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之[1]2015年在《人民币国际化与对外直接投资互动关系视角下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研究》文中指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与该国货币国际化的进展之间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梳理研究英国、美国和日本的相关历程可以发现:英镑、美元和日元的国际化伴随着其货币发行国的叁个发展阶段,分别是工业强国、出口大国和投资强国;货币国际化的基础是一国经济的国际化,需要其发行国具备强大的外向型经济实力、开放的金融市场与稳定的货币币值;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影响一国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既能促进本国货币国际化的推进,又会受到本币国际化程度的制约。申言之,对外直接投资和货币国际化在发展历程中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不仅为企业提供了融资便利,降低了购汇成本和汇率风险,而且有利于企业提高竞争优势,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作为一种投资工具,人民币国际化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辅助的推动作用。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持续深入推进,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更为强势的发展趋势,可以遵循"一带一路”加强对新兴市场的投资,可以调整产业结构加大并购投资,可以借助金融机构的海外扩张扩大投资的力度,可以借助货币国际化的广阔平台,推动企业更为全面和顺利地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另一方面,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角度有力地促进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从直接影响的视角观察,可以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强化了人民币的计价、结算和储备功能,从而推进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首先,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可以提升人民币的兑换频率,触发货币兑换的乘数效应。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人民币借助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不停地流转,与其它国家货币间的兑换也愈加频繁,促进了人民币国际计价和结算职能的扩展。为了防止企业将利润兑换成人民币汇回后造成供不应求,东道国会加强对人民币的储备,刺激了东道国对人民币的需求,即增强了人民币的储备职能。其次,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可以提升人民币的结算强度,触发货币结算的集聚效应。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为人民币强化结算功能提供平台,促进人民币在外汇交易市场的使用频率,并逐步形成一定的结算规模,增强非居民对人民币的持有意愿。最后,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可以增加人民币的竞争优势,触发货币的替代效应。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使东道国减少或者取消同类产品的它国进口,转而使用人民币进行本地采购,从而减轻了东道国对其它国际货币的依赖,而这种对其它国际货币的弱化,就相对增加了人民币的竞争优势,提升了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从间接影响的视角观察,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对外贸易这一中间介质影响人民币国际化。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正面影响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会引起贸易规模发生不同的转变,既可能激发互补效应,也可能发生替代效应,并且带动贸易结构的转换升级,创造更多的贸易机会。另一方面,对外贸易可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开展。引入货币搜寻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内生标准理论和计价货币选择理论,可以分析发现,开展对外贸易,在扩大贸易份额的同时保持国内经济稳定,并保持本币币值和汇率的稳定,是推动货币国际化不可或缺的条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选取美元、英镑、日元在外汇交易、国际债券市场以及在各国央行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美国、英国和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占比、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对外贸易占比、通货膨胀率、实际有效汇率等作为解释变量,通过构建面板模型对1999年到2013年的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和平稳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显着影响货币国际化,对外直接投资占比每增长1个百分点,货币在外汇储备中的占比提高2.36个百分点,货币在外汇交易中的占比提高2.84个百分点,货币在国际债券中的交易占比提高1.18个百分点。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人民币国际化之间相互影响。作为投资工具,人民币国际化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便利,发挥了积极的辅助作用;作为关键因素,对外直接投资有力促进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积极发挥了直接和间接的推动作用。因此,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是关键的影响因素,其功效不可比拟。现实中,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离不开相关政策的促进和保障。追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始终贯穿其中,发挥了积极的正向促进作用。政策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即适应性的调整阶段和开拓性的创新阶段。在调整阶段,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历经探索、兴起和发展,逐步细化并贴近需求,审批权限和审批手续得到放宽,配套制度进一步完善,并出台了一系列的财税金融鼓励政策,真正地实现了有法可依。在创新阶段,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我国政府适时制定和颁布了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由人民银行负责具体的政策制定和部署实施,在企业投融资和资金运营方面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实现了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史上的伟大创新和重大突破。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大胆改革了行政审批方面曾有的糟粕,进一步简政放权,将自主权交还给企业,加速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因此,如果我国需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就要加大力度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而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离不开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促进和保障。换言之,完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是当前亟需开展的工作,对外直接投资政策能够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进而也能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增添动力。众所周知,英国、美国和日本在对外直接投资上取得过不错的成绩,这与它们不断完善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是密不可分的。总结和分析这几个国家的成功经验,可以发现战略部署是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提条件,专门的管理和服务机构是基础设施,健全的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是有力保障,完善的财税金融体系是强力支撑,本币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构建是有效补充。因此,在完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设计中,提出如下建议。