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四个基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点论文,意识形态论文,话语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6)01-0027-06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6.01.005 当前，意识形态工作已成为政界、教育界、文艺界的聚焦点。①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是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而何为意识形态话语权？分解来看，意识形态的核心要义是指以统治阶级的利益——权力为基础并用以维护社会运行的观念体系。话语权即为说话的权利，涉及四个维度：有人说、有人听、有人信、有人行。合二为一，意识形态话语权主要指统治者借由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执政理念、政策、法规能被听众(被统治者)所接受、所认可、所遵从、所信奉。本文从讲话者、讲话内容、听众这三个维度出发。认为实现意识形态话语权要把握四个基点：唯实、为民、未来、畏言。 1 唯实：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信任底线 民无信不立，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底线是取信于民，而取信于民的关键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实质与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坚持实事求是就要讲真话、讲实话，“毛泽东同志以前说过：为了坚持真理，为了实事求是，为了说老实话，应该有‘五不怕’，这就是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毛泽东：这是对男的说的，对女的说是不怕老公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准备了这‘五不怕’，什么话也敢讲，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1](P439) 然而，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做到实事求是，需要正面意识形态内隐的第一个悖论——意识形态是事实与虚构、公开与遮蔽的共存体。一方面，意识形态具有客观基础。意识形态得以呈现的观念、话语具有现实的物质基础，意识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具有虚假性。每个人的思想、意识都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人类能够在思维中能动地构筑观念客体，甚至“虚构”出理想的、幻想的世界。在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中，统治者为了提高自身形象、强化政策的执行力度，总是赋予意识形态一定的阶级意志，“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行动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2](P94)或遮掩现实的物质条件，或美化未来的理想愿景，意识形态总能虚假地解决观念与现实的冲突和矛盾，把二者转变成一种假定的和谐状态。在意识形态的标榜性话语体系中，听众的注意焦点易被诱导。听众选择性的记住了一些东西，也不假思索的舍弃了其他东西。换言之，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想让被统治者知道的东西便极力予以呈现，不想让其知道的东西便予以舍弃。 而在是与非、真与假、实与虚的博弈之中，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现面临重重阻力。阻力之一就是意识形态作为人为的选择性话语体系，但选择性的尺度并不好把握，“既要说出它所代表的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宣布这种利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又要竭力掩蔽这种根本利益，把人们的注意转向细节或其他问题上。”[3](P136)况且听众的“耳朵”也愈发敏感、挑剔，“随着人们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们群众在数量上必定增多起来。”[4](P414)加之身处后现代语境之中，反权威、反中心的思想倾向更是给宏大叙事的意识形态带来巨大冲击。若意识形态话语仍然好大喜功，甚至虚张声势，动辄就是“紧迫性”“必要性”“创新性”等形式主义的文辞堆积，必将遭到民众的排斥。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每一个人都是话语的制造者，每一个人都在别出心裁的发声、造势，来展示自己的存在、吸引观众的眼球。这无疑又削弱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话语权。 大道至简，“奥卡姆剃刀”提醒世人“若无必要，勿增实体”。实现意识形态话语权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还原事情真相、回到事物元像。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述中，人为的屏蔽往往阻隔了观众的接受心理，让事实说话最有力量。信息化时代，知识碎片化、信息多样化，快餐阅读中的直观愉悦逐渐挤占理性启蒙。为了在多元的文化消费中占有一席之地，这就更需要意识形态勇于去蔽化。如果说遮蔽下的意识形态话语是“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哪些话需要变着花样说”，那么去蔽下的意识形态话语则是“哪些话还没说、哪些话说错了、哪些话还没说透”。对于遮遮掩掩、声东击西、微言大义的文风、话风，着实需要反思与改进。“这就要求我们的文件、讲话和文章，力求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分析问题要客观、全面，既要指出现象，更要弄清本质；阐述对策要具体、实在，要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要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是则是、非则非，不夸大成绩，不掩饰问题。”[5]统治者能够阳谋而不阴谋、阳光而不暗箱、制度而不权术，实事求是，公开透明，自然会赢得民众的信任与支持。“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6](P307)例如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令人欣喜，1.6万多字的报告中“公开”一词出现24次，明确指出：“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 2 为民：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价值诉求 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代表谁、依靠谁、为了谁”是意识形态工作的价值诉求。