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视阈下的宋代《文选》传播与接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举论文,文选论文,宋代论文,视阈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宋代《文选》传播的历时性态势,前人有过一些简略的论述。如宋末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七云:
李善精于《文选》,为注解,因以讲授,谓之文选学。少陵有诗云“续儿诵文选”,又训其子“熟精《文选》理”,盖选学自成一家。江南进士试《天鸡弄和风》诗,以《尔雅》“天鸡”有二,问之主司。其精如此。故曰“《文选》烂,秀才半”。熙、丰之后,士以穿凿谈经,而选学废矣。①
清代吴锡麒为张云璈《选学胶言》所作的序中说:
大抵选学者,莫重于唐,至宋初犹踵其盛,故宋子京曾手抄三过,而张佖亦以士子“天鸡”二问为耻。所谓“文选烂,秀才半”者信有征也。自熙、丰以后,士以穿凿谈经而选学废,及后帖括盛行而选学益废。②
清人顾广圻亦言:“窃思选学盛于唐,至王深宁时,已谓不及前人之熟,降逮前明,几乎绝矣。”③前贤所论宋代《文选》的传播图景,均涉及了两个方面:一是宋代的《文选》传播与科举考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是由于王安石科举考试科目的变更,至熙宁、元丰以后,《文选》学走向了末路。暂不论此种描述与历史实情有多大重合度,诸家对宋代《文选》播迁的描述中均注意到了科举考试改革的影响。因此,从科举的视阈切入,从梳理宋代科举考试的科目变更入手,再与宋代《文选》的刊刻时间进行比对研究,或许能够比较真实地再现宋代《文选》传播的真实图景。
一、宋代科举考试中的诗赋与策论、经义之争④
宋代科举的众多科目中,进士科被较为看重,“本朝取人虽曰数路,而大要以进士为先”⑤。宋初继承了唐代以来诗赋取士的作法,进士科考试以诗赋为先,“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⑥帖经类似填空,宋太宗曾于太平兴国八年(983)下诏废除帖经⑦。而且,在考试录取中实行“逐场去留”的办法,易言之,诗赋合格以后,方能进行后面的策论考试,并不是所有参加考试的人都能够有机会考完全部课程。宋太祖曾于开宝六年(973)四月下诏⑧、咸平元年(998)五月二十三日礼部又颁发规定⑨,明确强调科举考试中诗赋的地位,使得诗赋成为考试中最为关键的科目。诗赋的重要性亦体现在最终录取环节——以诗赋为主要参考依据。此类事实说明,宋初太祖、太宗、真宗三朝进士科考试中实行先诗赋、次论、次策的顺序,考试过程中逐场淘汰,考试阅卷中主要参校诗赋的优劣。这种考试顺序的安排、考试过程的淘汰标准、考试评阅的依据科目一致决定了诗赋在考试中的绝对重要与优势地位。⑩
尽管在仁宗朝的天圣二年(1024)、五年(1027)两场考试中,因为主考官刘筠的缘故,出现了以策论优劣决定成绩之方法,(11)但这仅仅是一个极端的个案。文献记载证明天圣五年后依然坚持着诗赋为主的标准。庆历新政中对考试科目诗赋、策、论顺序之变更与选拔标准等制度的建设也非常明显地暗示出此前诗赋在进士考试中的绝对标准与依据。尽管如此,持续不断的反对的声音最终导致了庆历新政对科举考试的变更。
范仲淹主持的庆历四年(1044)的新政措施中对进士科的考试作了重新规定:“进士试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逐场先过落,通考定去留,罢帖经、墨义”(13)。然而由于新政的瞬时流产,范仲淹的一年多的政治文化教育改革以及他十几年来的教化欲望也“付之东流”(14),进士科考试的制度依旧在原有的框架里打转,至治平元年(1064)四月十四日,司马光在所上奏状中依然在为先论策后诗赋的科考程序而努力,“欲乞今来科场,更不用诗赋,如未欲遽罢,即乞令第一场试论,第二场试策,第三场试诗赋。每遇廷试,亦以论压诗赋,为先后升降之法,庶成先帝之志”(14),这表明此时对进士考试科目调整的努力仍然没有实现。
在英宗朝,一些论者欲以经义替代诗赋,欲从根本上改革以诗赋取士的局面,诗赋与策论程序之争进而转变成为诗赋与经义之争。
前引论者对宋代《文选》传播确定的一个分界线是熙、丰年间。王安石变法中对宋代前期施行已久的科举考试科目进行了改革。熙宁三年(1070)殿试罢诗赋,只试策。“贡举新制进士罢诗赋、帖经、墨义,令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之学,试以大义,殿试策一道,诸科稍令改应进士科业”(15)。据祝尚书的考证,熙宁贡举罢诗赋的时间流程是:议更贡举法始于熙宁二年(1069),殿试罢诗赋始于熙宁三年(1070),礼部罢诗赋始于熙宁六年(1073)。(16)在这三者之中,影响面最广的自然是熙宁六年的礼部考试。
废除诗赋、以经义取士的制度延至元祐初,凡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元祐党人执政后,以经义取土的制度又受到质疑。司马光坚持其一贯主张,认为神宗罢诗赋及诸科是正确的。旧党内部的意见分歧,最终导致实行兼收,进士科分为经义进士与经义兼诗赋进士。在实际的执行中,也只有元祐六年(1091)执行了经义与诗赋两科并行的规定。
绍圣初,新党上台,元祐旧党的科考制度统统废除,罢诗赋而恢复以经义取士。《宋会要辑稿》对罢诗赋以经义取士的科目有记载:“绍圣元年五月四日诏:进士罢试诗赋,专治经术,各专大经一,中经一,愿专二大经者听。”(17)
