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偶合家庭与巴赫金的有关见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赫论文,卡拉论文,见解论文,佐夫论文,兄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卡拉马佐夫兄弟》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一部作品，为他的创作打上了句号。这部杰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思考的结果，在艺术上也代表着他的最高成就。关于这部巨著，可谈的方面很多，我在这里只想谈谈作品中偶合家庭〔1〕的主题， 并且围绕偶合家庭谈谈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所提出的狂欢化问题和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问题。
一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社会的弃儿，是‘偶合家庭’的‘偶然成员’”〔2〕——几乎就在《卡拉马佐夫兄弟》创作之初，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76年《作家日记》中的一篇题为《未来的长篇小说，又是偶合家庭》的文章里曾这样谈到《少年》中的人物。可以认为，卡拉马佐夫家族也正是这样一个偶合的集合体。
关于“偶合家庭”，大家听起来似乎耳熟能详，实际上却尚待弄清来龙去脉。据我所知，“偶合家庭”一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最早见于《少年》的结尾。在那里，作家借一个与情节无关的局外人（主人公的监护人）之口谈到偶合家庭的出现，并称主人公阿尔卡其是“偶合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应该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时使用这个词汇是指改革后俄国社会中处于“杂乱无章”、“混乱一团”状态下的、内在联系瓦解的家庭，特别象《少年》中韦尔西洛夫家那样的瓦解中的世袭贵族家庭。这种家庭在俄国60、70年代间大批涌现。已经不是“偶然的现象”。所以在他写于60年代后的诸长篇，如《白痴》、《群魔》以及《少年》等作品都涉及这一题材，然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偶合家庭则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
实际上，偶合家庭还有其他的，或者说是另一层次的内涵。陀思妥耶夫斯基于上引《作家日记》中的那篇文章里说：“我很早就提出一个理想，写一部长篇小说，谈俄国现在的孩子，当然也谈现在他们的父亲，写现在他们的相互关系……我尽可能选取来自社会所有阶层的父辈和子辈，而且从童年早期开始研究孩子。”他还说当时写《少年》之初，几乎就写成“我的《父与子》，但因为没有做好准备，暂时只写了《少年》，这是我的想法的初次尝试。”可见他这里所指的“偶合家庭”着重指的是父辈与子辈的关系。〔3〕这样， “偶合家庭”又有了另一种内涵。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中，除了卡拉马佐夫一家之外，还有几个偶合家庭：斯涅吉辽夫一家、霍赫拉科娃一家。看来，后两家主要是父辈与子辈的关系，而卡拉马佐夫一家则兼有上述的两种涵义，因此可以认为，卡拉马佐夫一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写到的偶合家庭中恐怕是最集中、最典型的形式。
卡拉马佐夫家庭的形成本身就是混乱的凑合。费奥多尔·卡拉马佐夫看上阿杰莱达·伊凡诺夫娜图的是“攀上一门好亲戚，又能取得嫁资”，而阿杰莱达·伊凡诺夫娜与他私奔则是抱着所谓“独立”的幻想，两个人从结婚起就开始了无穷无尽的争吵。后来阿杰莱达与穷教员私奔，在外病死，费奥多尔闻讯幸灾乐祸，欣喜异常。不久后费奥多尔在醉后兽性大发，奸污了疯女丽莎维塔，而她生下斯麦尔佳科夫就死去了。这个私生子象阿杰莱达生的儿子德米特里一样，由仆人格里戈里收养。费奥多尔的第二个妻子索菲亚·伊凡诺夫娜是他在外省“办事”时偶然碰到的。这个天真的少女因受不住“女恩人”的虐待而盲目地投到这位“男恩人”的门下，不消说受到更多的折磨，结果害了疯癫病，也很快地死去，留下的两个孩子伊凡和阿辽沙照样被丢给仆人格里戈里。
这个家庭，四个儿子，三母所生，二十年间成长于不同的环境中。当他们回到这么一个地地道道的偶合家庭中时，无非是一群顶着同一姓氏的陌生人，而其中斯麦尔佳科夫则是低人一等的仆人，仿佛是个局外人。出现在读者面前的这群子辈兄弟们有着迥然不同的生活道路和性格特点。
长子德米特里没读完中学就进了军校，后在高加索服军职。他放荡不羁，酗酒玩乐，挥金如土，暴躁好斗，而且好色成性，是个情欲的奴隶，但同时他又天真坦率，豪爽慷慨，珍惜名誉，具有善良的天性和真正的感情。他有宗教信仰，上帝总是在关键的时刻帮助他。叙述者称“他的性格纯粹是俄罗斯式的”。