一般而言，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执政党)政治理念的集中表现。从逻辑上说，任何执政党(统治者)的产生和存在都有其意识形态前提，意识形态能凝聚力量、是前进方向、是整体形象。意识形态的出发点是统治阶级的权力和利益，但在价值诉求上又不得不考虑被统治阶级(民众)的利益，正所谓“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这就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第二个悖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博弈。在意识形态的理论框架中，少数人预设了社会发展道路，多数人的利益、道路受到少数人的意志左右。但意识形态若只代表少数统治者的利益，对于被统治的多数人来说，社会“共同体”就是“虚假”的、“虚幻”的，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此用“虚假的共同体”予以揭露。 实事求是地讲，当今言及“为民”之类的语词往往流于口号，如“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等，这实际上背离了意识形态的本意，致使意识形态概念越来越有贬义色彩。意识形态概念创始之初，实为中性概念，兼有集体主义情怀。如意识形态概念的首创者特拉西认为，意识形态理论是一门负有使命的学问，目标是为公民服务，使社会与政治秩序根据不同阶层的需要与愿望加以合理安排。美国社会学家华尔泽也认为，意识形态的功能之一就是作为处理、整合冲突的工具。就积极意义而言，意识形态不仅向人们提供用于指导世界观的信仰体系，还能掩盖或转化不同社会群体因利益竞争而积累的各种矛盾，由此而凝聚社会意识共识。个人是意识形态的构成要素，意识形态赋予个人不同职能。“意识形态的功能是提出主体的社会现实的边界条件。它不是单纯地导致错误认识和无知，而是使主体介入持续的包容与排斥的过程。对是什么、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可能的等问题下定义。”[7](P89)有鉴于此，华特金斯将“全民性”看成是现代意识形态的一个特征，“自觉地唤起民众，强调民众是进步与意识形态胜利之后的最终受益者，进一步显示了现代意识形态的革命特征。与历史的任何运动相比，现代意识形态运动由于宣称权威的合法基础是民众的赞同，因而是史无前例的从根本上属于民众的运动。”[8](P5)于是，执政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获得必须纳入“全民性”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之中。如果说统治阶级(执政党)自身的利益诉求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出发点，那么被统治阶级、普通民众的利益追求则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真正实现与否的法门。 前文曾指出意识形态的遮蔽性，这实质也是如何摆放官与民的关系问题。不相信民众能同舟共济、不相信民众能明辨是非、不相信民众能理性抉择，怕民众会乱、怕民众会反、怕民众知情、怕民众失信……就会出现意识形态的遮蔽性。其实，信任是互相的，出于不信任听众的逻辑前提，无论怎么苦口婆心地宣教、炉火纯青地演绎，都难以赢得听众的真诚信任、信服。尤其是在信息获取手段、数量、质量均不对等的情况下，政府更要满足民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互联网时代，真实信息的拥有者意味着实际利益的获得者，但在官与民的信息、利益分配中，“必须要尽力避免两个极端，一是尽量避免像毛泽东晚年那样，为了保证群体利益的最大程度的反映，而让意识形态迁就于人数最多的阶级如农民阶级，让知识分子去那里接受所谓的再教育，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此颇有微词；二是尽力避免像西方马克思主义主张的那样，走向精英政治，将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寄托于具有文化霸权的某些政治或学术精英，而将此与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或农民阶级的真实的经验生活相脱离。这又是毛泽东最反对的。”[9] “为民”的实质是意识形态的内容指向、价值诉求要贴近民生，“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10](P235)同时，“为民”的过程也要注意在意识形态话语表达中的角色问题，即要有对象(听众)意识。“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吗？我们和无论什么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里面想些什么东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吗？”[11](P836)政府官员满口官腔，知识分子满口学究气，意识形态宣教就很难接地气，就很难与民众(老百姓)打成一片。环顾四周，我们并不缺少意识形态的理论家，而是缺乏把意识形态“内行话”讲给“外行人”(民众)听的演说家。这样就难免形成“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局面，“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体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90后的个性签名“你若端着，我便无感”提醒我们，老是一副传教士、教师爷的姿态出现，会面目可憎的，也不可能与90后的年轻人“一起愉快的玩耍”。“有的人还喜欢以领导者自居，喜欢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遇事不愿意同群众商量，这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宗派主义倾向，也是一种最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12](P214)话语权的真正获得是平等对话、交流，而不是灌输、驯化、惩戒。官与民、上与下的语言沟通、反馈机制打不通，仅凭媒体的转传、代言，意识形态宣教往往沦为空。尤其是随着现代社会民主化程度的提高，以强制力为基础的意识形态管控已逐渐失去市场，各国执政党更加注重以意识形态感召力为核心的软实力建设，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顺势而出。 3 未来：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战略导向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民族要复兴，民众要幸福……所有这些具有上升倾向的力量都需要在意识形态的时间向量中得以协调、共荣。