至徽宗朝,诗赋被认定为“元祐学术”,并制定了禁习元祐学术的禁令。葛立方描述这段过程说:“熙宁四年,既预政,遂罢诗赋,专以经义取士,盖平日之志也。元祐五年,侍御史刘挚等谓治经者专守一人而略诸儒传记之学,为文者惟务训释而不知声律体要之词,遂复用诗赋。绍圣初,以诗赋为元祐学术,复罢之。政和中,遂著于令,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畏谨者至不敢作诗。”(18)据林岩的考证,这道禁令颁布的具体时间在政和元年(1111)十一月至政和二年(1112)二月一日之间。(19)这道禁令似乎持续了很长时间,据《宋史·选举志》载,“自绍圣后,举人不习诗赋,至是始复,遂除政和令”(20),时为建炎二年(1128)。
南渡以后,宋高宗鉴于北宋的党争,于建炎元年(1127)六月十三日敕:“可自后举,讲元祐诗赋、经义兼收之制。”(21)建炎二年(1128)五月三日,中书省对元祐之制进行了修改,“今欲习诗赋人,只试诗赋,不兼经。……今欲习经义人,依见行止治一经。”(22)由此可见,所谓的复元祐之制,实际并不完全相同,习诗赋者不习经义,习经义者不习诗赋,非类元祐的经义与诗赋兼经义两科。
绍兴十三年(1143)二月二十三日,国子监司业高闶出台了糅合元丰法、元祐法、绍圣的考试制度(23),颇有意味的是,这欲“永为定式”的制度存在了不到一年,因为绍兴十四年(1144)是贡举年,所以当时的发解试是依据于此制度,但是到省试、殿试的绍兴十五年(1145),又恢复到了两科分立的制度。绍兴十五年正月十三日,高宗诏:“诗赋、经义分为两科,各据终场人数为率,依条纽取。”(24)
诗赋与经义本身的难度不同,举子可以自由选择,竞习词赋,治经者绝少。这引起了一些人的担忧,“绍兴二十六年(1156)冬,上谕沈守约曰:‘恐数年之后,经学遂废。’明年(1157)二月,诏举人兼习两科”,兼习只在绍兴二十九年(1159)施行了一举,“三十一年(1161),言者以为老成经术之士,强习词章,不合声律,请复分科取士”,“盖举人所习已分为二,不可复合矣”(25)。自此以降,终南宋一朝,虽仍有兼取的呼声,分科之制再无变动。
二、科举考试中科目变更与《文选》传播的关系
前引王应麟等人的观点,认为熙宁罢诗赋而以经义取士,士以穿凿谈经,选学遂废。这些观点背后暗含的标准是科举考试中以经义取士对《文选》的传播与文选学起了重要的“促退”作用。实际情形到底如何,需要首先做一番对比。宋代文选学发达的重要标志是《文选》的不断刊刻,《文选》的刊刻反映了社会上对《文选》的需求,由此而言,《文选》的刊刻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宋代《文选》传播的一般状况。宋代《文选》刊刻的实情见下表。(26)
将《文选》的刊刻时间与科举考试中诗赋、策问、经义的变更时间进行对比,从而展现二者之间的关系,由此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北宋前期以诗赋取士,且诗赋在取士评判中占据绝对重要地位甚至是决定士之取舍的唯一依据,但可知的《文选》刊刻印刷却只有两次:国子监的李善注与平昌孟氏的五臣注。国子监的刊刻代表的是一种国家行为,平昌孟氏的刊刻是非官方行为,代表的则是一般知识阶层对《文选》的需求。另外,在平昌孟氏本之前尚有两浙本。在此段时期,若单纯从这三次的《文选》刊刻中看,则不足以完全反映《文选》传播的实际情况。一是因为五代后蜀的毋昭裔刻本并没有包含在内,毋昭裔刻本在当时的印刷数量应该很多。书板在宋初由毋昭裔孙上献朝廷,后来在刊刻李善注的时候尚提及此版断烂之状况,由此可以想见印刷之多。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宋初这个阶段是从抄本时代到刊本时代的一个过渡阶段,除却两次刊刻的《文选》版本外,社会上绝对会流传着一些抄本,如宋景文曾有手钞《文选》三过之事,并且这些抄本承袭晚唐五代以来五臣兴盛的趋势,应该大都是五臣注本,同时,可以推测,社会上尚有一些白文本流传。也就是说,在这个传播阶段,《文选》抄本与刊本并行。
社会一般知识阶层对《文选》的接受程度也可以展现《文选》传播的状况,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的有关记载是经常被引用的:“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方其盛时,士子至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27)草称“王孙”,出自《文选》卷三十三刘安《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月称“望舒”出自屈原《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句,望舒本为月御。《文选》中有多处用望舒一语者,如卷八扬子云《羽猎赋》“望舒弥辔”、卷十五张平子《归田赋》“系以望舒”、卷二十九张景阳《杂诗》“望舒四五圆”、卷三十谢玄晖《郡内登望》“匪直望舒圆”、卷三十五张景阳《七命》“怅望舒之夕缺”,其中有指御者,有指月者;山水称“清晖”则出自谢灵运《湖壁精舍还湖中作》“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驿使”则非出自《文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一云:“今考驿使寄梅,出陆凯诗,昭明所录,实无此作,亦记忆偶疏。”(28)陆游对《文选》是否熟精(29)姑且不论,但宋代前期一般知识阶层对《文选》的接受与传播却能通过陆游的这条追记得到反映,而且,也可看出当时一般知识阶层对《文选》接受的着重点,即致力于《文选》语典的学习。这种着力点通过《雪浪斋日记》的记载可进一步得到证实,“昔人有言:‘《文选》烂,秀才半。’正为《文选》中事多,可作本领耳。余谓欲知文章之要,当熟看《文选》,盖《选》中自三代涉战国、秦、汉、晋、魏、六朝以来文字皆有,在古则浑厚,在今则华丽也”(30)。此处所谓的“本领”,也就是应试的能力。由此可以发现,《文选》对宋代一般知识阶层提供的或者说一般知识阶层从《文选》中撷取的是“事”与“字”,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把《文选》等同于类书,同时又不同于类书,这是因为所谓的“事”与“字”是蕴涵在文章之中的,虽然兴趣或者意图集中于“事”与“字”上,但通过这些方面的汲取,进而还能知文章之要。这也是宋代尽管有以《文选》为材料详细编纂的类书,但最终不会也不能取代《文选》的根本原因。