一是要制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战略,尝试设计《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发展纲要》,把握住"一带一路"战略的绝好契机推动"走出去"战略;二是要构建专门的管理和服务机构,设立专门的境外直接投资管理委员会、政府公司型保险机构和基金机构,简化程序并提高效率;叁是要健全法律保障体系,在国内层面尝试制定统一的《对外直接投资法》,在国际层面充分发挥双边协定的作用,积极加入国际规则的制定中,进一步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和代位求偿权制度;四是要创新完善财税金融政策,建立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的财政支持政策体系,提供优惠的税收政策,进一步发挥政策性银行的职能,拓宽融资渠道;五是继续推动跨境人民币结算政策,梳理和改进当前的政策障碍,因地制宜地开展政策创新。进一步制定和完善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可以积极推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进而为人民币国际化增添助力。目前,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非常热门,关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也趋于成熟,但是关于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的研究较为有限,尤其是通过政策研究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进而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探讨更为罕见。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取得跨越式进展、人民币加速走向国际化的当下,研究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因此,本文将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人民币国际化互动关系的视角下,探索和研究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完善措施,力求将推进政策、对外直接投资和人民币国际化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即以政策完善保障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以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行。
廖战海[2]2006年在《基于产业转移视角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世纪之初，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正滚滚而来。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产业全球化，其显着特征是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国际直接投资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发展极大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构成了经济全球化的微观基础。同时，国际直接投资也大大加快了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产业结构大调整的必然反映，而国际直接投资是实现国际产业转移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可以抓住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提升本国的产业结构，加快本国工业化的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或对传统理论加以修正和补充，或提出了崭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以求全面诠释发展中国家的海外投资行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推动中国宏观经济持续发展、促进中国获取更多全球化收益、保障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安全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就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条件或优势而言，我们认为中国所具有的是大国综合优势。这种综合优势表现在叁个方面：一是投资动机的多样化；二是差别优势的多元化；叁是发展空间的多角化。 作为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显然没有进入大规模对外投资的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拉动效应还明显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投资中低度化的产业对国内产业升级的滞后作用；投资关联度弱的产业不利于国内产业结构的跃迁。 对于“非资本过剩型跨国投资”来说，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业务，其意义已经超出了企业投资行为的范畴。从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角度来看，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趋势不断强化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把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我国提升和拓展产业结构的一个重要手段来利用。因此，产业递进、资源保障、高新企业跟随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直接出发点。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应该遵循“产业组合区位比较优势”、“国内贸易量”、“结构高度化同质性”等基准。
王书杰[3]2016年在《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绩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全球经济一体化促使各个国家和地区主动或者被动地加入到国际分工和交换之中,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商品、资本、技术、信息以及人才的加速流动,推动了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跨国直接投资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任何一个国家仅依靠自身的资源、市场、资金、技术已无法获得持续良好的发展,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走国际化经营的道路己成为各国的必然抉择。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调整,各国在鼓励境外资本流入的同时,逐步减少对本国海外直接投资的管制,并采取措施鼓励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活动,这一方面对跨国投资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另一方面也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提出了要求。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成熟和对外经济政策的调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规模进入加速增长的通道。2004年至2014年的十年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流量从55亿美元增至1231.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41.7%,已稳居世界第叁。中国利用外资的方式已经从以“引进来”为主,逐步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发展转变,海外直接投资业已成为中国企业积极利用境内外两种资源、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必然选择。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规模日益巨大,这些“走出去”的资本是否实现了保值增值,是否达到了它们投资到境外的初衷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虽然传统的和发展中国家的海外直接投资理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中国因其特殊的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海外直接投资具有相对独立性,迫切需要新的理论和方法予以解释。本文力图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进行深入而系统的探讨,并以绩效期望为出发点侧重对投资绩效的评价。对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绩效的研究有利于丰富和推进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为相关学者提供理论参考,为中国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为中国企业提供实践指导。