私生子斯麦尔佳科夫的身世从未公开，他被老仆人格里戈里收养，后成为老卡拉马佐夫家的厨子，受到信任。四个儿子中只有他是在老卡拉马佐夫身边长大的，事实上，他阴险狠毒、卑鄙无耻、自私自利、冷酷无情，一如其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同的是他终身为奴，没有支配他人的权利。
伊凡也被寄养人家，他很早就明白了寄人篱下的滋味，开始了独立生活。他是个理智的人，唯物主义者，具有无神论思想，不信上帝。在作者笔下他表现出个人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色彩。他喜爱并善于思考，但内心又往往不无矛盾，因此常显得有些“阴沉”，言行不一。在斯麦尔佳科夫看来，他最象老卡拉马佐夫。
幼子阿辽沙生性善良，笃信上帝。他纯真开朗，总是以博爱和宽容的态度待人，因而几乎得到所有人的喜爱和信任，大家对他坦露胸襟，使他几乎成为“全知”的人。他爱护孩子，是下一代的导师，救护贫苦，仿佛是降凡的天使。
这个家庭的存在也纯属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夫妻之间不仅没有过爱情，甚至连家庭表面的和睦都无法维持，家庭的形成结合已预示着它的分崩离析。这里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父亲与孩子仿佛丝毫没有血缘关系，他不仅不照管儿子，甚至根本不考虑他们的存在，也不愿负担任何抚养费。在孩子们成人后，作父亲的还千方百计掠夺其财产，甚至与之争夺女人。因此，儿子们有的和他是情敌，有的称之为毒蛇，有的表面上对他唯唯诺诺，暗地里恨之入骨，就连对他持宽容态度的阿辽沙，心目中也不尊他为父。四个儿子除阿辽沙外，彼此很少共同语言，也不能坦诚相待。他们虽然相互影响，但又往往彼此猜疑，他们之间也有财产之争和女人之争。
但是，这样一个偶然凑合的家庭在当时社会里不仅有可能存在，而且并非个别（偶然）现象。俄国在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迅猛发展，金钱的力量引发了私欲的急剧膨胀，撕去了昔日亲族间温情脉脉的面纱，动摇了原有的道德观念，同时家庭观念也随着个性自由、个人解放的思想传播而日益淡漠，家庭的解体有如社会的崩溃，成为这一时代的必然。“我们无疑存在着日益瓦解的社会生活，因此也存在着日益瓦解的家庭关系，但也必然存在着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形成的生活，谁来发现它们并指出它们呢？”〔4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正是提出这个问题并试图以偶合家庭为入手点，去描写此时的家庭和社会。
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否定“环境决定论”，反对将罪行推诿为“环境的过错”，但他在创作中显然注意到人物性格的形成同人物生长其中的环境的关系。这四个儿子四种性格，有着各不相同的生活理想，各走自己的生活道路，正是受不同环境的影响的结果。如果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那么这个偶合家庭则可以说不是一个普通的细胞，而是几个细胞的结合体。偶合家庭的每个成员表面上从属于这个家庭，实际上却是不同社会环境的代表；如此特殊的家庭能更集中而广泛地反映社会状况，具有一定概括性，是社会现象的缩影。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寻常的“现实主义”的表现之一。他说过：“……被大多数人称之为几乎是荒诞的和特殊的事物，对于我来说，有时构成了事物的本质……”〔5 〕从这个角度说，偶合家庭是当时社会上各式人物聚合、表演的舞台，而作者的着眼点则远远不止于一个特殊家庭的情况，更多的是其中的个体以及特殊家庭背后的社会。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偶合家庭”还可以作一种广义上的理解，即这个家族里还应有另外三个成员：格鲁申卡、卡捷琳娜和长老佐西马。
两个女人是卡拉马佐夫家争端的起因和中心：格鲁申卡本是老卡拉马佐夫和长子德米特里共同追逐的对象，后来爱上德米特里，坚定不移地与他一起被流放，为世人赎罪；卡捷琳娜本是德米特里的未婚妻，但却同伊凡相爱，而且最终向他承认了自己的爱情，守护在生病的他身边。如果这部小说没有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逝而中断的话，按照情节发展她们很可能成为这家的成员。
佐西马长老是阿辽沙的导师，他那博爱和宽容的精神通过阿辽沙作用于德米特里、以至伊凡和老卡拉马佐夫。德米特里的自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佐西马精神的影响。因此在卡拉马佐夫一家中，佐西马的地位远远高于血缘上的父亲老卡拉马佐夫，他是这个家庭中的精神之父。所以可以说，存在一个包括格鲁申卡、卡捷琳娜和长老佐西马的广义的偶合家庭。