《文选》对进士科考试科目的诗赋提供足够的“事”与“字”,且宋初进士科考试中诗赋的绝对重要地位,使宋初广大的士子热衷于“熟烂”《文选》是很自然的事情。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四记载了一则国初科举与《文选》有关的资料。
袁州自国初时解额以十三人为率,仁宗时,查拱之郎中知郡日,因秋试进士以“黄华如散金”为诗题,盖取《文选》诗“青条若葱翠,黄华如散金”是也。单子多以秋景赋之,惟六人不失诗意,由是只解六人,后遂为额。无名子嘲之曰:“误认黄华作菊华。”(31)
吴曾记载的这则数据于《文选》学包含着两个重要信息,一是科举考试中以《文选》诗句为题者;二是在袁州的举子中只有六人知此出处,十三人的名额尚未满,只解六人,遂成定额。此诗出自《文选》卷二十九张翰《杂诗》,其首句为“暮春和气应”,当是春景,以秋景赋之则失题义。这虽然是反映的袁州一地的情形,但也表明宋初时并不是所有举子都对《文选》很熟悉。但也可以肯定,由于科举的这种导向,对《文选》的攻读必定很快成为一般士子努力的方向。当对《文选》热衷成为挤入上层机构的一个重要阶梯时,士子们在《文选》上的用功则成为很自然的事情。
这种热衷实际上首先是中唐以来的趋势。个别士子对《文选》的熟烂程度可以从一则轶事中得到体现。“江南进士试天鸡弄和风诗,以《尔雅》天鸡有二,问之主司,其精如此”(32),《类说》卷五十三对此事记载稍详:“江南张佖知举,试天鸡弄和风诗。佖但以《文选》中诗句为题,未尝究其所出。进士张某白主司言,《尔雅》‘鶾,天鸡’、‘螒,天鸡’,未知孰是?佖不能对。亟取二雅检以语之。”(33)此事发生在南唐后主李煜统治的壬申年即宋开宝五年(972),时南唐已尊用宋年号了。对《文选》学而言,这则轶事包含这样几个信息,一是进士试有直接以《文选》中诗句出题者,“天鸡”句出自谢灵运《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跳》诗“海鸥戏春岸,天鸡弄和风”,李善注就引用了《尔雅》;二是士子对《文选》非常熟悉,可以推见其对《文选》的熟精程度,甚至超过了考官;三是主考官的不能对,似乎暗示其是以五臣注本或者白文本为依据的,因为李善注本对此引《尔雅》有明确的解释。从宋初的这则轶事中可以确定《文选》对时人的功用并由此可以推见《文选》与科举考试的关系,由此反映出当时《文选》的传播与时人的接受状况。这种现象至少持续到了仁宗朝,宋人吴处厚记录其早年应试的情况说:
余皇祐壬辰岁取国学解,试《律设大法赋》得第一名。枢密邵公元、翰林贾公黯、密直蔡公抗、修注江公休复为考官,内江公尤见知,语余曰:“满场程试皆使萧何,惟足下使萧规对汉约,足见其追琢细腻。又所问春秋策,对答详备。及赋押秋茶之密,用唐宗赦受缣事,诸君皆不见,云只有秦法繁于秋荼,密于凝脂,然则君何出?”余避席敛衽,自陈远方寒士,一旦程文,误中甄采。因对曰:“《文选·策秀才文》有解秋荼之密网,唐宗赦受缣事出杜佑《通典》,《唐书》即入载。”公大喜,又曰:“满场使次骨,皆作刺骨对凝脂,惟足下用《杜周传》作次骨,又对吹毛,只这亦堪作解元。”余再三逊谢,是举登科名。(34)
皇祐壬辰为仁宗皇祐四年(1052),此条材料一方面说明吴处厚对《文选》非常熟悉,另一方面也暗示时人对《文选》接受的深度状况。从国初至仁宗朝,以《文选》而登科名者的两则材料(上引吴曾《能改斋漫录》条与本条),从一个侧面展现宋初对《文选》的接受状况:《文选》对科举考试有重要功用,时人致力于《文选》,但对《文选》接受的深度似乎并不是很深,亦仅限于科举应试的层面,甚至尚不能以之从容地应试。
宋初《文选》传播与接受的情况还可以从当时一些文人对《文选》作品的摹拟中见到一斑,比如宋初杨亿就有大赋之作《二京赋》。明代袁褧《枫窗小牍》中记载了这样一则轶闻:
杨亿《二京赋》成,好事者多传写。有轻薄子书其门曰:“孟坚再生,平子出世,《文选》中间,恨无隙地。”杨亦书门答之曰:“赏惜违颜,事等隔世。虽书我门,不争此地。”余谓此齐东之言也。杨公长者,岂相较若尔耶?(35)
此虽近似齐东野语,不可尽信,但宋初《文选》的接受状况可从这则轶事中得到一个侧面的了解。
整体而言,宋初进士科中,尽管一直存在诗赋与策论的争议,但科举考试中始终未能取消诗赋科,即使在策论地位压倒诗赋以后,诗赋仍然作为必考的科目存在。因此可以认为,宋代前期,在科举考试诗赋科的导向之下,士子对《文选》的传播与接受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并且,对《文选》的学习甚至起于幼儿阶段,王得臣《麈史》中记载自己幼时其父勉励其诵读《文选》的事情:“予幼时,先君日课令诵《文选》,甚苦其词与字难通也。先君因曰:‘我见小宋说手钞《文选》三过,方见佳处。汝等安得不诵?’由是知前辈名公为学,大率如此。”(36)由此等事实可以推测,科举之导向使得从童蒙时期开始,《文选》即成为不可或缺的教材了。