本文在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和已有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首先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对现阶段的特征进行归纳,并根据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进行界定。接下来,在对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微观绩效期望进行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绩效评价的准则和体系、结合相关资料和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中国企业叁十多年来海外直接投资绩效不理想的结论,并对不理想的原因进行分析。最后,结合部分发达国家提高海外直接投资绩效的经验,提出提升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绩效的对策。论文的基本结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历史阶段和现状方面。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中国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海外直接投资,随后经历了起步探索阶段、学习调整阶段、顺势迈进阶段、稳步增长阶段等四个阶段的发展,并经历了投资总额不断增长,国有部分逐渐减少、地方投资逐渐增多,并购方式逐渐增多但占比偏低,发达经济体投资逐渐增多,第叁产业比重提升的过程。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路径,界定出中国目前正处在海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第叁阶段,并且根据总体走势来看,中国处在第叁阶段的末期,滞后于一般国家的发展。这是由于中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不足以及政府的支持、引导不足导致的,同时考虑到资本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在发展海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还要优化利用外资的质量。2、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绩效期望方面。中国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既有企业本身扩充市场、弥补要素短缺、提升品牌价值、寻求效率的微观期望,更期望在宏观上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外汇储备收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应对贸易保护以及增强政治与经济的互动。3、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绩效评价体系及评价结果方面。本着求同存异、全面统筹、长短期结合、宏观微观结合的原则,设计出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和微观绩效评价体系,并结合相关的资料和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分析结果来看,宏观方面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对各项考核指标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长期绩效综合结果为0.0464、短期绩效综合结果为0.0081,说明促进作用不明显,宏观绩效结果不理想;微观方面,根据相关调查材料和实证分析,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微观绩效结果也不理想。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宏观方面包括现代企业制度不健全、政府指导不到位、政治外交辅助不足、境外负面因素的影响,微观方面主要体现在中国企业的投资规模偏小、融资渠道不足、风险防控较弱、缺乏投资经验和核心技术。4、对策方面。师夷长技,通过对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经济发展先行国家提高海外直接投资绩效的历程、特点及经验的借鉴,文章认为可以从叁个方面提升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绩效:首先,通过促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加强与对外援助项目的协同布局和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来完善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布局;其次通过提升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加快培育中间性组织、利用集群发展的方式提升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优势;最后,从推进制度改革,进一步改革管理和审批制度,完善投资保障制度、税收优惠和鼓励政策及社会配套服务体系等方面优化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政策。
陈建南[4]2002年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直接投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直接投资(FDI)的发展变化及其新趋势。论文力求沿着理论-机制-政策的研究思路，以正在发展进程中的经济全球化为背景，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全面、系统地研究经济全球化对FDI的影响及其互动关系，剖析FDI发展变化的根源及其发展新趋势，并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探讨面对经济全球化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与策略。全文既注重历史分析和实证分析，又突出一个“新”字，即运用新资料、新数据，着重探讨新情况、新问题、新趋向，力图在研究内容、研究体系和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全文共分叁部分九章。第一部分包括第一至第叁章。第一章阐述国际直接投资的历史与现状，分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第二章剖析与国际直接投资相关的理论，展望21世纪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发展趋势；第叁章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历程及经济全球化进程中FDI的新变化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第二部分包括第四至第七章。分别从贸易自由化、产业国际化、金融全球化、区域经济集团化等经济全球化表现最为突出的几个不同侧面，研究分析其对FDI的影响及与FDI的互动关系。第叁部分包括第八至第九章。第八章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剖析中国引进FDI的现状及已有的外资政策，探讨面对经济全球化中国引进FDI的政策选择；第九章研究经济全球化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取向。
霍忻[5]2016年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日益深入,国际生产与分工逐步活跃与专业化,生产链条涵盖了要素禀赋不同和比较优势各异的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跨国资源整合和劳动力、资本以及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国际转移逐渐成为世界经济演进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各主要国家或地区之间在经济资源互补性和经济发展联动性等方面的相互影响日渐密切和深化,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格局初现端倪,推动了世界各国经济的稳步增长和全面发展。在如今高度开放、自由和密切关联的国际经济大环境中,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外部资源的获取、吸收和利用,仅仅依靠国内要素资源尚不能构成对国内经济发展的有效带动,综合利用国内外生产要素,实现稀缺和战略性资源的跨国际转移已然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发展经济、优化结构的重要举措。作为一种新兴且重要的国际要素资源转移路径,对外直接投资有效连接了比较优势、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进步程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促进了经济资源的国际流动、全球共享和优化配置,形成了对母国国内经济发展各领域的深刻影响,并在转移落后产业、优化母国产业和经济结构以及释放经济发展潜能等方面发挥着日益显着的重要作用,逐渐发展成为影响全球经济格局演变趋势、母国经济发展走势以及产业结构演化进程的重要引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经济领域改革成效逐步释放,改革红利日臻凸显,经济结构稳步调整,产业结构日渐优化,一大批落后产能逐渐被淘汰,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日崛起,产业发展潜能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带动了国内经济领域其它方面的调整和优化。