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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作为一种“主义”，本质上是指观点、思想和理论。1840年到1949年，110年的中国近代史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危机最为深重，同时也是爱国主义最为昂扬的时代。期间，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接受了时代的挑战和历史的检验，在忧患、抗战和求索中发扬光大，进入了新的更高的精神境界。近代史上的爱国主义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国魂”和“民魂”。所以中国近代史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独具优势，更应发挥特有的功能。
一、运用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受欺侮的血泪史、耻辱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忧患意识
在北京西郊圆明圆西洋楼遗址，丛丛荒草中几堵残垣，几根残柱，一派悲剧气氛。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到此，抚今思昔，无不心情沉重。它是一块国耻碑，记刻着1860年英法联军在中华国土上肆意烧杀掠抢，践踏华夏文明的兽行；记刻着中国人民割地赔款的屈辱。它能激起人们的羞耻感，生成不让这种悲剧重演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中国近代史上，书写和创造中国历史的一代又一代伟人，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在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中，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表现出来的坚定性和大无畏精神，无不来自他们对百年屈辱史刻骨铭心的记忆。即使百余年后的今天，当某些梦想重新骑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西方大国动辄以种种借口干涉中国内政时，人们“马上就联想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1]所以邓小平深刻地指出：“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2]这就是我们运用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受欺侮的血泪史、耻辱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依据。
爱国主义思想作为社会意识中的一种思想观念，不同于一般的情感表达，具有系统性和深刻性的特征，有一个形成、确立的基础和过程，或者说要经过一个由个别到一般，由特殊到普遍，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因此，我们进行“耻辱史教育”也必须具有系统性、深刻性，以利于爱国主义的形成和确立。
所谓系统性，就是不满足于对个别历史事件、历史片断的一知半解，而是从政治压迫，军事侵略，经济掠夺，文化毁灭，精神麻醉等诸方面，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时期，全方位、全时域地展开，纵串横联，看到历史上每一个悲剧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它们既有自己的历史坐标，又相互联系，从中寻找“悲剧”历史发展的规律：首先是帝国主义依仗其强大的实力，发动侵华战争，进行武力征服；每次战争之后，都以战胜国的地位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去中国的城市、港口和大片土地，夺去中国的海关权、征税权、司法权，获得驻军权，建立“国中国”。沿着帝国主义踏进中国大门的遗迹，看到中国人民脖子上的枷索是怎样套上的，几万万华夏儿女是怎样跌入苦难深渊的。
所谓深刻性，就是以确凿的数据，鲜明的对比，说明悲剧是全民族的悲剧，灾难是全民族的灾难，耻辱是全民族的耻辱。就是从世界上几乎或大或小，或强或弱，或远或近的帝国主义国家百年间发动过数百次的侵华战争，强迫中国接受1100多个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掠走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相当于3个法国，4个日本，12个捷克），索去战争赔款达1000亿两白银……我们要用这些事实来揭示：近代“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帝国主义掠夺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最基本原因，现代西方发达国家高度的物质文明，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血汗和白骨之上的。
情感与认识相统一的理性力量，是支配受教育者行为的持久力量，也才是真正的精神动力。在中国近代史教育中注重系统性和深刻性，对于近代历史上百年来的耻辱，百年来的悲剧进行历史本源的综合探讨，就能使受教育者达到对中国近代史历史本质的理性的认识，产生一种主动推动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如对于八年抗战史的学习，必须要讲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无穷灾难。不讲，就是否认历史、歪曲历史、抹煞历史。但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已不是需要呼唤“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时候，需要的是通过寻找造成民族灾难的根源，发出一种新时代爱国主义的呼唤：为什么一个面积只有中国二十六分之一的日本，竟敢侵略我们？无疑是帝国主义本性决定的。而当年中国积贫积弱，经济科技落后，国防实力不足，才使得它认为有机可乘。以1937年为例，日本钢产量为580万吨，中国仅为4万吨，日本年产飞机1580架，坦克330辆，而中国为零。归根到底是我们综合国力不行，没有强大的国防工业和强大的军队；国民党政治腐败，没有率军与侵略者较量的勇气；中国国际地位低下，只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相互妥协、争夺利益的牺牲品。“落就要挨打”的历史结论，由此而入情入理地得出。这种以理性思维为导向的爱国主义教育，就会使学员在爱与恨的情感基础上增强忧患意识，自觉地意识到或者主动地寻求避免历史悲剧重演的答案。在当代，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两大主题，当前以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间的竞争主要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世界在共同发展，如果没有相应的实力就难以在国际舞台实现公平与公正。唯有把握历史机遇，急起直追，发展自己，增强综合国力，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威慑力，才不会失掉未来。这就是一个真正热爱自己民族的人所应该具有的历史责任感。