第二,正如前人已经阐述的那样,熙、丰年间王荆公的改制与新学的悬为科场律令,彻底取消了科举考试中的诗赋科。《文选》对于宋人之功用正是从其与科举考试中诗赋科的密切关系中建立起来的,科举考试的诗赋科被取消意味着从根本上取消了《文选》的功能,这当然是对一般知识阶层而言。所以,熙、丰年间,依据我们的考察,没有任何刊刻《文选》的记载。虽然熙、丰年间从时段上而言仅仅十余年,但一直到元祐四年,科举考试仍然遵循着熙、丰法,不过元祐年间的科目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止,结果是元祐六年的科考以经义与经义兼诗赋两科取士,此科的科目实际上只是一个过渡,元祐贡举中进士科最终确立为一种模式,增加诗赋科目,确立为第二场,“四场通定去留高下”,这是对熙、丰科考的一次反动与吸纳。最终的考试模式决定在元祐四年以后的第三次科举考试中真正实施。虽然元祐年间并没有取消经义考试,但多次颁布的贡举敕令中有重新恢复诗赋取士的倾向,在许多官员的奏议中都涉及了这个内容,由此造成的社会舆论认为朝廷意在重诗赋以取士,因此,在最终科考模式未确定下来之前,当时应举的士人已经有很多改习了诗赋。以太学而言,“先是,言者请兼用诗赋,尽黜经义,太学生改业者十之四五”(37)。元祐六年的科考中已有诗赋的内容,到元祐八年,“太学生总员二千一百余人,而不兼诗赋者才八十二人”(38)。清楚这个过程,就可以发现,元祐九年的秀州本《文选》的出现具备强烈的标志与象征意味。元祐九年的《文选》刊刻事件表明,被熙丰改革彻底截断的《文选》与科举考试的联系通过诗赋科的重新增设又链接起来,秀州州学本的刊布,已经表明在制度引导之下社会上的一般需求。
第三,实际上,元祐年间的四场定去留的考试模式并没有真正实施,但已经对社会《文选》的需求造成影响,秀州本的刊布就是这种制度变革的反映。但是,随着绍圣元年哲宗的亲政,科举中考试罢黜诗赋,政和元年以后,又下令禁习诗赋,并以法的形式进行强制约束。不仅仅是在科举考试中,而且在日常的活动中,诗赋都不允许。这当然不是矫枉过正,主要是因为宋代的制度变革与党争密切联系在了一起,甚至可以说二者合二为一所致。秀州本在《文选》学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本子,笔者曾对秀州本何以在国内的任何文献中不见记载颇感疑惑,其实,如果结合秀州本的刊刻时间与哲宗的科举改革,也许可以给出一种解释。1094年4月之前即是元祐九年,此后即是绍圣元年。也就是说,秀州本的刊布很快就被绍圣元年的罢黜诗赋所截断,社会需求随之转移,由此可以想见,秀州本的印刷数量可能很少,流布不广。由此也可以进一步推测,秀州本传播到韩国,很可能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
当一种选本失去了社会公认的功能,或者说失去了发挥这种功能的纽带与形式,社会上也就没有了这方面的需求,自然以商业盈利为目的的广都本应该不会出现,所以冠以崇宁五年至政和元年的广都本是伪本又可以从科举考试的导向氛围中发现一条非常有力的证据。
第四,南渡以后,正式确立了经义与诗赋两科的分科取士。虽然有绍兴十三年与二十九年的两次强调经义,但没有造成多大影响。一是只一举而止,二是也不是彻底取消诗赋考试。所以南渡以后的《文选》刊刻与传播不管从次数上还是从刊刻机构以及版本上都比北宋兴盛。制度本身的稳定是引导《文选》稳定有序刊刻与传播的重要原因。而统治阶层本身对《文选》所收文章的喜好也会进一步强化《文选》的传播,据王应麟《玉海》卷三十四记载:“隆兴元年(1163)十二月二十二日拜张浚左仆射都督如故,礼貌甚隆,书此(笔者按:指《圣主得贤臣颂》)以赐。孝宗初政,御书王褒《圣主得贤臣颂》”(39),乾道七年(1171)“正月十一日丙戌,赐左相允文《养生论》,右相臣克家《长笛赋》,皆太上真书。”(40)而这种活动似乎并非仅仅一次,文献记载在同一年(乾道辛卯)楼钥的《代宰臣谢宣示太上皇御书宋玉高唐赋傅毅舞赋陆机文赋嵇康琴赋曹植洛神赋王粲登楼赋史节故事段陈羽古意诗苏轼养生论周兴嗣千字文御跋表》(41)中列举的篇目大多来自《文选》,而时间是本年的三月三日,可见这种活动也很频繁。统治阶层的这种活动一方面能反映出《文选》在南宋初期的传播状况,而另一方面,这种活动则无疑会对《文选》的传播起到促进作用。但是有则材料,又似乎暗示南宋文选传播的复杂性。王应麟《困学纪闻》中云:
淳熙中,省试《人主之势重万钧赋》,第一联有用“洪钟”二字者,考官哂之。洪文敏(迈)典举,闻之曰:“张平子《西京赋》‘洪钟万钧’,此必该洽之士。”遂预选。(42)
此则材料显示了南宋时期《文选》传播的具体情形。考官中有对《文选》不甚熟悉者,典举却能悉知其出处,且举子文中用《文选》中一词,即被视为该洽之士,且因此获选。此记载反映了当时《文选》传播的复杂情况。又王楙《野客丛书》中记载:“曩岁平江乡试,有词科人为考官。出策题用‘经怪’二字,莫知所自。仆读《后汉·蔡邕传》、晋嵇康书,皆用此二字。”(43)
《文选·与山巨源绝交书》书中云“然经怪此意”,“经”为“常”意。考官为词科人,自然对《文选》较为熟悉,而众考生却莫知所出,则又反映出其对《文选》的不精,对《文选》文本尚不熟稔,接受似乎处于比较浅显的层次。《野客丛书》成于庆元元年(1195)至嘉泰二年(1202)之间,则“囊岁云云”乃绍熙间事,正与上条所举之淳熙一脉相承。此又可作《文选》传播程度之佐证。(44)