与此同时,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也得到了进一步优化,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对外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实现了规模总量和质量水平的同步提升,特别是“走出去”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和“入世”的客观实际更是使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发展契机。在此背景下,诸多国内经营企业纷纷开始跨越国门,开展面向全球市场的海外直接投资,积极参与国际产业链分工和合作,在世界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强筋健骨。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蓬勃发展的同时,国内产业结构也在不断的进行调整和升级换代,这其中暗含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有效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其中间环节又是怎样?这些理论问题至今未曾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同。目前,我国经济运行逐步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然成为当下国内亟待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充分挖掘和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在这一方面的潜力对上述任务的顺利完成和国内经济转型的进一步带动具有重大的引导作用和实践意义。鉴于如上现状,本研究以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为研究落脚点,秉承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逻辑脉络,通过现状描述、数理推导、机理阐述、案例探讨和实证分析等多种途径具体研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以期能够对这一研究主题进行全面和系统的探究。从章节安排方面来讲,本研究可具体划分为九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和阐释本研究的选题背景、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内容安排、框架结构、研究方法以及主要创新点等内容,并对全文研究规划进行概括性总结;第二章为概念界定和基础理论,主要对本研究的关键概念做出了具体解释和界定,同时对相关基础理论进行了回顾和阐述;第叁章主要描述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的演变进程和发展现状,从宏观层面对实际状况进行概括性解读;第四章运用博弈模型、灰色关联模型和引力模型的研究方法论证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影响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存在性,为后续研究做好铺垫;第五章采用机制分析法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叁个层面解释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产业升级效应的实现机理,丰富和完善了本研究的结构体系;第六章运用修正后的国际研发溢出回归模型考察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产业升级整体和区域差异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了产业升级效应的影响因素问题。此外本章还通过案例分析解读了美国、日本两大经济体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优化产业结构的客观事实,以期能够完善研究内容;第七章和第八章在归纳前述章节内容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总结了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指出了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并对后续研究做出了展望。本研究获得如下几点研究结论:(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变迁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和同步性,这种内在关系暗含在两者的长期变动之中;(2)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能够影响国内产业结构升级;(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将通过微观、中观和宏观叁个层面实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拉动;(4)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通过逆向技术溢出环节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并且这种效应存在显着的地域差异,主要表现为东部地区显着、中部地区略显和西部地区微弱;(5)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产业升级效应受到人力资本、技术差距、研发强度和产权政策等因素的多重影响。本研究基于如上研究结论从深入贯彻“走出去”战略、完善投资结构、培育新兴产业、提升自主创新和技术吸纳能力等方面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以引导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好地推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刘苇[6]2015年在《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虽然国际贸易与投资在一些市场出现不同程度的收缩,但总体上呈现出发展的趋势。伴随全球经济逐步复苏的态势,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应把握好此次全球经济布局调整的机会拟定对外发展战略。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应对更为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态势和更大的国内民生压力。在国际经济层面,中国通过加入WTO以国际贸易的方式迅速将建国以来积攒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转化为资本和技术,必然需要大力发展海外投资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革新产业结构,实现资本红利和技术红利;从国际政治层面考量,中国自我认知与国际社会不同层次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认知间具有微妙差异,唯有以发展为导向,强调长期利益和长远布局的战略性安排方可弥合中国自身角色和国际预期的多重需求。脱胎于“走出去”战略的海外投资发展战略应运而生。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机制中“共同规则”的制定,可以更好地塑造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合作性权力”。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促进和实现,有必要通过整体性法律构建的研究和制定,规则化地表达中国的利益诉求。通过健全我国海外投资的国内法律体系,建立多层次的国际法律体制和实施机制,开拓中国海外市场、促进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保护中国海外投资利益、维护海外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有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本文通过历史分析法,对中国海外投资从无到有、从单纯利益考量到立体性战略设计的历史回溯,分析了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发展过程,研究了中国海外投资法律规制与中国经济发展、国际政治关系的历史发展关系,指出通过规则化表达以促进、保障、监管中国海外投资是中国海外发展战略的最佳选择。通过比较分析法,以战略视角审视海外投资法律机制,对不同国家、不同国际投资法律机制之间的立场、优劣等进行比较研究,为中国海外投资法律构建与国际投资法律规制寻找衔接点或趋同性方向。最终通过规范分析法,从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建构角度,对中国国内法、国际法中法律规范的研读,分析现行法律与我国海外投资现状的吻合度,提出符合我国海外投资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建构意见。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历史演进及其法律规制”,研究了中国海外投资历史发展,指出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是“走出去”战略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态势和中国自身综合实力发展的具体演化。