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与共产国际（下）
邵 雍
[摘 要] 十月革命前后社会主义思潮浸润中华大地，成为时髦，一些政治人物鼓吹社会主义多出于加以利用的动机。共产国际来华帮助建党的维经斯基等人在访贤过程中与黄介民、姚作宾、江亢虎、黄凌霜、姜般若、戴季陶、陈炯明等人多有接触，并吸收了一大批无政府主义者进入革命的队伍。陈独秀、李大钊在建党之前与各种社会主义者一度也有过接触与合作。由于假社会主义者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列宁的建党原则，口是心非，心怀叵测，很快分道扬镳。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最终力克群雄，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主流，这其中既有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功劳，更有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功劳。
[关键词] 共产国际；维经斯基；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
三、张太雷俞秀松在莫斯科与共产国际的互动
1921年春张太雷到达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①中国支部成立后，张太雷任支部书记。他提出了中国支部的主要任务：
（1）兹建立（设在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以关照解决涉及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关系的问题，给中国共产党和苏俄提供情况，并向中国共产党传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
（2）由两个书记负责这个支部：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派出任此工作的代表，另一个代表由远东书记处派出。
（3）按照常例，各个国家的共产党都要成为第三国际属下的支部，中国支部也隶属于共产国际组织。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之间的关系也必须遵循同样的组织联系的原则，即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全体成员，应由驻远东书记处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属的各地区代表组成，这个支部本身隶属于远东书记处。[1]
同年，在共产国际三大召开前后，张太雷联合从中国本土派来的俞秀松与江亢虎派“共产党”和姚作宾派“共产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揭穿了他们假共产党的真面目。
江亢虎（1883—1954），江西弋阳人，早年游历日本与欧洲。1911年7月他在上海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11月社会主义研究会改组为中国社会党。1912年1月28日该党举行第一次联合大会，当时已经有党报《社会日报》。3月5日下午2时20分在云南路事务所开会，“会议目的是讨论在上海印刷的社会主义报刊《社会报》②的出版问题”。[2]
综上所述，共产国际在中国帮助建党的第一步是遍地访贤。1917年十月革命前后，社会主义思潮已经浸润中华大地，成为时髦，一时间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在当时林林总总的社会主义者中，其实无政府主义者占了多数。他们资格老，出道早，影响大，有的还建有社团或政党，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以及黄介民、姚作宾等人的大同党是最突出的例子。他们大谈社会主义，多出于政治上加以利用的动机。来华帮助建党的共产国际以及与之有关的苏俄人士或许是急于求成或许出于轻信，吸收了一大批无政府主义者进入革命的队伍，柏烈伟教授如此，维经斯基一开始也是如此。⑦陈独秀、李大钊在建党之前与各种社会主义者一度也有过接触与合作。但是假的就是假的，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者，有的连阶级斗争都不承认，更何况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有的主张绝对的个人自由，反对无产阶级先锋队铁的纪律与列宁的建党原则，口是心非，心怀叵测。因此很快便分道扬镳。张国焘回忆说：“我们的发展，曾使一位湖北籍的国会议员胡鄂公所组织的另一共产党，和一位工会领袖黄介民所组织的大同党等等都为之偃旗息鼓。”[28]疾风劲草，大浪淘沙，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们，以他们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力克群雄，最终胜出，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主流，这其中既有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功劳，更有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功劳。
尽管江亢虎多次向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上书表白，“吾党之提倡此主义，正所以预防革命，求免于日后之生灵涂炭耳”[5]，袁世凯还是在1913年7月下令解散中国社会党，8月13日江亢虎声明遵令解散该党。
上海能源发展经历了五个方面的转变：(1)从外延式增长向内涵式发展和结构优化转变；(2)从集中为主向集中与分布相结合转变；(3)从主要依赖传统化石能源向更多利用清洁能源和新能源转变；(4)从主要注重保障供应向供应侧与需求侧双向互动转变；(5)从简单提供能源产品向综合能源服务转变。
曹少中 男，1965年生于河北保定.工学博士.北京印刷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非线性系统理论、机器人控制理论.