综上所述,可以对前人关于宋代《文选》学的认识稍作修正。宋代前期,《文选》抄本与刻本并行,虽然刊刻次数有限,但是,《文选》传播依旧发达;熙宁年间,随着实现《文选》功能途径的诗赋科的被取消,《文选》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至元祐年间,科举考试的变化与诗赋科的增加使元祐九年的秀州本刊刻具备了强烈的象征意义;但是在哲宗、徽宗两朝对诗赋科罢黜,日常生活中亦禁习诗赋,此举一直延续到南渡之初,这些禁令才真正废除,经义与诗赋正式分立;南渡后分立的经义、诗赋两科尽管出现两次短暂变化,但制度已比较稳定,很快又恢复到初始状态,《文选》的传播在版本、刊刻数量与机构、重修等方面都远迈以前。熙丰变法对《文选》及其传播的确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但并未如前人所言《文选》的传播与接受因为王安石的变法而被截断、被终止。出现此种说法的背后,其中很可能包含了对荆公变法的反感与抵制心理并有不自觉地予以夸大失实之处。从宋代的一些笔记记载中,也反映出尽管宋人对《文选》情有独钟,但对其接受的程度似乎没有我们想象的深刻,这又暗示宋代对《文选》接受的复杂性。
三、宋代科举考试对《文选》传播注本选择的影响
在上述的宋代《文选》的传播过程中,我们忽略了接受主体对《文选》不同注本的选择。宋代《文选》的注释版本有李善注、五臣注以及李善与五臣二家合并的六家本与六臣本。仔细考察在不同时段时人对不同注本的选择,从而可以进一步明了选择背后的动机、意图,以及支撑动机的学术背景等等,这也是对宋代《文选》传播描述的进一步深化的内在要求。现以时间序列将宋代《文选》刊刻的不同注本作一排比。
对《文选》注本的选择前提是不同注本的存在。在唐代已有《文选》的不同注本,对其选择接受即已发生。李善注以引经据典为主,较少阐发意义,遂有开元年间五臣注的出现。五臣注简洁明了,解说大义,直究文心,所以很受士子的欢迎。开元以降,社会上盛行的是五臣注本。唐人李匡父《资暇集》所云“世人多谓李氏立意注《文选》过为迂繁,徒自骋学,且不解文意,遂相尚习五臣者”(45)就反映出中唐以来社会一般知识阶层对《文选》注本的选择倾向。这种状况,历经五代,延续至宋。五代毋昭裔刻本肯定是五臣注本。《儒林公议》记载宋初孙奭(962-1033)“敦守儒学,务去浮薄,判国子监积年,讨论经术,必请精摩。监库旧有五臣注《文选》镂板,奭建白内于三馆,其崇本抑末,多此类也”(46)。这则材料很有意思,孙奭是经学家,其鄙薄《文选》五臣注,以致对其镂版存于国子监库大为不满,建议置于三馆。宋初国子监库所藏镂版,就是毋昭裔刻板,是由其孙上献朝廷的。这暗示宋初社会上盛行的依然是五臣注。宋初社会流行的五臣注本即毋昭裔本,同时,可以推测,还有一些抄本流传,这段时期,应当是抄本与刻本并行的时期。宋初不久,两浙就为满足社会对《文选》之需求,曾经刊刻过五臣注本,见奎章阁本后附《五臣本后序》“今二川、两浙先有印本”,二川即毋昭裔本,两浙本具体情形不详,推测应该亦是书坊所刻,非政府之行为。然二川本与两浙本都有缺陷:“模字大而部帙重,较本粗而舛脱伙”(47),即错讹之处不少,又不适合携带游学,正因为如此,才有天圣四年(1026)九月平昌孟氏本的刊刻。孟氏本改正了旧本的一些错讹,小字镂印,便于携带,这个本子应该是宋朝前期一直流行的本子,适应了当时一般知识阶层“时文之掎摭”的要求。沈严的序中对《文选》在当时的科举功能概括的很准确,就是为写作时文掎摭文辞。
同时,从晚唐以来,对五臣注的批评的声音也一直没有间断。李匡父的《资暇集》外,丘光庭的《兼明书》语气更是激烈。“五臣者,不知何许人也。所注《文选》,颇为乖疏。盖以时有王张,遂乃盛行于代。将欲从首至末搴其萧根,则必溢帙盈箱,徒费笺翰。苟蔑而不语,则误后学习,是用略举纲条,余可三隅反也”(48),丘氏在这段笔伐之后,列举了不少五臣的错误。这段文字充满了丘氏对五臣及其注本的强烈鄙薄与蔑视,一句“五臣者不知何许人也”表露无遗,显示出其对五臣十足的不屑。丘氏进而认为,五臣注的传播盛行在于玄宗的褒奖(王张),当然这也不符合全部事实,五臣注的盛行主要还是在于其本身的简明与易用。
唐玄宗的口勅夸奖在当时的确会对五臣注的传播有深刻影响,但是,五臣注一直到宋代仍然在一般知识阶层中传播,这就从单纯的“王张”中得不出合理的解释了。时人对李善注与五臣注的选择更需要从注释本身层面得到阐释,尽管有时外力也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但是在外力作用相同的情况下,对统一传播对象的选择只能从传播对象本身寻找解释。
美国传播学家施拉姆(Wilbur Lang schramm)在对传播研究中曾提出一个传播选择或然率公式来解释受众对媒介的选择几率,这个公式对研究接受主体对传播对象的选择同样适用。公式是:
报偿的保证÷费力的程度=选择的或然率
易言之,选择的可能性与回报成正比,与费力的程度成反比。《文选》这部总集虽然具备多种功能,但在中唐以后的社会中,其科举考试参考书的功能不断被强化,甚至被凸显为唯一的功能。这种状况在有宋一代仍然持续不衰。也就是说,士子学习《文选》主要是作为科举考试的敲门砖,从中掎摭写作诗赋的数据与语词,目的是科举考试成功,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生目标。在报偿不变的情况下,费力的程度成为制约选择可能的主要因素。
影响阅读难度的指标一般包括字、词、句子、语法、文本内容、长度等。单以长度考校阅读李善注比阅读五臣注要困难得多,而且,由于李善注独特的引征内容,因此需要阅读者具备相当的背景知识,而这些背景知识对应付当时科举是不必要的。甚至,在宋代某段时期,如徽宗朝,还有禁习史学的命令,而文化背景知识是影响易读性的一个重要指数。相对于引征繁富的李善注,五臣注要简明得多,而且,阅读五臣注应对科举考试即已足矣。所以,在报偿条件(科举入仕)相当的情况下,费力程度越大,选择的几率则越小,李善注就属于此;费力程度小,选择的可能性就大,五臣注属此。明白李善注与五臣注注释本身的因素,即能明了从晚唐以降的士人汲汲于五臣而舍李善,易读性指数差别相当大是主要的原因。