作为上层建筑、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是一种以政治信仰、政治设计为核心的信仰体系与实践纲领。面向未来的意识形态因预设了理想的社会秩序难免有乌托邦色彩，但这正是每个理想主义者的希望所在、价值所在。 从人类学本体论角度分析，未来意识是一种专属人的高贵意识，人是一种未竟的存在，是不断展开、不断建构，又不断超越的存在。德国哲学家舍勒看来，人是一个不断开放、不断生成的X。存在主义教育家雅斯贝尔斯也指出：“只有追求不可能的东西的人才能达到可能的东西。人在企图实现时经受到不可实现性，他才能够实现人所应该完成的任务。”[13](P89)人在现实中的不足和匮乏感往往会在精神意识世界里得到某种替代性满足，借用精神富裕慰藉物质贫困。但基于个人的未来意识容易流变为竞争意识，难免会出现短视、急功近利、个人主义等问题。处于社会共同体层面的意识形态自然要超越个体意识的狭隘性，从整体、全局、长远的立场来设计未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历史和事实已经证明，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自诞生以来就始终以战略引领的姿态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思想家’所以配称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早地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14](P326)就中国共产党而言，也始终以意识形态的先进性来维护自身在社会发展、领导管理中的话语权。“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15](P522)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以文化的先进性为引领，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改革建设年代，中国共产党以经济建设为引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今，在和平与发展、社会转型的国内外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又确立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开启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新征程。尤其是中国梦的提出，勾画出国家、民族、个人发展的远景目标，加之“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四个全面”的战略谋划，“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的发展愿景指日可待。 面向未来的意识形态话语权需要战略规划，需要顶层设计，需要未雨绸缪。尽管未来不能预演，但可预判。面向未来的意识形态需要把握以下三点： 第一，统治阶级(执政党)要尽量保持意识形态内隐核心理念的稳定性，稳定可以预测未来。核心理念的稳定意味着意识形态的构建要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能朝令夕改，不能因人而异。统治者要善于运用理性去建构意识形态，而理性“最根本的核心无非是两大原则，一个是逻各斯原则，表现为逻辑的规范性，一个是努斯原则，表现为自由意志的超越性，二者处于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相互纠缠的辩证关系中”。[16](P40)当然，稳定不是因循守旧，不是踏步不前，要警惕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的保守力量。必须要与时俱进，控制风险，让意识形态理论引领时代发展。 第二，意识形态不是一元主导，而是求同存异。统治阶级的价值取向一般即为社会发展的主流价值、核心价值趋向，但这一核心价值是不是人类发展的元价值？换言之，统治阶级的意志能不能代表社会全体成员的意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若一定追问人类发展的元价值，则必须要回归人性、回归人类本身。元价值观一定是根源于人性的价值观，具有普世效应、导向人类全体的价值观，而不是专属统治阶级的价值观。此时，一切党性、德性、理性归根到底还是人性，塑造一个个纯真、质朴的人理应是意识形态的根本归宿和最高指引。求同存异、回归人性的意识形态必定是多元与统一的共存共荣。若一切都意识形态化，一切都统治阶级的意志化，则有悖于人性的多样化形态，也自然招致民众的反感。 第三，意识形态不要以约束、规制为核心，面向未来的意识形态需要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中，自由发展是基础，全面发展是方向。意识形态工作要尊重民众的不同梦想与自由选择，马克思就曾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以文学的笔触极力讴歌、呼唤精神自由：“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青神只能有一种存在的形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17](P111)毕竟自由是个人一切权利的基础，没有自由其他的一切权利都形同虚设。失去自由、自主，服务于外在目的和需求的发展是一种奴化发展。尤其是公民的言论自由更应该给予肯定和保障，善于接纳不同政见者，力求“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4 畏言：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自觉自省 前文三点主要阐释三个问题，意识形态话语的内容、听众、导向，本部分的焦点是意识形态话语者对所讲内容、话语行为的自我反思。在此，自我反思的最高境界是敬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在意识形态话语权中，更要敬畏语言：因为说话人的身份特殊——统治者(执政党)，君无戏言，绝不能信口开河；因为说话的内容特别，意识形态的话语内容多涉及国计民生，“一言不慎，满盘皆负”；因为意识形态话语权和执政权水乳交融，权力行使要有章可循。 众人皆知言论自由是每个人的权利，但往往忽略语言是人之为人的特质所在。其实每个人都要敬畏自己的语言，因为语言构建了个体的认知世界、搭建了社会交流的桥梁。“物质可以通过生产精神、意志和一个人类精神成果的世界来超越自己。这些产物中第一件就是语言。我猜想，事实上不但语言是这些产物中最初的一个，而且人的大脑和人的精神也是在语言的相互作用中得到发展的。”[18](P128)语言中的语词内涵、语法规则、语境氛围等，是人类全部社会行为中最核心的活动形式，语言的普遍性既密切联系于思维活动，也密切联系于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普遍性。通过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来引导民众思想是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国家的发展必然与话语方式的形成相融和，话语方式建构性地塑造了国家权力。”