1920年10月，江亢虎到北京，出席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欢迎会。在会上他只表示要到苏俄和欧洲各国去考察一番，再定实际活动的方针；对社会主义的发展仍寄望于议会活动，对于社会主义者急于进行职工运动等问题不感兴趣。李大钊在江亢虎离会后表示：“我们总希望中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都能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团结起来，现在像江亢虎这样的人既不感兴趣，那末，只有我们这些后起者勇往直前的干下去。”[6]
1921年5月，江亢虎应苏联邀请，以中国社会党名义参加共产国际三大。
俞秀松、张太雷向共产国际提出，江亢虎“并不代表任何一个中国政党。他自称代表的社会党在中国并不存在。他是中国反动的北京政府总统的私人顾问……如果他以青年代表的身份参加共产国际，那就肯定会妨碍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破坏他们的声誉”，江亢虎“善于利用一切机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会利用他是共产国际承认的代表这一事实，在中国从事卑鄙的勾当，从而损害中国共产党”[7]根据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请求，共产国际取消了江亢虎共产国际三大正式代表的资格。
共产国际三大闭幕后，又发生了姚作宾派“共产党”到莫斯科政治投机的事件。姚作宾（1891—1951），四川南充人，曾留学日本，在东京明治大学政经科学习。1919年初夏到上海，参加留日学生救国团并参与该团《救国日报》的编辑，后担任全国学生联合会理事。③1920年1月16日他在《救国日报》发表译文《包尔舍维克之近情》，20日又在《救国日报》发文，提倡“努力研究”“极合于正义”的社会主义。[8]同年5月姚作宾作为全国学联代表前往苏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与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负责人“一起讨论了苏俄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援助问题、通过创办报纸加强我们在中国的影响问题，以及为向往苏俄的中国学生提供帮助问题”[9]。
姚作宾参与的大同党的前身可追溯到黄介民的中华工业协会。黄介民（1883—1956），江西清江县(今樟树市)人，辛亥革命时期加入同盟会，响应武昌起义。后东渡日本，在东京明治大学研究政治经济。回国后在上海参加了五四运动。[10]在五四运动中，中华工业协会甚为活跃，其事多见报章。1919年6月23日，中华工业协会就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被捕一事致电北京，要求释放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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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秀松1921年9月27日向共产国际远东部声明：“不久前来到莫斯科并自称中共党员的中国公民姚作宾并不是中共党员，所以他没有任何权力与共产国际发生联系。不管共产国际同他讨论什么问题，作出什么决定，据姚作宾建议给予什么拨款，中国共产党都不予承认，因为姚作宾是学贼，在第二次学生罢课期间他的劣迹⑤尽人皆知。我们担心共产国际因不了解实情而被姚作宾欺骗，认为有责任提请共产国际注意，希勿与之发生任何正式接触。”[24]黄介民晚年在《七古自传》中承认，李东辉、姚作宾“驱轮赴俄国。谋事不成可奈何，中途便已遭挫折”。[25]
随着研究门类的增长和多样化，爱丁堡大学也在逐渐扩大校区，现在已有6个主要校区。中心校区（Central Area）是爱丁堡大学最古老的校区，著名的旧学院（Old College）就坐落在这里。中心校区兴建于1789年，由著名建筑家罗伯特·亚当设计，而此前爱丁堡大学并没有专属的校园。旧学院位于爱丁堡老城的南桥街，现在是法学院等学院的所在地，附近有著名的苏格兰国家博物馆。
1920年初，黄介民等人发起成立大同党。④同年4月18日，黄介民代表中华工业协会与陈独秀等人商议筹备纪念五一大会[14]，决定陈独秀担任大会顾问[15]。5月1日，黄介民还到过纪念会的北四川路的操场会场[16]。在当天大会上，中华工业协会、上海电器工界联合会、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等七团体联名致电俄国工农同胞和俄罗斯劳农政府，称：“我们要努力创造新的、美丽的、永久和平的人类世界，决定同你们同力合作，负担这个责任……我们自己知道是知识很贫乏的劳动者，时时还处在资本阶级和含有政治臭味者的诱惑中间，更希望你们指导。前途幸福正大，尤其希望你们勇猛前进。”[17]
“一带一路”背景下珠三角企业的外籍人才需求研究——基于广深佛三市314家企业问卷数据的分析………………何展鸿(29)