基于此种缘由,宋初五臣注一直非常盛行,然而,上层文人出于学术传承的自觉,对李善注的关注也一直没有间断。遂有大中祥符年间国子监开始校刊李善注之事。在此之前,未有李善注的刊本,从校勘到雕版前后共花八年时间,然未印而毁于火灾。“至天圣中,监三馆书籍刘崇超上言:‘《李善文选》援引该赡,典故分明,欲集国子监官校定净本,送三馆雕印。’从之。天圣七年十一月板成。又命直讲黄鉴、公孙觉校对焉。”(49)李善注援引该赡、典故分明的特征受到了重视。从版刻上看,从天圣七年起,社会上李善注与五臣注并存,但可以推测的是,五臣注仍然占据传播的绝对优势。这种优势可以从元祐九年秀州州学刊刻的合并本中仍以五臣注在前反映出来,同时,秀州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李善注开始受到社会知识阶层的重视,秀州本是第一个合并本。元祐以降的科举考试中诗赋的罢黜与禁习,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文选》的传播。
除却科举考试的影响外,李善注在当时开始受到重视还与一些著名文人如苏轼等对《文选》不同注本的评判有关。苏轼对《文选》李善注的评价是“李善注《文选》本末详备,极可喜”,对五臣注的评价是“所谓五臣者,真俚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为胜善,亦谬矣”,“五臣注《文选》,盖荒陋愚儒也……浅妄可笑者极多,以其不足道故略之。聊举此,使后之学者勿凭此愚儒也”(50)。以苏轼在当时社会文人中之影响与地位,不管其对《文选》注释的看法正确与否,其评价波及一般士人是可以想见的。苏轼作为意见领袖在一定社会关系内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其意见领袖的独特身份使其在有意或者无意说服接受者方面发挥着不同寻常的作用。秀州州学本的出现肯定与苏轼等人的意见有密切关系。
通过这种简略的考察,基本可以确定,北宋一朝,五臣注在一般知识阶层中占据绝对重要的地位,应付科举考试,习五臣已经足矣;同时,由于政府的导向与刊刻、著名文人对不同注释的评价导向,李善注也通过外部的力量逐渐受到时人的关注,二本博弈的结果是秀州本的出现,以五臣注居前李善注居后的第一个六家本反映了二家之注在北宋中后期被传播与接受的真实样貌。
南宋的科举考试基本确定了诗赋与经义分立的局面,《文选》的传播一直比较平稳。南渡之初,杭州种家即刊刻五臣注。这应该是从钦宗开始就意欲恢复诗赋考试的一种结果,五臣注分量少,印刷亦快,能满足当时社会快速增长的需求。南宋可考的五臣注刊刻还有一次,即绍兴末建阳崇化书坊陈八郎宅的刻本。包括北宋在内,可考的三次五臣单注本刊刻都非政府行为,或者家刻,或者坊刻。这种现象暗示一方面社会一般的知识阶层对五臣注有大量的需求,否则就无法解释以盈利为根本追求的坊肆的刊刻行为。而且还暗示五臣注主要是作为一种《文选》的普及注本而存在,它能够适应一般知识阶层的需要。政府对五臣注缺乏单刻本,表明了社会上层知识分子对五臣注的轻薄,不仅是对五臣注,而且对李善注,尚有“何足贵也”的鄙薄。在李善注与五臣注博弈后折中的合并本成为地方州学刊刻的主要本子。从绍兴初开始明州州学刊刻六家本到绍兴末即已开始修版的事实说明五臣、李善注合并本得到普遍的接受。根据现存的明州本显示,此本在有宋一代至少有过五次的重修或递补,由此可以想见,六家本在南宋应该是较为通行的本子。六家本以五臣注在前,李善注在后的方式进行合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的认知学习规律,了解语词,通知大义(五臣注),学有余力,则钻研文本背后的知识背景,语词典故(李善注),所以不仅有明州本,更有后来的广都本的出现。
合并本中的六家本在一定程度上损坏了李善注的面貌,而且由于在社会很有影响力的文人对李善注的提倡与褒奖,善注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尤其是在成功入仕的文人那里,抛弃五臣,重视李善注似乎成为一种普遍的程序。这种作法其实在宋代重知识的社会环境中不难得到解释。五臣注只是比较省力且能够满足考试的敲门砖,真正人仕后,挤入一定的文化圈中,宋人重知识、重学问的氛围也使得他们转向李善注。绍兴末颠倒六家本的五臣与李善注释顺序的赣州刻本,就体现了社会上的这种一定范围内的转向与需求。绍兴三十一年(1161),江琪在为建阳崇化书坊陈八郎宅刊刻的五臣注本撰写的宣传广告说“琪谨将监本与古本参校考证的无舛错”,将监本李善注作为改正五臣注的参校,似乎包含着借监本李善注来提升所刊五臣注本地位的意味在内。此种信息与转向,最终至淳熙年间形成了在天圣七年监本刊刻一百五十年后李善单注本的再次出现。
合并本之后的李善单注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提升了李善注的地位,但是,它不会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合并本甚至五臣单注本的流行。唐士耻的《代翰林学士谢赐唐五臣注文选表》(51)能够证明南宋中期以后五臣单注本仍然盛行的状况。唐士耻的著作与生平不显,清代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其文集,并从文中考出唐士耻约生活在南宋宁宗、理宗时期,是金华人士。唐士耻代翰林学士谢赐唐五臣注《文选》的表文,暗示宁宗、理宗时期五臣注在知识精英的翰林学士那里竟然仍有一定市场。皇帝的亲自赐书,是否亦有学习唐玄宗的“王张”,实难晓知,宋代皇帝赏赐的五臣注是哪种版本,亦无从得知。不过,从《表》文中隐约可知,《文选》对翰林学士起草多种体裁的内制有示范功能。由此也可说明,并非李善注在上层精英中受关注,五臣注也因皇帝之赏赐而受到关注。