通过区分中国海外投资产生、初步发展、逐步增长、高速稳定增长和发展战略的五个发展阶段,以及当时中国海外投资法律与践行的研究,指出中国通过规则化表达以促进、保障、监管中国海外投资是中国海外发展战略的最佳选择。第二章“中国实现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法律构建框架调整”,结合中国海外投资现状,研究了海外投资经济理论和国际政治关系理论,预测了中国海外投资未来发展趋势,指出对应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横向、纵向多层次展开,法律构建应设定多维的战略目标和不同的战略层次,在成熟的全球性多边投资机制中,中国应扮演积极的参与者,接受这些机制的规则和理念,但应明确表达自身意愿;在处于磋商建设阶段的全球性多边投资机制中,中国应扮演理性的建设者,在坚持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可以让渡某些利益,一方面协调机制运作,一方面积极推动机制的规则建设;在区域性和双边投资机制中,中国应当扮演活跃的倡导者,对投资规则的倡议、条文的草拟、谈判的推动与相关辅助机制起全面主导的作用。提出了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应遵循的一般原则和特殊原则及其重点与主要任务。第叁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之国内法构建”,研究了中国与海外投资相关的内国法规范,针对性地分析了促进、管理和保障叁个法律体系的功能实现和缺位等现实问题,提出:我国海外投资促进法律制度应该从税收优惠、金融扶持、技术援助、提供信息服务方面进行完善;我国海外投资管理法律制度应该通过强化事后监督加以完善;我国海外投资保障法律制度应该通过构建全面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方式加以完善。第四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之双边投资条约构建”,以国际投资法体系中bits的重要性为基础,提出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中bits具有承前启后、平衡权重的作用。对比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类国家bits签订情况后,提出了用更开放的态度签订bits以促进中国海外投资,用更灵活的方式使用bits以保证中国海外投资的利益的制度设计理念。第五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之多边投资条约构建”,研究了自贸区、非自贸区、普遍性国际投资条约发展,提出:应当基于中国地缘性经济贸易地位突出的特点,优先参与制定地缘性多边投资条约;基于中国参与自由贸易投资条约制定的成功实践,重点参与制定多边自由贸易区投资条约的制定;基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长期合作发展的历史以及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利益必要性,主导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出于“同类国家”角度制定多边投资条约。对普遍性投资条约晚近的几个发展趋势进行梳理,提出相应的应对建议。
尹德先[7]2012年在《加快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研究》文中提出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潮流,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世界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经济强国必须是对外直接投资大国。中国要实现从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转变,必须顺应潮流,加快对外直接投资。中国《十二五规划纲要》已将加快实施“走出去”列为国家战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走出去”的最主要部分。近些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总体上还有待于深化,且“战略”一词在研究中也有被泛化之嫌。因此,吸取国内外研究的优秀成果,借鉴对外直接投资先行国的先进经验,探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理论基础,制定切合实际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对于加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运用动态环境下的战略管理理论,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介绍选题背景与意义,界定了论文涉及的主要概念,综述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成果,说明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与主要研究方法,提出主要创新点和研究展望。第二章“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在梳理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新成果的基础,提出动态环境下中国企业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动态广义优势理论,并以此构建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分析框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环境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宗旨确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目标确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措施抉择。第叁章“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经验与启示”：中国作为国际直接投资历史上的后起者,为了学习先行者的经验,重点解剖了具有代表性的美口韩叁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从中引出规范性的启示第四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和决定因素”：战略是对历史的总结、现实的把握、未米的抉择。为了研究加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在这里总结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通过实证分析,判断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处的发展阶段,并从中发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加快’的紧迫性;最后,再次通过实证分析,从推动力和吸引力两方面找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为战略环境分析、战略宗旨确立、战略目标确定和战略各措施抉择提供了依据。第五章“加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环境分析”：根据第二章设计的“战略分析框架”、第叁章的“启示”和第四章分析的“决定因素”,综合运用SWOT、PEST这两个战略管理工具,对后危机时期我国复杂多变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环境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形成了相应的决策方案。第六章“加快实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综合前几章的分析,确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宗旨是“互利共赢”。确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标是：培育具有动态国际竞争力的中国跨国公司；促进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促进东道国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确定加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抉择是：产业抉择、区位抉择、方式抉择、主体培育和政府服务。本文的主要创新点：1.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动态广义优势理论”。2.试图将动态环境下的战略管理理论运用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研究中,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分析框架”,并用此框架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3.在国际经验的研究中,以动态环境战略管理的视角归纳出规范性启示。4.用SWOT-PEST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环境。