张国焘后来回忆说，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初他在上海时，韩国临时政府要员金奎植和吕运亨“曾向我表示他们能与莫斯科打通关系，准备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联络起来，推翻日本在朝鲜的统治；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的黄介民要组织一个大同党，主张联络中国一切的社会主义者，与朝鲜的革命派合作并沟通俄国的关系”[12]。据吕运亨回忆，黄介民曾从朝鲜人李东辉那里得到过两万元资金[13]，而这笔钱应该出自共产国际给巴克京春（朴镇淳）的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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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月，姚作宾继李达之后出任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20]，后来参与大同党中央党务。6月18日，姚作宾与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朴镇淳、李东辉一起离开上海，乘船经法国前往莫斯科。7月上旬，马林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报告此事，并说“如果没有其他障碍，他们会于8月底9月初到达”[21]。不过马林认为“与朴同路赴莫斯科的那个学生也是无政府主义者，与中国共产主义者没有任何关系”[22]。姚作宾等人赶到莫斯科时，共产国际三大已经闭幕，但姚还是“在俄国人面前自称共产党代表……还说他有多少军队”[23]。
北京龚仙舟、吴镜潭、朱公深、傅公岳棻诸先生均鉴：大学文科学长陈君独秀，日前被捕，旋闻当局释放。现据各方面函电证明，仍拘未释。且防闭甚严，剥夺自由，种种虐待。窃共和国家人民均有自由言论著作之权，载在吾国临时约法。陈君提倡新思想，著书立论，无非研究学理的关系。既未与共和国家法律相抵触，亦适合共和国民思想自由之心理。茲值全国人民愤激甫息之时，当局岂可遽兴文字之狱，而以北京学潮迁怒陈君一人？窃恐大乱之机，将从此始。吾等与陈君均无一面之雅，为大局计，特据实直陈，务恳诸公平情主持，立予释放，以全士气，而救国危。不胜祷切！[11]
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先后接受了张太雷、俞秀松的抗议，否决了江亢虎、姚作宾的“共产党”代表资格，实际上就是对陈独秀、李大钊创建的中国共产党的认可与支持。
四、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最终确立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马林到达上海，其任务是考察东方各国运动情况，设法与它们建立联系。几天后，远东书记处派遣接替维经斯基工作的尼克尔斯基也到达上海。
综上所述，钢箱梁长度增加有利于减小截面1和截面2负弯矩，钢箱梁长度为96 m是截面1和截面2对称受力的重要分界点；对于截面3，钢箱梁长度由56 m增加至96 m时受力显著减小，然而进一步增加钢箱梁长度，截面受力基本不再减小，当超过116 m截面受力反而增大。因此，由恒载作用下截面1、截面2、截面3所受弯矩随钢箱梁长度变化规律可得到，钢箱梁长度为96 m时主梁截面受力较为合理。
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会期十天，最后一次会议转移至嘉兴南湖举行。党的一大作出决议，与共产国际保持密切联系。但据与会者陈公博的回忆，在党的一大上“全党决定加入第三国际。中央委员会每月向第三国际交一份报告；必要时向其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派出代表”[26]⑥。以此为标志，共产国际在中国的访贤工作正式结束。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终于与共产国际建立了制度性的联系。正如“一大”代表张国焘后来在莫斯科讲课时所说：1920年，当时俄国革命影响更大些。一般学生都讲社会主义，如陈炯明（福建）、温世霖、姜般若（天津米店主人）、张东荪（研究系）、戴季陶、胡汉民、李汉俊、李石曾，都出版社会主义杂志，但苏俄代表认为：姜般若等人都不成样子，“所以找着我们”。[27]
1922年7月，中共二大作出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从此以后，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更是休戚相关，命运与共。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的成长发展与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有着直接的关联。
1920年5月，张国焘加入中华工业协会，并被推举为理事会总干事。[18]李大钊在北京听了张国焘的汇报后认为：“他自己和陈独秀先生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还不够深刻……黄介民和朝鲜临时政府的人物所懂得的马克思主义也许还要少，只因马克思主义是很时髦的，他们是现实政治的活动人物，设法利用之意可能高出于信仰和研究。”[19]
