求与欲望。即使与自我有关的动机如自我增强、自我一致性、自我验证、自我实现等，对于不同的自我结构也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形式和内容。Bond通过对中国人动机的研究发现，各种动机的水平很明显地直接反映着中国人传统的社会集体导向[7]。对于中国人来说，较高水平的动机有降低需求、社会导向的成就、容忍、养育、秩序等，中等水平的动机有自主、尊重、求助等，低水平动机有个人导向成就、表现、攻击、权力等。但是，Hwang发现随着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中国人的表现、自主等动机水平有所上升，而顺从、秩序、养育、容忍等动机水平有所下降[8]。
总之，Markus等人的理论及研究证明，对于如何理解个体行为和有关自我现象的本质，持有什么样的自我观是非常关键的，自我结构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理论。
2 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和自我结构的测量与分析
尽管研究者们普遍认为社会行为中存在着文化差异，但找到一个可以解释、组织跨文化差异的变量并非易事，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目前被看作一个能比较好地区分出文化差异的潜变量。在Markus等人的理论中，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文化的区分，独立型自我—依赖型的自我结构区分是两套重要的核心概念。有许多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对这两套概念的直接解释和测量上，探索是否存在着这样的文化维度和自我维度、二者的关系，以及其内容是否与Markus等人的描述一致等。
Parkes和Schneider的一项TST(twenty statements test)研究发现，亚洲被试有着更多的社会反应—无论抽象的还是情境的，而澳大利亚被试有着更多的自主—情境反应，集体—个人主义主要与自我的社会—自主维度相关[9]。Triandis的一项研究也发现，利用态度和价值测量，将同一文化内的成员区分为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者后，二者在社会团体类的反应百分比上有着显著差异[10]。
实际上，对于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的意义分析和维度分析，一直是这方面研究的一个重点和关键，这是自我结构理论的一个基础。Rhee等人用确证性因素分析的方法得到了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的最佳维度模型，结果表明四因素模型的拟合度等指标最佳，即亲属集体主义、亲属个人主义、非亲属集体主义、非亲属个人主义可以更好的描述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11]。Rhee和Ueman指出，在不同的团体内和文化中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意义是不同的[11]。
3 自我结构与性别差异
不同文化中存在着自我结构的差异，那么很自然的一个问题就是：男女之间是否存在着自我结构差异，是否相应的存在着对认知、情绪、动机的影响，这种差异与通常报告的跨文化差异的内部关系是什么？Carolyn和Sherif认为，自我系统的概念可用来解释许多性别差异，如人格、发展和行为[12]。Cross和Madson认为，美国女性趋于发展依赖型的自我结构，美国男性趋向于发展独立型的自我结构，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将他们的人际关系纳入他们的自我结构，而男性的认知、情感、行为比女人更少受人际关系的影响，男性的社会关系趋于容纳相对更多的他人但亲密度相对较低[12,13]。这种自我结构的差异可以解释男女在认知、动机、情感、社会相互作用方面的差异。但也有一些学者对Markus等人提出的两种自我结构提出质疑，尤其是将这种理论应用到男女性别差异上。Breckler和Greenwald曾提出自我是三个维度而不是二个，第一个是个人主义维度，第二个是集体主义维度，第三个是关系维度[14]。Kashima等人的研究认为，性别差异与文化差异并没有很大的重叠，文化差异更多集中在自我的个人主义维度上，性别差异更多表现在关系维度上即人们是怎样在感情上看待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的[15]。女性认为，与男人相比，她们与他人的联系更多。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和关系维度实际上是分离的，关系维度与性别差异的关系比与文化差异更大。
4 对Markus等人理论及研究的质疑
虽然Markus等人的理论在解释跨文化差异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仍有许多研究提出了反面证据，一些学者也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对这一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批评。
在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的研究中，存在着大量的反证，不支持Markus等人的理论。Takano和Osake回顾了日本与美国人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研究后发现[16]，2个确证性实验和5个问卷研究未发现两个国家的差异，2个关于合作的实验研究和1个问卷研究发现日本人比美国人有更强的个人主义，另外仅有1个研究支持日本人比美国人更有集体主义的观点。
Matsumoto则对独立—依赖型自我结构理论的逻辑提出了批评，指出这一理论中缺乏对其基本理论假设的检验[17]。Matsumoto指出，在Markus的研究中存在着一个基本的逻辑推理，即文化影响了自我结构，从而又影响了行为的各个层面，而这样一个逻辑结构在相当多的环节上都存在着问题。而且大部分的跨文化研究严格地说只是跨国家研究，具体地说是跨城市、跨大学的研究，是以国家作为自变量，以一些心理学变量作为因变量。严格地说，观测到的差异是国家差异而不能说是文化的和自我结构的差异。Matsumoto指出，如果接受Markus等人的理论则必须接受以下几个潜在的理论假设：(1)特定国家与特定的自我结构相联系；(2)特定的自我结构与假定的认知、情绪、动机结果相联系；(3)特定国家具有相应的文化维度（集体—个人主义）以培养相应的自我结构；(4)特定文化与特定的自我结构相联系[17]。但是，盲目接受这些假设是存在问题的，简单地假设美国被试是个人主义的而日本、印度被试是集体主义的，是缺乏实证性的，是在使用文化刻板印象引导理论和研究。社会、制度、个体水平上的文化在许多方面影响个体的自我结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的文化角度可能不足以解释造成自我结构差异的文化差异，独立和依赖型的自我结构可能也无法完全解释观测到的心理现象的差异。
事实上，许多研究者也提出了一些其他有特色的自我结构理论。Triandis提出了私我、公我、集体我的自我划分，认为文化会影响相应的自我的发展[18]。Guisinger和Blatt等提出了自然选择的进化压力影响到自我的两个基本发展途径：自我定义和人际关系[19]。他们认为两个过程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纠缠，一种自我的成熟部分地依赖于另一种自我的成熟。Hermans和Kempen认为以往研究中有一个关于文化的假设，即文化是内部一致的、可外部辨认、按地理分布的，但这是一个二分的文化概念[20]。实际上，文化存在着适当的内部系统，存在着文化的混合、传播、联系和多重识别。
自从20世纪80年代Hofstede提出了包括集体—个人主义在内的4个文化维度后，研究者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了自我研究中的文化背景，但以Markus为代表的学者多以集体—个人主义或依赖—独立型自我作为自变量进行研究。此外，由于自身的文化思维限制，西方研究者大都不能深入地理解东方的集体主义文化内涵，仅从与个人主义相对的角度看待所谓的集体主义。中国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中国人深受儒家、道家、佛家思想的多重影响，群己合一、天人合一、忘我无我的自我观在中国人的成长背景中潜移默化。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的实质是什么，中国人的自我能否用独立—依赖型的自我结构进行划分，这是中国的心理学工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是不能完全依赖西方的理论和研究的，要从本土心理学出发，注意研究者、研究对象、研究关系、研究问题的本土化，唯此才能揭示出中国式集体主义文化的真正内涵，才能揭示出中国人自我的真实结构和文化特性。
总之，Markus等人提出的独立型与依赖型的自我结构理论是目前自我研究领域中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虽然对其存在着相当多的质疑，但这一理论也的确有效地解释了许多跨文化差异。它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视角和有效的研究途径，沿着这条路线继续进行探索——无论是验证亦或批判，都会使我们对自我结构的认识越来越丰富和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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