李善注与五臣注的分合体现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规律。其实从各自注释的本身来看,二家之注属于不同的层面,五臣注属于文章学的范畴,李善注属于学术层面,二家之注也体现了治《文选》的不同层次,以五臣注入手,继而研读李善注,是循序渐进并符合宋代科举仕进现实的路子。所以,从此而言,宋代五臣注与李善注的交替兴衰对某一个个体可能体现并不显明,易言之,接受者在对《文选》的研读中,在不同阶段可能会选择不同的注本,正是这样,合并本并没有因单注本的出现而消亡,相反,合并本的出现,反而使二家之注的单注本流传稀少。既然五臣注与李善注不能互相替代,各具存在之价值,合并本就成为传播的唯一载体了。
通观有宋一代对《文选》不同注本的选择,大致可以认为,北宋前期,以五臣注为主,简洁明了,卷帙适中,成为科举考试中有用的参考书。中期以后,随着入仕之人对李善注的评价影响,以及前期国家对李善注的态度,李善注受到重视并且在二本的博弈过程中形成折中的六家本的出现,这种趋势到南宋的淳熙年间最终使李善单注本再次独立。但即使独立的李善单注本抑或五臣本都只是注重了《文选》文本的不同层面,所以,单注本的出现,没有也不可能完全代替合并本,集二家注之长的合并本在宋代以降的传承中占据了主流,也就可以理解了。
注释:
①王应麟著,翁元圻等注,栾保群等校点:《困学纪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860-1861页。
②张云璈:《选学胶言》,四库未收书辑刊第八辑,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页。
③顾广圻:《思适斋书跋》卷四,国家图书馆古籍题跋丛刊第五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338页。
④对宋代科举考试与文学进行详细考证梳理的有祝尚书与林岩等人的著作可以参看。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林岩:《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⑤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四二,太平兴国八年(983)十二月二十三日诏曰:“其进士举人只务雕刻之功,罕通缃素之学,不晓经义,何以官人?”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4311页。
⑥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五十五《选举志一》,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605页。
⑦《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四,第4263-4264页。
⑧《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三,诏云:“应考试以举人所对义卷,明下通不,如有通少数者,遂(按:当为逐)场便须驳放,不得虚至终场。”第4263页。
⑨《宋会要辑稿·选举》十四之十七,“自今后不问新旧人,并须文雅(当为章)典雅,经学精通,当考试之时,有纰缪不合格者,并逐场去留”,第4491页。
⑩诗赋科地位重要的事实也可以从当时一些反对的声音中体现出来,如天禧元年(1017)九月二十八日,右正言鲁宗道言:“进士所试诗赋,不进治道。”《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十一,第4267页。
(11)《宋史》卷三百五《刘筠传》云刘筠“凡三入禁林,又三典贡部,以策论升降天下士,自筠始”,第10089页。
(12)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页。
(13)对范仲淹的文化教育改革,周勇《教育空间中的话语冲突与悲剧:中国十一世纪的经验》一书第二章有精彩的论述,可参看,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2-77页。
(14)司马光:《传家集》卷三十《贡院定夺科场不用诗赋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96页。
(15)《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四四,第4283页。
(16)《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北宋后期科举罢诗赋考》,第233页。
(17)《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五五,第4289页。
(18)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五,影宋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67页。
(19)《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第241-245页。
(20)《宋史》卷一百五十六《选举二》,第3626页。
(21)《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一七,第4299页。
(22)《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二一,第4301页。