中国社会党出版的《社会星》《社会党月刊》（1912年已经出版了第四期）、《新世界》等刊物都曾介绍过马克思及其学说。《新世界》于1912年5月至7月连载了恩格斯的重要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译作《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的第一、二节和第三节的一部分，这是该书在中国的最早译文。同年6月2日，《新世界》第二期刊登了朱执信译述、煮尘整理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即马克思）之学说》，简要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并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不蒂二十世纪社会革命之引导线，大同太平新世界之原动力”。江亢虎本人声称社会主义为“正大光明之主义”“和平幸福之主义”“世界通行之主义”以及“建设之主义”等等。然而他所标榜的社会主义“实是温情主义”，他“所号召的社会党人，并不是真的社会主义者，乃是一班不懂社会主义的人”[3]。1912年11月1日该党第二次联合大会订定《中国社会党规章》，宣布“本党于不妨害国家存立范围内主张纯粹社会主义”为宗旨。[4]
注释
①1921年1月，俄共中央、共产国际先后决定在伊尔库茨克设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同时撤销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
(3)动物园园区游览路线呈U形，全长约700米。园区东北门为入口，西北门为出口，由2名工作人员控制安全门开关。园内配备2辆巡逻车。事发地距出口有19米，是一条宽6米的南北向柏油路，道路西侧是净高为9米、坡度为40-60度的土坡，坡顶紧挨虎舍东墙，设施完备。此类设施和设置把动物和游客进行了隔离，通常情况下可以避免危险的发生。
②原文如此，应为《社会日报》。
③1920年2月9日，上海召开反对直接交涉山东问题的国民游行大会，全国学生联合会理事姚作宾担任主席。参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五四运动在上海》第498页。
④含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大同”一词，最早见于十九世纪末的上海外人报刊。1899年2月至5月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第121至124期，刊登了李提摩太节译的[英]社会哲学家本杰明·颉德著《社会进化》（1894年版）的前四章（由蔡尔康撰文）。《万国公报》介绍欧美各派社会主义，把它们统称为“大同学”和“安民新学”。同年5月，李提摩太将全书十章译出，并以《大同学》为书名出版。书中引述了马克思的言论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观点，使人们首次了解到马克思是“百工领袖”“誓讲求安民新学”且是“主于资本者也”。该书第八章《今世养民策》，还提到“德国讲求安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思”。当然作者的本意是藉以论证，要消除社会的分裂状态，必须求助于超理性的力量——宗教。
⑤1920年全国学联号召各地学联于4月14日开始大罢课，并提出打倒北京政府。5月6日上海法租界当局查封了全国学联总部，5月14日全国学联发出通电，决定17日终止大罢课。参见1920年5月16日《时事新报》刊登的《全国学生会宣言》。
这栋房子有三层楼，一楼是客厅、餐厅和厨房，紧挨着厨房有个衣帽间被改装成了保姆的住房，没有窗户，里面放下一张单人床以后基本上就没地方了；二楼有三间卧室，分别住着罗瑞、罗丽和罗云夫妇；三楼的一间卧室是亭子间，有两扇小窗子和一面跟屋顶平行的玻璃，过去是罗素青的卧室和书房，她喜欢这里的安静和从屋顶倾泻下来的阳光。
⑥按陈公博的语意，当时还没有派出。由此反证，张太雷去伊尔库茨克并在远东局中国科工作，不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派出的。1929年冬至1930年春瞿秋白在莫斯科列宁学院作《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报告时，也说“一大”通过决议，“加入第三国际——每月报告，有必要派人到伊尔库茨克”（见《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编第六卷第884页）。
⑦1920年6月，维经斯基在一封汇报信中说：目前“为了协调和集中各个组织的活动，正在着手筹备召开华北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代表会议”（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一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当然我们也不必苛求外国同志，即便本土的共产主义者对社会主义者的识别也未必全对。如1920年夏陈独秀在上海对张国焘“特别提到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甚笃，而且有过相当的研究，但戴与孙中山先生关系极深，是否会参加中共，就不得而知”（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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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27/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9）10-0014-05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