刘根[8]2017年在《安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如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参与国际分工和利用广阔的外部资源开拓国际市场的重要途径,进而加速推进本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提升本国的国际地位。地处中部省份的安徽,相对于其他沿海发达省份来说,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水平,争取早日实现中部强省。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近几年安徽省的经济发展速度快速增长,但同时也面临着很多严峻挑战,例如,部分产能过剩和其他资源缺乏的压力等。为此,加大安徽省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安徽省更多优秀企业"走出去",这无疑将成为帮助实现安徽省经济结构战略调整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缓解部分产能过剩和资源的压力,提升安徽省整体经济实力水平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文章就叁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度研究:一是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分析;二是安徽省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及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哪些;叁是从叁个层面给出促进安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分析。文章首先通过对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总结,结合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再寻求探索对外直接投资的有效途径,进而进一步提供理论支撑更好地帮助安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文章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含义及特征做了详细的介绍,同时也综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研究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适合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分析。探索寻求合理有效的适合安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为进一步促进安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作出指导性建议。第二部分:安徽企业目前海外投资的发展现状和面临的主要问题分析。详细阐述了安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找出目前安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存在的主要问题,这是本文的一个核心部分。通过对安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进而进一步阐明扩大安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第叁部分:安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SWOT分析。安徽省企业必须要认识到他们在海外投资所处的优势、机遇和面临的劣势、挑战有哪些?安徽企业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及海外华人华侨人脉等优势,但同时也要努力克服跨国经营管理人才缺乏、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方向不明等劣势,抓住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等机遇,更要正视当今国际市场的货币投资风险和一些企业信用不佳的风险等挑战,只有这要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市场中适应和发展。第四部分:安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案例分析。本章是本文的另一个核心部分,详细分析了安徽海螺集团和安徽农垦集团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安徽海螺和安徽农垦是我省企业成功"走出去"的典范,通过对海螺和农垦成功"走出去"的经验分析,为我省其他想要成功"走出去"的企业提供借鉴。第五部分:推动安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发展的措施建议。本章结合全文及安徽省实际经济社会、政策实情,较为实际的从政府、企业和行业叁个层面提出了促进安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对策建议。
郑钢[9]2008年在《中国境外投资动因、效应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1世纪的世界经济将是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程度、范围继续扩大的经济,在投资主导型国际分工和全球竞争的现代开放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都已经不可能依靠本国的资源、资金、技术和市场来谋求自身经济的发展,走经济国际化的道路已成为时代的必然选择。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之一的中国也不例外,当前,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开放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支持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开展国际化经营,加快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本论文以经济全球化及与之相适应的跨国直接投资迅速发展为基本出发点,立足于新时期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以中国的境外投资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探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母国经济效应及发展战略对策等问题。论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遵循应用性研究从理论——实证——对策的一般过程。首先,在系统总结和梳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境外投资实践和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境外投资发展现状、特征、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特别对中国境外投资所处的发展阶段开展了实证计量检验,对其发展趋势和前景进行了初步预测;其后,以国家经济安全、资源供给安全为背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境外投资的特殊性以及境外投资中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进而引出并论证了政府干预和扶持境外投资的必要性及其职能定位,力求从国家利益的视角丰富和拓展发展中国家境外投资理论;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论文又对中国境外投资的动因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归纳总结了相关问卷调查结果,阐明了中国境外投资动因的基本特征;论文重点对中国境外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进出口贸易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就业效应以及产业结构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和计量检验,初步建立了中国境外投资年度流量与相关经济变量间的计量模型,通过定性分析和定量检验结果的对比研究,得出了相应结论;最后,在上述研究结论的指导下,从中国境外投资战略对策选择及政策扶持系统安排等方面,提出了中国境外投资发展战略的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当前,中国完全有能力也有可能通过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大力开展境外投资,实现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提升中国经济的整体国际竞争力。从长期来看,中国开展境外投资能够对国内经济增长、进出口贸易、技术进步、就业改善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产生积极的正效应。面对国内外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在开展境外投资的过程要注重体现国家利益原则,努力建立一个适应全球化环境和趋势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确保国民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健康地发展。