[19](P254) 敬畏语言，不是“好说话”，而是“话说好”。赋予说话的权利不代表口若悬河，“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荀子·非十二子》)。习近平就曾批评过口无遮拦的官员：“有的党员干部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有的还专门挑那些党已经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来说事，口无遮拦，毫无顾忌，以显示自己所谓的‘能耐’，受到敌对势力追捧，对此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20](P133)语言是面镜子，折射出执政者的精神风貌。但更为重要的是，统治者、政治家、意识形态政策是要“上史”的，一方面是统治者在意识形态中对民众发号施令，另一方面民众也在历史(或正史或野史)中点评着执政者的言行举止。“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是要过历史关的，他们的较量是要从现世中延续到历史中的，是要在历史中决胜负的。”[21]古语就有“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的说法，街头巷尾的民声可谓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策略得与失的最好反馈。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载入史册的文字历来彰显人间正道，诸如被世人唾弃而“遗臭万年”的秦桧和被后人传颂而“流芳百世”的岳飞就形成鲜明对比。 “话说好”也不代表伶牙俐齿，舌巧如簧。孔子反对“巧言令色”，认为“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意识形态话语既在说“理”，更要说“明”、说“透”。在通过各种形式向听众宣讲意识形态理论时，要将“理性话语”转化为老百姓能够接受的“感性话语”“大众话语”。反之，刻板生硬的话语形式和宣传方式会削弱民众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和信仰。1942年毛泽东曾在《反对党八股》中列举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对于今天意识形态用语仍有惊醒作用：(1)空话连篇、言之无物，(2)装腔作势、借以吓人，(3)无的放矢、不看对象，(4)语言无味、像个瘪三，(5)甲乙丙丁、开中药铺，(6)不负责任，到处害人，(7)流毒全党，妨害革命，(8)传播出去，祸国殃民。“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2](P844) 如果说自恃清高的“党八股”必须摒弃，那么人为制造的“语言腐败”更要根除。在腐败化的语用环境中，个别人为了一己的政治目的或私人利益，人为地掩盖真实意图而偷换语言概念，编制出蛊惑人心的话语去“忽悠”人，操纵听众心理。要知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问题不是在骗人的花言巧语，而是在实现绝大多数人本身的真正利益；诚然，这些利益当时还并没有为这绝大多数人所认识，但是在其实际实现的过程中，由于具有令人信服的明显性，一定很快就会为这绝大多数人所充分认识的。”[23](P597)为此，意识形态话语必须抛弃标题党、莫须有、假大空、造概念、情感牌等腐败化的语言表达方式，力求“短实新”。否则，一旦意识形态用语被腐化，意识形态工作只能面对或麻木不仁或怨声载道的听众而无法收场。 敬畏语言，要做到言行一致。语言与意识形态都具有实践性，意识形态的实践性是通过语言而发挥作用的。“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24](P25)统治阶级的言行一致、政策执行的官民一致是“畏言”的最好证明。若执政党(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面前说一套、背地里做另外一套，意识形态话语就成了“阳奉阴违”“表里不一”“虚伪欺骗”的笑柄。“言从而行之，则言不可饰也。行从而言之，则行不可饰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礼记·缁衣》)。明代哲学家湛若水也多次提到言是“君子枢机”，是连接君子的内在涵养与外在社会行为重要环节，“言行君子之枢机，所关者大矣。学者皆然，人君为甚”(《格物通·慎言动中》)。当前，“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开展正是力促领导干部队伍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有力举措，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对执政者(统治阶级)而言，与其说是敬畏语言还不如说是敬畏权力。有权不能任性，发言不能恣意。国家权力来自于国民共同的契约让渡，权力来源于人民必然用之于人民。就目前中国的现实而言，依法治国关键点是依法治官、依法治吏、依法限权，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公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政府权力必须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否则事事都管，处处发言，一旦行事和用语出现纰漏，权力的公信力必然下降，更不用谈及话语权了。“正确行使权力，掌权为公、用权为民，则群众喜、个人荣、事业兴；错误行使权力，甚至滥用权力，掌权为己、用权于私，则群众怨、声名败、事业损。秉公用权、廉洁从政，是领导干部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25](P260) 总之，在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影响因素中，唯实、为民、未来、畏言四者互相影响，缺一不可。“唯实”是发言者的立身之本，是言语内容的内核所在，是意识形态的生命所在；“为民”是对听众的关照、负责，发言者的讲话内容要与听众的需求相一致：“未来”是发言者与听众的目标交融，是二者利益共赢的直接证明，是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否持久的关键所在：“畏言”是发言者的自省，是省察人生的最好体现，是意识形态工作慎言慎行慎权的自我要求。 注释： ①例如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辽宁日报》刊发《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中办国办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求是网》刊发《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难在哪里》、《人民日报》刊发《自觉抵制西方强行推广意识形态选择适合国情的政治体制》等，都表明了我们对待意识形态工作的自觉与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