苏俄批评家恩格尔哈特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描绘的是个体和社会意识中的思想的生活……他的主人公是思想。”〔6 〕这种说法或许有些绝对，但是偶合家庭卡拉马佐夫家里每个人倒可以说是某种思想的载体，或者说，他们是众多思想的载体。事情并不奇怪，这个偶合家庭的背景正是处于动荡激变的转折时期的俄国社会，在这么一个社会里，各种思想以至思潮繁多复杂，互相交锋，在家庭中也必然有所反映，而偶合家庭、尤其是广义上的偶合家庭。它的成员构成如此复杂，是有可能成为各种思潮互相撞击的场所的。而表现这种思想的撞击和论争，依我看来。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真正目的之一。或许可以说，是这种目的导致陀思妥耶夫斯基选择了偶合家庭这个主题。通过偶合家庭他可以把众多的人物集合在一个有限的空间之内，也可以说是集合在一个舞台上，作为集中地表现某些思想极其交锋的场所，从这个角度来说，“偶合家庭”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种独特的艺术手段。它在某种程度上“不妨说是一种功用，而不是一种实体”，借用巴赫金的说法，就是将“一切分离开来的遥远的东西，都……聚集到一个空间和时间‘点’上了”。〔7〕
二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谈到狂欢化时，主要是从文学体裁角度着眼，但他多处强调“狂欢式的世界感受”（或“狂欢化的世界观”、“狂欢式的世界感知”）。〔8〕依我理解， 文学的狂欢化或狂欢化的文学对作者说来就是要有狂欢式的世界观，而在作品里则要为人物选择或创造一种狂欢化环境、“狂欢化的气氛”。
卡拉马佐夫这个偶合家庭确实是一个典型的狂欢化的环境。偶合家庭可以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所说的那种“翻了个的生活”，〔9〕也就是狂欢式的生活，脱离了正常轨道的生活。 在这里我们看到，费奥多尔·卡拉马佐夫厚颜无耻，胡作非为，爱钱如命，贪淫好色，一切的一切使他作为父亲的尊严扫地，他很象狂欢节上被废黜的国王，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丑。长老佐西马虽然是这个偶合家庭的精神之父，被许多人奉为神明，但也有象老卡拉马佐夫那样不信上帝的人，敢于公然当面对他加以嘲笑；书中还专门写到他死后尸体发臭，与常人无异，从而也使他失去了作为圣者的光圈。反之，斯麦尔佳科夫虽然是私生子，而且身世从未公开，但他受老卡拉马佐夫信任，在家中居然也有发言权；格鲁申卡显得轻浮放荡，几乎被人看作水性杨花的女人，但也正直诚挚，有自己真正的感情，受到阿辽沙的敬重，她还被贵族小姐延请到府上，奉为宾客，尔后她还居然当众侮辱高贵的卡捷琳娜……总之，正常社会中贵族与平民的等级观念、家庭关系中的长辈晚辈关系、甚至宗教的神圣性在这个环境中都被统统取消了，人与人的社会地位或道德品质上的差别也统统取消了，出现一种与正常关系不同的人际关系——虽然这种关系也许并非巴赫金所说的“新型”关系。
与此相联系的则是一种更为广泛的“俯就”（这就是以随便而亲狎的态度对待价值、思想、现象和事物）。〔10〕作品不仅展示人物的“双重性”，而且将众多的事物都置于狂欢节式之中。比如第1部第2卷“不适当的聚会”中，在修道院里解决家庭财产纠纷，在佐西马长老面前演出亵渎上帝的滑稽闹剧。修道院里美丽珍贵的意大利艺术版画与仅值几个戈比的通俗的俄国石印的圣徒、殉道者、圣僧等的画像陈列在一起；长老本人那细薄的嘴唇、鸟一般的鹰钩鼻——那“恶狠的、褊狭而傲慢”的外表与高尚、善良、宽容和博爱的灵魂共处一体。老卡拉马佐夫一边侮辱他人，一边却仿佛为自己所说真情而激动……德米特里对格鲁申卡的感情中爱与恨彼此交杂，而对卡捷琳娜则是尊敬与藐视相互替代；卡捷琳娜坚持要做德米特里的未婚妻，表面上出于挽救他的好意，实际是出于复仇的目的：正是“狂欢化使神圣同粗俗，崇高同卑下，伟大同渺小，明智同愚蠢等等接近起来、团结起来，订下婚约、结成一体”。〔11〕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狂欢化环境还与阿辽沙的形象息息相关。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里曾对《白痴》中梅什金公爵的形象在狂欢化中的功能作过较为详尽的分析。〔12〕同梅什金一样，阿辽沙一出现“人们之间的等级壁垒就突然变得不难渗透了，他们之间形成了内在的交往，于是产生了狂欢体的坦率。”〔13〕阿辽沙以其坦城和宽容，使得众人都先后向他坦露了自己身上鲜为人知的一面：老卡拉马佐夫暴露了他内心软弱和人性的残余，德米特里表现了他的善良和真诚，伊凡表现了他的坦率和同情心，卡捷琳娜握住他的手称他为兄弟，格鲁申卡因被他称为姊妹而感激涕零……大多数人依赖与阿辽沙有关的“狂欢化细节”表现出了自己的双重性，而阿辽沙呢，一方面如圣徒一般地宽容他人的行为，另一方面，作为凡人同样被人间的七情六欲所困惑，他对别人罪恶念头的理解和包容，正因为他的内心有时也是一个狂欢化的舞台，他其着与别人同样隐秘的思想和感情，在一定程度上他是一个独特的具有双重性的狂欢化形象。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提出狂欢化问题，有其自己的见地和充分的依据。从卡拉马佐夫这个偶合家庭来看，巴赫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狂欢化的见解十分中肯，很能说出这位作家的创作特色。
三