吴凡[10]2007年在《全球化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一、研究目的和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其间外商直接投资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初期,外商直接投资极大地弥补了我国产业发展的资金缺口和外汇缺口,促进了我国轻纺工业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我国长期存在的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的畸形产业结构格局。外资的进入带动了技术、管理、营销、网络等各个方面一揽子生产要素的流动,激发了国内企业的竞争意识,给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但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从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的转变,虽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依然强劲,但对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效应却开始弱化,其负面效应正逐步显现。尤其是近几年来,我国利用外资产业政策方面出现较大偏差,各地政府盲目扩大引资规模,重数量轻质量、粗放型的外资引进已给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乃至于产业安全与可持续性发展等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21世纪初,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影响日益显现,我国与外部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外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度正逐步增强,我国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已到了一个关键时期。如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趋利避害,在发挥外资对我国经济的积极推动作用的同时,尽量减少外资的负面影响,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本论文的研究正是针对这个重大的现实问题,从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的角度来具体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问题,选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在研究中,本论文强调将开放条件下产业结构优化的一般规律与我国特定的国情相结合,在对现有理论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构建了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相适应的开放条件下一国产业结构优化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着重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效应。在具体研究中,本文运用大量国内外统计数据和现实案例,对外资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的具体表现、作用机制、制约因素、存在问题及解决对策等多个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内容较全面,资料较翔实,研究结论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尤其在针对我国特定国情的研究中,本文着力从制度建设的层面,运用数理模型和博弈分析等理论分析工具,深入剖析造成我国当前利用外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效应不佳的现实原因和制度性障碍。在此基础上,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利用外资的战略选择、制度建设和相关产业政策等方面进行战略性的转变与创新。这些研究对指导我国当前科学利用外资、促进外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高效发挥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二、研究思路与逻辑结构本论文的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唯物辨证法为指导,充分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框架,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本论文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以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效应为研究中心,沿着“研究背景---理论基础---理论分析---实证研究---存在问题---原因剖析---政策建议”的逻辑结构来组织全文。文章首先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结构优化内涵的新变化入手,在系统探讨了一国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和决定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全球化开放条件下产业结构优化的新内涵和评判指标体系。然后,集中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下影响一国产业结构优化的一个重要国际因素:外商直接投资(FDI)。并在探讨了21世纪初外商直接投资的新发展和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浪潮的新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缩小研究视角,集中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东道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问题,拟从理论层面来深入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业结构的优化效应、作用机理及制约因素等问题。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立足于我国的特定国情,重点研究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现实问题。本部分运用了大量国内外相关统计数据,从实证的角度来阐释全球化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影响,这包括外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效应的具体表现、影响程度以及存在问题等多个方面。之后,着重从制度建设的层面,运用数理模型和博弈分析等理论分析工具,来剖析造成我国当前利用外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效应不佳的现实原因和制度性障碍。最后,在以上分析的结论上,基于提高利用外资产业政策有效性的考虑,从如何提高我国利用外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的角度,对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利用外资的战略选择、制度建设和相关产业政策等方面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叁、主要内容及观点基于以上的研究思路,本论文共分为八章:第一章:导论。在介绍本论文写作的基本思路、逻辑结构、研究方法、选题意义、创新与不足等问题的同时,本章重点介绍本论文选题的理论与现实背景,和外商直接投资(FDI)促进东道国产业结构优化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在此背景介绍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确定本论文研究的理论起点和基础。第二、叁章为全文的理论基础部分。第二章: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结构及其优化。本章从产业结构的概念、演变规律与变动决定因素入手,来分析产业结构优化的涵义、主要内容、机理模型与优化评判标准等问题;其后结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特征与趋势,重新阐释了一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内涵与主要内容,并根据该创新点构建了一个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相吻合的新的产业结构优化评价指标体系。第叁章:国际直接投资(FDI)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浪潮。本章从国际直接投资(FDI)的概念、发展历程与理论渊源入手,着重研究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发展、新特点,以及在国际直接投资推动下愈演愈烈的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浪潮及其影响。这两章内容一方面是对外商直接投资(FDI)、产业结构优化相关观点与理论的梳理,另一方面也强调创新,重点在于探讨全球化浪潮对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以及在此影响下的新发展、新特点,为以后各章节的分析打下理论基础。第四章:FDI促进东道国产业结构优化的效应、机理与制约因素。本章是在以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理论上来具体研究FDI促进东道国产业结构优化效应。本章首先分析了FDI对东道国产业发展的若干经济效应,如产业资本形成、技术转移与溢出、国际产业转移以及就业、贸易促进与国际收支平衡等;在此基础上,运用图示与实例来剖析FDI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及其作用机理,重点在于分析作用传导机制,这包括资本、技术、产业关联、竞争与示范等多种作用渠道,直接或间接对东道国的产业结构产生增量或存量调整与优化。