二、运用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前仆后继的斗争史、胜利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振奋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蕴藏于民族之中的一种深沉的、巨大的、不断发展的力量。她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灵魂和脊梁。翻开世界史可以看到，中国、埃及、巴比伦、印度曾经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但唯有中国，从5000年前延续至今，并继续蓬勃发展。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虽也曾遭受过无数曲折波澜，但迭经离乱而不散，屡遭坎坷而不倒，生机顽强，不断发展。毫无疑问，是民族精神起了巨大的支撑和推动作用。
在中国近代史上，虽然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但这种顽强不屈、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却得到了空前未有激发、凝聚和升华。为了挽救危难中的祖国，千千万万的仁人志士以天下为己任，“人人心忧国之心，人人事忧国之事”。即使当时中国的统治者卑躬屈膝，俯首签约，丧尽国格；即使中国社会文明程度与世界先进水平有相当大的差距，落后挨打的局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会改变，优秀的中华儿女也从未因此而失去民族自信心。相反，斗争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不可抗拒，最终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胜利。现在，不少人关心国家之事，表现出强烈的参与意识，也意识到了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但又往往缺乏冷静的历史眼光和理性的现实态度。因此，抓住近代史上中国人民斗争史、胜利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必须把增强忧患意识与焕发民族精神相结合。
注重忧患意识和民族自信心的统一。忧患意识是一种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给予积极的精神诊断，并以危机感为基础，以加快历史进程为主题，对现实在进行辩证的否定、批判、怀疑与建构的自觉意识。它表达了一切爱国者对民族历史的进化与提升所给予的终极关怀，从而成为爱国主义的基本精神。但是，失去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的忧患，缺乏理性思维所特有的辩证态度的忧患，只能导向消极和沉沦，导向不符合历史规律的价值选择。在中国近代史上，正反两方面的史例不胜枚举。我们不仅要用近代中国人民受欺侮的血泪史、耻辱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忧患意识，更要用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前赴后继的斗争史、胜利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自信心，相信“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3]达成忧患与民族自信心的统一。通过现实的压力，感到发展的迫切和改革的必要，发扬先辈们的优良传统，以一种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勇敢地接受内部和外部环境的挑战，在使中国人民富强起来发展起来的当代爱国主义主题下，写下精彩的一笔。
注重忧患意识的批判精神与实干精神的统一。忧患意识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对现实社会弊端进行猛烈批判的精神。然而理论的批判不能代替实践的改造。从忧患意识的批判功能向建设功能转化，才是其真理判断向价值判断的过渡。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先驱，对国家危亡的忧患都包含着强烈的实践改造原则，即不仅告诫世人“历史是什么”，而且引导世人“应该怎样做”；不仅引导世人“应该怎样做”，而且自己身体力行，埋头苦干。因此，在把握近代史上的爱国主义，抓住斗争史、胜利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不仅要注意到不断高涨的爱国主义运动，还要对坚持革命与建设相辅而行，坚持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发展并举，坚持引进吸收与改造创新结合的改革思想和改革方案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这些改革思想和改革方案一个接一个地不断提出，不但从理性的方面证明了中华民族从不屈服外来侵略和压力，体现了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而且对于开展当代爱国主义教育具有积极而直接的启发意义。那就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忧患意识还只是思想上的醒悟，并非有了忧患意识就能自然而然地改变一切；忧患意识绝不是单纯地批判精神，甚至表现为不负责任的不满一切的牢骚，表现为一种完全以个人情感的好恶来否定现有事物的独断意识。懂得了近代史就会懂得，使中华民族遭受百年屈辱、百年灾难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不是因中国人有了忧患意识就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是被忧而起、忧而行的中国人民赶出去的；今天独立、统一、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不是帝国主义恩赐的，而是靠我们穷且弥坚，挫而复起争来的，夺来的。发达国家不会因为中国人有了忧患就停下来等待我们，党内的腐败现象和社会上的不良风气也不会因怨天忧人的牢骚而泯灭。社会主义大厦的工程，仅靠忧患意识，永远不会有峻工的那一天，只有我们全民族团结一致，和衷共济，人人拿出添砖加瓦的实际行劝，才能早日巍然矗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需要继开往开来的年轻一代，以浓缩着中华民族近百年忧患，以内含着中国人民无数次探索所得的符合历史规律的价值选择的忧患意识，在理性世界中转化来的哀感顽艳的实干兴帮行动。中国近代史教育应该积极地做好忧患意识向实践转化的工作，通过实践的加入，使忧患意识得以升华，达到爱国主义精神的自觉高度。
三、运用近代史上中国人民不断奋进的觉醒史、寻路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坚持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一