关于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巴赫金可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即《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前身）之前就已研究过。保存至今的他的未完成手稿《审美活动中的作者和主人公》就写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一书发表之前。固然，这部手稿中的论点，同他所理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中的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似乎是矛盾的，所以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是这位作家所创造的一种反映“世界的新的艺术模式”，即一种决定性的创新。〔14〕这种创新概括说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复调小说的首创者，这种复调小说不同于过去的独白型小说：首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中表现的是主人公的独立的自我意识，作者与主人公以及各主人公之间都是平等关系，主人公对世界的议论具有同样的份量和价值；同时，这种自我意识“是永远不能完成的，看不到结果的”，“没有一时一刻与自己一致”。〔15〕作者不是全知全能，他不是也无法给主人公作出结论。因此主人公具有“未完成性”、“未论定性”，〔16〕而作者对主人公则是客观的。其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普遍存在着对话。作者与主人公是平等的关系，从而也是对话的关系。
当然，将《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作如上的概括不免有些简单化，巴赫金的理论是丰富而复杂的，而且上面诸点之间还是有机地相互联系的，但我这里只谈谈与本文有关的方面。我要谈的只是，从上述的这个“偶合家庭”的范围看来，他所说的作者与人物之间的对话、人物之间的对话以及人物的自我对话（双声语），以及作家的客观性，人物的未完成性等见解似乎还留下一些令人思索的地方。
的确，偶合家庭由各种思想上互相碰撞的成员构成，确实形成了一个对话场，多种思想在这里对话。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把对话看作一般的争论，而是看作重大的“思想”上的对话（这个家庭里对话的内容确实一般不是普通家庭中的日常生活问题，而是“思想”问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偶合家庭中这种“对话”的实际情况。
上文说过，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要写父辈与子辈的关系。与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偶合家庭成员不是按思想保守或进步划分“父辈”与“子辈”，而是另有标准，可以认为基本上是按下表划分的：
从上表看来，这个偶合家庭的成员——“父辈”与“子辈”并非按辈分划分，而是按作者的看法被划分为两个近乎对立的阵营：一边是善良者的聚集处，一边是恶魔、恶棍的居留地。阿辽沙与斯麦尔佳科夫的对立最为明显，他们思想比较稳定，有自己固定的观点，内心冲突很少，独白中的双声语、自我对话也极少。德米特里和伊凡则具有双重人格，因而精神上痛苦不堪，究其根源，却是身上有天使与魔鬼之争，他们的自我对话往往是因为在内心中存在着两个阵营争斗的战场。不过，德米特里与伊凡虽同是双重人性，却有区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这区别在于两个人的内在根基不同，德米特里有时作恶，但他内心信仰上帝，本质是善的；伊凡虽未直接作恶，但他是“无神论”者，而无神论会使人抛开一切道德原则，无恶不作，因此本质是恶，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分属两个阵营的。
因此，《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这一偶合家庭的“对话”，各个成员之间、人的内心之间的“对话”实际上往往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观念中善与恶的“对话”；而所谓复杂的多声部，分析起来恐怕主要是两种声音、两个阵营之间的“对话”。另外，两个阵营中的人的对话关系也是不同的。阿辽沙与佐西马、斯麦尔佳科夫与费奥多尔·卡拉马佐夫之间就一般不存在这种“对话”，因为他们来自“同一阵营”，他们对世界的反应基本相同。德米特里和伊凡内心的斗争激烈，他们在与他人“对话”时，也因自己内心中往往部分地站在对手一边，所以内心的冲突由于共振而特别加强，但这冲突实质上仍然是介于善与恶之间的矛盾。总之，“对话”主要存在于矛盾双方之间，在矛盾双方（哪怕是众人各抒己见，仍然可以归为两个主要阵营）之间展开，并没有象表面上看来那么复杂。