最后,本章还探讨了制约FDI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发挥的若干因素,这主要从东道国与跨国公司两个方面来思考的,前者主要包括:东道国的产业结构与产业转移承受能力、当地市场与企业禀赋状况、市场结构与市场竞争状况、外资政策选择与管理等;后者主要包括: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策略与产业控制、海外投资项目产业关联程度等。第五章:全球化背景下FDI对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章立足于我国的实际国情,具体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问题。本章首先从对外开放的角度来研究我国产业结构在全球化趋势中的演变情况;然后从实证的角度,运用大量统计数据和现实事例,从FDI的产业资本形成与促进效应、技术转移与溢出效应、竞争与示范效应等方面来具体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及其影响程度。最后,对当前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产业分布和区域分布的特点与演进趋势做了较深入的分析,以探讨当前外资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绩效状况。第六章:当前FDI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中存在的问题。FDI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具有明显的双重性,它既可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也可能加剧我国产业结构的偏差,制约我国产业的长远发展。本章着重研究了当前FDI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中存在的叁个主要问题:第一是FDI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局限性问题。外商投资方向选择与我国引资目标的错位、外商对先进技术转移与溢出效应的严格限制是国际产业资本逐利本性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是导致我国利用外资优化产业结构效应不佳的客观制约因素。第二是FDI流入陷阱的产业结构效应问题;低质低效外资的过度流入我国必将带来严重的产业结构问题,这包括产业结构转换缺口、产业结构同构化、过度竞争与寡头垄断并存的二元市场结构等问题。第叁是外资对我国产业安全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危害问题。当前我国对外资的过度依赖和在国际产业转移中的被动接受导致了外资对国内企业的产业压制、市场垄断以及环境危害等严重问题。第七章:引资博弈与FDI数量型扩张:基于制度层面的原因剖析。制约在华FDI产业结构优化效应有效发挥的因素既有外商投资者的因素,更有我国制度建设不完善方面的因素。本章从制度层面,主要运用博弈分析方法,来剖析导致我国利用外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不佳的现实原因和制度性障碍。在我国现行的地方政府及官员的政绩指标考核体系下,不可避免地产生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目标的多元化、短期化与功利化等问题;出于政绩与地方利益的考虑,地方政府热衷于引资优惠政策的竞争与博弈。这些博弈包括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外商投资者之间的多个层面。博弈的结果是外资的数量型扩张,低质低效率外资的过度涌入,导致地方社会福利的损失。在以上博弈分析的基础上,本章进一步运用统计数据和计量分析工具,对FDI的绩效拐点区和我国引资的适度规模做出相应的推论,以进一步佐证我国当前引进外资的数量型扩张特征。第八章: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利用外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政策。本章首先分析了我国现行的利用外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政策及其有效性,着重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探讨提高我国利用外资产业政策有效性的政策创新。然后,立足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提出了我国利用外资产业政策进行战略性转型与创新的相关政策建议,主要包括:实施自主型引资战略,引导规范外商投资方向;规范外资优惠政策,建立健全市场竞争机制;有效利用国际产业转移,培育我国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加强法制建设,实现产业安全和可持续性发展;加强配套制度建设,改善外商投资软环境等。四、主要创新1.在对现有理论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将开放条件下一国产业结构优化的一般规律与我国的特定国情相结合,力争在研究视角上有所创新。针对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效应这一具有交叉性学科特色的研究对象,着重从作用机理的角度来深入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的相关问题,具有较强的理论性与时代性。2.构建了一个全球化视角下的产业结构优化指标体系。传统的产业结构优化评价体系主要包括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与合理化两大方面,更多强调一国产业结构的自主演变模式。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以及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浪潮的互动效应,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原有的产业结构优化评价指标。本论文在传统优化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不仅赋予了产业结构高度化、合理化指标新的内涵,而且构建了一个以产业结构的开放化为基础、以高度化、合理化为主干、以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为核心、兼顾产业安全化与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结构优化指标体系。3.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机理做了较深入的分析。从FDI的资本促进效应、技术转移与溢出效应、产业关联效应、竞争与示范效应等方面来剖析FDI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的作用传导机制与制约因素,在研究中注重辩证地看待FDI的双重效应及作用途径,并运用相关图表予以清楚表示;然后运用该分析结论来进行中国的实证研究,实证中运用了大量的统计数据进行引证,这与现有的研究多偏重于某一个问题或某一个侧面的定性分析有所不同。4.将竞争博弈模型引入到招商引资策略研究中,通过模型分析对其中博弈各方的行为及绩效进行剖析,对当前地方政府利用外资中的主要经济现象做出一定程度的合理解释,为后期的政策建议奠定了理论分析的基础。在分析地方政府引资行为扭曲和引资博弈问题时,运用了投标博弈模型(Bidding Game Model)来分析在有限理性、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不同质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引资博弈及其后果。现有文献对地方政府引资行为及其扭曲的原因分析比较笼统,本论文从制度约束条件下的有限理性经济人的角度来探讨地方政府的引资投标博弈行为及其后果,分析比较深入。5.在具体的制度建设与政策建议研究上,本论文基于制度基础建设的层面,来探讨制约我国利用外资产业政策有效性的制度性障碍及其解决对策,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我国利用外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政策的战略性转型与创新问题,这种研究视角在现有的文献中并不多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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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直接投资研究[D]. 陈建南. 厦门大学. 2002
[5].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研究[D]. 霍忻.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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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加快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研究[D]. 尹德先.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
[8]. 安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D]. 刘根. 安徽大学. 2017
[9]. 中国境外投资动因、效应及对策研究[D]. 郑钢. 兰州大学. 2008
[10]. 全球化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研究[D]. 吴凡. 西南财经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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