(23)国子监司业高闶言:“复兴太学,宜以经术为本,今条具三场事件。第一场元丰法(绍圣、元符、大观同)本经义三道,《论语》、《孟子》义各一道。今太学之法,正以经义为主,欲依旧。第二场元祐法赋一首,今欲以诗赋。第三场绍圣法论一首、策一道,今欲以子史论一首,并时务策一道,如公试法。自今日始,永为定式。”《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二七,第4304页。
(24)《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二八,第4304页。
(25)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三“四科”条,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61页。
(26)对《文选》诸版本具体刊刻时间有与通行观点不同者,具体考证可以参看拙著《宋代〈文选〉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27)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0页。
(28)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46页。
(29)屈守元认为陆游《老学庵笔记》中的误记,反映了陆游对《文选》不是那么熟精,《文选导读》,巴蜀书社,1996年版,第91页。
(30)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9页。
(31)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五“误认黄华作菊华”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12页。
(32)《困学纪闻》卷十七,第1861页。
(33)曾慥:《类说》卷五十三,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3494-3495页。
(34)吴处厚撰,李裕民点校:《青箱杂记》卷二,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页。
(35)袁□(按:当为褧):《枫窗小牍》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2784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页
(36)王得臣撰,俞宗宪点校:《麈史》卷中“学术”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7页。
(3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四,元祐元年四月庚寅,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9060页。
(38)王应麟:《文献通考》卷三十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6页。
(39)《玉海》第二册卷三十四,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据光绪九年浙江书局刊本影印本,1987年版,第645页。
(40)同上,第647页。
(41)楼钥:《攻瑰集》卷十八,丛书集成新编本,第64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83页。
(42)《困学纪闻》卷十九,第2803页。
(43)王楙:《野客丛书》卷十二,宋元笔记丛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页。
(44)《野客丛书》卷二十“晋左思赋余粮栖亩而不收,后晋干宝、宋刘裕皆有是语。近时场屋中用《南史》刘裕所言出处,出‘余粮栖亩省’题诗而不及左思,是失所先后矣。仆又考此语,非始于思,在思之前,盖尝有是言矣。观蔡邕集中《胡公碑》云‘余粮栖于畎亩’,知左思此语祖邕也。”此条亦是宋代《文选》传播、接受及根植度之证据,第296页。
(45)李匡:《资暇集》,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79册,第4-5页。
(46)田况:《儒林公议》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793册,第9页。
(47)《文选》,韩国奎章阁藏六臣注本,韩国正文社,1996年版,第1461页。
(48)丘光庭:《兼明书》卷四,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80册,第35页。
(49)《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之三,第2232页。
(50)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六十七《书谢瞻诗》,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93页。
(51)唐士耻:《灵岩集》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81册,第517-5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