当中国历史的航船驶入近代港湾时，鸦片战争的惨败，使中国蒙受奇耻大辱，“天朝大国”竟败于劳师袭远的“蕞尔岛国”之手，严酷的事实，在中国思想界，在中国人民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抗暴御辱，冀雪国耻，成为先进的思想家重新认识世界的趋动力。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有三个代表性人物提出过三个救国方案：一是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二是康有为的戊戌变法，实行君主立宪；三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此外还有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各种各样的学说和救国方案。从这些方案可以看，近代中国思想家在寻求民族的生存和解放，祖国的进步与富强的方式上，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上有一个由浅入深的思想过程；可以看到近代中国先进思想家观念中的理想社会，是在一步步地向科学社会主义靠拢。所以中国人民在“五·四”前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不是突发性的选择，而是长期摸索中的救国救世的理想从空幻向科学的飞跃。从这些方案的失败可看出，要把一个政治腐朽、经济极端落后的旧中国，改造成富强发达的新中国，需要进行艰苦的合乎中国国情的理论创造。在近代史教学中抓住中国人民在不断奋进中觉醒、寻路这条主线，就是从比较、失败、胜利中分析近代中国志士仁人为救国救民所经历的艰难曲折，把握中国人民从爱国主义进而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历史规律。“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过来了”。[4]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就是说：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问题；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通向富裕和繁荣道路。这样，就使一百多年来无数先烈经求索思考得出的结果成为学习中国近代史者掩卷沉思所得出的必然结论。这也是为什么社会主义是当代爱国主义的主题的深邃内涵，为什么社会主义是当代爱国主义主题的历史源渊。
同时沿着近代史上先辈觉醒、寻路、探索的遗迹，必然发现，在剧烈纷繁的演化中，在大浪淘沙的洪流中，有时代的旗手，有时代的号角，有慷慨激昂的革命志士，也有专精一门的孜孜学者，有的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使爱国主义得到升华，有的未能紧跟时代的步伐，被历史所淘汰。但是，有一点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即不管他们在哪个历史阶段，不管他们以什么形式爱国，在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甘为国民死，不为奴隶生的献身精神、爱国情怀和推动社会改革、追随历史进步潮流相结合的理性精神，将本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相融合的创造精神，对于我们今天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亿万子孙不懈追求的振兴中华的宏愿，仍然有着巨大的人格力量。
分析近代爱国主义者觉醒、寻路历程，还可以清楚地看出，由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爱国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者，是“五·四”以来多数爱国者走过的共同道路。如果说有些爱国者起初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有过模糊认识，甚至存在过怀疑的话，那么只要他是一个真正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爱国者，最终必然对社会主义事业产生新的情感，归附于共产主义的旗帜之下。近代中国的伟大女性宋庆龄，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信仰基督教，但她并没有满足于个人优裕的物质生活，也没有始终拜在天主面前，而是在强烈的爱国激情驱使下，在帮助孙中山提出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过程中，逐步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因此，她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大批屠杀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中，不顾亲朋好友的劝说，不畏蒋介石的威胁利诱，成为中国共产党最亲密战友。在抗日战争中，她千方百计地支援抗日军民，在解放战争中，她一心一意支持解放区。建国以后，她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到最后一息。在弥留之际，她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并得到中共中央批准。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徐特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一不是从坚定的爱国主义者走向共产主义者。这些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在寻找救国的道路上，几乎都先后信仰过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改良主义等，是历经磨难的爱国实践，使他们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最终实现了世界观的飞跃，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近代中国人民觉醒、探索的历史充分证明，作为一名爱国者，只有不断升华爱国主义思想，才能使自己的爱国主义行动迸发出灿烂的时代火花。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社会进步的象征，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背离社会主义，离开当代中国前进的步伐，也就谈不上爱国主义。
“欲明大义，必先知史”。百年的中国近代史，是中国人民的屈辱史，是中国人民的斗争史，也是中国人民的觉醒史、胜利史。今天，我们深化爱国主义教育，把中国近代史作为重点内容，必须转变思想观念，更新传统作法，开阔思路，使历史教育真正成为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注释：
[1][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8、8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3][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7页、1409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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