由上述可以知道，巴赫金所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于独白型小说的作者的一些特点，如客观的态度、与主人公具有同等价值、对话关系、主人公的“内在的自由”与“未完成性”、“主人公不能成为作者声音的传声筒”等等是可疑的。事实上对于这些偶合家庭的成员们，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没有让他们各自任意地自由行动，而且以善恶为标准，将差异很大的人们安排在两个阵营。因此作者的主观意图、作者的倾向也就显而易见了。这一点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对正面人物的选择上。阿辽沙在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中，被描写成一个全知全能的人，实际上他却只有神示般的预感，而无真正的先见，他的行为无法影响事件本身，甚至与故事主线无关，对发生的事件，他只能袖手旁观，然而他却是作者下大力气描写的、推崇的对象。况且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不满足于《白痴》里梅什金那种病态的完人形象，而把阿辽沙塑造成完全健康的人。其次，也表现在他对笔下人物命运的处理中：德米特里本来做了许多可以算得上是罪孽的事，但他思想和精神上的善最终挽救了这个有罪的人，也可以说是上帝挽救了他。伊凡的为人远远没有象德米特里那么荒唐，但他不信上帝，精神中的魔鬼就将他逼进了死胡同，最后落得精神失常。第三，作者对情节的安排也表现了自己的意图：德米特里按逻辑来说是最可能杀父的，但上帝却及时地出来阻止了他；伊凡弑父是为了得到遗产，斯麦尔佳科夫杀人，却更多是受了“一切都是可以允许的”的理论影响。
弄清了作者的主观意图及其倾向之后，就不免对人物的“未完成性”产生疑问。一方面作者已将人物划分为两个阵营，已有善恶之分。另一方面，作者笔下的主要人物，无论是阿辽沙的善良博爱、老卡拉马佐夫的贪婪狡猾……都已成为这些人物的特点，从他们的言论、行动以及与他人的“对话”中表现出来了，可以认为是“定型化”了，“完成”了，读者很容易看到他们已经有了定论。作者虽然没有对这些人物直接进行评价，没有用法庭一场中对法官所作的那种独白型议论去下结论，但这种手法在其他作家的创作中也是有的。同时，巴赫金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的自由，是在艺术构思范围内的自由”，〔17〕主人公的“这种独立和自由，恰恰在作者立意之中”。而实际上，上面所说的“定型”、“完成”也是在作者的“艺术构思范围”内发生的，所以巴赫金在这方面的见解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巴赫金从一个新的角度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挖掘“艺术形式的独特性”，从而创立了他的复调小说理论，在当代叙述理论中独树一帜，他的理论确有许多独到和精辟之处，为我们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提供了一把钥匙，有助于我们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许多艺术特点。不过，复调理论是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理论概括，这种概括未必能够完全覆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创作。所以巴赫金所总结的理论恐怕不能完全适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这也许就是我们的疑点所在，而且也许就是他的理论引起许多争论的原因之一。
注释：
〔1〕《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30卷集），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3卷，455页。按， “偶合家庭”一词原文是слуцаǔное семейство，我们这里使用的是我国的通译。但依据我们所掌握的有关材料，此词也许译为“偶见家庭”为妥，我们以后将另作论述。
〔2〕〔4〕〔5〕《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30卷集），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72—1990年版，第22卷，7页，第25卷，35页，第29卷上册，19页。
〔3〕参阅格·弗里德连杰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 莫斯科—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328—329页。
〔6〕《陀思妥耶夫斯基。论文和材料》，多里宁编， 莫斯科—列宁格勒，思想出版社1924年版，第2卷，90页。
〔7〕〔8〕〔9〕〔10〕〔11〕〔12〕〔13〕〔15〕〔16〕〔17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三联出版社1988年版，247，221—224，176，177，177、243，243，87，103，105页。
〔14〕《巴赫金文论选》，佟景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3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